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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公认的身份归纳来说有三种，作家、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三者分别凸显了韩寒不同时期的公众形象，也清晰地勾勒出韩寒的转型之路。 1999年，韩寒以天才少年作家身份出道，连续推出几本畅销书，2003年，韩寒成为职业赛车手，第一次转型完成不同专业领域的完美跨越，身兼偶像作家和赛车手双重身份。此阶段韩寒的标签：天才、叛逆、偶像。2005年，韩寒尝试偶像化多元发展，签约环球唱片公司，2006年出版个人音乐专辑，貌似销量不佳，首版即成绝版，第二次转型受挫。2006年韩寒接受新浪邀请开博客，内容多涉及赛车和个人生活，2008年开始较多把目光投向公共事件，时政杂评逐渐成为博客主要内容，在以青少年为目标群体的畅销书作家中，韩寒独树一帜，积极就公共事件发言。时评写作为韩寒带来了许多原本对他的小说不感兴趣的读者，更收获了众多名人学者的广泛赞誉。 在纸媒、网媒和时政论坛的力推之下，韩寒声誉日隆，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此阶段韩寒的标签：自由、独立、率性、敢、公民。2010年，韩寒涉足杂志出版行业，领衔主编的杂志《独唱团》第一辑在重重阻力之下于当年7月出版，狂销80万册，12月，据说已印刷好的数十万册第二辑杂志被迫销毁，第四次转型在政治力的强制干预下折戟沉沙。杂志虽然停刊，但获得的赞誉和口碑以及销售市场的肯定，再次印证了韩寒的个人魅力和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 韩寒的几次转型，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韩寒还只是影响力仅限于青少年的小众偶像，可开发的商业价值有限。但是当韩寒拿起时评这支笔，由小众走向大众，从偶像明星成长为意见领袖，他的商业价值也伴随名声成倍增长。尤其是2009年，围绕韩寒的正面深入报道和专访频频见诸南方系等公信力较高的媒体，用意很明显，欲打造一个优质公民的形象，作为“自由民主的世俗符号”引领公众树立现代文明的价值观。2010年，美国时代杂志网上评选影响世界100人，中国网民自发组织人海战术，翻过高墙用拉票刷票的方式为韩寒网上投票，最终结果韩寒得票高居全球第二。 至此，韩寒从偶像韩寒，到公民韩寒，再到超级偶像韩寒，完成了三级跳。 有论者以为，媒体、知识分子群体和网络大众合力把韩寒扶上“神坛”。但韩寒不承认他身处“神坛”，也曾谦虚地表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韩寒的时评并不是说见解有多深刻，他的长处在于文字，最拿手的是反讽。诠释当下的中国，挑战体制的话语权，瓦解伪崇高，戳穿伪正义，反讽简直如鱼得水，因为体制的话语本身是建立在虚假的逻辑之上，反讽以戏谑、夸张、引发冲突等解构手段更易凸显体制话语的荒诞性，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对荒腔走板的舆论导向有极大的杀伤力。与同样擅长反讽的鲁迅和钱锺书相比，韩寒的文字没有鲁迅的那种沉痛绝望，他承袭临摹的是钱锺书的轻松调侃，类似于相声中的包袱，计算好了节奏，时不时抖出来一个。 阅读这样的文字写出的时评，可以从情绪释放中获得相当的心理快感，一种参与了益智游戏的满足。比起以逻辑建筑的理性批判，优点是更轻松，段子化的警句格言更易于传播，弊端是在瓦解了体制话语的同时，也部分消减了现实的沉重感。这就像是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上流传的大量政治笑话，与其说是勇敢的挑战，不如说是消极的反抗，如同恶作剧——在斯大林时期绝对不容许出现的现象，到这时就变成官方默认允许的常态，这是后极权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直白地说，在看了韩寒的时评之后，绝不会产生革命的冲动——“革命”被用集体散步这个词自行替换。然而，天鹅绒革命的手段方式不就是集体散步?! 同样是段子化写作风格的时评作者还有青年领袖李承鹏。不过，透过文字可以看出写作状态，他常常会被情绪带着走，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沸腾了，韩寒则是带着读者的情绪走，游刃有余，收放有度。读者经由韩寒嘲笑了体制，发泄了不满，满足了道义，获得了自我认同。 韩寒提供了政治心灵鸡汤，来抚平大众的政治焦虑。所以不难理解，在对国内政治生态有更深刻认识的人看来，韩寒有政治投机嫌疑，用路金波的话说，树政治牌坊，后极权时代言论有相对的自由，只要不触碰底线，就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反而会有现实收益。韩寒从2008年到2011年的经历便是证明，他几乎每一篇博文都会被新浪推荐到首页，偶尔遭删帖，连打压都算不上，更不要说迫害。 而中国，并不缺乏有勇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键是更严肃的思想探讨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几无生存之地，一旦触及到体制根源就遭封杀。有价值有深度的思想没有良好通畅的传播渠道，理性建设无从谈起，剩下的只能是情绪性的发泄。胡锡进说：“我们要在舆论场不断筑高理性的阵地。”但大家都清楚，所谓的极端话语、网络暴民，正是舆论不自由的产物，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喉舌，筑起的绝不是理性的阵地，而是言论的监狱。有那么多的人追随韩寒，并不都是偶像崇拜，也并非源于他的道德感召力，公众只不过是希望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找到一个代言人，一个可以替他们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愤怒的人。民主体制下，各阶层的利益团体有各自的代言人，民众的利益诉求有表达渠道，有维权机制，有法制保障，有解决途径，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一切都不存在，公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个有影响力的人身上。韩寒因缘际会，成就风云人物。 南方系媒体和众多名人学者对韩寒的追捧盛赞，本意是打造一个自由民主的世俗符号，这种行为和心态反映的认知是：民众需要民主启蒙，文化改造，素质教育。一句话概括：开启民智。事实上，这个工作，中国文化人已经做了150年。终于在100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67年前，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打败了日本;65年前，中华民国施行民主宪政，直选产生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差额选举产生总统。62年前，国府迁台后继续推行台湾县市长民主选举，第一任民选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均非国民党党员。24年前，台湾第一次直选产生总统。100年来的中国经历战乱，已在台湾结出民主硕果，但大陆还遥不可及，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毛泽东的专制，特别是文革中的文化专制，人治肆掠，法治不畅，蒙昧复归，民智未开就又成为问题。因之，启蒙意识，还掌握在一些拥有话语权的知识群体手里，这是很让人悲愤的现实。 有人说，韩寒道德感薄弱，也不伪装道德感，甚至在结婚后也公开拒绝承担彼此忠诚的义务，鲜明的极端个人主义特征，“作为一个传递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符号，这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然而，韩寒作为用独特方式启蒙的青年人，当然可以不是完美的领袖，何况用道德家的眼光要求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无法胜任。谁能否认卢梭不是启蒙思想家?但卢梭的的“个人主义”比谁都严重。 也有人质疑：韩寒到底是偶像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偶像参与商业活动无可非议，因为偶像本来就是商业化流水线的产物，但是公共知识分子是在为公众利益代言，就必须要恪守本分，回避商业利益。“你能想象出一个一边代表着公众的良心，一边在商业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哈维尔?”这就显得强词夺理。华盛顿是大奴隶主，却能建立人权立国的美利坚——这道理和一个人信佛，却不能要求他绝不能吃肉一样简单。韩寒这几年通过时评积累了极高的名望，也附加而生了不菲的商业价值，也并不代表具有了商业价值就再也“代表着公众的良心”，而且韩寒本人曾表态，并不接受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头衔，在访谈中也曾说：“我要是被严刑拷打的话，肯定会叛变，我觉得我是一个底线很低的人。”然而，他越这么说，人们越认为他清醒理智，不虚夸不浮躁，反而更加喜欢他。 站在公正的立场，也无理由要求“公共知识分子”道德完美无瑕，没有私生活，没有商业利益。只要其私生活和利益，不依仗着掌控公权力的偷盗劫掠而来。 2011年年末，韩寒在博客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观点引发公众强烈质疑。从前每发一篇时评都获得一边倒赞誉的韩寒，头一次陷入了争议的漩涡。批韩一方认为，韩三篇向体制献媚，迎合了官方维稳的主调。挺韩一方认为，韩寒告别革命，争取自由的表态，表明了韩寒的理性成熟，是“化蛹为蝶”的进步。两方分歧的根源在于对体制变革的路径认识不同，挺韩派寄望自上而下推动体制变革，良性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批韩派则认为改革开放30年，政治体制改革毫无进展，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一手抓权，一手捞钱，“摸石头摸上了瘾，不想再过河了”，渐进式改革的许诺已不可能兑现，因此寄望于自下而上倒逼政权实现政治变革。 这本是思想认识的差异，自可争论，有益无害。但韩三篇热潮尚未退去，争论战火已延烧至代笔风暴，韩寒面对最严厉的质疑和拷问。这意味着韩寒的又一次转型：“骗子韩寒”。因此有人断言：韩寒的崩塌，也宣告了启蒙时代的终结。 代笔问题，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简单地说，《三重门》和参加比赛的那几篇有无有代笔，所有人都靠主观的分析和判断，没有真凭实据。方舟子和网友们对《求医》和《杯中窥人》的分析头头是道，说韩寒在不止一个细节上明显撒了谎，比如彻夜读《二十四史》和《管锥编》，没有很深的古文功底是根本看不懂的，比如《三重门》小说虽然艺术水平不高，但文字还是很老道的，讲究起承转合，字斟句酌，看得出精心打磨的痕迹，跟韩寒同样是一稿成的赛车博文相比，文字风格和水准截然不同等等。他们忘了，靠推理来确定“诈骗犯”，是只有中国特色下才有的司法，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启蒙工作还任重道远。 韩寒也许真的倒了，谁也救不了，除了他自己。但救的，恐怕还是公信力。 而此前韩寒的真实，却是存在的。若看了他在香港大学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文稿，其语言之幽默，思维之敏捷，插科打诨中所透出的机警与睿智，都不是能代笔的。就算代笔，启蒙效应已经有了，也挥之不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全国所有的教授加起来的影响力都不及韩寒”的评价，更加深了这一印象。看过他的一些博客，对这位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的青年才俊，就钦佩有加。作为80后的“意见领袖”，拥有无数的粉丝拥趸，对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现象会足以引起当局的注意。 不过，人都是政治动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汪精卫年轻时是一位怀有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刺杀清庭摄政王失败以后，面对杀头之罪，从容不迫，大义凛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的豪迈与壮烈，后来却变成了“汉奸”。当年为民请命，以改造天下为已任的“穷棒子”，今天却变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利益党。所以，在言论自由还很糟糕的时候，更需要“意见领袖”，需要启蒙者，哪怕是代笔。 当然，现在中国也并不是言论不自由。 在冷战打得火热的时候，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两名记者在华盛顿的一段谈话。这两个记者一个是言论自由有保障的美国人，一个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苏联驻美的记者。美国记者首先发问说：“你们苏联很讨厌，没有言论的自由。说什么写什么，都有坐牢的危险。”那位苏联记者涨红了脸反驳道：“你这是胡说，对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美国记者并不示弱，举例说：“那好，我们就在华盛顿谈话写报道，我们可以随便攻击谩骂我们的总统，说他是大草包、大笨蛋。你苏联，能这样做吗?”那位苏联记者哈哈大笑说：“我们苏联人和你们美国人一样有言论自由，天天在骂你们的美国总统是大草包、大笨蛋。”中国，逻辑就和当年苏联的逻辑一样，有骂别人的言论自由，没有让人骂自己的言论自由。 最近，时政圈子里对政治改革讨论得很热闹，希望进行政治改革，甚至于倾向于把愿望说成事实或者是即将到来的事实。这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必要性的问题，即是不是真的要做政治改革;另一个是建设性这个问题，讨论具体怎么做。 行动的逻辑，一般说来是下决心做在前，寻找办法在后。要想有建设性的办法，就应该集思广益，围绕问题展开公共讨论。一说政治变革就认为是敌对势力，这是最没有建设性的一种态度。当然要害的问题在于：建设什么，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想建设一种该更集权的政治制度，即有权力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的权力大谁就掌握真理、掌握一切，要老百姓乖乖地任他鱼肉，甚至还要山呼万岁地拥戴权力，这种制度自有其“建设”的办法，对此人们不会有任何建设性意见。而承认“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建设一种国家权力向民众负责的政治制度，那才需要建设性的意见。说着后者而干着前者，这样的“建设性”，是自欺欺人， 是人格分裂、两面三刀，这种东西哪还有什么建设性。 韩寒的“倒掉”，说到底还是因为其《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谈革命》尤为争议。其实，人民有革命的权利。这不仅在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有共识，中国传统思想自古以来也都强调这一点的，两千年的“易经”就有“革卦”。很多人常常是连“革命”的概念都没弄清楚，仅仅局限在“暴力革命”的认知中来反省革命。但革命并不那么容易。关于革命权利，是价值层面的;革命不会这么容易地发生，这个判断是现实层面的。 改革和革命这两个东西，在今天的中国现实中，都还不存在。 国内常有人喜欢说用什么什么“倒逼改革”，即认为在面临革命危险的状态下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更多地愿意争取主动来推行改革以避免革命。的确，精英当中有那么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的人，但他们还不是主流精英。主流恐怕还是那种“盛世”情结，感觉好得很，脑满肠肥，志得意满，老子天下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他们还在教训美国要进行政治改革，在努力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这种“满大人”心态，与那种面对高压锅的心态相比，仍是既得利益集团目前的主流心态。以强化宣传来弥补自己所缺少的，说得多了自己也完全信以当真。前两年更不得了，说现行制度是“完美制度!”，根本无存什么危机感不危机感。危机感这两年刚刚开始冒头，还主要是在社会层面。 然而不改革，麻烦会越来越多，危机会越来越重。但是，从危机到改革，也并不是线性的逻辑。有危机不一定就会有改革;改革是应对危机的一种选择，而面对危机也还会有其它的选择。比如什么都不干混日子，所谓“击鼓传花”，也是一种选择。如果所有的危机都是导向改革的，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大的危机，因为危机不是一天形成的。危机不够大，不足以给既得利益集团足够压力以推行改革;而危机足够大，既得利益集团更感到恐惧，更不肯改革。 其实，革命似乎是什么大灾难，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留下的概念后遗症，所谓“革命”，与暴力同义。告别革命，其实就是告别暴力。只是那种共产主义革命，如今很难再出现了，当今中国不可能还会出现拉起武装上山打游击、实行边区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可能。近30年来，世界上革命不断，从1970年代的南欧，到1980、1990年代之交的东欧、拉美、东亚、乃至非洲，再到2011年的中东、北非，这些革命都不是灾难，而是伟大的进步。只不过近30年全世界几十起的革命，都不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人们讨论革命时，远远不如清末的水准。 中国现在是处在全球化之中，是信息革命的时代。对外开放，信息技术的发达，就这两条而言，中国在世界上并不落后的。 革命，离不开启蒙。改革，照例离不开启蒙，包括对利益集团的启蒙。所以，无论韩寒是否“倒掉”，启蒙时代都不会终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