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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因为要忙于填饱肚子，陶庵晚年诗作不富，唯于生辰以及岁除之际偶有所作，内容不外乎叹老嗟贫，而穷困的状况则一篇有一篇之不同。五十八岁生日这一天作《甲午初度是日饿》，感叹“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不过他天性豪爽，也被自己的贫困逗乐了，一边自嘲地说“一贫真至此，回想反开颐”，一边问家人谁把他的酒藏起来了。其家累之重，见于《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一大家子十八九口人，“日食米一斗”，贫困至此，他也不肯出去交际，还嚷嚷着“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诗中对六个儿子的描写也很有趣：大儿子奔走四方，仅能糊口而已，二儿子打着读书的名义，贪恋的是酒杯，三儿子只喜欢嬉游四方，把性命交给朋友，四儿子则好为大言，还有“二稚更善啼，牵衣索菱藕”。真是够揪心的。他对儿辈“慕功名”、喜交游并不反对，可是为了求功名“撇我如敝帚”，老人则是有些不满的，于是呼吁他们“不如且归来，父子得聚首”，过一种恬淡的生活。这一年次子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再现祖上考中进士的辉煌，却灰溜溜地归来。儿子没有考上，说不准陶庵还心中窃喜呢。要想摆脱贫困，对年青一代的读书人来说，科举应试仍是谋取俸禄、重整家风的便捷之道，陶庵对此虽没有明确反对，心底里大概未必以为然。 读张岱的诗文，让人感到亲切的是他不回避家庭的矛盾，把那种一地鸡毛的窘况写出来了。《仲儿分爨》写老人对儿辈的不满：“正告吾儿曹，年有近三十。娶妇而儒冠，毛羽不复湿。老父当此时，望尔供晨夕。奈何五六口，犹望我之粒。柴米稍不周，诟谇到我侧。”于是陶庵提出让二儿子分家单过，甚至说出了“喂儿不得饱，杀之亦何益”的狠话来。这跟现代家庭闹分家，搞得鸡飞狗跳的情景并无二致。张岱还写过一篇《儿盟》(仅见于沈复粲抄本)，作于明亡后十九年，是与儿女们订立的赡养协议。以陶庵的风雅，倘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抵不会干这种有伤风度的事。他开头先表扬了自己忍饥守节的立场，接着说了自己的无奈，本着忠孝的家风，要求儿女们“日致米半斗，老子则自备水薪；月分任一儿，先生则思馔酒食”。老陶庵念念不忘的是“花开结子，生育只为今朝”的古训，且要立字据为证。有趣的是结尾二句：“倘不以吾语为然，但只问女安而已。”这篇文字用了骈文的形式，又夹杂着“留得青山在，依旧好砍柴烧”之类的大俗话，戏谑亦复心酸。戏谑，正是陶庵的一贯风格；辛酸，在在折射出其晚境之艰难。 陶庵晚年隐居著述，甚少外出游览，明亡后仅两至西湖。1654年，他重返柳洲亭，看到西湖名园“半椽不剩，瓦砾齐肩，蓬蒿满目”，或许也刺激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也是在这一年前后，大儿子答应给他造一艘小划船，可以徜徉于千岩万壑间。这又勾起了老人的诗性，美滋滋地想着“静载琴书去，幽深是六陵”，触目皆是“白莲砦下藕，红水独山菱”，日落归来就可以“薄言供晚酌，船尾挂鱼罾”了。从骨子里来说，陶庵是个浪漫的人，常常生活在回忆里，才会写出《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那样极美妙又极悲伤的文字来。随着故友凋零，认识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只要遇见亲友故旧，重话故园沧桑，便忍不住有一番伤悼怀旧之感。陶庵为人，将烈士与名士、激烈与深情、慷慨与妩媚兼于一身，其诗初学徐渭，继学竟陵，晚年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作，却与他们全不相似，洗落繁华，宛如家常，而胸臆自出。 无论在哪个年代，恪守节操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孤独、寂寞不说，贫困就是最直接的敌人。一个人熬得了三年五年的贫困，像陶庵老人那样一熬三十多年，委实不易。可贵的是，他固然是个激烈的人，却没有因境遇的改变而牢骚满腹，或流入苛酷的仄路上去。日常生活中的他，依然喜欢戏谑，依然保持着那种浪漫与妩媚，不过更笃实平易，更接地气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