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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古斯·肯尼迪 著 吴万伟 译 依靠自己拥有的最佳亮光坚定的走下去。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野蛮是没有敏感性的力量，衰弱是没有力量的敏感性。 ---约翰·阿姆斯特朗 《寻找文明》 为了判断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观点，个人必须有辨别好坏的自由。 安古斯·肯尼迪（Angus Kennedy）在新书《文化素养：为歧视辩护》中探索了笼罩艺术的相对主义崇拜。肯尼迪认为在包容性和不作出判断的思想支配文化讨论的时代，只有通过区别对待和做出判断，艺术才能有生存的希望。下面是该书的节选。 文化与自主性 文化和自由并行。艺术需要时间和自由才能创作出来和供人欣赏。人们需要有空闲时间看书、听音乐、看戏、看电影和与朋友聊天来提高素养。极权主义社会中高雅文化枯萎，而在历史上最尊重自由的时候，它会像花朵一样开放。伟大的艺术作品反映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在西方传统中，我们最尊重的事情之一就是独创性：艺术家敢于大胆打破传统的边界，挑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并提供观察世界的新鲜视角。有时候这种自由文化让个体陷入反社会的深坑，有时候社会觉得它只能有这么多自由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证能够为艺术家的自由提供辩护，但更功利性的论证则从社会价值的角度为艺术辩护，就像当今的常见观点，即艺术的价值体现在为某些东西所做的贡献上，像日常生活和经济一样的基本生活资料。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仍然是讨论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的主要参考文献。阿诺德要么被当作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主义者而受到攻击，他希望教育工人阶级，让他们行为得体，防止社会滑向无政府状态；要么被认为是丢失的文化理想的旗手，即“文化是最伟大的思想和观点”：在当今唯一的标准是拒绝作出判断和区分好坏的时代所特别需要的高雅文化的辩护者。这两个立场基本上都正确，但两者都错过了阿诺德非常重要的某些观点：他对个人自由的恐惧和对国家的信仰。他认为无政府状态源于自由太多，源于个人有太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中注意到这一点，请注意阿诺德的话：“自由是能骑的一匹好马，但关键是要骑往某个地方。”1这种自由并不被当作目的本身，而是当作指导下的自由。当然，在阿诺德看来，这个方向就是文化，即“我们对绝对完美性的追求，依靠了解所有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和观点。”（2） 从传统上说，教育工人阶级是防止个人放纵和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方法。为了自身的利益学习和追求文化的自由理想和使用文化限制个人自由，并按照社会规范塑造个人成为有秩序的群体之间显然存在紧张关系。 阿诺德还向我们展示了另外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他信仰理性，迫切渴望社会和机构改革，这使他尊重我们的知识文化，“把新鲜和自由的思想小溪引向我们储存的观念和习惯。”在他看来，文化具有某种开放性，它会发生变化，其价值是相对的。虽然部分内容可能“最好”，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失掉其地位，这是允许自由思想和批评的代价。另一方面，阿诺德知道社会中实际上没有哪个阶级如此理性或对文化如此感兴趣，会认为实现阿诺德的理想符合自己的利益。贵族（野蛮人）希望保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非利士人）希望成为有钱人。工人阶级（大众）希望成为中产阶级或者去偷、去抢、去破坏。文化怎么能有希望呢？ 艺术的辩护者采取工具性心态来掩盖其对文化威力丧失信心的实质。 他认为，这表现在两个地方。首先，三大阶级的个人“残余”因为文化本身的理由喜爱文化：他们是不被自己的阶级处境所决定的人---无论是基于什么偶然情况。其次，更加可靠的是他发现了处于这个状态的文化，虽然带着对个人自由后果的某种恐惧和对雅各宾主义危险的意识。正如威廉姆斯论述的，只有在国家中才有拥有权力和威望靠文化组织社会的“普遍完美的代理人”。（3）最后，作为经典自由主义者的阿诺德被迫依靠社会而不是个体的一面，并使用国家作为文化引擎来塑造和指导民众成为有组织的和谐的整体，虽然他相信个人理性和思想自由。如果为了文化的“甜蜜和光明”能够尽可能多地把人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必须牺牲自由，那就请吧。自阿诺德时期以来，国家的作用和政治在文化、教育和博物馆中的作用就像在人生各个方面作用一样还是稳定地增长。 国家中的文化 阿诺德觉得他没有多少选择。在他那个时代，文化尤其是西方高雅文化已经丧失了在19世纪之前享受的无可辩驳的权威地位。就连狄德罗和（Diderot）和霍尔巴赫（d’Holbach）等启蒙激进分子在彻底攻击君主制和贵族制时，也支持“彻底消除过去的机构和意识的有意识的系统性的努力，用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取而代之。”（4） 工业革命和帝国的价值和贵族鉴赏力的价值也丧失了权威：英国外相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不是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伯爵（Robert Walpole）。阿诺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把文化从离题和破坏中解救出来，他认为只有把文化放在为社会服务的位置上才能做到这一点。他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无限制至少是无自我约束的限制的自由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而没有标准的文化是则平庸和没有意义的。但是告诉民众到哪里骑马，他们并不自由啊。把文化作为工具来使用就不再是我们骑马的观点，不再是前往一个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关键问题是指导下的自由不是自由，除非它的指导者是自己。文化被用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一种家长制，这与我们通过学习和追求改善自我的观点正好相反。阿诺德可能提出的其他观点只能是每个阶级的那些“残余分子”，那些非同寻常之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模式，即把文化留给个人。这是让民众变得更加有文化的唯一可靠方式：他们自由地学习和追求而不是由于国家要求他们这么做。他本来可能欢迎民众作为某种复兴文化的力量出现在社会上，但是群众令他感到害怕，他对这些人依靠自身提高文化水平的意愿和能力缺乏信心。他对文化的吸引力缺乏信心并决定把文化当作工具来使用以便打击无政府主义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等于承认文化不能独立存在，文化没有自身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说，缺乏足够的精神来表达自我。文化因为阿诺德的观点大获成功而遭到致命的伤害，因为人们似乎只是把文化当作服务社会利益的工具。 除了把群众看作分不清面孔的黑压压一群之外，阿诺德只看见树林而看不到树：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民众是由个体所组成，即自由的个体所组成。在下面两个意义上，自由的个体是文化的基础：首先作为文化生产者，其次作为文化适应者。毫无疑问，阿诺德没有能写一本他本来会写的《文化与自主性》的书是可以理解的。那样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因为自主的个体在自由时只遵从自己的法则。难道我们不是走到不同方向了吗？不，因为当我们行动起来改善自我，竭力成为最好的自己时，我们确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这个当然的自我利益同样是可分享的利益。自我利益的要点在于它恰恰不是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我以自己决定的方式行动以便实现自我的利益，那就不是权力为我做出的决定。即我的行动完全自由，你也是。可分享的自我决策自由意味着达成共识和协议的可能性。文化是改善自我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自由，提醒我们意识到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好。 当然，真实的情况是立志学习和追求高雅文化的人相对较少。同样的，有些人或许喜欢美术但不喜欢古典音乐、歌剧、或芭蕾。有些人任何艺术都不喜欢，但对体育感到痴迷。考虑到文化权威在过去100多年里已经彻底丧失的事实，人们实际上维持了对西方传统中的高雅内容的喜爱，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人们眼中的高雅文化的最坚定支持者似乎也感到有些尴尬。英国广播公司艺术编辑威尔·高佩茨（Will Gompertz）最近拒绝对艺术的好坏发表任何看法。但是，令艺术变得魅力无穷的恰恰是立场鲜明的价值判断和权威指南（5）。但是，这种趋势长期以来指向其他方向：不是艺术和个人而是指向科学和国家。流行趋势是民主化和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而不是精英主义、价值判断、高雅的品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身份政治的大爆发和对西方思想中的“东方主义”、死去的白人和西方经典的阴茎中心主义的种种攻击。反文化行径试图打破和推翻僵化和排外的文化等级体系。 这种趋势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谈论为艺术而艺术已经越来越稀罕，更不要说真理和美了，当然更非大写的真理和美。当今就连谈论文化本身就显得有些怪异，我们谈论的是多元文化。即便高雅文化不一定遭到嘲笑，但确实有一种省略或否认“高雅”、“低俗”、“流行”文化间差异的趋势。当今的终极禁忌是谈论被文化或者说某某人品味更高或鉴赏力更强。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所有文明都有文化，但并非所有文化都达到同样高度”之类命题应该是事实论述，但往往被看作不可原谅的精英主义论调，即便不被扣上种族主义论调的大帽子。当今的文化不仅仅是你碰巧喜欢的东西，我们拒绝被告知自己碰巧喜欢的东西并不总是最优秀的内容。 当今的文化状态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阿诺德在19世纪做的一样，当今社会也对个人表现出的判断感到担忧，也同样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化观强加在“群众”身上，并通过完全的循环论证为这种工具主义辩护，因为这是群众想要的东西。有人告诉我们，艺术必须与民众的经验联系起来，人们喜欢熟悉的东西。甚至英国新兴的遗产业都竭力宣扬当今这种“相关性。”在2013年，英国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接管了关照电视的“老大哥公馆”的责任，指出“该花园不是克莱夫登庄园（Cliveden）的花圃，倒更像自助商店的宇宙草坪（the AstroTurfed）园艺部，这个事实让它更具相关性或者至少在现代社会看来更容易理解。我们过去的优秀建筑反映了当时的品味，老大哥公馆同样如此。”（6） 艺术的辩护者再次采用工具性掩盖其对文化威力丧失信心的本质。由于缺乏坚定地为自己的品味辩护的勇气，他们似乎根据想象中的你们的品味而行动。面对失去相关性和政府资金支持削减等威胁，他们提出了为艺术辩护的说辞：提供从事“创造性”的就业岗位；防止年轻人走上犯罪道路；让我们成为更幸福更好的公民等。那诺德可能承认这种论调，虽然未必是当今文化的大部分价值。在此情况下，为个人的辨别力辩护就比从前更重要：就像个人自由一样的共同自由命题，我们在共同世界的存在和选择那个世界的共同能力。如果我们不提供这种辩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将继续丧失重要性，因为虽然国家能够做很多事却不能赋予任何东西以意义。意义并不能从会议室中产生出来。只有个体和私人的个人协会才有那个力量，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做出判断和论证的自由。 作者简介： 安古斯·肯尼迪是学院召集人。他的书《文化素养：为偏见辩护》由学术出版社（Imprint Academic）出版。 注释： (1) Williams (1961), p. 127. (2) Arnold (2006), p. 5. (3) Williams (1961), p. 128. (4) Israel (2010), p. 224. (5) Tiffany Jenkin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non-judgemental’, Scotsman, 26 October 2012. (6) ‘Big Brother House to open as “National Trust”’, http://www.nationaltrust.org.uk/article-1355802647316/ 译自：Matthew Arnold's error: the state is bad for culture by Angus Kennedy http://www.spiked-online.com/review_of_books/article/matthew-arnolds-error-the-state-is-bad-for-culture/14909#.U01nlFdLvvg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