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著名传记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2016年10月，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记者、编辑。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巴金论稿》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6年散文家”奖项；2014年因《绝响》一书再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3年散文家”奖项。
    
    答题者：李辉
    提问者：木子吉
    时 间：2017年11月
    清瘦，衣着朴素、背着帆布袋的李辉走路轻快。秋日的阳光明媚了一会儿，脚下的落叶偶尔被带起翻飞。他笑起来像个孩子，特别是说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又做成了一些，整个面庞笑得都开阔起来。
    交谈频频被打断，不是来电谈事就是路过的熟人老少，纷纷过来打招呼，其乐融融。
    五四后的诸多文人大家，像冰心、巴金、沈从文、贾植芳、萧乾、丁聪、黄永玉、冯骥才……李辉和先生们均交往深厚，过往的将近四十年间，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氛围中，他的“文学营养的雪球”越滚越大，汲取不断。如同他在《自由呼吸》中所说，不同的人，不同的身影，注解着历史行程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眺望之时，感受着文化创造的力量，追寻着他们的历史思索。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尽力把事情往好了做，淡泊名利，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李辉说。
    1/ 刚刚退休，现在什么状态？
    退休一年了，状态其实跟过去也差不多。退休之后可以做更多有意思的事，现在正做几个比较大的项目，一个是《副刊文丛》。我做了一辈子副刊嘛，现在让读者去图书馆翻报纸看副刊的可能性很小，五四以后的副刊可以说是“半部文学史”，像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繁星》、《春水》，巴金的《家》，全是在副刊连载的，可以说，没有副刊，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能如此繁茂。
    前年就在跟大象出版社合作，今年年初已经出版了15种，两个系列，一个是专栏系列，一个是个人文集系列，2018年的书市将推出26种。我想用十年的时间，加大气力把五四以来副刊上重要的经典出300-500种，而且是把全球华文副刊一网打尽——目前美国纽约《侨报》的纽约客闲话、大公报专栏、台湾联合报的专栏都放进来，这是个持久项目，我想把副刊的资源都集中起来。
    第二个是去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河西学院是复旦大学一帮一的对口学校，我老师贾植芳的书先期捐过去，并在那里建了“贾植芳讲堂”。去年至今“贾植芳讲堂”讲了13讲，请到一些很有名的先生去。大城市学校里有很多名人讲堂，大家（对于名人）都习惯了，但在西部边缘的学校，请来梁鸿、马未都、熊光楷、曹景行、毕飞宇、陆天明、王亚彬等等，后面还有好些人都要去， 一月中旬白岩松也会去…一千人的礼堂每次都爆满，这对学生来讲是四年难得的一次。同时我提议河西学院成立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研究中心”，准备做1978年以来40年的非虚构书目，让总书目形成一个非虚构文学史的状况。
    2/ 您的主要工作经历在《北京晚报》及《人民日报》，您怎么看待纸媒体和新媒体？
    现在很多报纸副刊都有公号，像文汇报、北青报，靠讲座、靠活动和读者取得联系，使他们对纸媒有一种亲切感。但是这个能延长多久，现在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微信之后又会出现什么高科技的产品，想象不到的。
    我觉是你的知识面越广，会想的点子也就越多，内容为王。现在微信上很多转来转去的，真正的还是要你自己对历史的判断、史料的搜集和突然的灵感，这个是文章的精髓。今年《环球人物杂志》让我开专栏，我想了想，叫作“先生们”。这些年影响我的先生很多，我愿意多写写他们。先写长的，再压缩一下给杂志，明年大象出版社准备出版。
    3/ 您写作的领域“巴金圈子”和“胡风圈子”，是如何建立的？
    我1978年2月进复旦，年底认识了贾植芳先生，当时和同学陈思和聊天，都对巴金感兴趣，就一起研究。1982年到北京之后，我在晚报当记者，找到当时健在的熟悉巴金的人，萧乾、冰心、卞之琳……所以说我运气好，接着胡风分子“一网打尽”，这就是我的两个圈，巴金一个圈，胡风一个圈。
    我当时跑文艺口，中学时我就跳舞，音乐舞蹈这一块很熟，像80年代的很多报道，李谷一、李双江、克里木等都是我写的。我一直在想写一写1982年前后文艺记者的一些状况，好多人的信我都留着，像王景愚、朱明瑛、李谷一、李双江、梁波罗等好多人的信我都留着，明年有时间要好好写一写那时候的文艺界，王昆、胡松华、刘秉义、张权等我全采访过，这样的文章不同于文学界，写出来很有意思。
    4/ 和先生们在一起的相处之道？
    跟先生们打交道，不为名利，喜欢书，喜欢他们的故事就行了。他们能感觉到你不是唯利是图那种人，想真心做事，这点他们是很信任你的，知道你在踏踏实实做事。我经常去聊聊天，也不一定是要做什么，信任很重要。有的人说你跟黄永玉那么熟怎么不学画画写字呀？我说我要学画画写字人家会认为是攀他，想做他弟子……跟他们就是信任，所以他们很多事情愿意让你做，老先生们的书信日记都交给我整理，比方说黄宗英、冯亦代往来书信给两边的孩子都不合适，“那就留给李辉吧”。比方说丁聪的
    很多事情我也在做，跟他的家人也很熟，他去世后和他的孩子关系都很好。上海枫泾成立了丁聪漫画馆，下月要搞个展览，怎么布展也要我去看看。我准备出的“副刊文丛”第二批里就有《阿Q正传》，这是1921、1922年在晨报副刊连载的，40年代丁聪画过20幅《阿Q正传》的木刻，我把这个版画附进去，又把毕飞宇在河西学院《阿Q正传》的演讲放在后面，这样把鲁迅、丁聪、毕飞宇三个人合成一本很棒的书。
    其实老人们也很好，每个老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有时批评你，不对也无所谓，不是很大的事。像黄裳先生是藏书家，不怎么爱讲话，文章写得漂亮，他的往来书信我都留着。后年是黄裳100年诞辰，我把他写给我的120封信扫描，请黄永玉写了书名《黄裳致李辉信札》，明年用线装本出。像贾先生与我的一百多封信，我已经捐了三分之一给河西学院，剩下相关的书信以后会集中放一个地方，这也是最好的归宿……做不完的事，就是要对教过你的先生们有所回报。
    5/ 能与这么多大家名人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共事，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首先就是能够让我不浮躁，能够踏实下来好好做事。这些老人就是想做事，名利对老一代的来说无所谓。像毕飞宇、白岩松比我小，有什么事情让他们去，时间排开的话他们肯定会去，他们也愿意做这些事情。在七十岁之前身体还好的情况下，我每年能够去两三次（河西学院），每次带两三个人过去。
    萧乾鼓励我不要放弃毕业之后就很少用到的英语，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会不断写信来劝我做点事情，对这些先生我是感恩。老天眷顾，我赶上了好的时代，怎么回报？做事就是回报。
    6/ 最怀念的先生是？
    当然是贾植芳先生。大学三年多，包括大学毕业我到北京，他写了很多信给我，也给他的几个好朋友，包括牛汉写信：“他独自一人到了北京，没人招待，你们多关心照顾。”巧的是写给牛汉的这封信，十年前潘家园有个摊主找到了带过来给我看，当场我就买下来了，这也是缘分。1982年我到北京后他给我写了一百多封信，大小事都过问，包括我爱人做手术，他会写好几页纸告诉我注意事项，真心像父亲一样对待学生，让我非常感动。
    萧乾对我影响也很很深，在写作上经常指点我，“你这个标点用错了。”“你这个注也不对，有些事情你不注意细节。”90年代初，我当时心情特别不好，不想写东西，他一个月写三封信，劝我一定要踏实，要找个事来做，不要让自己泄气。后来我就听从他的建议在图书馆校勘沈从文在《国闻周报》连载的《记丁玲女士》，让自己沉静下来。后来，采访了一些跟沈从文有关的人，写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结果就转了另外一条路。
    1997年，董乐山推荐我翻译一本《中国通》，是写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磨难与冒险。当时陈晓卿看到说我们可以拍个纪录片，2001年到美国去收集各种资料。原来想写人物传记，没想到却写了《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中国人物，从1923年一直写到1978年，用了十年时间把它写完。
    几个先生都说，“你的英语不要丢，哪怕不会说要会看会翻。”所以早年在晚报工作，每天中午一个半小时一定是在翻译英语，坚持了20多年，英语没有丢，后来才能阅读与翻译《时代》周刊关于中国的报道。这主要得感谢萧乾。给萧乾写传，必须英语要好才能翻译，因为他跟福斯特、奥威尔交往很好，我要看那些往来书信。后来就翻译了福斯特的随笔集，又翻译他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像滚雪球一样，挺有意思的。
    7/ 您怎么看旧时的文人之间的友情和为人之道？
    老一代人他们之间有时也会争来争去，吵来吵去，但是不影响他们后来的友谊。比如30年代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和朱光潜都有争论，但争论过后友谊还存在。比方最有名的就是巴金和沈从文。两个人文艺观完全不一样，沈从文主张节制，巴金主张发泄激情，两个人经常争吵。沈从文说他们经常吵来吵去，巴金也说两人吵来吵去，但是吵不影响友谊，1931年认识沈从文，他住青岛说你让巴金来，结果巴金就去了，去了就住在他那儿，后来结婚就给他写请柬……文艺观点不同完全不影响交往和他们的友谊。1985年巴金最后一次来北京，去看沈从文，没有电梯，他爬上五楼去看沈从文，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三年后，1988年沈从文就走了。
    8/ 作为传记作家，您如何确立自己的写作风格？
    第一本其实是歪打正着，过去主要写评论。当时我的同事调到文联出版社找到我说能不能写传记，1986出版了《萧乾传》，这也改变了我后来的写作方向。实际上写传记就是写一个人的历史，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故事，而是与时代紧密相连；我写传记，原来是想讲故事，后来觉得更重要的是史料的支撑，像写《传奇黄永玉》时，我基本上把他的资料都找齐了。我想这三十年要说最重要的有三个，一个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因为它不可替代；一个是《沧桑看云》，是另外一种文化的写法；然后是《封面中国》，它们体例不一样。
    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讲座、论坛，能做很多事。然后就是有新媒体手段，像我做“地名古今”，汇集全国各地的人谈当地地名的故事。从去年我改版做了六个栏目：“回家的路”“故居寻访”“我的漂泊”“我说地名”“行走天下”“倾听讲述”。
    9/ 据报载，沈从文曾先后两次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名并入“终审”名单，可惜种种原因与“诺文奖”擦肩而过，您怎么看诺文奖评选？
    沈从文80年代中期一直被提名，排名都在前面，如果1988年5月他没有逝世，也许那一年会当选。记得马悦然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访时说，他听说沈从文去世，打电话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询问消息，对方回答说：“沈从文是谁，我们不知道。”后来他打电话来问我，我告诉他了。这件事如果不是他说出来，我都忘记了。我想，如果沈从文不去世，能够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是非常棒的事情。不过，他的经典作品在那里，永远有价值。世界上有不少著名作家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影响永远在。对沈从文我就是这么看。
    10/ 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从您的文章里能看到深厚的“复旦情结”，复旦是否开启了您文学梦想？
    像我们这一代，之前没上什么课，初中高中基本就劳动，不上课的好处就是玩得开心，唱歌跳舞，小时候喜欢写东西。1977年10月份宣布高考，12月就考，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基本就靠平常积累了。中学办墙报、知青点办墙报、招工到子弟学校当老师，这些对我是有好处的。
    到复旦后，年纪大的同学他们读书很多，我们反而读得很少。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基本上就是埋头研究巴金了，后来我和陈思和的毕业论文就是贾植芳指导的，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的《巴金论稿》，也是我们俩的第一本书。我在晚报是副刊组副组长，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就是当普通编辑，直到去年十月退休。我很自由，完全放得开，《人民日报》的环境很好，不苛刻，可以踏实做自己的事。
    11/ 和“文化名人”的同学们如何交往？
    对，我们班很多有意思的人。像卢新华写《伤痕》还没毕业已经很火了；王兆军发表《拂晓前的葬礼》时，与莫言、阿城等五人一起，列入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的第一批出版；写《秦王李世民》的王海平，巴金的儿子李晓，写报告文学的胡平、张胜友，都是同班同学。班上同学之间都是很纯的关系，交往都很随便，没有什么特别的。北京的同学聚得多一点，全班同学几年聚一次。
    12/ 对于文学爱好者和晚辈您有何忠告？
    我没有什么忠告。按照自己的兴趣读书，写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做人坦荡些，真诚些。保持自己正常的精神状态，不与人争，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
    13/ 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还是都和做文章有关，比如做“地名古今”公号的审稿、改标题呀等等。以前会在健身房锻炼，现在觉得年纪大了不能太猛，平时会走走路。
    14/ 您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前天在深圳讲座，我讲的是方成，文人嘛，就是做你感兴趣的事情，淡泊名利。把事情往好的方向做，尽力而为，能做到哪个程度就做到哪个程度。做你爱做的事，就可以了。
    15/ 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30多年，做了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成就。未来还会继续，我不敢断定还会做什么，因为我还有很多纪录片，像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我是总策划，做了15年，已经拍了几百个人物。
    16/ 最大的遗憾？
    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没什么遗憾，小的遗憾都不重要。兴趣决定你要去做事，做的事和你的兴趣相吻合，就是圆满。
    17/ 最珍惜的财富是什么？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收获了这些先生们、同事的友谊和他们对你的关爱，这个财富会源源不断。因为你不知道人生会遇到什么坎坷，遇到坎坷时有先生们提携你，这是最大的财富。我的心态好，和部里的年轻人关系也好得很，有什么事发到群里他们这个帮我打印、那个帮我扫描，很融洽。
    18/ 有没有最难忘的旅行？
    每次旅行都难忘，每次都不一样。我是喜欢玩的人，回到北京集中写东西，写完就出去玩。这些年大概去了二三十个国家，去意大利、瑞典，去加拿大的瀑布。像在布拉格寻访卡夫卡的墓地，在英国寻访奥威尔墓地，去瑞典回来后翻译的卡尔拉松的《我们一家》文化绘本……有的风景令你激动兴奋，有的接触到的故事能让你写几篇有意思的文章，都很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