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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格律体诗歌是什么样的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光明日报 赵义山 参加讨论

    从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历史看,新体总是在旧体中产生,旧体与新体也总能和谐共存而生生不息,鲜有新体诞生而旧体便消亡,这是中国古代各种诗体演进变化的基本规律。与此相关的另一情形是,当一种新诗体即将诞生,它在接受多种旧体滋养孕育的同时,必然会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生长发育的体式作为胎化的母体,由二言、三言体诗歌发展至四言、五言、七言,由古体而近体,由近体而词曲,莫不如此。
    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以后的各种诗体,如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词、曲等,皆流传至今而不曾中断消亡。而在四言诗之前的二言、三言体诗,虽然逐步演化为四言、五言、七言体诗歌,但其自身也不曾消亡。比如三言体诗,因其自身节奏和表意的简洁自足,它以各种形式广泛地存在于古代乐府民歌和词曲作品之中。历代都有文人创作的纯三言诗,如汉代崔骃的《三言诗》、南朝鲍照的《代春日行》、唐代寒山的《三字诗六首》、宋代黄庭坚的《戏答宣叔颂》、元代杜仁杰的《天门铭》、清代汪运的《侠客行》、现代启功的《墓志铭》等等。至于二言,虽然现在很难见到整篇作品,但在诗词曲体中仍有迹可寻。如词体中之《调笑令》《南乡子》《如梦令》《定风波》等,曲体中之【朝天子】【庆宣和】【得胜令】等,都有独立的二言句的存在。
    为一般读者忽略的二言、三言体诗歌,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在岁月的河流中静静流淌、生生不息以迄于今,至于由二言、三言诗体演化发展而来的四言、五言、七言体诗,以至近体律诗、绝句、词、曲等等,不仅在古代各有其盛衰演变的发展历程,而且在当下,已然全面复苏。
    中国传统诗歌体式由二言、三言,逐步演进为四言、五言、杂言、近体,进而演化为词曲,其中最为关键的两大因素:一是人类语言发展的推动,二是新的时尚流行音乐的催化。
    人类从最简单的呼叫开始,逐渐练出可以明确地表情达意的声音,这便是语言。有了能较确切地表情达意的语言,有了快慢缓急、高低抑扬的声调变化,“歌咏言”的时代自然到来。如果说中国远古时代的诗歌由二言、三言演进到商、周时期的高度成熟的四言,主要得力于语言运用的进步,那么,由四言进而演化出成熟的五言诗体,以及近体的律诗绝句,还有后来的词曲,虽然也还有语言运用的推动,但主要靠音乐的催化了。
    比如汉代李延年等宫廷乐师对于新声歌曲的运用,便是显著的例子。据《汉书·佞幸传》记载:“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此处一则曰“新变声”,再则曰“新声曲”,实际上便是相对于周秦以来朝廷所用雅颂传统乐歌而言的。这种诗乐结合的“新变声”,是宫廷乐人与文人共同创作的产物。作为这种“新变声”的载体是什么?据文献记载,应该就是五言诗。《汉书·外戚传》记载的李延年所作的“佳人歌”,实际上就是一首五言歌诗。李延年、司马相如等宫廷乐人与文人合作而为之“新变声”,应该被看作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四言向五言的演进和转变。如果进一步推想,李延年等人所制作的“新声变曲”,一定代表着当时的流行音乐,是在传统的宫廷雅颂音乐基础上求新思变的结果。
    隋唐以后,中国音乐有两次很大的变迁:一是隋唐燕乐的形成与流播,一是金元北曲的兴盛与风行。这两次的音乐大变迁,都有新的诗体诞生,这便是分别号称一代文学之盛的宋词和元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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