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鲁迅为何以“阿Q”命名小说主人公？
    或曰：这个字母，像是一个脑袋，后面拖下的小尾巴，酷似小辫子。它“画”出了阿Q的形象。形似神也似。
    ——这么想问题，“前提”是中国人惯常的以“（文）字（图）形”来解读意义的思路，这还是训诂释读“汉字”时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追问这个命名，考察鲁迅如此“写”这个名字意义所在，我想，绝非无足轻重。
    从“字”的现象来看，这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鲁迅是在用一个西文字母，即单纯表音的符号，来表征中国人的名字。这本来会牵涉到相当巨大的文化震撼。可是，我们却似乎不经意地接受了。内在因由，值得深思。
    一、无名无姓
    阿Q从哪儿来？他有父母么？恰似“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古典小说中，无父无母的人物，当数孙猴子，他是从石头中崩出来的。《红楼梦》，又作《石头记》，其中的“神瑛”、“绛珠”宝玉、黛玉，则还是有一个连理的“家”；尽管宝玉同样来自通灵的“石头”，可是，毕竟，他得有一个“贾”（假）姓。阿Q却没来由地“出现”了。
    韩少功“寻根”，其笔下的丙崽，或被有的批评家以阿Q作比。可是，韩少功一开始就追溯丙崽的父母。而且小说干脆以“爸爸爸”为题，其中，丙崽最重要的“话”，除了“爸爸”，就是那句“国骂”——“×吗吗”。不妨说，其中体现的中国人最重要、最根本的“终极关切”，确是寻到了“根”。但是，丙崽有爸爸，却也无姓氏；但是，好歹，他还有一个汉字的“名”。甲乙丙丁的“丙”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应当还可以继续向远古追溯。其主要意义，乃是十干之一。甲骨文中，已有颇为完善的干支记时，这表明，“丙”来自于古人对“天”的认识，“丙”崽得名，绝非泛泛；以此一字，即可寻求其中的文化涵义。
    那么，“阿Q”的“名”，是怎么“失去”的呢？小说叙事者曰，除了一个读音，无人可以认定他叫什么。也许，对识字的读书人来说，首先需问的是：阿Q 名中的Q “字”应当怎么写？因为，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统一体，意义所在，必然与“形”、“音”相关。只有一个读音，无法知道其意义所在。阿Q就是这样一个“无意义”的符号。所以，我们说，似乎有“名”的阿Q，却出于一种“无名”状态。叙述者曰：“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 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书之竹帛”，“写下来”的“名字”，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生前，更在“死了之后”。也就是令一个人获得某种“不朽”。这种与“语音中心主义”对抗的“书写”，所具有的意义，确是阿Q一类人物所无法企及的。但是，无法企及，却并非是被剥夺的借口，因为，“无法企及”本身还是留下了一种“企及”的指望。这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时，在现象学意义上，给予这个人的。
    那么，阿Q是如何“失去了”名字的“书写”权的呢？叙述者说，“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 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这个“Quei”字，怎么“写”，在中国文化中，确实是个问题。请注意，不是怎么“拼（音）”，也不是用传统的“反切”，鲁迅却采取了“英国流行的拼法”，将其命名为“阿Q”。鲁迅嬉笑冷嘲地说了许多，对这个名字可能是“桂”还是“贵”，确立了“考证学”上的原则。这些原则，确是颇有意思，它显示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成规”。比如，有“名”，还得有“字”，甚至有“号”。关于“名”与“字”，章太炎曰：“郑康成注《礼》曰：‘古曰名，今曰字。’寻讨旧籍，书契称字，虑非始于李斯。何者，人生幼而有名，冠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号。名不可二，孳乳寖多谓之字，足明周世有其称矣。”阿Q无“字”，这不奇怪，毕竟，有名有字，恐怕还是“有文化”的人家才有的“标配”。阿Q 无“号”，“号”乃指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或以为，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即有。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阿Q无号，可是“阿Q”似乎也贴着他揭不下来，成为了一个“别号”。又，名字是需要“排序”的，“阿贵”往往排在“阿富”后，“名”之“序”，与“人”之“序”，就这样被“文化”先定地“编码”了。幸而不幸，阿Q也不在文化的“序列”里。
    为什么无法用汉字来为阿Q命名，就在于他的“名”只剩下了一个“音”！“音”成为解决“无名”却有“音”者的一个方案，“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盲从《新青年》”，接上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其中玄机，似可深思。不过，阿“Q”这种“表音”、“标音”本身，却是失败的。因为，“Q”字却难以找到与之读音相对应的汉字或汉语。也许，鲁迅先生在此设置的，或者正是一种嘲讽式的悖谬吧！卡夫卡用K作其小说主人公之名，不致产生某种文化上的不适，以中国符号中不曾有的“Q”字来表音，本少合宜性；省略作阿“Q”，这更似乎是“盲从”。那么，鲁迅先生自己对汉字的观点，原本不是正属于“《新青年》”一派的么？那种激进的“汉字不灭，中国必忘”的观点，据传出自鲁迅，或者可以存疑；不过，鲁迅明确说过：“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也就是说，鲁迅本人关于汉字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新青年》”相同，还是其中的激进的中流砥柱。
    所以，鲁迅将小说主人公命名为“阿Q”，对当时的阅读者和后来的“我们”来说，并没有遇到什么文化抵抗，或者，其缘由正在于反对汉字甚至废除汉字的意识，早已渗透“大家”的心底。正如小说中，后来出现的小D之类，也“顺势”地似乎自然为“我们”接受了下来。
    麻烦的是，阿Q的“Q”字代表的汉字是什么，绝非无足轻重的事情。“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从许慎的说法中，我们可知，名乃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名更有一种来自氏族的集体意识乃至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那么，它是那个字，就显得重要了。从个体到集体，都不会无视名字的涵义。更何况，“名不正则言不顺”，“名”还与更重要的事物相联系，乃至与“形而上”的东西有关系，“显现”名字，“扬名立万”，防止被“冥灭”其意义绝不在小。
    那么，为什么阿Q陷入一种奇怪的“无名”状态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阿Q“无姓”。小说中著名的“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似乎是阿Q没有“姓”的原因。可是，似乎更需要追问的是，阿Q何以会姓赵。小说中说：“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这“有一回”便相当奇怪——难道之前从来没有人关心过阿Q姓什么吗？是什么让一个人可以“无姓”地活着呢？阿Q生活的时代，恐怕并非奴隶时代，阿Q本人亦非奴隶或准奴隶（家仆），怎么会“凭空”产生“有一回”的呢？小说写道：“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中，值得探究的原因在于，阿Q和赵太爷“攀”了“本家”，具有父系血缘关系。这就是赵家说他“你那里配姓赵”的来由。我们认为，阿Q或者是“攀”本家，这当然需要依据，因为父系血缘关系乃至家族意识，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核心，决不容淆乱。但是，就此说“你那里配姓赵”，则超越了准则：一个姓，不再是或不一定是纯粹的血缘结合体；一个姓，可以允许有各种阶级、身份的存在，甚至一些家仆就跟着主人姓，以表现衷心和归宿感。所以，说“你那里配姓赵”表现出来的蛮横无知，却令人发指。当然，考虑到阿Q“攀本家”在先，激起的愤怒使得赵太爷口不择言，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剥夺一个人的“姓”，乃一个重大的事件。还是引《说文解字》：“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段玉裁注曰：“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后氏别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则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姓”乃“人所生也”，与“人生”关系极大。“姓”最初乃代表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氏族时期。“姓”的产生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在《检论》中著有《序种姓》，对“姓”有颇为详尽的论述。这说明，“姓”在中国，乃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乃至“种族”与人类关系之最为重要的关键。西方文化中，虽然无中国名姓概念，却也有类似意识。总之，对自己“姓”重要性，在任何人均非可以轻忽地看待。何况是“精神胜利”的阿Q，他怎么会“第二日便模糊了”！西方小说常有以主人公作书名的，如大卫Ÿ科波菲尔、绿衣亨利、威廉Ÿ迈斯特等等，也以此种类型结构小说的鲁迅，为何“失去”了主人公的姓名？
    不妨从小说的虚构，看阿Q如何失去了“姓”、失去了“名”？
    问题的关键在于，鲁迅他老人家恰恰忘掉了，阿Q是应当有父母的。这个看似大难题的证据，只要叙述者注意“寻根”，一切都迎刃而解。“姓”乃人之“生”来就带着的，从“女”，乃一“母”所生；又与父亲相关，所谓“天子因生以赐姓”，血缘关系可能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却在“有夫妻然后有男女”之后，成为父系的标志。只要有父母，那么，必定有“姓名”。可是，恰恰这一关键，在《阿Q正传》中，被“模糊”了。也就是说，阿Q在小说中，成了横空出世的存在。我们固然不知道他如何“生”，如何“长”，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个意识“模糊”、忘掉自己“姓什么”，乃至“叫什么”的家伙。
    阿Q没来由地成了孙猴子一样的纯“虚构”的存在。可是，孙猴子还有他赖以“出生”的石头，我们却无法寻找阿Q的“出身”。这个怪现象，除了鲁迅，恐怕没谁能说得清。
    没了“出身”，姓甚名谁都成了问题，如何书写阿Q的“正传”？
    二、无根无史
    叙事者曰：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这就很有“诛心”乃至“刨根”的意味了。因为说到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刨根问底，需要追溯其源流。西方文化往往需追问到古希腊、希伯来的“两希传统”。中国文化，在当时乃有所谓“国学”的称谓，赖以抵抗接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文化思潮。鲁迅先生对那种坚守“国学”的“国粹”派、“学衡”派皆极其反感，所以，阿Q的话：“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不妨说，是坚守“国故”、“国学”或者中国文化本位者的思想明快简洁的显现——是未曾说出的“潜台词”的明白化，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无限崇尚心理的直接表露。阿Q这样的打工者，而且是打短工的，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尊崇祖先的意识，我们无法去探索；但是，“我们先前”的意识，却在文化中极其重要。或曰，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乃一种出身高贵（曾祖父或为陶侃，乃东晋开国元勋，虽有争议，但有亲缘关系无疑；母亲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而来的尊严意识；此虽不可必，但是，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持守却必有其缘由。那种“我们先前”的意识，不能不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于乡村来说，那种从古而来的浓厚的祖先意识，是儒家文化赋予这片土地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何况，它还与乡村中复杂的家族关系，与乡村中的权力、经济、伦理道德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阿Q的这种“我们先前”意识，乃是“寻根”意识的表现。
    乡村中以“家”、“家乡”为根本的传统，在鲁迅小说中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我觉得，最能反映鲁迅心灵深处的秘密的，是《故乡》，它与《阿Q正传》同年发表。其中，鲁迅对已然“回不去”的“故乡”，具有的怅惘之情，似乎蕴涵着复杂的心态——故乡，有其令人揪心的魅力，关于童年的迷幻，在童话般的少年闰土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迹。这些“我们先前”，这些“你算是什么东西!”，几乎是一种自然的、文学的情感，无法冥灭。鲁迅自己的“寻根”之旅，在“故乡”里似乎破灭。可是，那种“寻根”的深刻情感倾向，却是任何作家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创作，所无法回避的。
    “乡村”具有的那种乡土意识，在走出乡村、乡土的人们中逐渐消失；而现代化的大潮加速了这种消失。阿Q有过的进城经历，有一种悖谬的作用，恰似他被赵太爷骂产生的效果一样，一方面，令他看不起城里人的做派；另一方面，却打开了眼界，又有了看不起乡下人的理由。“乡土”所维系的情感，在“离乡背井”的现代社会中倾向于解体。流动，造成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在阿Q身上已初露端倪。所以，在后来的阿Q，“我们先前”，已被“举人老爷”所代表的文化权威所替代，更重要的是，阿Q却并不以这种权威为重要，“经济”的力量，在悄悄地侵蚀传统的“文化”力量乃至传统的权力结构。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哪儿好，那儿就是家’这句话在文化发生以前和以后都是正确的。”因为，“作为文明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完全成为小宇宙的，完全成为无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像猎人和牧人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没有根砥的智性却在一切景色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驰骋。”西谛曾指出，“像阿Ｑ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这种人格的分裂，其实正在于文化的裂变；而那种“智性的自由”，即使在阿Q身上，也有着深刻的改变。他不再以赵太爷为意，不再纠缠于是否“姓赵”，城市所带来的“自由”，固然在阿Q身上扭曲为“经济”上的变异的优势，但是，其文化上的改变，却毋庸置疑。而“革命”则令他获得了又一“人格”，使得“阿Q”可以成为赵太爷嘴里的“老Q”。这种“料不到”，正如鲁迅所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Ｑ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似乎强调其历史必然性，可是却也可解释为“自由”了的阿Q，精神的逻辑也会如此发展。“人格”是两个，却又是一个。
    这样，失却了“行状”的阿Q，渐渐地，也会失去“我们先前”，甚至失去“土谷祠”，失去“故乡”。那种悠久而牢固的文化之根意识，也会在一种激进的潮流中溃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意识，一时之间，竟会成为笑料。相反的，那种“一穷二白”的思维，即“一张白纸，可以华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思路，却占据上风。如此，“时间开始了”！有“我们先前”吗？“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无论在文化的意义上，还是在其他意义上，或许，这个“我们”，这个“集体”，如果加上“身份”的话，应当是“中国”，或“中华民族”。那么，这个判断，至少，具有一定的依据。
    可是，通过鲁迅的重重剥离，阿Q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身份”。关于他的社会身份，就阿Q是不是农民，有过许多讨论。其实，也攸关其文化身份。我们可以说，阿Q不是农民——他甚至连“家”都没有！没有土地乃至没有对于土地的意识——他真能做的范围表现出一种流荡特质。同样，阿Q不是市民；阿Q不是流民；阿Q不是工人；阿Q不是革命者……
    他似乎又是一种综合：认同“从前”，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革命”……可是，他很可能立即走向反面，因为，那个“不准姓赵”、“不准革命”……的“不准”也在他的对面等候着。
    所以，阿Q的历史，阿Q所在的“历史”，确是难写。因为，他无“根”。
    三、无字无文
    鲁迅对中国的历史书写，有太多的感慨，反复抉微发隐；但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在《狂人日记》中，那句著名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颠覆性的读法，如同梁启超说二十四史皆“相斫书”一样，激切，锐利，深有感染力。到自己来写类似历史传记的作品，恐怕首先需要对这种书写本身——传统所谓“书法”，乃指史家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体现出来的原则、体例，谓之“书法”——进行反思。也就是说，“书写”与“解读”，应当分别对待；从“字缝”中看出来的，或许与写下来的“字”是否留下了“缝隙”有关。列奥Ÿ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即将这种“读法”与“书法”联系起来。
    写作《阿Q正传》的鲁迅，在回忆“成因”时说：小说的“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就小说整体而言，这或许颇为切实，但是，这些“不必要的滑稽”，却别具一种作用：作者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关于书写历史的见解。
    关于“正传”，叙事者解释道：“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 ‘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 ‘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在传统史学范围中，确乎没有“阿Q”们的位置；所以，虽然“传的名目很繁多”，“而可惜都不合”。那么，这个“正传”，从语义上来说，尤其“不合”。但是，却歪打正着地切合了小说人物的“身份”，以一种“无文”的文化，为这个写法找到了因缘。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名义”的重要性是不容轻忽的。但写阿Q仍以“传”名之，并且以“优胜记略”、 “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来为笔下的阿Q提要钩玄。其中，“优胜记略”、 “续优胜记略”，乃戏仿传统传记名目，却以表现大事件的“大词”来写阿Q人生中的事件；“精神胜利法”以“优胜”名之，足显嘲讽。“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革命”、“不准革命”，这些名目，则显然是现代社会与现代历史的产物。“从中兴到末路”，同样是以“大词”写“小人物”的兴衰悲欢，但是，却似更具某种历史感。至于“大团圆”，乃鲁迅对中国小说戏曲叙事尤其是悲剧叙事的根本看法，用在此处，无边悲凉辛酸顿时扑面而来。结构《阿Q正传》的手法，蕴涵着根本性的反讽。一来，对传统史学持一种怀疑的心态，“字缝”处的历史“书写”，与“字面”上的呈现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借着这部小说，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情境，尤其是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小说中烙上了深刻的印痕，如“恋爱”、“生计”、“革命”等，但却以“似是而非”的形式，予以深刻的怀疑。阿Q“恋爱”过么？有“革命”意识么？乃至，阿Q的“大团圆”难道也是“大团圆”？
    传统的“春秋笔法”、“太史公笔法”，在阿Q身上，或许还在，但却是以一种现代小说形式予以结构，也予以解构；传统的“太史公曰”还隐含在字里行间，却以“异史氏曰”来宣称其隐微的涵义。在《阿Q正传》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没有历史。很多时候，却又有太多历史。鲁迅似乎要将《阿Q正传》赋诸历史，阿Q的叙事者云：除了阿Q的“阿”字经得起推敲，“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历史”带来的“文化”，在小说中的阿Q身上，出于一种模糊而又确定的形态，那就是所谓“精神胜利法”。这也是鲁迅在中国人身上寻找到的“国民性”。不过，如果“历史”、“文化”，都无法在“文字”中落实，那么，“国民性”又当从何处认得呢？
    汉字符号去除后，“虚无”必然来临，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都面临着危机。陈寅恪曾经称道沈兼士，谓其训诂，“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其实，任何一个“字”，均为文字系统中一分子，故均蕴涵着一种文化。解释一字，所作的“文化史”，既包含着物质、精神文化，更包含制度文化；当然，还包含着特定群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鲁迅曾从章太炎学《说文》，思想观念上，也颇受其影响，如对文字与文章关系的认识，即与太炎同调；他论文字，则曰：“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具体见解虽或有可商，但却显示出卓越的眼光。汉字特具的美感，“首必象形”，因其“触目会心，不待授受”。那么，以“Q”为“阿Q”命名，岂非丧失了他最根本的生存符号？更无须论其所包含的美学意蕴了。
    如此一来，只有声音才是确凿的——阿Q，只剩下了一个汉字“阿”字。叙述者曰：“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可是，我们知道，“阿Q”的这个“阿”字，是以一个语音表现出特定情感。不过，这个“阿”字也并不简单。《说文解字》曰：“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从曲，可聲。”段玉裁曰：“凡曲处皆得偁阿。”又曰：“曲则易为美，故《隰桑》传曰：‘阿然，美皃。’凡以阿言私曲、言昵近者，皆引申叚借也。”可见，这个“阿”字，并不简单表音，而具有丰富的含义。《汉字大辞典》更给出了二十多个义项。就“阿”出现的语境而言，则此字作“Q”的前缀，用在这个“无名”之“名”的前面，颇有亲昵、稍不注意即成轻视。可是，看其字源，金文，，乃阜，指大山、高地；，呵，感叹、呼唤。，土，山地。 造字本义，当是指人们在登上高山后感叹、呼唤。篆文 省去“土”。隶书将简写成 。也就是说，这个“阿”字，仍然符合鲁迅所说“首必象形”的原则，与西方语言中，“阿”这个“元音”迥然不同。如此，则“阿”字与“Q”的绝妙结合，也就有了复杂的“跨文化”的意味。《说文解字叙》曰：“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由“文字”到“文学”的推演，与西方从语言到文学的路数，有了不同。这在“阿”之一字，已可看出。所以，“阿Q”之传记，必然留下种种“缝隙”。“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符号——汉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鲁迅这部小说的创作；由于对文化根底的贬低，小说未免渗透着浓厚的虚无气息。鲁迅指出小说的英译存在的问题：“‘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我想，“乡下人”的讹错，乃因“语音中心主义”造成，要真正懂得“自由”，固然要懂得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却也需懂得中国文化的境况。这里面，由汉字表征的意识形态，乃是重要一环。
    《阿Q正传》写于1921年底至1922年初，《汉文学史纲要》则作于1926年。鲁迅对汉字以及“连属文字，亦谓之文”的“文章”、“文学”，都有了回归太炎关于小学以及《文学总略》的认识。这篇纲要是文言写成的。再后来，到了1934年，鲁迅写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文章中，对“国民性”的看法似不同以往：“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我以为，正可用来驳斥以“精神胜利法”指称“国民性”的做法。此文说，“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力”不也是“精神胜利法”之重要内容吗？那么，这里的“中国人”，还是只能指“一部分”。因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文化自有其“脊梁”在，汉字亦其一也；珍视汉字的文化创造，寻找与西方文化更为平等的“对视”方式，或许是我们告别“阿Q”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