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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人批评家”与“创作室批评”：沈从文的小说批评理论 我在《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沈从文是一个标准的诗人批评家(poet-critic)，他的小说理论与批评是典型的创作室批评(workshop-criticism)。“诗人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视野与论点都很有局限，他只评论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与作品，只评论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去创作的作品，因此被称为创作室批评，因为它只是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byproduct)。[1] 目前收集在《沈从文文集》中第十一及第十二卷中的文论，虽然很不齐全[2]，但从这些论文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传统。他对小说的看法，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是因为他对小说作品及理论有特别深广的研究，更不只是他有一套严密的批评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craftsman)，他所论的问题全是他人未能道的经验之谈。他对鲁迅、废名等人描写被现代文明毁灭的乡镇小说的见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通过他自己在创作经验中的深入感受与了解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纯理论或哲学性的推理或分析。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都是在创作之余，把零星创作中的真知灼见，反复地表达在不很正式的文学批评文章中。第一类，属于序言或后记，把自己开拓的小说领域之新发现或艺术技巧记录下来。第二类是直接评论一位作家或作品，如《沫沫集》中的《论冯文炳》，这些都是沈从文向他们学习过，或受其影响的作家。第三类是笔记式的篇幅较长的著作如《烛虚》。这些论说序跋，其实主要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一方面替自己所写的小说辩护，另一方面为他所写的小说建设一个理论架构，以便得到承认与建立其权威性。[3] 沈从文在1922年从湘西到北京，开始写作。大约到了1928年后，才开始写出《柏子》、《雨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夫妇》、《萧萧》、《丈夫》、《边城》这些代表杰作。因此他的批评理论在193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4]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从他自己的作品来考察当代或前辈的作品，因此对那些深感兴趣又影响过他的以抒情笔调写乡土小说的作家，就大为赞赏，但对那些与他创作兴趣背道而驰的就表现冷漠，甚至攻击，对郭沫若小说的态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包含着社会现象与梦象的小说 文学理论的目的是要为自己的作品建设理论基础，争取承认，因此作为诗人批评家的沈从文，所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基本目的不是要替读者解读作品，更不是为作家在文学史上定位，也不是要建立一套文学理论新体系。他的动机与目的很有局限性，从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来看，就更能了解他的小说理论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归纳出来，这构成了他关于小说的理念。 在三十年代前后，当写实主义、人生文学成为主流时，沈从文注意到很多作家凭着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如为人生），一个不甚坚实的概念（如“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去写作，结果“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11:165-166)，因此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除了肯定小说要表现人生，但这绝不止于外在表面的客观事物现象，除了人生现象，应该还有梦幻现象，要不然小说就沦为新闻式的报告了： 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文集》，12:113-114） 他特别强调人事和梦要相混结合起来，因此这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不能分开的。把它们分开以后，我们小说中的人，生命或灵魂，就会破碎。沈从文的小说要把它们粘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体。” 在面对现实主义的压力，沈从文说小说家要“贴近人生”，但写作时却要“俨然与外界绝缘”，绝对不能被一些崇高观念左右： 我虽明白人应在人群中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气息，必贴近人生，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我很明白！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文集》，11:41-42）他要“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觉与事象”，而感觉是个人的，超现实的。所以接下去，他再强调写小说要“独断”：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文集》，11:42） 沈从文在《水云》那篇回忆式的哲理散文里，很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经常陶醉于梦境的经验。写作对沈从文来说，是“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月下小景》中的佛经故事是经过“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绪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边城》那本中篇小说是“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虽然“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他为小说中已经消失的蛮荒历史，人类的记忆和梦幻里的世界辩护： 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文集》，11:45） 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常常写的不是眼见的状态，而是官能的感受、回忆、梦幻，请看下面几段文字： 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文集》，11:39） 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感觉的回忆”。（《连萃创作—集•序》见吴立昌《沈从文》，34页） 超越普通人的习惯，心与眼，来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点什么，或者是对人生的悲悯，或者是人生的梦。（《文集》，11:357） 三、探索人的灵魂与意识深处的小说 好的小说家，不同于常人，因为他能够从普通人所共见的人生现象与梦象中，发现一般作家不易发现的东西，打开普通作家不能进入的世界： 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既不超越世俗甚远，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与普通人所谓“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5]从1928到1947年间，前后约二十年，沈从文写了大量有关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支流各乡村的小说。中国土地上的湘西，一般人都能前往观光，但是沈从文小说世界中的湘西，不管是茶桐小边城或是玉家母子的菜园，七个野人的山洞，吴甘二姓族居住的乌鸡河，都是当地居民或游客所看不见，到不了的艺术世界。[6] 沈从文在文章里，经常强调他五官的敏感性能，他善于通过官能，向自然捕捉声音、颜色、气味，而且幻想与回忆的能力，也超乎常人。这种能力能促进作品之深度： 天之予人经验，厚薄多方，不可一例。耳目口鼻虽具同一种外形，一种同样能感觉吸收外物外事本性。可是生命的深度，人与人实在相去悬远。（《文集》，11:280） 他自认是一个能表现生命深度的作家，当然他是当之无愧的。相反的，沈从文下面这段文字，很显然是针对当时长久住在北京或上海的现实主义作家，嘲笑他们感觉官能已麻木不仁，因此作品自然没有深度，更没有独创性： 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文集》，11:44） 沈从文一再说创作描写不是眼见的状态，不是一般人所能到达的地方，也不是普通作家容易发现的东西。到底这种小说所表现的由人事与梦象相混合的是什么世界？他在《烛虚》中指出，他的小说最终目的，就在于探索人的灵魂或意识边际，这样才能发现人，说明爱与死的各种形式： 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僧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文集》，11:281）接下去，沈从文说在现代文明社会，“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他的小说便是寻找还未被现代社会文明打破的人，还包括“我”作者自己。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他在作品里把农民“加以解剖与描绘”就是要探索其灵魂深处或意识层面： 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指《长河》），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文集》，7:4） 因为沈从文在论小说时，从想象、意识，到探索与解剖灵魂，金介甫，吴立昌都肯定他对佛洛依德的文艺心理学的理论有所认识。[7] 沈从文的《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探索人类灵魂意识深处的小说。在现实层面里，苗族把毒药倒进乌鸡河里毒鱼，这是一年一度的大浩劫。吴姓兄弟溯河而上，在月夜里进入梦幻中，深入野蛮民族好斗嗜杀的潜意识深处，这条河是历史之河，意识之河，把这对孪生的青年人，带回人类蛮荒时代，人类灵魂之黑暗深处去。所以在河的上流，他们发现荒滩上有被流血染红的岩石，有哀悼鬼魂而建的庙，还有旧战场，以及唯一甘族生还的女子，这些都是二族互相残杀带来的悲剧。[8] 四、小说是要发现人性，解释人生的形式 沈从文要小说家超越现实，进入梦象，进入一般作家不能到达的地方，描写眼睛看不到的状态，探索人类的灵魂或意识底层，他的目的是要发现人，重新对人给予诠释，因为他在寻找中的人类，甚至自我的生命与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的观念把它粘合起来”。 在沈从文眼中，人的生命与灵魂破破碎碎是许多原因所造成，而最常表现在他作品中的是野蛮的风俗与现代文明。譬如他说湘西的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是指现代都市文明侵入乡村与小城镇后毁灭了原来的生活方式与人性。沈从文在更早的作家如鲁迅的小说中，已看见中国小乡镇及其人民在新的物质文明侵入后，“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农民性格灵魂固然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城市人，像沈从文小说中的绅士政客，更丧失人性，道德沦丧。《夫妇》、《三三》中的城市人性已变形，身心都得了病，《菜园》中的乡绅政客，就更加卑鄙丑恶地去残害善良的老百姓了。 所以沈从文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他用小说艺术建设的庙所供奉的是“人性”，因此他要表现真正的人性，请看下面引自各篇论文的段落：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文集》，11:45） 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文集》，12:126） 我写小说，就重在从一切人的行为表现上理解人的种种长处和弱点……（《文集》，12:54） 我写小说，将近十年，还目的始终不变，就是用文字去描绘一角人生，说明一种现象。（《文集》，11:30）沈从文那样认真看待小说，因为他认为小说具有传统的文以载道的目的，并希望小说能代替经典著作，帮助人去理解人性、神性和魔性，建立价值与道德感： 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文集》，12:114） 沈从文对被压扁扭曲的人性如何解剖（即探索其灵魂与意识深处），目前像凌宇、王继志、吴立昌的著作都有讨论。[9]沈从文一方面表现乡下人与都市人（包括农民、士兵、工人、妓女、政客、绅士等各行各业的人）被扭曲得变了形的灵魂，他也挖掘他们身上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甚至神性。譬如通过野花的象征，沈从文表现出生活在古远时代的魔鬼习俗中的龙朱、患上精神衰弱症的都市人璜、瘸子号兵、豆腐店老板和商会会长的女儿，他们心灵中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与爱情感觉，始终没有被毁灭。《新与旧》的老兵刽子手的人性、《丈夫》中的丈夫的夫权与人性，都在复苏和觉醒中。[10]《旅店》中的主人黑猫，一个守寡了三年的花脚苗族女人，终于在一个野狗很多的早晨，发现性欲在生长：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长大，她大胆的让一个客人满足了自己的性欲。那商人来自都市，是一个患上了不治之症的现代人，一个月后他便死了。商人日夜奔跑，忙于赚钱，一到旅店便呼呼大睡。尽管他有病，却经不起这位二十多岁的妇人苗条光滑的身段、胀起的奶子的诱惑，引起性欲。作者以众人为“熟睡所攫”象征他们的感官在迷睡状态，为追求物质所疲劳。虽然在这个旅店里，人人为金钱物质而忙碌，使到近年来没有“年轻人的事”了。但性欲还是不会死亡的，它只是沉睡着，随时都会醒来，就像大鼻子商人与黑猫一天早晨睡醒，一起到树林中的河边挑水（象征回到自然生活中），那些潜意识便会醒来。 沈从文在1988年5月10日逝世后，在灵堂悬挂的遗照上，有他生前的题辞：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他在1961年未写完的遗作，题名《抽象的抒情》一文前的题辞。初稿是在被查抄数年后退还的材料中发现。照凌宇的理解，未加引号的“我”和“人”，是受外在环境与压力改变扭曲的“我”和“人”。因此这题辞最适合代表沈从文一生的创作目标，因为他创作时，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拒绝外在的压力，保持自我，这样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才是在他作品中的时代里的真正人类。[11] 五、小说的新传统：描写被现代文明毁灭的乡村小说 沈从文在二十年代末以后，开始大力描写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的小说。他自己很欣赏沅水流域所激发出来的杰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57)中回忆道： 一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以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方法，处理不同问题，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现问题、结构组织和文字风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学习中应有的收获，说不上什么真正的成就。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所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 这是他“最满意的文章”，因为表现问题、结构和文字都有“新意”。这不但是他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收获，所以沈从文以湘西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生活、语言、地方色彩创造出突破性的新小说。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1937)中说：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长河无从分开…… 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到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沈从文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窥探和再现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及乡下人的灵魂，他开始有信心地从他自己所追求与试验的小说观点来考察当时比他早成名的小说家之小说。这些评论，其实是为自己努力创作的小说争取承认，建设其新小说传统而写的。这些批评自然也泄露了他自己小说的奥秘。沈从文称他自己所写的这种小说的传统，可追溯到鲁迅。从鲁迅《故乡》、《社戏》，鲁迅影响了王鲁彦、许钦文、罗黑芷、黎锦明、施蛰存，从而建立了乡土文学的传统： 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准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分得了这一部分长处，是王鲁彦，许钦文同黎锦明。王鲁彦把诙谐嘲弄拿去；许钦文则在其作品中，显现了无数鲁迅所描写过的人物行动言语的轮廓；黎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为细致的笔下，又把鲁迅的讽刺与鲁彦平分了……（《文集》，11:70） 沈从文在1947年写的《学鲁迅》一文中，尊称鲁迅为中国乡土文学之始祖，肯定这种乡土文学成为二十多年来的小说主流。沈从文甚至承认，他的乡土小说是受了鲁迅同类小说的启发才开始创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说：“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广受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文集》，11:69） 沈从文眼中鲁迅及其同代人乡土小说的特点，最适合拿来诠释他自己的小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文集》，11:163-186）中，他指出：鲁迅“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鲁迅小说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沈从文特别喜欢鲁迅这样的主题：“中国农村是在逐渐情形中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乱，为土匪骚拢，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 沈从文也在许多当代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在主题与风格上相似的作品，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家，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中说，“这两人皆为以都市文明侵入小城小镇的毁灭为创作基础”。沈从文也喜爱废名的小说，因为“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出现”，他甚至坦白承认受了废名抒情诗小说之影响（《文集〈夫妇•序言〉》，8:393），两人作品有相似之处：“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为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文集•〈论冯文炳〉》，11:100） 从沈从文对鲁迅及其他小说家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努力建立一个小说的新传统。这个传统由鲁迅开始，他们都是摆脱许多二三十年代写作教条观念的拘束，贴近土地去描写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镇。这种作品的语言文字表现风格特点是，充满抒情的语言、冷静、感伤、忧郁，还混合着颓废、冷嘲和幻想美。[12] 六、用乡村中国的眼光看现代文明：都市小说的开始 虽然沈从文的小说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描写湘西的乡村中国，其实他的城市小说几乎占了全部作品的一半。在《沈从文文集》中的小说，有76篇以城市为主题，87篇以乡村为主题。[13]在他描写乡村社会的小说中，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也有所表现，像《雨后》、《萧萧》、《夫妇》、《菜园》、《三三》、《贵生》等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沈从文的这些乡村小说，不只表现区域文化，他更以乡村中国的文学视野，一方面监视着在城市商业文明的包围、侵袭下农村缓慢发生的一切，同时又在原始野性的活力中，显现都市人的沉落灵魂。[14]例如，在《三三》那篇小说中呈现的便是乡村中国的自然人发现都市人的病态及荒谬性。小说通过象征性的语言，解剖了乡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第一次相遇后，乡村人对城市的梦幻开始破灭，而大自然的灵药也救治不了城市人的死亡，因为他患的已是第三期的痨病。 在另一篇充满抒情幻想的抒情诗小说《夫妇》中，城市人在现代文明的污染与压力下，生命变得空虚，因此患上神经衰弱症。最后他回归大自然去寻找自然的生命力来治疗自己的病。可是原本潜藏着生命力的乡村世界却正在都市文明的侵染下逐渐失去原始的人性美与生命力。保护乡村的团卫就是都市文明的化身：它乱用权力，虚伪，公报私仇。《菜园》中的“县府”，胡乱处决玉少琛及其妻子，代表现代文明只是一场惨无人道的政治斗争，在白色恐怖中，许多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杀害。这是另一种现代文明带来的灾难。 所以沈从文在他的被称为最具魅力，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中，仍然没有忘记都市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入其间，而引起自然生活秩序的错乱，美丽的自然大地遭受破坏。沈从文在1931年写《记胡也频》里，对当时上海新感觉派都市文学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很有好感。他说：“上海方面还有几个‘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成一种空气。”沈从文在以都市主题为中心的小说，如《绅士的太太》、《虎雏》、《八骏图》等小说中[15]，又以乡下人的目光来观察都市人生及其荒谬性与社会病态现象。沈从文的乡村中国的视野是具有道德与价值的一把尺，他对都市人的观察，依据的是“乡下人”的标准。他把人类病态精神看作都市文明——外部环境对人性的扭曲，那就是他拒绝的“社会”。 沈从文这种乡村中国的诗学，从乡村中国来考察城市中国的小说，可说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以后的城市小说与诗歌的写作视野与思维方式。从鲁迅、王鲁彦到施蛰存的乡土作家，他们作品的主题是呈现现代物质文明如何慢慢毁灭中国的乡镇。即使到了上海现代派作家，像刘呐鸥、穆时英、杜衡，叶灵凤和戴望舒，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上海，对现代都市有些认同，但对都市文明的困惑还是很多，因为他们多是从带有乡土味的乡村或小城镇走入城市的人，结果还是站在现代大都市的边缘来窥探都市人的观念行为模式。[16] 根据杨义的分析，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学作品对现代人的认识，也就是现代人的病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陌生人”。由于受了大都会物质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极大诱惑，从城乡涌进大都会的中国人，脱离了地缘、血缘、与伦理道德维系，他们一步一步掉进无底的深渊。所以从“陌生人”又变成了“片面人”，最后变成“变态人”。[17]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的老舍的城市小说，被称为“城市庶民文学的高峰”，而且是少数出身都市（北京）贫民阶层的作家，但是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是关于一个出生农村的年轻人祥子，城市文明使他从乡间带来的强壮的身体腐烂，成为现代都市社会胎里的产儿。他的堕落也是一步步的，从仁和车厂到大杂院与白房子（妓院），代表他逐渐掉进黑暗腐败的都市文明的最底层。他也是从“陌生人”、“片面人”而最后被扭曲人性成为“变态人”。[18] 沈从文描写乡下人与都市人在乡镇和大都市相遇的小说，在今天看来，它实际上构成以后历久不衰的都市文学的视野与出发点。这种都市文学的诗学，恐怕要在今天台湾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才开始起了变化。[19] 七、揉诗、游记、散文与抒情幻想成一体的小说 吴福辉曾指出，沈从文最教人迷醉的作品，是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描绘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苗族人民生活的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他试验把抒情诗、散文、游记笔调揉进小说里，结果创造了突破性的新小说。[20]在上面讨论鲁迅、废名、施蛰存等人反映现代物质文明侵袭与毁灭乡村小说时，我们已注意到沈从文对他们的写实小说中的抒情、幻想、忧郁的气氛非常重视。他在其他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里， 特别注意以抒情诗、散文、游记笔调写的作品。 沈从文自己认为他曾努力在散文与小说中揉游记、散文和小说为一体，这是《新废邮存底》(1947)中的一段话： 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企图……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式中还可能有些珠玉发现。（《文集》，12:68） 他主张打破小说、诗歌、散文之观念界限，因此也劝别人去尝试开拓这种新文体。除了揉诗、游记、散文成一体，沈从文也尝试把抒情幻想放进写实的、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中。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一再强调“诗的抒情”在任何艺术中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它能带来特殊的敏感性能，因此他特别推崇施蛰存“多幻想成分”，“具抒情诗美的交织”的小说。 沈从文在《沈从文散文选•题记》中，自我肯定他的小说异于同时代之作家： 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想试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的效果。（《文集》，11:80） 《夫妇》根据其《后记》，那是沈从文自认为是用“抒情诗的笔调”写的小说。我也曾分析过《渔》，这是大量注入抒情幻想，成功发挥揉诗、散文、小说成一体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复杂的主题结构，野蛮族人的好杀习惯，复仇、爱情、人类美丽黑暗的心灵，静静的在朦胧的月下的河流、古庙、木鱼念经声中，挥舞宝刀声中、枯萎的花里展现出来。[21] 八、沈从文小说理论的前卫性与现代性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原始主义(primitive)与前卫主义(avant-garde)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试金石。[22]沈从文响往原始的生命形式，喜爱采取超现实的新观点来理解生命，同时又喜欢尝试用全新的语言文字来进行创作，理解生命的各种形式，譬如在他同代作家中，没有人敢提倡，把创作看成“情绪的体操”。沈从文是少数敢于极地的试验新的文字性能，把它扭曲地加以使用的作家： 不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可说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揉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文集》，11:327）所以他即使不算是前卫作家，也该属于敢于创新的现代派作家了。[23] 1941年，他自己完全知道他所写的小说很创新，与一般作品不同，与流行的见解不一样，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 我写的小说，正因为与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读它时觉得还新鲜，也似乎还能领会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至于听到我说起小说写作，却又因为解释的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文集》，12:122） 沈从文在1988年5月10日逝世前不久，他对文学的看法还是很前卫的。当凌宇问他小说中的一些主题意义时，他回答： 你应该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24]其实沈从文早在1935年在《给一个读者》里，已肯定文学作品的有机组织与独立生命： 应从别人作品上了解那作品整个的分配方法，注意它如何处置文字如何处理故事，也可以说看得应深一层。（《文集》，11:332）他很害怕读者为了寻找作品以外的东西，而“毁坏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种文学观，使人想起近年来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作者的死亡”的观念：艺术作品一旦产生，就意味着艺术家的死亡，艺术只是其自身……文本，而读者观众可以再创造新的艺术空间。[25]所以迟至1980年，沈从文说他写小说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寻“人生观”或“世界观”。[26] 注释： [1]王润华《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学批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90种(1993)，1-26页。 [2]《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1982-1985）共12册。本文内文简称《文集》，如注明11:96-235，表示第11卷，96-253页。 [3]王润华《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学批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90种(1993)，6-10页。 [4]关于沈从文这几年的写作生活，见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82-164页。 [5]这段引文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5），156-157页。原出现在《烛虚•小说作者与读者》。 [6]这些小说世界，在这些书中，都有讨论：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王继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成都出版社，1992）；赵园编《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Jeffrey Kinkley,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参考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PP.112-114；吴立昌《沈从文》，184-229页。 [8]我有专文论析这篇小说，见《一条河流上扩大的抒情幻想：探索人类灵魂意识深处的小说〈渔〉解读》。 [9]在凌宇、王继志、吴立昌等人的书中，都有对这些作品提供基本的分析。 [10]有关野花的象征意义，我有专文讨论，详见《每种花都包含着回忆与联想：沈从文小说中的野花解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1995年出版。有关〈丈夫〉中夫权之醒悟，详见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九十二期（1992年第2号），99-113页。 [11]《抽象的抒情》与凌宇的对题辞的见解见《风雨十载忘年游》，收集于《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1-9；326-359页。 [12]我有专文探讨沈从文对鲁迅小说之批评，见王润华《沈从文论鲁迅：中国现代小说之新传统》见《鲁迅仙台留学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仙台：东北大学语言文化部，1994），204-218页。 [13]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指导过一篇学位论文研究其城乡主题，见梁其功《沈从文作品中城乡主题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4）。 [14]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化形态：论京派小说》见《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113-135页。 [15]各篇小说依次见《文集》，4:88-118；4:149-175；6:166-194。 [16]杨义《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217-230页。 [17]杨义《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217-230页。 [18]我对这问题在《老舍小说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有关篇章中有所讨论。 [19]王润华《从沈从文的“都市文明”到林耀德的“终端机文化”》，《当代台湾都市文学研讨会》论文，1994年12月26-27日在台北举行。 [20]同前注[14]。 [21]同前注[8]。 [22]参考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 [23]在《文集》中，许多哲理性散文如《绿魇》、《黑魇》、《白魇》、《水云》（第十卷）与文艺心理学理论《烛虚》集中各篇（第十一卷）在今天读来，仍然是很前卫，很现代派的文章。 [24]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317页。 [25]高名潞《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考》《二十一世纪》第18期（1993年8月），61页。 [26]同前注[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