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你最近的《积木书》是一部“极端”的小说。说它“极端”是小说结构意义上的。如果你这部小说作为整个“一篇”的意义成立，且小说的阅读对应着搭积木的游戏。那么，作为写作者，强调小说的建构，其实在无数碎片成为“一篇”之前，你有没有一个解构的过程？
    赵松（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谢谢你的这个问题。“解构”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哲学观念层面或写作技术层面的概念，而是一个建立在现实体验基础上的状态定义。在上海这十几年里，我有种很深的体会，就是眼下这个日益膨胀的世界其实是在不断解体的过程中的，很多原来稳定的东西都在解体，而人只不过是被抛入这样的解体进程的，在深陷其中之后，人也会慢慢地随之解体。一切都在疯狂地加速运转，很多东西在不断地脱落。人不过是运动中的碎片而已，再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完整的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最初开始写《积木书》的一些内容时，我就觉得自己既是个碎片的观察者、发现者、收集者和拆离者，也是个碎片的制造者——我总是拆东拆西地重构一些新的“碎片”。我知道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碎片状态的，但我也知道自己可以将那些视界面上的碎片转化为文字意义上的碎片，它们会生成新的可能性的叙事空间，会拥有自己的不完整的时间；它们在流动中制造了停顿，就像日常时间洪流中不会被冲走的无形的大石头，它们会变得光滑，但始终都会留在那里。我试图构建一个时间可以无始无终的世界，我企图用那些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够完整”的篇章去营造一种时间不会结束的氛围，或者说一种假象、错觉，所以它们的触角总是出现在一些模糊地带。
    何平：现在从《积木书》回头看《抚顺故事集》，也许我原来只看到小说个人记忆对集体记忆之间篡改和重建的意义，而忽视《抚顺故事集》在形式上也存在着小说整体结构的想象。你是如何处理这些一个个的“抚顺故事”而“集”为一体的。
    赵松：在最初的副本制作的那个《抚顺故事集》里，并没有那些关于地点的篇章。我是在后来正式出版《抚顺故事集》之前才陆续写完它们的。之所以要写它们，确实是有整体结构上的意图的。它们不是地方志意义上的存在，而只是个人空间、记忆层面的要点。写它们所使用的文字都是尽可能中性化的，主要是为了弱化那种私人记忆的感觉，因为我希望它们既是我私人记忆中的重要地点，又是孤立于这个城市里的一些空间之点。我写了它们，它们在那里，我不写它们，它们还在那里，但这两种“在”是不同的，我希望能让这两种“在”的感觉重叠。所以这些篇章穿插在那些“抚顺故事”里，时不时地制造某种游离感，荡开读者的注意力。其实我是想让读的人隐约感觉得到这本书里除了人和故事，还有与之关系微妙的各种空间点的存在，它们自然会对故事的发生给予某种配合与呼应，但也会与之形成某种潜在的张力，从而有可能让这些故事在与那些空间点的相互荡动中合而为一。
    何平：这样看，你对小说的形式是有自觉的。形式的自觉在你的个人写作史是如何确立的？或者说，你是如何理解“小说”这种文体的？
    赵松：差不多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吧，对罗伯-格里耶的阅读让我对于所谓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倾向于认同他所强调的一个观念：形式即内容。世界从来没有一种小说的方式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人都可以拿来用的。所有的小说方式，从本质上说，一旦生成就再无重复使用的可能。所有好的小说作品都只能是孤例。我们去阅读那些经典的小说作品，不是为了效仿它们的方式，恰恰相反，是为了在洞悉它们的生成机理之后创作出不同的小说方式。说到小说的文体问题，我觉得经过二十世纪那一百年的实践之后，小说文体已是百无禁忌，同时任何意义上的改变与创新也是无比的艰难。在看了太多的欧美小说之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一切创新的变化，都是基于对其自身传统的不同时代里的各种显性隐性的基因激活衍化实现的，他们的那些脉络，我们从根本上就是搭不上的。我们在今天要想创新小说文体，就只有回到自己传统中去寻找活性基因才会成为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历史叙事的传统，志怪笔记的传统，白话小说的传统，诗文的传统，等等。今天的这个复杂得空前绝后的时代，其实已经提供了太多的刺激因素和想象的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的成熟以及虚拟空间的异常活跃的存在，都给小说文体的变革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前提条件，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相应的新现象出现。现在流行的写作，基本上还是很陈旧老套的那些方式。
    何平：这次的《极限》，我并不理解为“科幻小说”。“科幻”之所以被你征用，你是把它作为你想象的小说的一种有效的建构力量。我觉得是有一种动力，让你在“科幻”意义上重新再审我们的“现实”。
    赵松：我认同你的这个判断。我从没觉得自己会写科幻，也没看过几本科幻小说，这是事实。写《极限》其实不过是假科幻之名来一次借题发挥而已。我只是想换个方式探讨一下生与死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活两三百年，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情感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人在本质上就是贪生怕死的么？在生死之间，真正让我们困扰的令我们莫名不安的是什么？写完它，我也没有答案。我只是隐约地感觉，人并不总是渴望新的开始，有时候也会渴望结束。
    何平：不仅是想象世界的方式，《极限》也显示了小说可以作为一种“思辨性”的文体而存在，不知道这种思辨性在你是不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赵松：其实在以前的小说写作里，思辨性的时候并不多。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我基本上是会排斥思辨性进入小说的。因为我信奉的原则是，小说家是不作判断的。有思辨就会容易导致判断。老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做的事，不管在别人看来如何精彩，我都认为是败笔。当然我知道在他的小说整体结构设计上这一卷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保留这个部分。只是我不喜欢而已。实际上我也很清楚，完全没有思辨性的小说其实是没有的，思辨性跟人的存在是很难切割的，它总是会某些时候以合适的方式自然存在。我甚至会想，或许，只要我们还在通过小说寻找着什么，思辨性的火花就会自然浮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