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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1939年）后，大后方（云贵川等地）相对稳定，各项文化事业略有恢复，文艺创作也渐渐有了一点新的机运。在散文创作领域，学者散文最为惹人注目。战前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新月派理论家、当时被“左派”误解为倡导“抗战无关论”的梁实秋陆续发表了他的“雅舍小品”〔1〕， 后来的《围城》作者钱锺书则在1941年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2〕，稍后， 语言学家王了一（力）自1942至1946年间写成了《龙虫并雕斋琐语》〔3〕。虽然由于战乱， 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有限，但现在看来，三位作者无愧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三大家。 何谓学者散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顾名思义，学者写的散文就叫学者散文。但是，很多诗人、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亦兼为学者，他们的散文为什么又不被称为学者散文呢？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职业比重，二是风格。如果某人主要以诗人、作家名世，他虽然兼为学者，其散文人们一般不以学者散文目之。以朱自清为例，他虽然一直是清华大学教授，但他的成名主要在散文、诗歌创作，他作为作家的成就大于教授，其散文自然是作家散文而非学者散文了。显然，如果仅仅这样以职业比重作为划分依据，实在太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意义。“学者散文”之名所以成立，关键还要看作品风格。毋庸赘言，《背影》、《荷塘月色》等乃标准抒情、写景散文，是无法目之为学者散文的。学者散文之所以为学者散文，就在于它有别于一般的抒情、写景和叙事散文，就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学者性。这种学者性，概括言之，最突出的有这样几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知识性，也就是较强的知性。一般散文（无论抒情、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以情为主，抒情自不必说，写景亦情中之景，叙事亦情中之事，其最高境界乃情景、情事之高度融合。这些散文虽也并不排斥知识性，但它的知识性必须严加控制，必须绝对服从表达感情的需要，而不容以知“害”情。学者散文则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它的主要表现手段不是抒情、写景、叙事，而是说理和议论。因此，如果说一般散文的艺术效果主要是以情感人，那末，学者散文则主要是以理服人，以知启人。因此，学者散文的第二个主要特点便是它的极强的逻辑性。它要靠分析、判断、推理、论证来达到服人、启人的目的。在这些方面，它很象论文。它之所以不是论文而是散文，乃在于它之说理议论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所以，学者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幽默风趣，甚至机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甚至大笑捧腹。学者散文往往自称或被称为小品文，正因为它的幽默风趣使然。这种幽默风趣，是知者的幽默，知者的风趣，品味比较高雅，绝无那种插科打浑的俗气。以上的三个特点，正是学者散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区别于一般散文的根本之点。但是，它们也就往往派生了学者散文常见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旁征博引，炫耀知识，俗称“掉书袋”。旁征博引本来是个优点，但发展到炫耀知识，就成了掉书袋。就上述战时三大家而言。钱、王二家都有这方面的毛病，而以王氏尤甚。梁氏虽也有旁征博引之处，但总给人以恰到好处之感。因此，其散文在清通自然方面就显得略胜一筹了。 “雅舍小品”的出世，多少有些出人意外。战前的梁实秋虽然写了和鲁迅论战的不少名文，也写了几本文艺批评著作，但散文之作，仅有《新月》上断续发表的“零星”，实在乏善可陈。不过，想想梁氏浑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他能写出《雅舍小品》这样优美的杰作也就并不奇怪了。 《雅舍小品》中的34篇作品，写的不外衣食住行、营养娱乐、人伦道德、世态炎凉、生老病死。写于抗战中的前20篇，似乎与抗战无大关系；写于内战中的后14篇，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战火硝烟。他写的是身边琐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日常生活。穿衣、吃饭、住房、走路、理发、看病、结婚、生子、交友、写信、养鸟、喂狗、养猪、吃肉……从中，几乎看不见大时代的风云。这样一种选材角度，就很为“革命作家”所睥睨。的确，在血火交织、风雷激荡的年月写这些身边琐事，当然不值得大力提倡。但是，却应该被允许。中国很大，抗战八年，社会生活又有很多的层面和领域，如果人人写抗战，篇篇写抗战，势必千篇一律，而大后方的作家也就只能搁笔。若然，则并不利于长期抗战的胜利进行，也不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事实上，有前线也有后方，有冲锋陷阵也有日常家居。文学艺术应该反映这样一个复杂状况，作为抗战文学的一个支流，战时的衣食住行、生活琐事还并非不值得一写，也并非没有存在价值。 《雅舍小品》中的那些小品所以脍炙人口，正是因为它们并未停留在衣食住行、生活琐事的表面，而是透过这个表面，写出了人生的奥义，也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带给中国人民（特别工薪阶层、知识分子）的灾难。 写人际交往、人伦关系的篇章约占《雅舍小品》的二分之一，诸如《孩子》、《女人》、《男人》、《谦让》、《第六伦》等皆是。这些篇章有深刻入微的观察，有对人性独到的认识和表现。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是不平等社会的普遍现象，《雅舍小品》对此也有精采表现，其中最佳篇什当首推《握手》。在一般人眼中，“握手”不过是小事一桩，难有多大意义。而梁实秋恰恰独具慧眼，看出了“握手”的深意。他认为和“有几种人握手”是一种“痛苦”。“第一是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那只手不好握。他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等你趁上去握的时候，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你假如去握了，“结果是孤掌难鸣，冷涔涔的讨一场没趣。”显然，这里针砭的是那些不近人情的官僚。第二种正好相反，“他握着你的四根手指，恶狠狠的一挤，使你痛彻肺腑”，而且握住便久久不放，你“休想逃脱出来”。不要以为这种“紧握者”好得不得了，“通常握手用力最大者，往往交情最浅”，他们不过是一些“故作多情”的伪君子。在梁氏看来，还有另一种更难忍受的握手： 大庭广众之下，宾客环坐，握手势必普遍举行，面目可憎者，语言无味者，想饱以老拳尚不足以泄愤者，都要一一亲炙，皮肉相接，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我觉得是一种刑罚。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握手”，竟被赋予了这样深厚的感情含量和多样的感情色彩，讽刺了那些只伸不握、神气十足的官僚和假惺惺热情过分的伪君子，也抨击了那种环坐相握、无分良莠的陋习。至此，这篇小品已经远不是一个握手所可概括了。 在幽默风趣方面，《雅舍小品》也有出色表现。“雅舍”者，纯粹是半山腰下、黄土坡前的破败草房也。“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老鼠纵横，蚊蝇成群，简直无法居住。但作者偏说它“可爱”，“有趣”，“无复他求”，是难得“雅舍”，实在表现了很高的幽默风趣才能。这种才能在《下棋》、《猪》、《理发》等篇中也很突突。 《雅舍小品》以《雅舍》开篇，以《穷》结尾，中间又多次写到衣食住行之艰难，这正是对战时困苦生活的曲折反映。其实，一篇《雅舍》，已足以说明了一切。象梁实秋这样有名的教授、学者、批评家和翻译家，战前每月薪金即四百元大洋，如果不是日寇侵略，他何以要住到简陋不堪、根本“不适于生存”的“雅舍”里？但是，梁实秋很讲究“绅士风度”，对日寇的仇恨和控诉，隐含在字里行间，而不作正面表现。这样一种“皮里阳秋”的讽谕方式，虽稍嫌力度不够，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雅舍小品》中有一篇《匿名信》，有些义愤填膺地揭露了写匿名信之类的恶行，就因为太直露，而成了全书中艺术上唯一的败笔。 人们的知道钱锺书，大多数是因为《围城》，知道他还有一本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的，恐怕不多。其实，《写在人生边上》很可以看作《围城》的前奏曲，没有它，也许就没有《围城》。 为什么叫《写在人生边上》？作者这样解释：“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间”。〔4〕在书中的《一个偏见》一文中， 他又说：“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5〕这就是说，第一， 这本书写的是作者对“人生”这部大书的理解和体悟，也可以说是对这部大书的丰富和补充；第二，这本书是写在人生边上的“随笔”；第三，这些“随笔”和那些“热恋时的情书”一样，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承认自己所写乃个人的“一偏之见”，并非什么绝对真理，这表现了作者的谦虚。 在“人生边上”，钱氏一共写了十篇，可以说只开了个头。如果不是他的兴趣很快转移到了小说创作方面，〔6 〕此类“随笔”肯定不止此数。 十篇散文之首是《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下简称《夜访》），这篇颇为轰动文坛之作确乎代表了钱氏散文的风格与成就。其他九篇虽然未能从总体上超越《夜访》，但每篇有每篇的精采之处，难怪人们至今对它们好评如潮。综观这十篇散文，它们有着迥异于梁实秋散文的写作特点。 首先，作者写的虽然是散文，用的却是小说家之笔，是小说和散文的结合。以《夜访》为例，就十分突出。“魔鬼夜访钱锺书”，这本身就是小说家言。世上何曾有魔鬼？魔鬼又如何拜访钱锺书？就其虚构一点而言，亦可说是小说人物。此公一向以狰狞可怕著称，人人避之唯恐不远。而到了钱氏笔下，魔鬼性格大变，变得温文尔雅，“人性”十足，甚至通情达理、十分可爱起来。他的“夜访”，毫无恶意，倒象是拜访一位阔别已久、“时切葭思”的老朋友，千里迢迢跑来倾诉衷肠。这样的魔鬼，成了钱氏创造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用小说之笔写散文（正如用散文之笔写小说一样），这并非钱氏首创，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直至《聊斋志异》，可谓比比皆是。钱氏妙在他赋予了魔鬼人格化的现代性格，而且直接开启了他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这种飞越想象、虚构人物和情节的小说笔法，我们在《窗》、《论快乐》、《读伊索寓言》等篇中也一再看到。它们虽然不如《夜访》典型，但同样是《人•兽•鬼》和《围城》的前奏。 《边上》不仅是小说与散文的结合，也是知识与想象的结合。钱氏知识渊博，其散文在中、西典故的运用方面都有过人之处，尤其西典运用之娴熟、恰切更为出色。中典的运用频率虽低于西典，但熟练、准确程度却同样可以媲美。 《边上》的第三个特点是有不少独特的人生感悟，这些感悟也许显得怪诞甚至荒谬，但细细品味便觉出它们的妙处了。比如《窗》，说“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这种“进来”、“出去”的对应关系，不是一般人的正常感受，而是钱锺书的独特感受，有点怪异，甚至有点病态。对春天的风和日丽、花香鸟语、一般人讴歌、喜爱之不迭，而钱氏却大为反感：“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正因为钱氏对大好春光独有怀抱，我们才看到了这样的佳句：“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再如，关于真道学与假道学，钱氏也独具慧眼。在《谈教训》中，他竟说“假道学有什么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类似这种独特感悟几乎在每篇散文中都不难发现。钱文读起来比一般学者散文费劲，比一般抒情、写景、叙事散文更费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独特感悟使然。 和独特感悟密切相关，是钱氏散文的深刻性和哲理性。比如《夜访》，那位深夜来访的不速之客，不是一般的魔鬼，而是一位深谙文学艺术的“魔鬼批评家”，他的很多见解深刻得洞彻肺腑，尖锐得一针见血。“魔鬼”不止是文学批评家，他还是哲学家、人类学家、灵魂分析学家。他对人类灵魂的剖析，较之他的那些文学批评，更加入木三分，更加令人拍案叫绝。文中那样一种对人类灵魂的恺切认识，那样一种哲理性思辨，在一般散文中确乎罕见。 但在钱氏散文中，我们却大有俯拾即是之感。特别一谈到文学，钱氏便会抛出一连串不同凡响、发聋振聩的高见。 钱氏的深刻、哲理中，蕴涵着大量尖锐、辛辣的讽刺。这种讽刺，往往给人以尖刻、阴冷之感，这就构成了钱氏散文的又一特点。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对人情的剖析，可以让人不寒而栗。钱锺书不象有些作家那样对人间充满激情，笔下春温和煦，他对人生的关爱和理想通过冷峻、尖刻的讽刺折射出来。比如，在《释文盲》中，他称那些“创造”的或“印象主义”的批评为“捏造”的或“摸象主义”的批评。“捏造”派否认文艺的价值判断，合脾胃的就好，否则就糟。他说这种批评家实际是“文盲”。“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这种“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的人，“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再如在《吃饭》中，他说“吃饭有时很象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他戏称这种现象为“主权旁移”。 以上特点，都是通过钱氏独特的语言风格表现出来的。冷峻、尖刻、富于思辨和哲理，使钱氏散文特别耐人寻味。1992年香港散文家潘铭燊受钱氏启发，仿《边上》形式，出版了《人生边上补白》〔7〕，很可以看出《边上》历半世纪而不衰的影响。 《琐语》共63篇，分“瓮牖剩墨”、“琐语”（《生活导报》时期）、“棕榈轩詹言”、“琐语”（《自由论坛》时期）和“清呓集”五个部分，和梁、钱二氏比较，王氏是战时三大家中写作时间持续最久、写作篇幅最多的一位。从选材、立意和行文上看，王氏和梁氏相近而与钱氏相远。但细一回味，便觉他与梁、钱二氏均颇不同。 首先，王氏笔下处处呈现“战时”字样和气氛，他让人们时时感受“战时”生活的脉搏。《战时的书》、《战时的物价》、《疏散》、《遗散物资》等，一望而知，是写战时生活的。单单两篇《战时的书》和《战时的物价》，便把抗战期中大后方人民物资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写了个淋漓尽致。物价之高涨，“如春笋，如初日，如脱手的轻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人们“日有言，言物价，夜有梦，梦物价”，朋友见面，互报物价，亲戚通信，也是报告物价。问题是你刚刚报告完，物价又涨了。而小地方追赶大城市的物价，“恰象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总也赶不上。如果仅仅因了支援前线，物价再涨，人民也并无怨言；而一些“发国难财的人”在那里囤积居奇，烘抬物价，却不能不让人咬牙切齿。在这些家伙的操纵下，物价一高再高，而人民大众（尤其工薪阶层）的生活却是一低再低。“在从前，吃饭只占收入的百分之十或二十，现在呢？全部的进款还不够吃的”。公家也给点“米贴”，也曾“加薪”，然而，加薪和物价飞涨犹如龟兔赛跑，龟是“从容不迫的龟”，而兔却是“不肯睡觉的兔”，所以“每次加薪都不免令人有杯水车薪之感了”。既然工薪阶层果腹尚且不及，买书、教书、做学问当然也就成了大问题。一是无钱买书，书贵得吓人；二是无书可买，书少得可怜；三是书刊印刷质量极差，纸质坏不说，校对印刷都让人不堪入目。结果，教书人就变成了“朕即学问”，没有新知可求，自然也就只好以那点老本儿“蒙世”了。 除了专门写战时生活的一些篇章外，《琐语》还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时时处处不忘顺便写上一笔、两笔。比如，在《乡下人》中，说“对于乡下人的现代知识，不可估计过低”。诸如“国难时期”、“生活高涨”一类“摩登”字眼，“他们比我们说得更流利，更纯熟”。在《老妈子》中，则说“抗战”期中，老妈子很难找。“并不是说国难时期没有好的老妈子，只是说我们这些寒儒用不起好的”。就连在《迷信》中，也巧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 日本军人的择日，大约也是从数目字上着眼的。他们特别看中了“八”字。沈阳事变是九一八，淞沪之役是一二八，芦沟桥事变是七七的深夜发动的，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七八。他轰炸南苑，占据北平，是在七月二十八。甚至第一次轰炸昆明，也择定了九月廿八……日本对英美宣战，却也选中了十二月八日——另一个“一二八”。 文章说的是“咱们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但却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连串的侵略罪行。 抗战期中，人们当然最痛恨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而对那些大发“国难财”的人，人们也恨之入骨。《琐语》在这方面一再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在《疏散》中，作者写下了一句名言：“凡有井水处都是可以发国难财的地方”。以“疏散”为例，“要中之要”的权贵们，“宁愿在火车轮船上多载几个哈吧狗和几个马桶”，却要尽量“少装公家的东西”，似乎哈吧狗、马桶都比国家财产更重要。这虽然不能说是“发国难财”，但这种“逃难”选择，这种损公利私，其罪过并不亚于“发国难财”。至于那些“乘人之危”的“发国难财”者，就更加令人发指了：“这次桂林疏散，听说火车票黑市每张五六万元，飞机票二十余万元，金城江白饭一碗值千元”。而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薪，当时每月才不过千元！ 梁、钱、王三氏都是大学教授，也都是欧美留学生，也都是抗日战争的积极拥护者，为什么梁、钱二氏尽量避免直言抗战而王氏却一谈再谈呢？这反映了两种不太相同的价值取向：第一，梁氏和蒋政府关系密切，且身为参政员，多谈抗战缺点恐非所愿；钱氏和政治虽无瓜葛，但一向清高，也不愿在文章中多谈政治。第二，从文艺上说，梁、钱二氏都很痛恶“抗战八股”，他们既远离前方，也就不愿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王氏虽然也清高，但他所在的西南联大是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心，他与闻一多、朱自清等进步教授过从甚密，这就使他对抗战中的消极面、丑恶面比较关注，也不惮于在文章中加以触及了。抗战胜利后，在“接收”、“凯旋”过程中，一些大小权贵再一次大发“接收”财，甚至“五子登科”，腰缠万贯，而日寇刚刚投降，蒋介石又拉开了“全面戡乱”的架势，悍然发动了内战。对此，《琐语》的揭露就更明确、更直接了。相形之下，王氏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民疾苦的关注，更多发扬了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积极传统。王氏的这种关注，即使今日读来，仍然是激动人心的。文学，永远不能在人民的灾难和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琐语》对国民劣根性的举发，也是它的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内容。尽管王氏是以“含泪的微笑”举发国民的愚昧、落后、因循守旧，但读者的感受并不轻松。或者说，越读越不轻松。掩卷深思就只有“泪”和“痛”了。比如《迷信》所写中国人的迷信，可谓怵目惊心，从“造神”（道教之“文昌帝君”、佛教之“送子观音”）、“造鬼”（“人死为鬼，鬼死为聻”）、自封大官、擅发“护照”和“阴币”（元宝和钞票）、“戳肉撑炉”之类的“苦肉计”到烤吃“胞衣”以求子，求子之后又戴项圈、戴金锁、甚至象牛一般以铜穿鼻、直至“麻衣相法”、算“八字”、“金钱课”，应有尽有，不愧为中国民间迷信大全。这样一些精神枷锁牢牢地捆绑着中国人民，试问，中国怎末可能不停滞？中国人又怎末可能不愚昧？至于迷信之外的愚昧，也同样可怕。《琐语》中有一篇《劝菜》，堪称这方面的佳作。文曰：“中国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10个或12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这种“合作精神”尚不足奇，奇的是“食中有让”。“起初是消极的让，就是让人先夹菜，让人多吃好东西”；后来就发展为“积极的让”，也就是“劝菜”。此风以“妇女界最为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开始，有“劝菜”资格的是主人，发展到后来，自认为主人至亲好友的人也取得了这种资格。于是乎，“劝菜”之风愈燃愈烈，“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这样一来不要紧，一块好菜或一勺好汤就可以沾上七八十拉个人的唾液。如果其中一人有传染病，那末，同席者便谁都休想逃脱。这究竟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陋习”呢？有这种“陋习”四处蔓延，欲求中国人健康长寿，岂可得乎？抑恶扬善，鞭笞国民劣根性，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大课题，梁启超提倡最力，鲁迅表现最深。王氏以上描写，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王氏散文的幽默，也大不同于梁、钱。一是王氏善于“苦中作乐”，寓幽默于无奈之中。比如《老妈子》一篇，写尽了寒儒们在抗战中的寒酸相。但这种砭骨笞髓的寒酸，却处处以幽默出之。“每天买不起四两肉”，除了几本破书可谓家无长物，这样的寒儒也要雇用老妈子，自然太不相称。但又非用不可，结果往往一个老妈子便用去了半个月的工薪。愈是这样，好的老妈子你愈是雇不起、雇不到；愈是这样，你也就愈被老妈子瞧不起。一来二去，主人、太太愈来愈自卑，而老妈子却愈来愈自尊，最后，发展到“主仆易位”，发号施令的不再是主人、太太，而变成老妈子了！二是王氏善于发掘生活中的哲理，善于在生活的辩证法中灌注大量幽默因素。最突出的是那篇《洪乔主义》。古人殷洪乔把别人托他带的一百多封书信都扔到长江中，还说：“殷洪乔不为致书邮！”洪乔此举，虽然“痛快”，但实在“过火”、“不近人情”。但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特别在交通百倍发达的今天，还要托人带信、带衣物、带食品……这合适吗？显然，这种做法是只顾自己占小便宜，而不顾别人的辛苦，只顾自己的人情，而不顾别人的劳力，这实在也是一种应该革除的陋习。三是王氏充分发挥了自己语言学家的特长，以语言的巧妙运用收到幽默风趣的效果。比如“蹓跶”，人们一般以为即是散步。而王氏却以为不然。因为“散步常常是拣人少的地方走去，蹓跶却常常是拣人多的地方走去”。“蹓跶虽然用脚，实际上为的是眼睛的享受。江浙人叫‘看野眼’”。这就是利用语言的推敲、利用方言中的生动炼话造成幽默生动的效果。《琐语》还经常用对仗、比喻、夸张、反语、大词小用等修辞手段造成幽默生动的效果。 如前所说，钱、王二氏都有“掉书袋”的毛病，而以王氏尤甚。之所以这样说，因为钱氏之“书袋”只不过引证稍多，而王氏之“书袋”则发展到卖弄学问了。最不可取的是王氏，几乎每篇都有一些四六骈文，咬文嚼字，引经据典，表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旧文人常有的自我欣赏的酸腐气。它们往往是文章外加的赘疣，即无助于表情，也无助于达意，只能使文章节外生枝、画蛇添足，也只能使文章更加难懂、更加脱离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群众。王氏《琐语》的这一严重败笔，也给学者散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严重教训：学者在散文中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优势（学问）变成自己的劣势；学者要主动在散文中缩短他与一般读者的文化差距而不要扩大这种差距。这实在是学者散文得失成败、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三位大学者，梁、钱、王三氏的散文都明显受到了中国古典散文以及蒙田、培根、兰姆等西方近代散文家的影响。探讨这种影响，将是另外一篇论文的任务，这里只好从略了。 注释： 〔1〕抵台前未得汇集出版，台北正中书局1949年11 月出版《雅舍小品》，共收战时作品34篇。以后陆续写成、出版《雅舍小品》二、三、四集及《雅舍杂忆》、《雅舍谈吃》等。 〔2〕由其夫人杨绛（季康）女士编成，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以下简称《边上》。 〔3〕观察社1949年出版。以下简称《琐语》。 〔4〕《写在人生边上•序》。 〔5〕《写在人生边上》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出版。 〔6〕《写在人生边上》出版后， 遂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和长篇小说《围城》（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7〕温哥华枫桥出版社1992年7月初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