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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在央视热播，讨论也随着热烈。当然我无意于在此跟着讨论，但海峡东西岸，实在有着太多的历史之蒙和切肤之痛。冷战时代众所周知就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已告“历史的终结”。可而今的海峡两岸存在着的仍是意识形态的纷争，加上具体历史的繁复：不说施琅当年跟随郑芝龙降清抗明，之后又跟随郑成功抗清，之后又降清与郑氏家族刀枪相向，直至最后奉清廷之命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收复台湾的神圣使命……也不说此前的大几十年台湾陷入荷兰殖民者手里，却是由郑成功亲手收复，此后又有几十年陷入日本人之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才把台湾重新收复，就说国共内战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一湾浅浅的海峡”又重新封闭了几十年，活活割断了两岸的亲情和血缘。历史的残酷，怎么也不可能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可以任由人们打扮的小姑娘。你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真相究竟是掩盖不住的，尤其无法遮掩的便是历史的那一重又一重的旧伤疤新创痕…… 如所周知，台湾岛除了土著，国民党败退人员以及后代则俗称“外省人”，也属少数，而今在那里生活的多数是跟郑氏家族联系或近或远的闽南后裔。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省份的角度抑或族群的角度，台湾题材均是个重大题材。福建的作家责无旁贷。恕我直言，截至杨少衡的长篇新著《海峡之痛》（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之前，这个题材基本被悬置，其间有历史的原因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生活积累方面的以及如何认识和解释方面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不是说没有这方面创作，而是说没有这方面的重要创作。《施琅大将军》当然是个重要创作，也恕我直言，其宣传层面的效应远比艺术的层面重要。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看重《海峡之痛》。国家主义叙事、民族主义叙事有它合法性的一面，但小历史和小话语的叙事则是当下世界叙事文学的主流，或者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此二者之间。关键在于，“民族国家”方面存在有太多的歧义，比如究竟为“想象的共同体”呢抑或“道德的共同体”？若为后者争论颇多，如我开头所说此不予赘述，若为前者则为“主权国家”与“现代化”意识，则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内容。文学的事情也一样。 况且，杨少衡的《海峡之痛》也未必就是小叙事，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就拒绝了宏大叙事而已。实际上，“民族国家”也始终便是该部长篇的主轴，小说主人公杜荣林几乎终其一生便为了“解放台湾”这么个未竟的事业。不知哪位有大气魄又能有大建构的导演，若能把《海峡之痛》搬上银幕或银屏，一样会是一部电影或电视大制作。当然，从布迪厄的意义上说，真正的作家是“为生产而生产”，畅销作家是“为了受众而生产”，但二者都有把各自来之于文学的经济资本转换为符号资本的冲动，于是改编成电影电视纷纷转向大众传媒，就有向文学场域施加压力的功能，也即不得不使“文学场域”屈从于外部的文学标准。因此能持独立立场的批评家，就不能受制于这个外部的文学标准。也就是说，必须时时记得面向文学的为生产而生产本身，并努力与真正的作家一道共同抵制其他场域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等场域对文学的支配。说白了，《海峡之痛》若在好的影视艺术家手里肯定能拍成一部上好的影视作品，但它首先是一部上好的文学作品。这个根据便在于该部小说成功地再现了纷纭激荡的历史场景中的人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 用孙绍振教授的话说：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很不够，文学应该是人的感情学，而且应该是人的感情错位学。孙先生的理论见地穿透力惊人，其所创造的理论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以为仍然会有相当有效的解释力和检验力。因此这里不妨套来一用。杜荣林的情感波澜当然跟他的战争经历、家庭经历、社会经历以及感情本身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具体结构故事上，跟杨少衡自己正在走红的“新官人小说”套路有些不同。后者大多面对当下生活及其人物的当下境遇，前者则主要把人物置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场景之中。小说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彩的枪战，重要的是，这场枪战既拉开了情感的序幕，而且是个重要的楔子（尽管在小说结构中不见得有此用意）：主要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内容，都在这个重要场景中得到了线索埋伏和展开的基础。特别是战争场面中的细节刻画别出心裁，就像之后反复涉及却又并不正面展开的各个历史场面那样，那些不过就是故事的背景，而着重展开的只是历史场景当中人的行动和心理以及精神活动，比如在清理战场的时候，突然一阵清脆的婴儿的啼哭，给人神经刺激的强度甚至不亚于枪声。尤其是俘虏群中一个“国军上尉”闻得女婴哭声“身子摇晃，目光闪烁”，连长杜荣林马上警觉到对方跟女婴的关系，直到这个叫罗进的上尉俘虏把女婴留在了竹排上潜水逃走……人物的三角关系就此确定了下来。如果我们盯着杨少衡是如何就着这人物的心理三角关系来结构小说，那么我以为就比较接近了杨少衡结构此部小说的内核。所谓“史诗个性”也好，所谓“艺术群像”也罢，离开了这一点就可能对该部长篇的精髓缺乏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从文本的意义上考察。也就是说，杨少衡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么写？我们还可以从文本的整体把握上观察到。杜荣林由于野战能力被地方干部操着“一口鸟语”的陈石港看中，被要求留在地方参加剿匪——结果除了通讯员王锁住幸存，包括指导员于立春在内全连80余位战士悉数牺牲在那场著名而朦胧的“金门战役”，成了杜荣林大半辈子最大的心痛，也成了他未酬壮志的一生夙愿：“连长会带人打过来的！”；与此同时，他也跟朋友陈石港和敌人罗进形成了更加曲折丰富的故事链：罗进为了寻找在撤退时的遭遇战中失散的妻子刘小凤，不惜丢下女儿潜回深山，结果入伙为匪，跟杜荣林又结下旧恨新仇；如果不是罗进，杜荣林就不会在激战中负伤而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护士）秦秀珍；如果不是秦秀珍，罗进后来偷渡香港进入台湾就不可能炮制所谓《给杜营长的信》，因为秦秀珍的父亲是国民党上校中医并随军台湾；如果不是罗进的女儿后来成为杜荣林的养女杜山，在那场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中，出于“革命性”而不惜毁灭“人性”，就不会导致秦秀珍的自杀身亡；如果不是为了妻女，罗进就不会一次次地铤而走险，先是跟随部队进行唯一的一次所谓“东山大捷”的“反攻大陆”行动，后是被派遣回大陆进行潜伏而后被投入我方监狱，而且更不会在后来的海峡两岸逐渐解冻中偷渡回大陆窥探情势并亲身感受和验证，以及其后的在大陆投资办厂办公司……杜荣林的生活磨难又跟罗进父女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由于杜荣林出身于孤儿对无父无母的孩子有着一种天然的关爱，又由于杜山在一次部队支农中被一个战士把躲在麦垛里的她误伤，杜荣林命手下接回城治疗，结果从此留在杜身边成了养女；杜山由于在文革中的“兽性”发作在文革后人性回归，矢志报答杜的养育之恩，而且养父女之间也确实结下了骨肉深情，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也尽管由于秦秀珍的关系其“大弟”杜海和“外婆”孙碧丽并不能原谅她……跟杜山有血缘关系的罗进，出狱后故意以捡破烂为生，只是为了便于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终于在被民兵作为流窜犯网罗的过程中巧遇正在“造反”中的杜山，几乎只一眼他便认出了这个酷似刘小凤的女儿，但跟他随后颇费周折又在郊区土门找到在此曾经的养父母家“投亲”以“上山下乡”的杜山一样，他不敢贸然相认——或怕杜山不肯认，或怕认了会对杜山构成可怕的生存威胁……而从另一个方面又有杜荣林跟陈石港的生死之交，在文革中杜甚至派出侦察兵救出正在遭难的“走资派”陈，并惹祸上身，杜仍然坚持着把陈悄悄地送往乡下避难；又有罗进跟吴淑玲的关系、跟陈汉的关系，继子跟杜荣林小儿子杜路的关系，以及罗进的女儿跟陈石港的儿子陈海军同在美国留学形成的恋人关系……等等，错综复杂，从而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人物链。而实际上，当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和“由于”，其是在现实场景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也好人物也罢还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在上述诸多的人物链中所构成的那一个个人物心理的三角错位关系。 很显然，杜荣林与杜山和罗进构成了该部长篇的大三角的心理错位关系，陈石港又在他们之间形成一个小三角的心理错位关系，杜海也一样；而罗进跟陈石港以及他们的后代的关系，即便是罗进跟吴淑玲和继子庄文炳的关系等，也可作如是观。关键在于，好比在一些爱情小说中第三者的插入是人物和情节发展的一个动因一样，该部长篇中任何一个人物的出现都对情节的发展有着推动，尤其是对人物心理发展的具体推动。以大三角心里错位为例：如果不是杜山在文革中的荒唐表现使杜荣林失去了秦秀珍，杜荣林之后就不可能给杜山这么深的宽谅、理解和父爱，也恰是由于此，才有杜山后来几乎是赎罪般发疯地学习和做学问，并不惜打算跟新婚丈夫离婚而不愿出国深造，就为了养父的身体健康和晚年生活。杜山越是这样，杜荣林却越不允许她这样，而是越发鼓励她往学问努力往医学科学的前沿进军，用陈石港的话说，这反而是给他留着“希望”。而在此背景下，罗进历尽千辛万苦，就为了能和亲生女儿得以相认，可在他们父女中间隔着一座山似的杜荣林，为此罗进对杜荣林恨得牙痒痒，而在内心深处他又不能不深切地感谢杜，尽管连他自己的意识层面中也未必就清楚，直至杜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更有当年发生遭遇战的那个龙潭山谷，却是罗进和杜荣林二人共同的伤心断肠之地，罗进在这里妻离子散，杜荣林的战友自此一战后从此永别，因此罗进想在此造一座亭，杜荣林想在这建一座碑，前者为了纪念妻子，后者则为了纪念战友。各自的心愿不一，但让人震动的是那各自坚持了半个世纪均矢志不移的那份执着和心迹，哪怕风雨如磐，哪怕世事难料，哪怕历史常常喜欢开人的玩笑……情感的力量能够穿透时间的隧道，是艺术家的虚构抑或心理学家可能遇到的难题，比如灵魂？罗进总是在一种难以理喻的直觉中，就能觉察到女儿的存在，甚至也能感觉到发妻的存在，而杜荣林的八十余位战友的英灵也一样始终存活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离休之后，为了了却未了的心愿，他凭记忆寻访了老战友们的故土家园，其中甚至有一位老妈妈还在念叨着等待着她那牺牲在金门的儿子的归去……我们看到，尽管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在不断变化——战争、剿匪、反特、革命、造反、三线、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港商、台商、下海、烧香还愿、避暑山庄、一国两制，等等等等……在不同的故事链条中，让不同的人物链条产生心灵上的激荡，比如杜山在跟杜荣林有意无意中提起，非常想知道自己生母的下落，就导致杜荣林在寻访故旧家乡的途中，也一路寻访着刘小凤的蛛丝马迹。甚至，杜荣林便是在寻访的过程当中出的意外，那会儿他一个人举目远眺，看着台湾方向当然还有金门，谁也不知道他那会儿究竟在想什么，而且探访到刘小凤踪迹也便是在这次意味深长的“举目眺望”的过程中。杜荣林倒下了，罗进闻讯直奔医院病房，甚至就在隔壁开了间病房准备长期住下，就为了能够守着既是他冤家又是他恩人的杜荣林。小说之中如此独运的匠心，俯拾即是，便是以人物各自的心理波澜搅动着情节的峰回路转，小说的可读和耐读也常常便在这峰回路转之中，其步步为营、丝丝入扣，再一次让我领略到了杨少衡特有的叙事魅力。 细读过小说，掩卷而思，确实让人心潮难平。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我们差不多有三代人，几乎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近一个世纪中，除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同，那种党同伐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乎没什么两样。罗进从金门特务机关进入台湾，因为陈汉案件入狱，当初的心战案例《致杜营长的信》有通共嫌疑。而杜荣林因为《致杜营长的信》影响了前途自不必说，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自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更因为原来的通讯员王锁柱——金门战役的幸存者，本来应该是英雄反而成了“败类”，并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从而也给杜带来了诸多困扰。实际上，“几千年来不断有人渡海从这边到那边去，明清两代过去的特别多，形成了眼下台岛居民的主体。两边本来是一家，来来往往不断，在闽南你随便抓一个人，把他往死里打，八成能打出一些个特别的‘台湾关系’。反过来也一样，你在台湾随便抓一个人往死里打，八成也能打出几个‘共党关系’来。”我们显然需要反思的是，宋元以来的“保甲连坐”、明清时期的“监管技术”、袁世凯以来的“巡警制度”乃至蒋介石、毛泽东的“警察国家”，无非是从传统慢慢过渡到现代而已，社会控制与管理方式，几无变化。直白点说，几乎就成了我们的“历史之羞”。好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纷争已近终结， 也就使得我们的这种反思成为可能。也即我们的所谓“民族国家”抑或“主权国家”，亦即所谓“现代化意识”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一如当代学者邓正来先生所言需要重新定义，主体性中国显然不该也不能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即“从原来的政治性需要的主权向非政治性的视角进行转换。”当然，作家的反思只有也只能是面对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找出土地的根儿，照出土地的魂魄和血脉，所谓“为何眼泪充满我的双眼，是因为我爱这块土地爱得深沉”，便是这个意思。出于杨少衡的个体生活经历：长期生活于闽南漳州，对闽南的这一块土地和生活烂熟于心，其有着丰厚的积累；而且其出身于南下干部家庭，对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有着深入的体验和观察；对曾是海防前哨而今又是改革开放前哨的海峡西岸的城市与包括东山岛在内的乡村更是有着诸多的亲历性，远观近照，更不用说为此长篇写作所作出的文学准备和知识准备了。我们知道，当下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尤其不能忽视实践的、实证的、社会史的、生活史的乃至个人史的方法。尽管文学作品因为是虚构的，无论是实证还是价值诸方面都可能要被打折扣，但真正好的作品则可以例外，比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众多作品如所周知便是典型的例子。窃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峡之痛》也显然具备有这种价值——至少，《海峡之痛》为我们提供出的就是一份精细、真实而又立体的心灵档案。 当然，《海峡之痛》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阅读上的不满足。这些不满足当然是文学上的，或者直白点说，就是作家并不是那么自觉地抵制非文学的标准对文学场域的侵袭，也即前面说过的被影视冲击并多少有点屈从了的那种外部文学标准。尤其是电视连续剧的做法，多少有点改变了往日杨少衡“新官人小说”中那诸多细节、节奏和氛围的精致（尽管长篇小说未必需要精致的文体），而显得有些匆忙，尤其是一些章节的末尾就显得有点潦草，如： “半小时后陈石港一家到达，前来参加度假的团圆聚会。一看杜荣林不在，陈石港便觉蹊跷。恰在此时，杜路同他外婆王碧丽匆匆赶到，踏进家门，两人跟杜山面面相觑。紧接着一辆吉普车飞快而来，停在杜家的门口，一个参谋扑进屋子。‘副参谋长在医院里！’他叫道。”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地方甚至用不着改编，现成的便是电视连续剧的场景。也即外部的节奏加强了，内部的节奏却是多少有点松弛了。又如陈石港带上罗进跟杜荣林的最后一场“龙虎会”，对情节的交待也略显匆忙，同理：作为一场戏，此无疑是一场重头戏，而作为小说显然可以采用别的办法以致内部心理节奏更趋精致而多彩。另外则是刘小凤的下落，或许可以处理得虚一些，因为太过有头有尾，心理错位的功能就会被大幅削弱。用孙绍振先生的话说，就是错位后的复位，复位后又由于一个新的因子（或人物或细节或场景）的进入，从而导致新的心理错位，推动情节的发展。如果复位得过早或者匆忙，就容易破坏了艺术效果。 如前所述，换个角度看，假如真有哪位能有大建构的导演想把它搬上银幕（或银屏），可能又非常便当，那么，把经济资本即刻转换为符号资本，应该说也未尝就不是一件好事。这，也许是当下文艺景观中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可能也难说就不是一个盲点。 完稿于2006年五一节前夕 （此作载《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