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斯科特·蒂姆伯格（Scott Timberg)，《纽约时报》《沙龙》杂志撰稿人，《洛杉矶时报》美术记者,教授写作的兼职教授，出版了大量与音乐、文化有关的文章和著作。 该书201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非小说类图书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和娱乐新闻奖 我很快习惯了在屋里团团转。那时我常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又有不幸的消息传来，然后我一筹莫展——或者迫不得已把严肃的信息传递给自己在乎的某个人，这样我无论在哪间屋子里，唯有手握电话，慢慢转圈，努力理清头绪或者尽力让电话那端的人感到好受一些。这么做，就很难稳稳地站着，只能转圈儿。 这一次我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位大学老友家的地下室里。我刚刚睡醒，准备到乡间出行一天。这时，手机响了，手机的小屏幕上闪着我妻子的脸庞，此时她正在洛杉矶我们的家里。她丝毫没有浪费时间：“银行正在起诉我们。”她起床后，正好看见快递员将一条公文贴在我们的前门上。那人只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就离开了。我的妻子将复印的表格从门上揭下来——一式三份——这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率先采取的法律行动，要把我们的小房子收走。为了让妻子从绝望中走出来，我对她百般安慰。此时，我感觉自己踱步的速度之快，足以在我朋友的石头地板上踏出一条深沟。 银行采取行动，这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连续收到坏消息和不祥的警告，但总是虚惊一场；还有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撰写的通函寄到我们的住址，说要提供“帮助”。2008年，房地产界有一位敢于冒险的巨头收购了我为之撰稿的那家报纸。这位巨头使公司走向破产，在这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报社解聘了几百人，比员工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我们本该预料到这些事情会发生。这份报纸连续更换主人，变换各种管理制度，但是我们通常对此视而不见，告诉自己，我们只是尽心竭力地服务于“读者”——这位读者，我们从未谋面，但我们希望吸引他理想化的兴趣和好奇心。然而，市场的力量、新科技、企业莫名其妙地更换主人，当这些因素联手撕碎我们的企业时，读者亦无能为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家庭过得十分艰难。我持续写作，但是稿费越来越少。有天晚餐时，我居然对五岁的儿子说，我们将从他出生以来一直生活的这个家里搬出去，只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搬家，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搬家的原因我们还真的跟他说不清楚。当时，他正坐在我们光景好的时候购置的北欧风格的幼童高脚椅上。他抬起头，说：“不过，我们会搬回来的，是吗？”大约一年后，一切成为事实。锁匠上门，用一把锁将我从人生的第一处房子里赶了出来。我不自觉地注意到锁匠来时开的汽车很新，很奢华，我那辆开了17年的本田哪儿比得上啊！ 当然，有许多人和我同病相怜。与我下岗同时发生的，还有华尔街几家举世闻名的银行和贸易公司也倒闭了，这说明倒霉的并非只是记者。过去20年里，我一直在新闻行业里撰写与各类型文化（摇滚乐队、平面艺术家、钢琴调音师、古典音乐作曲家、先锋派漫画家）相关的文章，因此我认识许多遭遇挫折的人。我认识的建筑师们亲眼看见自己的行业突然崩溃。有一些我特别钟爱的书店急匆匆地廉价处理存货，继而关门停业。我有一位才华横溢、精力旺盛的朋友，原本是摄影师，为迁就工作的稳定而去做图片编辑，但还是丢了工作，等于两度失业。在俄勒冈州，我有一位表兄，他创办了一家小型的平面设计公司，尔后公司倒闭，他住进了弟弟的地下室。有一对夫妇，在美术馆工作，性情温和，有美术天赋，最终还是去中西部的一个家庭农场务农了。对创意行业不离不弃的人们，他们的婚姻和友谊常常蒙受额外的损失。有一位邻居，他那可爱的小女儿常和我的儿子一起玩耍，因而我认识他。他是一位动画片制作者，他不仅失去了工作，最后还失去了健康和婚姻。有一位风景画画家，是我一位亲密的朋友，他眼看着自己的收入随着市场的崩溃而缩减一半。有一天晚上，他带着曼陀林过来，我俩开始演奏原声二重奏，我们唱起悠扬忧伤的乡村歌曲。这些歌曲有一些是经济大衰退时期的。（乐队是用来娱乐的，而不是用于心理治疗。大难临头，幽默感在我们各自的妻子那里都不奏效，她们不清楚我们还能在中产阶层中支撑多久。）不久，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卖了房子，离开了美国。我担心我们也有可能必须离乡背井去流浪。 我作为一名有敏锐观察力的记者，这样走进创意阶层，是相当常见的。我生长在中产阶层的家庭，从未幻想有一天成为富豪，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尽最大努力去工作，让自己浸润于人类思想和语言的精髓（有人曾经使用这样的术语，如今听起来都成了古董）之中，我便能真正成为优秀的人。我的家庭讲究实际，暑期找份工作，拥有3A级的信用等级，定期更换机油。我读完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之后，获得了一个看问题的新方式：在你能够看见的世界的背后，若你窥视的角度恰到好处，还能看见另外一个世界。我周围的人常常对我说，他们不信宗教，但是追求“精神之崇高”。这两者我都不追求，因为艺术和文学没有十字军东征，不行膜拜仪式，无须馨香的蜡烛，却一直在做所有宗教该做的事。 上小学时，我无休止地播放甲壳虫乐队的专辑《左轮手枪》，最终了解乔治·马丁制作的专辑的每一个细节；上高中时，我沉溺于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作品，读了又读；上大学时，我一头扎进托马斯·品钦的著作里，同时比利·霍利戴的歌声令我心醉神迷；后来做实习生时，我又迷恋伊丽莎白·毕晓普和路易斯·布努埃尔。总之，即使我并不期盼自己成为爵士乐乐手或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制作人，我仍想接受伟大艺术作品的熏陶。有人在文化领域工作，既没有致富也没有破产，我属于这类人的第三代。我祖父在巡回演出的歌舞团里弹钢琴，也给黑白卡通片创作主题曲；我祖母在齐格菲尔德的综艺表演中当舞蹈演员。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撰写政论文章，并以此为生。我母亲，和她那个家族中的许多女性一样，在学校教书；她们当中有些是英文老师，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传播出去。我的姑姑和叔叔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受过专业训练，他们是平面造型艺术家。 我是在斯坦福大学医院出生的。我父亲在越战中受了重伤，正在康复期间，研究了学校的新闻专业，所以我后来从事新闻事业也就有了某种象征意义。我少年时梦想成为“作家”——高中时就小有成就，发表过短篇小说——找一份当记者的工作，对于我这样在郊区长大，不喜欢风险的孩子来说，算是不错的选择。当我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以及无薪实习时，身负巨额学生贷款。因此，但凡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为大学的报纸供稿，在唱片店工作，去书店工作，获得最低的报酬。这一切就为了一个目标：将我的壮年时代都奉献出来，记载文化的缔造者，记录文化的形成。我经常免费供稿，因此赢得一个不幸的荣誉：一家不付薪酬的出版物的正式撰稿人。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好。我做第一份真正的工作时，白天把有截稿时间的报道发送给报社，晚上就沉浸于烟雾缭绕的摇滚乐俱乐部里或者在诗人詹姆斯·梅里尔所言的那“黄杨木造的永恒的迷宫”里追寻巴赫。 我三十出头时已经在给美国四大报业集团中的一家撰写稿件。我充满了新的能量，感觉脱颖而出，因而沾沾自喜。几年后，我就有了一份看上去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为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好的编辑供稿，采访小说家，记述作家的故事，撰写文学界的学术动向。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就感有时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和我妻子与许多初为父母的人们一样，夜里至少被吵醒一次。我有许多书要读，了解它们的内容，但是我只要拿起一本来读，就立刻睡着了。2008年秋天，因为我是“多产”作者，我的收入得到少许提升，也赢得些许赞扬。然而，几周后，这一切戛然而止，一个戴着萨拉·佩林同款眼镜的、手持写字夹板的女士告诉我，五点前我必须清空桌子，离开这栋建筑。尽管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曾说过要保护那些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的人，但是对于丢了工作又竭力守住房子的人们来说，这种安慰可谓微不足道。（与此同时，给我们提供抵押贷款的那家大银行，一直因为我们缴纳的税款而免于倒闭，现在却拒绝和我们协商来拯救我们的房子。）因受安·兰德著作的启发，以及对那些在困难时期希望得到政府帮助的人的憎恶而导致的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运动会左右选举结果，影响越来越大，足以在五年后使美国政府瘫痪。他们会谴责像我这样的人，说我们是“失败者”，有时说得更难听。 我讲述这个故事，并非因为这件事降临到我头上或者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放宽视野，看看我们文化的走向，就会看见我们身处的窘境甚至比经济大衰退还要严重。互联网和其他数字化的创新已经把一些行业咬去了一大块——例如，通过盗版甚至用完全合法的途径挖去音乐产业的内脏——这不仅仅是科技造成的问题。有些因素是新出现的，例如文件共享；有些因素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悠久；有些因素是周期性的，几年后就会过去；有些因素是结构性的，时间愈久愈糟糕。有一套更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在有些情况下互不相关，但是到了2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它们就结合在一起，挫伤了创意阶层的元气。 这些变化已经破坏了过去200年文化创造的方式，艺术家以及许多支持、传播艺术的人面临惨淡的经济前景。然而，还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原来的方式。我们最终付出的代价是：艺术衰落，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人类永恒精神的理解大大削弱。 经济大衰退固然强化、恶化了这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发生，即使经济的其他因素得以复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变化在未来若干年会持续存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目前人们对米利·赛勒斯和YouTube播放宠物猫弹奏钢琴的视频有诸多抱怨。但是，就威胁创意阶层的这些历史性的转变来说，我们显然刚刚开始，这段路还没有走到中途，当然更没有到达终点。 文化缔造者时运不济，令人惊骇；常常遭受冷嘲热讽的文化支持阶层——唱片店的职员、巡回乐队管理员、评论家、时事评论员，还有人们所说的剥削他人劳动的唱片公司等——正被迫走出文化产业。长久以来，这个庞大的文化中产阶层将艺术家和艺术受众联结起来，他们扮演的角色从未得到充分的赏识。倘若没有他们，大部分优质艺术就会沦落为杳无人烟的森林里的树木，独自凋零；而每一位艺术家，无论禀赋如何，都必须既是制作者，又是承办人，广告商。 几股至关重要的绳索已拧在一起，难以分开。它们使文化更廉价，那保证创意阶层欣欣向荣的中产阶层的根基已经动摇。它们强化了当前“金钱和成功乃唯一要事”这一理念。从长远来看，需要谋生的人就会找别的事去做。“如果谁都挣不到钱，”戴维·拜恩问道，“你认为还会有人坚持投入时间和精力吗？”能够在文化领域里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不需要补偿的人——名人、富人、享有终身职位的学者。 我们是如何沦落到这般境地的？有历史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科技的原因，还有一些原因则涉及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 自文艺复兴开始，我们就把艺术、文化同财富、权贵联系在一起。米开朗基罗、提香以及其他此类艺术家都成了文化的神；主教和皇帝都崇拜他们。这在当时也很有趣， 但是这种关系造就了长期的、严重的问题。到了近代，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在其后两个世纪以来营造了一种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名人有至高无上的敬重，忽视历史的力量，对物质条件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艺术家对市场经济感到不适，这至少可追溯至查尔斯·波德莱尔，这种不适导致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自我欺骗，并陷入另一个僵局。（无论如何，对19世纪的巴黎所做的历史研究清楚地表明，当时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中产阶层都与对方明确地划清了界限，然而他们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各自显露出来的特征。） 简言之，现代时期伊始，我们一直在欺哄自己。我们习惯把有创造性的人视为在空中翱翔的神或交了厄运而住在阴沟里的人。当然，有些人过去这样认为，有些人现在还这样认为。但是，这两种联想都使一个事实变得模糊，那就是：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往往起源于中产阶层，文化的传播和生命力依赖中产阶层的受众，而且使大多数文化实践者有幸进入中产阶层。当然，例外的情况也颇多。但是，像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其他成员均属中上阶层，这也很正常；美国文化有很大一部分也扎根于中产阶层的市民。甲壳虫乐队在他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也属于中产阶层，当然美国人会把他们和利物浦的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尽管滚石乐队自我神化为狂野危险的波西米亚人，他们也属于中产阶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的摇滚乐大多从艺术学校里的中产阶层崛起，包括华丽摇滚、政治上激进的后朋克。大多数爵士艺术家，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传统的还是新潮的，起点都是中产阶层，他们希望最终还是中产阶层；许多人因为“退伍军人福利法案”这一类的政策方案而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大多数作家、视觉艺术家、建筑师、新闻工作者、博物馆或美术馆的馆长、广告人员均来自中产阶层，如果他们尽力而为，最终还停留在中产阶层。但是，这些故事鲜有人讲，而且在创意阶层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未在杂志的人物简介中出现过，他们的经济基础更为模糊。 也就是说，艺术家和工匠这个看不见的阶层，他们的命运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甚少。因为几个世纪的谎言和误解，我们没有稳定的环境去考虑他们。倘若要修复现在的裂痕，我们必须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形势及其各个层面。 在创意阶层内外，创造性都令人神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及他的追随者们目光敏锐、充满激情地描写产品设计师、计算机工程师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方式，将他们和真正的、毋庸置疑的艺术家——W. H.奥登、鲍勃·迪伦和甲壳虫乐队——放在一起讨论，强调了所有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像戴维·布鲁克斯这样的权威学者描写了中产阶层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如何采纳创意人士的品位——穿休闲服装，喝精选咖啡，使用笔记本电脑，对审美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这跟他们谋生的方式无关。这些学者在很多方面的观点都是对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需要指出：这些言行与众不同的公司职员和赶时髦的律师所效仿的那些实实在在的艺术家，大多数都不如他们生活得好。对艺术工作者以及那些在企业机构以外追求创造力的人来说，时髦的艺术生活方式——熬夜、穿黑色衣服——并没有给他们创造更多机会，也没有带来更多受众。 创意阶层究竟是什么？理查德·佛罗里达这位城市理论家在描述创意阶层方面做了最多的工作。他把这个群体定义为高强度使用大脑的任何人——这样，科学家、医学专业人士、软件工程师就和爵士乐小号演奏家、抒情诗人混在一起。这在有些情形下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要对创意阶层产生更有用的理解，我们应当考虑创造和传播文化的任何人。因此，我所指的是雕塑家、建筑师以及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书店的职员、剧场的设计师、出版社的编辑等等。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一个支撑文化的阶层一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眼中孤独的、有创造力的天才形象主要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圣物。没有创意人士，文化就无法抵达受众，因为孤掌难鸣。 任何“阶层”实质上的范围都很宽。比如，中产阶层，是一个模棱两可、弹性十足的术语，我们已经使用了很久。这个阶层一路发展而来，包含从汽车工人、小学教师到航空航天工程师等各行各业，涉及很多可能的层次和等级。（乔治·奥威尔曾说自己出身于“高低中阶层”。）但是，此类社会学术语的实用性并不依赖于其内涵的同质性。 一位我仰慕的小说家曾说，在行业协会、专业领域里工作的人们（建筑师、记者或出版商）无论有多强的创造力，他们和作家之类的人（受非理性、浪漫冲动的驱使而去创作、绘画等的独立艺术家，他们不会设想会有物质上的回报）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我认可这些差异，但是我认为创造性艺术领域中的所有人，无论处于哪个层次，都有许多共同之处。科学将自身分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两大类，接下来还有无数的学科分支，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都归结于同一类。已故诗人唐纳德·加斯蒂斯曾描述过投入创造性活动的冲动。我认为，创意阶层的人们无论身处何种职位，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欲望。就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我那位写小说的朋友是对的：这种生活往往意味着要放弃传统生活中的舒适性和确定性。 加斯蒂斯说：“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通常在青少年时期，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他们的誓言可能未构成体系或公之于众，但是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确确实实立誓奉献。对这一点，我毫不含糊。这种身心的投入蕴含着重要的意义和强烈的情感，人们多年以后也许很难回想起来，尤其是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激动兴奋、荣辱沉浮以及短暂的成功，或者运气好的话，只是经历几场短暂的失败……我们可能变成了J.F. 鲍尔斯小说中的牧师，教区的俗务缠身，因此，当初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高尚动力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是，对我们有些人来说，只要它还是一个唠嗑悄悄话和罪孽感的地方，它就一直在那儿。”社会评论家李·西格尔指出：“失去某种东西的缺失感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所以你的心就转向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尽管加斯蒂斯对艺术行业充满浪漫主义精神，他却给自己的文章命名为“遗忘：主题变奏曲”。在艺术行业里，即使是最有才华的人，其结局往往不是成名，而是被人遗忘。我们所有的人，一旦走出校门不再由父母供养，就不再单纯地依赖最初的灵感，而是依赖一种基础结构。这种基础结构将创造力带入更大的文化环境里，而且以某种方式为那些创造、传播、评估这些艺术品的人们提供帮助。今天，这种不可或缺的基础结构存在风险，危及整个创意阶层。 创造性最终并不涉及自我实现，而是关乎工作、生活重心、行事缜密。短篇小说大师托拜厄斯·沃尔夫从实用的角度看穿了这个道理。“文学使我和其他人的生活成为可能，但它不是既定的事实，”他写道，“它必须由那些乐意忍耐孤独、承受不安定工作的人们日复一日地去创造。创作的确产生快乐，但它通常是呕心沥血的工作。” 我们无论从事歌曲创作，在伦纳德·科恩所称的“歌之塔”（最优美的歌曲永远存在的地方）里拥有一套顶层高级公寓，还是在书店里工作，传播对厄休拉·勒吉恩的热爱，我们都属于这个群体。 因此，我描述的这个群体涉及的范围颇广，但是我只关注这幅较大的地图上特别的几块。比如，我不甚关注詹姆斯·卡梅伦或者坎耶·韦斯特：名人、娱乐公司，无论境况好坏，几乎都不需要辩护人。在电影公司或者大型唱片公司这类机构里，那些幸运儿、得到充足的资金资助的人，只要他们不自毁，都能挣得盆满钵满，并向我们证明一切平安无事。虽然这些人物毫无疑问都具有创造性，但他们远远处于创意阶层现实的边缘，当属例外的情况。同样，苹果、脸书、华纳兄弟等公司的季度利润强劲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创意阶层繁荣昌盛；石油巨头刷新纪录的利润也无法转化为中产阶层的繁荣与富足。当你把最富有的、曝光最多的艺人以及他们的宣传员、设计师从创意阶层里排除出去，剩下的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涵盖影视、小说、诗歌、音乐、新闻、戏剧等等。 创意阶层面临的挑战比看起来的还要多。在这一方面，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创造性如何得以存在（人类体验中的这一方面永远都不会完全消失），而是才华横溢、勤奋努力之人是否一直有机会行使创造性。此处成败难料，风险远远大于唱片商店的雇员或建筑师的职业前景。这归结于某种东西，它不仅仅涉及审美，还与美国的身份，甚至与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神话和传说有关，即精英社会这一理念。无论是文化创造、传播还是文化批评，文化世界中的生活是否只有那些幸运儿或出身名门之人才有机会追求？如果文化领域内的工作仅属于富豪或那些有公司资助的人，那么我们就丧失了艺术赖以立足的独立的视角。对新闻记者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慎重对待艺术工作，它就会像度假屋一样变成奢侈品。正如一个民主国家受益于一个庞大、安稳、见多识广的中产阶层，我们也需要一个富有活力的创意阶层。风景绘画、爵士乐独奏，不能保证让一个人气质更高贵，品行更端正。但是，若有一个范围宽广的阶层在文化领域安身立命，它就能确保社会更加美好。这本书要论述这个阶层为何值得拯救。 有朝一日，会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来指代我们正生活的时代，但是在当下，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过后若干年，美国的生活仍然是充满污迹、破损不堪的一页书，难以看懂。有些美国人已经从经济大衰退中得以恢复或至少稳定下来。公司的利润处于不断刷新纪录的水平，繁荣昌盛的不仅仅是石油公司。科技公司变得和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那样庞大：苹果公司的市值赶上了沙特阿拉伯的GDP。 对许多电脑程序员、监管社会媒体的公司经理以及符合佛罗里达对“创意阶层”的定义的其他一些人来说，前景是好的。电子游戏的创造性是由政府研究经费资助的；高科技繁荣发展。创意阶层应当是后工业时代美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受过良好教育、灵活运用笔记本电脑的这个群体愈加庞大，美国也随之强大。 但是，对于那些在基层从事思想、文化和创造性工作的人们（创意阶层中的劳动阶层或中等阶层）来说，前景不容乐观。图书编辑、新闻记者、影像店职员、各个类型的音乐人、没有终身职位的小说家——他们所属的许多群体因经济萧条和互联网令人沮丧的结合而雪上加霜。从他们的角度看，创意阶层正逐渐消失。 这种崩溃以不同的程度在各个层面上发生。唱片商店和独立书店持续倒闭；报社和杂志社公布一波又一波下岗员工的名单。淘儿唱片店2006年破产，致使3 000人失业。2011年，博德斯图书集团破产，大约700家书店关门，约有11 000人失业，这是近期一个最实实在在的例子。火箭录像店是洛杉矶挣扎到最后的几家音像出租店中的一个，不久也倒闭了。从大的规模上看，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估计，在2007年以后的三年里，在传统的出版业和新闻业里，大约26万个工作岗位不复存在。根据报业裁员网站显示出来的信息，单就报纸业来说，2008年之后的三年里，就削减了4万多个职位。 在这些雇员里，有一些是躲在桌子或柜台后面消磨时间的年轻人；他们的确遇到了艰难的时刻，但是他们会寻机东山再起。但是，这些年，受过教育、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等这些因素无法保证一个“知识工作者”有能力谋生。（受过教育、才华横溢、经验丰富这些用以定义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的标准，使这些应受珍惜的工作者等同于城市睾丸素的注射针剂。）曾任《洛杉矶周刊》（L. A. Weekly）副编辑的乔·唐纳利于2008年下岗后将自己的积蓄和变卖房产所得的资金全部投入一种文学杂志。他说：“德克萨斯州的工作机会似乎增多了。里克·佩里州长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工作都在麦当劳里。当前每个人都有机会挣得15美分。人们现在都像鸟儿一样到处啄食，像动物一样处处猎食，千方百计寻找自由职业。他们就这样一周周、一月月地熬日子。”出生于英国的歌唱家、作曲家理查德·汤普森将当前的形势比作18世纪和19世纪粗暴的高地肃清运动。 在那次运动中，贵族家庭夺取了苏格兰北部，将公地圈为私有，致使农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汤普森说：“贵族们喜欢在土地上狩猎，不愿意让农民在土地上实实在在地耕耘，所以人们被迫背井离乡，迁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在今天的英国，且不说那些正经历千辛万苦渴望入行的作家，即便对那些成就卓越的小说家来说，形势也极其严重。哈尼夫·库雷西，因他的小说和剧本（比如，《我美丽的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以及《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而远近驰名，但是他目前也在苦苦挣扎。获奖的资深作家鲁珀特·汤姆森——也许更恰当地说，他受弗朗兹·卡夫卡影响——放弃了公职，搭建了一间无法站直身体的小阁楼。“我需要的钱，只要够我持续整日地写作即可，”汤姆森说道，“这笔钱不是一个大数目。”作家、新闻记者罗伯特·麦克拉姆将2008年以来的变化称为一场革命。“我这一代人是在企鹅图书、黑胶唱片和BBC的年代长大的。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文化的生态环境仿佛已被彻底摧毁。”“使那些创意阶层（以前靠版权为生的电影制片人、音乐家以及各种创作人员）的生计遭受损失的”不单单是这位英国人所称的2008年以后的信用危机或彻底毁掉的安全网络或亚马逊，“而是信息技术革命”。麦克拉姆把版权称为“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骨髓。互联网提供的异乎寻常的机会与人们对秩序井然的版权体系的需求， 如果图书世界、音乐世界不好好地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各色各样的艺术家只能艰难谋生”。 历史上的一些群体也曾因为经济和科技的变化而挫伤元气，他们已经被编织成了神话。查尔斯·狄更斯满怀同情地描述了伦敦市民如何千辛万苦地熬过英国19世纪的社会动荡；英国民歌评价了被工业革命摧毁的田园文化。在约翰·斯坦贝克笔下，干旱尘暴区难民的形象跃然纸上；伍迪·格思里创作的歌曲也描绘了大萧条时期这些在世界上无家可归的难民。他的一位后继者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做了同样的事情——记录美国日益衰退的工业经济。 但是，总体上说，人们忽视了最近经济和科技转型使我们创意阶层付出的代价。贾米·奥尼尔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位作家，他曾说，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正生活在大萧条之中。“然而，因为我们尚未创造一种传统形象，我们很难让这个词固定下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篇文章问了一个问题：“今天的多萝西娅·兰格在哪儿？” 衰退中的创意阶层可能正经历真正的痛苦，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和真正的穷人相比，还没有那么容易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这个正在衰退的创意阶层也许无法提供足够的戏剧效果来让人们重视小说家、作曲家或摄影师。 不过，新闻记者也低估了这种情形。媒体作为企业，和音乐产业一样，也因互联网、公司合并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媒体事实上也不愿意去讲述这种受侵害的故事。当然，有些报纸颇具责任感，报道了抵押贷款危机以及针对税收和赤字的政治战争。但是，我们在日报的页面里，更难看见人们丧失生计、失去家园和婚姻、孩子得不到教育这类故事。这些人因为创意阶层被掏空、社会安全机制被彻底毁掉而苦难重重。与此同时，对奢华的房屋、时尚、名表、雪茄、跑车等的报道一直是杂志和报纸专题文章的重要内容。 像佛罗里达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不再制造工业商品，而且永远不会再制造工业商品，因为美国现在生产的是文化和思想。他们这么认为，也许是对的。不幸的是，靠创造文化和思想来谋生，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本来不该这样。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使文化大众化，同时使文化工作者的前景更光明。阿利森·格洛克是一家刊物的记者、撰稿人。她最近回到了南部家乡，因为她和自己的丈夫—— 一位小说家——无法在纽约继续生活下去。“难道互联网就不该让这个阶层产生？” 与21世纪的新经济尤其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多数文章的口吻都介乎摇旗呐喊和乌托邦之间。克里斯·安德森对互联网怀着终极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自己的著作《长尾理论：为什么商业的未来是小众市场》（The Long Tail: 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elling Less of More）里捍卫互联网“对文化及其各种内容（从主流文化到非正统文化最遥远的边缘）无限制、不加过滤的使用权”。他暗示说，我们有了移动电话、MP3、硬盘数字录像机，我们就能一遍又一遍地看《吉利根岛》（Gilligan’ s Island），不受丝毫限制。现在我们可以享受日本的动漫，能够通过网络“联结”起来，玩多人游戏。 2009年，安德森的第二部著作《免费：激进定价的未来》（Free: The Future of a Radical Price）问世。该书充满睿智的论证，认为互联网压低价格，新的收益流以及计算机设备的低成本意味着商业和消费者都从中受益。思索一下，的确美好，但是“免费”中蕴含的人力成本就会显而易见：出版商解雇职员，音像商店关门歇业，纪录片的制片人发现有人没有征得许可就将电影上传到了YouTube。 当然，创意阶层的崩溃不能全部归罪于互联网。戴维·布鲁克斯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乐园里的布波族：新上等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追溯了一个多民族的精英领导阶层，追溯了拿铁咖啡店，对回归的时尚进行消费的群体，手工制作的奶酪店等构成的幻想曲。在有些地方，奶酪店依然存在，但是布鲁克斯所预测的大多成了泡影。在2000年时，他写道，我们“恰好”生活在“一个转型期之后”， 随着文化战争的平息，在政治上“确立了一个平和的中产阶层”，一个国家也被一种糅合了资本主义精神和波西米亚特质的生活方式所改善。 当生活忙碌前行之时，这都比较容易接受。即使在2008年经济崩溃（加利福尼亚州因好莱坞和硅谷的缘故，是美国受创意阶层影响最深的一个州。而此时，它的失业率超过12%）之后，盲目的乐观主义依然存在。 佛罗里达论证说，创意阶层会使城市富于“科技、才华和宽容”，使城市焕发生机。他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大重启：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如何驱动危机后的繁荣》（The Great Reset: How New Ways of Living and Working Drive Post-Crash Prosperity）里绞尽脑汁，设法解决过去几年中的困难。但是，他仍然相信，知识工作者能重整旗鼓，比以往更强大。 其他的人则持怀疑态度。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一直在做虚拟现实的开拓性工作。他说，新经济“对拥有计算机服务器的人有益处。因此，有一个与主服务器关系密切的新兴的精英阶层。他们有时候就是社会网络的网站；其他时候，他们是对冲基金或者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商店，就像苹果公司的商店”。拉尼尔在他的第一本书《你不是一个小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里揭穿了互联网的骗局，紧接着在《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一书里论证说，互联网已经摧毁了创意阶层中的中间阶层——音乐家、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的生计，它会变本加厉，危及中产阶层里其他的工作。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安德鲁·基恩是硅谷的另外一位业内人士，他也看出了互联网的危险。他说：“当然，它使一个小群体的科技工作人员非常富有，尤其是那些懂得如何掌控数据的人。谷歌、YouTube、与大品牌有联系的若干博主，还有社交媒体中的贵族——LinkedIn、脸书等。”基恩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业余爱好者的狂热》（The Cult of the Amateur）里研究了互联网这一人们信以为真的、使文化大众化的力量，还研究了为互联网义务劳动的热心人如何使真正的专业人士丧失生计。他说，这不仅仅是互联网或内容开放的问题，这是文化和经济更大规模的转型问题。“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脑海里孕育着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首歌。但是，靠这些东西谋生却越来越艰难。” 当人们用谷歌作为借口解聘图书管理员，当“免费”享用信息引起报纸发行量下滑导致报社解聘员工时，文化就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结果就是中子弹文化吗？许多艺术和信息屹立不倒，但就是没有人去创造吗？ 文化工作者失业后何去何从？不仅在书店或音像店工作的人是低收入者中的一类，而且这类工作长期以来一直给艺术家——比如，帕蒂·史密斯、昆廷·塔伦蒂诺、R.E.M.乐队的彼得·巴克以及乔纳森·莱瑟姆——提供实习的机会。 乔·唐纳利与他人共同创建了洛杉矶的文学季刊《Slake》。他目睹不计其数的朋友放弃写作、艺术和演艺。“我看到许多人进入市场营销或者帮助那些想变得更‘酷’的公司。艺术家现在所做的就是帮助品牌形成一种定位。他们最终做的是造型和装潢。我们当前已沦落至此。” 在这艰难的时代，遭受挫折的不仅仅是演员和作家。埃里克·莱文是创意阶层的一个实业家：他在亚特兰大经营灵韵咖啡专卖店，有两家咖啡馆，聘请了艺术家和音乐家做咖啡厅的服务员；他还在小五点社区经营一家名为“犯罪记录”的唱片店。这家唱片店生意兴隆了20年，然后，在垂死挣扎之后，靠一个社区的全力支持得以拯救。他的一家咖啡店2013年关门歇业。有人问他是否有人受了伤害，他回答说：“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他强调说，独立的商人和作家、音乐家是同舟共济的。“美国小镇大街这个主题园区也在遭罪。如果你喜欢仓储式零售商店，它们就赢了。企业成为赢家。” 艺术——当然，还有各种叙事——能够刻画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和一种文化，反映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贾米·奥尼尔有一部作品反映新的衰退所伴随的沉寂，他说:“但是，这个时代的故事大多是我们不愿意讲述的。” 我试图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中产阶层憔悴了，那些愿意使文化大众化的人也遭到毁灭，我把随之而来的故事拼凑在一起。这不是一部学术著作。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教授。我一方面是从业很长时间的文化新闻记者，一位兢兢业业的记者，尤其是将故事讲给那些被社会变化倾覆的人们；另一方面，我是一个读者，粗略地阅读了一个世纪的社会批评和文化的历史。在19世纪，大众受众出现了，耀武扬威的中产阶层和遭人弃绝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这两者存在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经历有助于我弄清事实，看穿今天的危机。我的报道和研究让我深信，记者、编辑、平面设计师、摄影新闻工作者都明确无误地属于这个阶层。他们和音乐家、书店的工作人员一样，目睹了曾经支撑他们的商业模式遭到严重的瓦解。我会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用其中的一章讨论新闻记者的苦难。 我已经竭尽全力将许多不同的线索集中在一起，从整体上看，讲述的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在我们周围，可鲜有人去讨论它。我们一直在零散的片段中看见这个故事，所以一直没能看清。 选自：《文化崩溃：创意阶层的衰落》，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按此二维码购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