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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莫言笔下的乡土历史分成三种：一是其亲历的历史；二是亲闻的历史；三是传闻的历史。作者写作的最大优势和最精彩部分还是集中在他亲闻和亲历的历史时段，这主要是下层人物的活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生命鲜活淋漓，但也饱受摧残的历史。莫言抒写了乡民们如何面对那些给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的东西——战争、饥馑和激烈的政治运动。其作品鲜明地展示了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的，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什么，根本依托是什么，以及还可以希望什么，等等，从而不仅展示出一种深深植于传统的、顽强生存的国民性，也展现出一种希冀精彩人生和丰富感情的普遍人性。而这种对苦难和奋斗的回忆如能成为民族的稳固记忆，也将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它将为人们开创富足且有尊严的生活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乡土 历史 生命记忆 莫言最好的小说是从他的乡土中生长出来的。他年轻时曾极力要逃离这乡土，后来又回到这乡土，发现这块故土才是他真正的文学资源宝库，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没有起初的逃离，恐怕也是不行，他离开了故土，来到了京城，在那里开阔了眼界，并写作成名。当世界也见过了，生计也早已无忧了，他回来可以安静地写作了。过去他稀罕的现在不稀罕了，而过去他弃之如敝屣的东西现在却变得十分宝贵了。目睹旧时熟悉的景物，感怀早年认识的人物和世事的变迁，又在想象的磨坊中不断磨碾、分化和重组，于是他的创作有了不竭的源泉。 莫言曾经在斯坦福大学的讲演“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谈道：当他年少时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劳作时，他对那块土地一度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说“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说他当时“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但仅仅两年后，当他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他的心情竟是那样地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 如果说离乡两年后他已经从恨变成爱恨交加，十多年后他作为一个名作家回到故乡，并在那里居住写作的时候，他对故乡的感情大概就主要是爱了，他就像是要重新“长”在那里了。他说他是个二十岁才离了“高密东北乡”——这是他一九八四年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第一次给故乡打出的旗号——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说自己的小说也只能是“地瓜小说”，或者说是高粱地里的小说。这时他强烈地感觉到，“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居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艰难。” 在这之后，他主要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的故乡写成的。尤其是一九九五年春天他开始“醒着用手写，睡着用梦写”，三个月全身心投入完成的《丰乳肥臀》，可以说是一部史诗杰作，是一部生命的悲歌，同时也是生命的颂歌。他自己也是一个道地的农人作家，像一个极其勤勉的农人专注于耕耘一样专心致志于写作。他会酝酿很久，但却集中在很短的时间里，高强度地将一部作品完成。五十多万字的《丰乳肥臀》用了九十天即完成初稿，而四十多万字的《生死疲劳》只用了四十三天就杀青。 他是一个道地的作家、单纯的作家，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的确，他也会保护自己，但你怎么能苛责一个将自己保护起来以便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情的作家呢?尽管他在创造方法上学了世界的玄幻，但其反映的内容还是非常现实的，就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善于保守自己专业和家业的农民，这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而除了勤劳和谨慎，他还有叙述和想象的天才，他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天才。他的文学作品以外的讲演、访谈、时论也常常是精彩的，但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还是他的小说。他的时论，他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解释，甚至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也会有含混的时候，但他的小说是清明的——即便从思想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描写乡土的作家，他和其他一些也常常描写乡土的作家如贾平凹、曹乃谦等还不同。贾平凹没有明显的逃离和明显的回归，他更多的还像是待在老家的一种“城乡结合部”，既写都市也写乡村；曹乃谦的文学风格自然是更朴素写实或更“土得掉渣”，但也没有一种明显的“走出”来重新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乡土。他们也都没有通过自己极其大量的、也是高质量的作品，来精心营造一个类似“高密东北乡”这样的旗帜般的乡土。而那些写乡村的“知青文学”作品，尽管有一种看待乡村的新的视野，但它们的根并不扎在这乡土，作者们的童年和少年的生命体验并不属于这乡土。而莫言成年才离开乡土，又去了思想文化最活跃的首都，后来还多次到欧美。他也形成了一块特定乡土的自觉和执著的意识。这并不是要评论以上作家作品的优劣，而是要说明莫言乡土文学的特别之点。的确，他是再次回到了他曾经那样想极力逃离的故土，发现这才是他文学的宝库和灵感的故乡。这和他始终不出故乡是不一样的，他如果始终在乡下，也就是个“管谟业”，他出去再回来，才成了今天的“莫言”。今天来看，他的逃离或正是为了回归，而他的回归也必须先逃离。 于是，我们可以说，莫言的作品中凝结了深厚的乡土，而这乡土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些作品——从描写二十世纪初晚清中国的《檀香刑》一直到延伸至二十一世纪以来现实生活的《蛙》等许多作品——从北中国一块乡土的角度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动荡中国的历史，因为这一个世纪中国的变化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地动到了底层。从这一底层来看这一世变，也就更能看清这一世变的深度和广度。莫言的写作不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也有一种自我理解乃至执著的历史意识。他说，通过对“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的描写，“我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这是打上了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他特别强调了这一乡土历史和二十世纪流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不同，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千人一面”的教科书中的历史的不同。说“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 但即便主要限于这百年的历史，我们也许还可以将一个作家笔下的历史分成三种：一是亲历的历史，也就是自己亲身体验的历史，对莫言来说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降的历史；二是亲闻的历史，这主要是指直接听到亲历者讲述的历史，是口耳相传的历史，对莫言来说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历史；三是传闻的历史，这往往是指要通过第三者，且往往是文字资料得知的历史，这对莫言来说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及之前的历史。而我以为，在这三种历史中，不仅是亲历和亲闻的历史在莫言作品中所占比重最大，同时也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而在传闻的历史作品如《檀香刑》中，也许是因为作者还是较多地受到当代流行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艺术上很有新意，结构也相当精巧，但在人物的塑造上却比较老套，尤其是高层人物，有脸谱化的倾向，也不太符合历史的真实：比如说当时晚清的政治思想潮流是朝着尽量废除不仅酷刑甚至肉刑的倾向的。到了一九○五年，清廷更明令将律例内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永远废除，凡死刑最重至斩决为止，又废除缘坐、刺字。《檀香刑》中所显示的从皇帝太后、文武百官到德国总督都那样迷信花样翻新的酷刑是不真确的。作者写作的最大优势看来还是在下层乡土，又尤其是在他的亲闻和亲历的历史时段。比如《丰乳肥臀》，主要是写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抗战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乡土历史；又比如《生死疲劳》和《蛙》，主要是写五十年代以后他亲历的历史。 而在莫言描写的乡土的历史中，又必然主要是下层人物的活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生命鲜活淋漓但也饱受摧残的历史。二十世纪是一个生命奔放、英雄辈出的世纪，但也是一个生命轻贱、平民遭殃的世纪。莫言的作品不是以历史否定生命，而是从生命评判历史。在作者笔下展现的中国这百年的历史，主要是小人物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而且常常是官方史书遮蔽的历史。它有一种激昂，更有一种沉痛。内忧外患，战争饥馑、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造成了无数生灵涂炭和受难。作者不仅对所有出生的乃至未出生的生命有着深切的悲悯之情——像在《蛙》中表现的那样；而且顽强地执著于一种生命的记忆。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象征就是《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虽然他作为一个人已经死了，但还是执拗地不肯喝孟婆汤，并努力要在其后的多次畜界轮回中保持记忆，直到以一孱弱的“蓝千岁”的人身重返人间、重述历史。 下面我们就试图来分析莫言主要作品中的这一立足于乡土的生命历史，我们将特别注意那些给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和灾难的东西——战争、饥馑和连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将特别关注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什么，根本依托是什么，以及还可以希望什么，等等。 一、战争、饥馑与政治运动 战争与饥馑，这是最影响到乡土、影响到普通人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造成人类最大量死亡的事件。战争直接剥夺人的生命；而饥馑则剥夺对生命的供养。战争与饥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两大灾难，二十世纪还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可以说和战争饥馑也难分难解，它不仅摧残生命，也羞辱生命；不仅剥夺肉体的生命，还剥夺生命的尊严。它直接剥夺的生命数量也许不如战争和饥馑，但却大大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惨烈性和饥馑的封闭性和严重性，甚至直接构成它们的原因。而它的一种全民动员机制和全面控制机制，不仅常常阻止了平民对战争的疏离和饥荒中的自救，甚至创造出新的风调雨顺且无战争条件下的大饥荒。 《丰乳肥臀》就是这样一部在二十世纪中生命屡遭战争、饥馑和运动横暴摧残和剥夺的历史记录。其中的主人公——母亲上官鲁氏——的一家人就是一个缩影。她的公公和丈夫死于战争，婆婆在战争中发了疯。在母亲一九〇〇年出生的那年，在她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一九三九年降生的时候，都遇上了外国侵略者加给她们所在村庄的战争，而两次都让村子尸横遍野。除了外扰，还有内战。母亲的次女、六女、两个外孙，都可以说是死于内部或对外的战争，长女婿和次女婿也可说都是因战争而死；她的四女因为饥馑而将自己卖为妓女，最后则死于政治运动的羞辱和摧残；参加了革命并成为领导干部的五女也仍是不堪残酷斗争的运动而自杀；被打成“右派”的七女、失明的八女则是死于和平时代的饥馑；最大的女儿、唯一的儿子也是屡遭战争、饥馑和运动之苦，最后一个被判死刑，一个一事无成。她的八个女儿无一善终，且都先她而去。 我们首先来看战争。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冲突极端化的表现。战争是暴力的相争。如果没有遇到一些约束它的因素的话，比如说实力的约束，战争按其本性来说是一定要走向无限战争的。政治常常是战争之因，但又是其果。政治是可以成为战争的引发因素的，但也是可以成为战争的约束因素的——如果这政治是比较文明和清明的政治。但如果这政治本身就凶狠的话，那么，它不仅会构成战争之因，还会大大加剧这凶狠和残酷，而凶狠常常带来更大的凶狠。 如果不是实力过于悬殊的话，战争的逻辑就常常是最狠的那个赢。而战争不仅是暴力，是强加，也是欺诈，或者鼓励欺诈，甚至在小兵的层次上也是如此。战争埋葬亲情、埋葬友谊，鼓励一切在平时被视为不道德的手段。比如我们看《丰乳肥臀》中的这一段描写： 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里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而几乎是在抗战刚结束，这一内战就开始了。上官金童的二姐夫司马库率领他的抗日别动大队开进了村子。他的人毫不吝惜子弹，他们的汤姆枪和盒子炮把大量的子弹倾泻在河水中，打得河中像开了锅一样。“如果他们当时要消灭共产党的爆炸大队，足可以杀个人芽不剩。”但他们只是施行恐吓战术而非杀戮，仅仅打死打伤了爆炸大队十几个人而将他们吓走赶跑。几年之后，当爆炸大队改编成一个独立团杀回来时，司马支队则几乎全军覆没，被杀戮殆尽，这时那些被枪毙的士兵和军官，无不感到有点委屈。但这似乎就是战争的本性、战争的逻辑。而按照莫言在他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写的序言中，在谈到悲悯时引用了一个真实故事，说明还在抗战结束之前，国军(被称为“顽军”)和共军之间的内战就已经变得非常凶狠了。后者在撤退时，将前者的四个被认为是间谍的人，包括一个身份为医生的人，直接用锄头、刺刀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的惨叫声中干掉。数十年后，当时“毫不动容”的亲历者回忆了这一血淋淋的场面，而引用者评论说：“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也许回忆者和引用者都是想说，悲悯比这更复杂，不能书生气，乃至人该狠的时候还是要狠，以及杀人者在别的时候和方面可能还是一个慈祥的好人。但在数十年之后来反省这一事件，还是可以有新的更深思路的，即思考为什么人们会陷入这样一种必须你死我活，而且如此残酷地处死的境地?可不可以避免?以及卷入其中的人们的行动是加剧了还是减弱了这一残酷?这当然不是要具体的行动者完全负责，但也不是完全卸责。的确，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上层。造成这样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局面的人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具体的行动者也要考虑和反省。这不是什么书生气不书生气的问题。这就是残酷，就是必须防止再次发生的残酷。这种残酷是我们必须牢记并努力防止的东西。我们要记住并防止这样人杀人，尤其中国人杀中国人，而且是如动物般地杀戮的残酷事件再度大规模发生。而我忧惧的是，如果解释不当，如果认为这种残酷就是必要的，这种解释恰可能成为再次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理由”。 而《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当时就是有反省的。当跟着独立团回来的五女上官盼弟说：“我们把天下夺回来了!”母亲的反应却是：她仰望着乱云奔腾的天空，呢喃着：“主啊，您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这个世界吧……”母亲的这一反省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思想，她根据的就是最朴素的常识和生命本能，当然还有真正的善意和悲悯。而小说的作者也曾于二○○○年三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我的《丰乳肥臀》”中说：“我就像小说中的母亲那样，满怀着悲悯之心，看待分别属于不同政党和集团的孩子们的生死搏斗。无论是谁的死去，都会让母亲痛心。许多昨天还神圣的掉脑袋的事情，今天已经变成了人们口里的笑谈。”他说他关注的“起码是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现象，谁都不可能‘万寿无疆’”。 战争是最狠或最强的人取胜，而饥馑则是最弱的人先死，最弱的群体先亡。于是往往是老人孩子妇女首当其冲。有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馑，也有人为因素(如战争、动乱和政策)带来的饥馑，而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即便是自然灾难带来的饥馑，其中也有人为的因素起作用。通过铁桶般围困一座城市来谋求战争的胜利，其中最先和大量饿死的一定是被围困城里的平民而绝非军人，所以说，我们“只是要让城里的军队因饥寒交迫而投降”的说辞永远是一种不实之词。只要还剩下一点粮食，有枪就有粮，有权就有粮。三年大饥馑虽然城里人也在饥饿中，但饿死的几千万人几乎全都是种粮的农民。 《丰乳肥臀》先是写到了战争年代的饥馑。母亲的四女因为要救饥饿的全家人，而将自己卖给了妓院。在人们饥饿将死的日子里，县城的教堂将施粥赈济，于是人们在黑夜里奔往县城，当力气快要用尽，众人纷纷在路上倒毙的时候，是一个乡亲，也是一个英雄樊三大爷，将大家从通向死亡的虚假温暖中唤醒起来，步入通向生存的真实寒冷。他点燃了自己的皮袄为大家照亮路径，许多人终于得救，而樊三大爷自己却死在了路上。 但莫言小说着墨最多的还是和平年代的那场大饥馑。他的几乎所有涉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初三年的作品都写到了饥饿，写到了如何想方设法寻找食物，包括吃树皮、草根，甚至煤块。他在《丰乳肥臀》中写到了饿殍遍野的一九六〇年春天，蛟龙河农场“右派”队里的“右派”们，都变成了具有反刍习性的食草动物。每人每天定量供给一两半粮食，再加上仓库保管员、食堂管理员、场部要员们的层层克扣，到了“右派”嘴边的，只是一碗能照清面孔的稀粥。当播种春小麦的时候，为了防止人们偷食，麦种里拌上了剧毒的农药。当春小麦长到膝盖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野菜、野草也长起来了。“右派”们一边锄地一边揪起野菜，塞进嘴里，咯咯吱吱地吃。田间休息的时候，人们都坐在沟畔，把胃里的草回上来细嚼。人们嘴里流着绿色的汁液，脸色都肿胀得透明。当农场的春小麦即将成熟，好像已经到达了饥饿岁月的最后关头。为了恢复体力，迎接繁忙的麦收，上级分配下来一批豆饼，每人分得四两。但就像吃了毒蘑死去的霍丽娜一样，母亲的第七个女儿乔其莎也因为多吃了豆饼而死。而在此之前，以前是骄傲的校花的乔其莎已经为了获得一点救命的食物而不得不忍受炊事员张麻子的奸淫。为防止在磨坊里干活的女人们偷吃粮食，给她们都戴上了笼嘴。肉体在生命奄奄一息之际已经变得麻木，尊严也荡然无存。 这场大饥馑也是作者亲历的大饥馑。莫言甚至说摆脱饥饿就是他创作的主要动机，说他的作品虽然“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谈到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三年，他所在的村庄只有一个女人怀过孕，因为她丈夫是粮库的保管员。他自己和家人、伙伴吃过了各种青苔、树皮，甚至煤块，而之所以他一家没一个饿死的，全仗着他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弄回来一麻袋棉籽饼，那玩意现在连猪都不吃，但在当时连草根树皮都吃光的时候，无疑是救命的灵丹妙药。他们吃着棉籽饼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作者所亲历的时代还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时代。《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首先都写到了“土改”。这也是第一次在全社会大规模确定世袭阶级身份的运动。在《丰乳肥臀》中，作者写道：哑巴率着区小队，将司马库家的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分送到村中百姓家。但白天分下去的东西，晚上便全部送回到司马家大门口。这是动员起来的“土改”，而且后面是用武力做后盾的。而当召开“土改”斗争大会时，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母亲的五女婿鲁立人县长见了他，也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恭敬。据说，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张生(估计原型是指康生)，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 在斗争大会上，一位因和“土改”干部有私隙而被枪毙的生意人赵六的亲戚徐仙儿特别积极，他可能是为了报复，不仅要求抓住和枪毙司马库，还要求枪毙他的幼子幼女(到最后他其实也不忍了)。鲁立人想保护这几个也是他的亲戚的孩子，提议在场群众举手，是否同意枪毙司马库的儿女，结果群众都不举手。这时大人物张生脸上挂着一丝冷笑，他对鲁立人说：“你再问一下台下，有没有同意不枪毙司马库子女的。”群众依然深沉地低着头，不举手，也不出声。张生此举可以说是一种深知人性和群众弱点，也利用人性和群众弱点，且不是导向不忍，而是导向残忍的举动。 在那个阴森森的大人物张生像剥皮刀一样锋利冷酷的目光注视下，鲁立人终于张开嘴，宣布要立即处死司马库之子司马粮和司马库之女司马凤、司马凰。当他的妻子上官盼弟骂他道：“你昏了头，下这样的命令?”鲁立人用拳头捶打着脑袋，悲凉地说：“穷苦的老少爷们，你们说，我鲁立人还是不是个人?枪毙这两个孩子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毕竟是两个孩子，何况她们还跟我沾亲带故。但正因为她们是我的亲戚，我才不得不流着泪宣判她们的死刑。老少爷们，从麻木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吧，枪毙了司马库的子女，我们就没退路了。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老少爷们，起来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结果，司马粮虽然在群众掩护下偷偷爬行溜走，但司马凤、司马凰这一对双胞胎姐妹却都被一枪毙命。以上的话解释了为什么能够作出杀死儿童这一有悖常伦的决定，即把真实的生命变成一种要消灭的旧制度的符号，且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或者不让自己有退路。 尽管鲁立人最终坚持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后来他和他的妻子甚至改名换姓，断绝了和母亲一家的亲戚关系，但是，这种“原罪”可能还是不易消除，他们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还是越来越不得志，官似乎也越做越小。在战争年代，鲁立人何其风华正茂，精明强干，富有光彩，后来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却越来越黯淡和萎缩，就像鲁立人的妻子上官盼弟所说：“你知道，我和老鲁，混到今天这个份上，是多么地不容易。”“就是这样吹，人家还嫌我们右倾。”最后鲁立人心脏病发作而死，易名马瑞莲的上官盼弟则在“文革”中自杀，遗言恢复原姓名，并将自己的遗体送回母亲老家。 《生死疲劳》也是从其主人公、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枪毙写起。之后他经历了七度轮回。而轮回的起因是他始终不服，在阎王殿里大闹，认为自己太冤枉。他自述说：“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均分土地，历朝都有先例，但均分土地前也用不着把我枪毙啊!”而在西门闹被枪毙之后，后续运动的锋芒却指向了他救活的孤儿，后来成为他家长工的蓝脸。蓝脸分到土地之后，憋足了劲要好好干，但是不久就兴起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他坚持单干，于是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甚至众叛亲离。他的生命或还无虞，但却得不到出自自身意愿，也不妨碍他人的舒展。 二、忍耐、生养与咬牙活命 我们在莫言小说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生命的两种似乎对立，但之间又有互相支撑的联系的态度：即一方面是对生命的似乎并不太看重，不仅是对别人的，甚至是对自己的生命并不敏感、并不悲情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则是生命力极其顽强，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甚至不惜尊严，不惧痛苦的态度。而且这两种态度往往就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比如上官吕氏，在她的儿媳上官鲁氏(即母亲)要第八次生产的时候，她并不太关心和看重，甚至还没有对她家的头胎生养的黑驴要生小骡子那样看重。但也是她支撑着铁匠的家，对村里的人和大家的事情也相当热心，她曾严肃地盯着儿子说：“人要该死，怎么着也得死；人要不该死， 怎么着也死不了!”日本人在院子里杀死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她自己也身受重伤，几乎在被认定已死亡之际，几个收尸队员提着铁抓钩过来，刚要往上官吕氏身上抡钩子，她却像一只老龟一样，慢吞吞地爬起来。她虽然此后变得有些精神失常，失去了记忆和理智，在这之后却还是活了好几年。甚至这期间母亲带着诸多孩子们在饥馑中出外谋生许多日子，只是给她留了些食物，回来看她却还活着。最后只是因为她发疯地咬啮玉女，危及孩子的生命，才被母亲失手打死。 在太多的苦难和死亡面前，的确所有人也都不敢太悲情，太伤感。母亲对后来为不拖累她而自杀的玉女感到痛心和歉疚，伤心地说这孩子一辈子就没享过什么福，但还是只哭了几声也就算了。中国的老百姓对生命的痛苦的确有一种超常的忍耐，初看起来甚至有一种接近冷酷的麻木。但在一个几乎没有活路的世界上活命，麻木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或者说是一种保护。尽管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他们却绝不自戕，也不自艾自怜，甚至不太绝望，总想着天不丧人，总有活命之路。大多数人大概也不会有那种“不食嗟来之食”的贵族般态度，而是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的态度——哪怕忍受屈辱，或者忍受身体上的极度痛苦。中国人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中国人活命的能力也是惊人的。他们不仅能利用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物质资料，甚至能吸收各种各样的精神资源来支持自己活下去。在三年大饥馑期间，母亲抱着鸟儿韩和上官来弟遗下的孩子送上官金童去农场，她对他说：“还是那句老话，越是苦，越要咬着牙活下去，马洛亚牧师说，厚厚一本《圣经》，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个。你不要挂念我，娘是曲蟮命，有土就能活。”在此生命的意志不是反省，也不是权力，而首先就是活着，就是生存，就是无论如何也要顽强地活下去。连孩子们也都有各自强悍地活下去的本领，如幼小的司马粮，在“土改”斗争大会上悄悄逃走没被枪毙之后，自己谋生，到处流浪，却依然活着重返家园；他后来又偷越国境，若干年后却依然风光地活着回来了。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老百姓活命也的确太不容易。他们面对着连绵的战争，面对不断的饥馑，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表现出了自己生命的勇敢、智慧，甚至活命的种种“狡计”。当士兵告诫母亲她们不要回家：“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战争年代，为了给可能来临的饥馑做准备，母亲几乎动员了所有的孩子来储存萝卜：“大姐负责往筐里捡萝卜，二姐和三姐负责抬筐里的萝卜，四姐和五姐蹲在地窖里摆放萝卜，六姐每次提四个萝卜，从萝卜堆到地窖口。七姐每次提两个萝卜，从萝卜堆到地窖口。母亲背着我(金童)在地窖和萝卜堆之间来回巡视，发布着命令，批评着各种错误，表达着各种感慨。母亲的所有命令，都是为了提高工作进度。母亲的所有批评，都是为了改进工作方法，保护萝卜们的健康，使它们平安越冬。母亲的所有感慨，都在表达一个中心思想：生活艰难、必须奋力工作，才能熬过严冬……我后来才明白，母亲在那年冬天里，为什么要储藏那么多萝卜。”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母亲除了自己，还要养活失明的玉女和幼小的鹦鹉韩，她托门路谋到一个公社磨坊的差事，里面是用人推磨，推一天给半斤红薯干，但这对三人活命肯定还不够，于是她就捉摸到一个办法，偷着将磨道里的豆子囫囵吞到肚子里，回到家再呕吐出来。母亲后来对金童说：“儿啊，娘这是被逼出来的，你不要耻笑娘……娘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偷人家的东西……”“娘的胃，现在就是个装粮食的口袋……”当孩子看到她双膝跪地，手抓着盆沿，双肩起伏，脖子探出又缩进，那么可怕又那么惊人的美丽。伴随着打雷般的呕吐声，她的身体时而收缩成一块铁，时而软弱成一摊泥，终于让豆子如粒粒珍珠大珠小珠落入木盆里，孩子刚要放声大哭，就看到母亲幸福的笑脸如一朵葵花盛开在星光下，就听到母亲用破裂的嗓音说：“闺女，咱娘们有救了呀!”什么是“呕心沥血”?这就是了。作者说：“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于是，她们的生命，就像是一个象征，一个生命的象征，一个抗争的象征，一个抗拒苦难而顽强地活下去的象征。它是生命对战争的抗争，对饥馑的抗争，对那些戕害生命的政治路线和运动的抗争，对到处伺伏的死亡的抗争。尤其母亲的生命，她自出生伊始到她一九九五年自然离世，虽然经历了一连串的战争、饥馑和政治运动，生命中几乎始终都贯穿着痛苦，她看到了她的许多孩子先她而去，且大多是饱受痛苦和凌辱而死去。但她的一生，仍是一面赞颂苦难中的生命的最伟大的旗帜。 在母亲的生命中，最光辉的就是她的生养。这“生养”也是作为“母亲”的最本质含义。然而，这“生”对她却是非常屈辱的，这“养”对她也是极其艰难和痛苦的。她生了九个孩子：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是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而她却要为此承受全部的责难和侮辱，又由于传统的生养观念的压力，她不能不到处“借种”，不仅被迫乱伦，也被自己不喜欢的人糟蹋、凌辱，乃至遭多人蹂躏。期间有几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带有柔情的，尤其是她和牧师马洛亚，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种温柔的爱情。但这种柔情随着牧师的惨死而很快结束了。在动员寡妇结婚的运动中，她也曾犹豫过是否要和司马亭结婚，但由于孩子的不赞同也就马上不予考虑了。她一生没有幸福的婚姻，在嫁到上官家之后饱受丈夫和婆家虐待，刚刚收拾完孩子，两腿间还有淋漓的血，就被逼到毒日头下干活了。她在三十九岁就守寡了。在这之后她的全部心力和关怀几乎就都在她的孩子身上了。在她被几个败兵轮奸之后，她曾经想过自杀，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孩子的责任还是阻止了她。她热爱生命，热爱每个幼小的孩子，是她从婆婆手里救下了要被溺死的七女，甚至为此不惜说谎。 她不仅是“生”，也努力地“养”，尽管这“养”在那样的年代里又比“生”还要艰难得多。于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战争和饥馑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她不仅将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养大了，一个也没有早夭，还抚养过几乎所有的孙辈：沙枣花、司马凤和司马凰、鲁胜利、大哑和二哑、鹦鹉韩，甚至非自己女儿亲生的孩子司马粮。她会责骂长女说：“你也算个娘?管生不管养，连畜生都不如……”对次女又将一个用旧军装包着的婴孩鲁胜利塞给她感到愤怒，“你们生出来就往我这儿送，连狗都不如!”这时她还养着未成年的儿女，以及好几个孙辈，有上官领弟那两个极有可能都是哑巴的孩子，有上官招弟那两个疯疯癫癫的漂亮女孩，还有沙枣花和司马粮。她实在太累了。她躺在炕上，双乳疲惫地坍塌在肋骨上。而骂归骂，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发现，母亲正在训练那只白色的奶羊，给昨晚刚送来的、仰躺在簸箕里的上官盼弟的女儿喂奶。她的确也有点重男轻女，当生了八个女儿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她先只是给金童喂奶，当马洛亚牧师把同胞所生的玉女递给母亲说：“喂喂她吧，都是上帝赐给的，不能太偏心啊!”母亲红了脸，接过玉女。她也告诉女儿们说：“金童是金子，你们起码也是银子!” 过度的生育的确也还是有点悲哀：似乎只是在以生命的数量抗衡死亡，而轻视了生命的质量，就像是“广种薄收”。而中国人在那个不幸的时代看来生也艰难，长也艰难，活也苦命。三姐“鸟仙”就在庆祝抗战胜利狂欢的大街上生出了她和哑巴结合产下的两个男孩。“人群中，有一个穿着土黄色长袍的人慢慢爬起来。她跪在地上，从面前的土堆里扒出了跟她的袍子、跟大街上的一切同样颜色的东西。扒出一个，又扒出一个。他们发出了娃娃鱼一样的叫声。”而在仅仅几年之后的一次轰炸中，他们就被炸死了，“大哑的半个脑袋没有了，二哑的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有时和谁生也不是很重要，贞节在一个艰难时世中也不是很被看重。不仅母亲如此，孙家的家长孙大姑，领着五个哑巴孙子，哑巴们的父母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 小说《蛙》主要是写计划生育。即便今天或已到了对这一国策需要作出根本调整的时候，我们大概也不能否认计划生育的最初动机以及所达到的客观效果，但是，它的实行看来还沿用了过去政治运动的某些残酷方式，比如强行拆屋、到处追逐、野蛮结扎、晚期引产，等等。尤其是晚期强迫引产，将已经在母腹中形成的生命，甚至即将临盆的生命强行结束，不仅给许多孕妇及家庭带来了灾难，而且是对生命的直接侵犯。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妇科医生的姑姑，一生的工作先是接生，后来却是“断生”，到晚年她有了一种反省。她让作为泥塑艺术家的丈夫做了许多泥娃娃，将她引产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其手一一再现出来，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心中的歉疚。而曾经因为被追逐引产而妻儿双亡的作家蝌蚪，则认识到哪怕是通过“精子代孕”而即将降生的孩子，也拥有生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在一封信中表达自己的心声说：“他的孕育与出生，尽管比一般的孩子要艰难曲折，而且今后，围绕着他的身份确认，很可能还会产生诸多棘手的问题，但正如我姑姑所说：只要出了‘锅门’，就是一条生命，他必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并享受这个国家给予儿童的一切福利和权利，如果有麻烦，那是归我们这些让他出世的人来承担的，我们给予他的，除了爱，没有别的。”下面我们也就要谈到所有这些忍耐、责任和勇敢，归根结底是来自对生命的热爱，而这种热爱，也可以引导到对生命的更高期望。 三、生命的体面、尊严与精彩 虽然活命极其艰难，但还要努力让生命焕发出光彩。首先是要让肉体的生命活下去，还要让这生命尽量精彩，即不仅要活动物的命，还要活人的命；不仅要保证人身不受侵犯，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资料让人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人还需要过有尊严的生活，还需要过具有充分情感和精神意蕴的生活。 我们可以观察《生死疲劳》中蓝脸坚持单干的理由。这些理由大致包括：希望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经济活动；要求一种诚实勤勉劳动的自由和光荣；也要求分给他土地的权力机构和领袖遵守自己的承诺；他也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不认为把大家财产拢到一起，人们就能大公无私，就能齐心干好活计，过上好的生活。他也深信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才是正当的，放到自己仓里的粮食也才是踏实可靠的。的确，他也有自己的梦想，如果没有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他的勤劳节俭和能干大概会使这个昔日的长工和孤儿，成为又一个致富的西门闹。他也相信有些东西不是某些组织和机构可以独占的。当村里的领导洪泰岳说：“你是走在人民公社的大街上……呼吸着人民公社的空气，还照着人民公社的阳光。”他回答说：“没有人民公社之前，这条大街就有，没有人民公社之前，就有空气和阳光。这些，是老天爷送给每个人、每个动物的，你们人民公社无权独占!”这已经有一些天赋基本人权的意味了。 当不仅东家留下的儿子和妻子离他而去，自己的亲生儿子蓝解放也加入了公社之后，蓝解放带着哭腔喊：“你一人单干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蓝脸平静地说：“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就是想图个清静，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愿意被别人管着!”“就我一个人，谁也不需要，我不反共产党，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天下乌鸦都是黑的，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他并不是要做一种政治的反抗，是一种全权的政治要给他的行为一种政治意义。当村里所有的人都为了毛的去世而哭泣的时候，他不动声色，提着镰刀，慢慢地站起来，说：“他死了，我还要活下去。地里的谷子该割了。”但他又悲愤地说：“最爱毛主席的，其实是我，不是你们这些孙子!”“毛主席啊——我也是您的子民啊——我的土地是您分给我的啊——我单干，是您给我的权利啊——”他大概不会太清楚这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就是他最寄予希望的最高领袖发动的；不知道他能长期保持单干其实还只是来自一种概率极小的偶然性，即他正好碰到了几个还算通情达理的官员，否则这也是不可能的。而他的雇农身份也可能略微能起一点保护他的作用。直到八十年代重新分田单干，他眼泪汪汪地说，“我就是认一个死理：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 硬捏合到一块儿，怎么好得了?没想到，这条死理被我认准了。”他说那之后的三年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家里有三千多斤麦子，还有几百斤杂粮，就是三年颗粒不收，也饿不着他和他的妻子了。然而，他已经垂垂老矣，他不可能实现他更大的梦想了。 《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也是意识到生命的尊严的，甚至即便是死去的生命，也还要有它的某种体面和尊严。当看到一个收尸队员举起铁钩子要来收集她丈夫的尸体时，她高喊着：别用钩子钩他呀!她把孩子塞到女儿怀里，号哭着扑到她丈夫的没头尸首边，尽管那丈夫生前老是虐待和打她。而活着的人，更要努力活出体面和尊严。母亲对孩子们说：“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她也要相貌长得像外国人的金童、玉女昂首挺胸地活着，对他们说：“一点也不假，你们的亲爹是马牧师，这有什么?你给我把脸洗净，把头洗净，你到大街上挺着胸膛说去：我爹是瑞典牧师马洛亚，我是贵族的后代，比你们这些土鳖高贵!” 而母亲的八个女儿——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和玉女——她们不仅都生着高挺的长鼻梁和洁白丰满的大耳朵——这也是她们的母亲最鲜明的相貌特征；她们也都有丰乳肥臀的家庭传统；她们似乎还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精神特征，即不计功利、不计牺牲地追求爱情，一旦爱上谁，就任什么也不能阻挡——哪怕是自己的母亲，而母亲后来也理解到这一点，大度地接受孩子们的爱情和婚姻，说“人都是你们自己选的”，同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而且，这些女儿们不仅自身美丽，还能辨别出对象的优秀。她们所追求的人不分政治立场、不分党派，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他们所属人群中最优秀的，都是人群中的尖子。这些人或还有优劣高低，但都不是平庸之辈，都是“钻天的鹞子”。当母亲偶尔担心这些女婿“死不在炕上”，她的姑姑——她姑姑也是她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久经磨炼的老女人——简捷地回答说：“死在炕上的，多半是窝囊废!” 母亲的长女上官来弟，十八岁就穿着她的紫貂皮大衣、围着她的红狐狸跟着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跑了。她一生的命运也最为坎坷，她经历过炮火硝烟、荣华富贵，也曾在战争的逃难途中持枪护卫过全家。她在沙月亮很早就死了之后，和司马库也有过一夜狂欢，但新中国成立后不得不嫁给残疾军人孙不言，后来则和从日本做劳工逃进深山老林多年后回来的鸟儿韩好上了，而在被发现后，她为保护自己的恋人将孙打死，自己也被判死刑。 母亲的次女上官招弟一见到司马库之后就发疯般地爱上了他，她要嫁给司马库，当有人冷冷地告诫她：司马库已经有了三个老婆时，她甚至决心做他的第四个老婆。母亲预感到上官来弟的故事很快就会重演，忧心忡忡地盯着女儿漆黑的眼睛里燃烧着的可怕激情，和她那通红的不知羞耻地肿胀着的厚唇，心想这哪里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分明是头发了情的小母牛。但后来她是母亲的女儿中很早就死去的，在独立团打回的那天她就中弹命丧黄泉。 母亲的三女上官领弟则爱上了外村人鸟儿韩。但一开始她是仇视他的。后来却迷上了他的大度、他的自由和他的技艺，当然还有他的爱情。当鸟儿韩被抓到日本之后，她也有点疯癫了，变成了“鸟仙”，后来在一次悬崖学习飞行中坠落而死。 五姐盼弟也是疯狂地爱上了爆炸大队的政委蒋立人(后改名鲁立人、李杜)，并跟着他矢志不渝地投入了革命。六姐念弟则爱上了美国飞行员巴比特，当巴比特被捕，她一定要跟着他坐监；当巴比特在战乱中失踪之后，她开始到处寻找她的黄毛夫婿巴比特。起初她压抑着嗓门，低声呼唤，生怕招来带枪的人。呼唤了一阵，回答她的只有凄凉的雨声，于是她便放开喉咙喊叫，泪如涌泉。她找了七天七夜，饿了吃几口野草，渴了喝几口溪水。最后在山洞中找到了巴比特，却被另一个引她去的女人引爆炸弹，三人一起被炸死。 四女想弟却还来不及展开她的爱情，当饥馑的时候，她看着全家活不下去了，于是将自己卖身给妓院。新中国成立后，她带着自己藏在琵琶里的、多年积蓄下来的珠宝找回母亲家，路上却被具有阶级斗争高度警惕眼光的干部识破，不仅财产被全部没收，后来又遭到在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现身说法”的残酷批斗。还有七女求弟，也是在饥荒时期被一白俄贵族老太太买去，改名乔其莎，毕业于省医学院，被打成“右派”后到农场劳动，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她的爱情以及事业生活也没有展开，甚至饱受凌辱。 八女上官玉女生来失明，一直跟着母亲。她无比善良，很少说话，她爱美，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漂亮。她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感到非常愧疚，觉得自己拖累了母亲，于是决定投河自尽。作者写到她临死的场景十分动情并寄托了美好的希望： 你二十年里沉默寡言，心中长存着愧疚，饭不吃饱你认为自己是家中的拖累，衣不穿新大家认为你分不清新旧。其实盲人也有爱美之心，你心里有我们凡夫俗子看不见的风景。你走在这条演出过数不清的悲喜剧的胡同里，历史的味道扑鼻而来，历史的声音如浪涛涌起。 八姐神秘，与几十年前从滔滔的洪水中坐瓮漂来白衣盲目女人有相似之处。那个女人繁衍了司马亭、司马库这样的古怪新奇的后代，她坐瓮飘来，又乘风而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身世如同死谜，何人能猜破?谁也猜不破。她仔细地、小心翼翼地倾听着阳光落水的飒飒声，生怕惊破春水的梦。她静悄悄地蹲在水边，将十指纤纤的素手浸入水中，感受着水的温存与严肃，水的哀矜与苍凉。八姐低唱着，脱下了身上单薄的衣衫，悬挂在堤边的柳枝上。她的美丽的身体倾国倾城。八姐的美丽多半与杂种有关。八姐的美是未经雕琢、自然天成的，她不懂得梳妆打扮，更不解搔首弄姿，她是南极最高峰上未被污染的一块雪。雪肌玉肤，冰清玉洁，真正的，不掺假的。然后她就哼唱着小调，一步步地向河水深处走去。河水渐渐淹没了你的腿，淹没了你的脐，淹没了你的双乳，鱼儿欢快又感动地啄着你的乳头，你的双乳照亮了幽暗的水面。水淹没了你的双肩，缭乱了你的长发，你继续往前走，然后你就突然华丽地消逝了。在水下你看到了人世间难见的奇景，披红挂彩的鱼群为迎接你的到来翩翩起舞，繁茂的水草款款摇摆，河底摆开了十里长的盛宴，琼浆玉液，山珍海馐，香气一直流到海洋，海洋一片馥郁富饶的香气。 她也值得人们如此动情，她是一位玉女，也是一位圣女，而且神秘。尽管她就像母亲所哀伤的：“孩啊，你这一辈子，连芝麻粒那么大的一点福都没享到哇……” 人们，或至少一部分人会去追求生命的精彩。而女人们可能更多地去追求爱情，男人们则更多地去追求事业。我们下面将主要观察在《丰乳肥臀》的两个男人，两个似乎是处在两极、正好形成对照的人物，一个是大栏镇的首富“福生堂”的二掌柜司马库，他后来担任过抗日别动大队的司令，也是国民党支队的首领。他一生强悍，吸引了无数女人。他被捕后跳河逃脱，但又因亲人被抓拷打而出来自首，最后被公审枪毙。另一个则是母亲最后生育、也是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他一生懦弱，且患有恋乳癖。尽管他也相貌堂堂，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爱人，且被污为“奸尸犯”判刑多年，出狱后遇上市场经济大潮，又遭利用、被骗，被视作精神病，晚年在安葬母亲后准备到教堂去做一个清扫工。 司马库的爷爷是最早在大栏镇一带定居的人，而其奶奶则有神秘的色彩，是一从河流坐瓮漂下来、谁也听不懂她说出来的话的美丽盲女。司马库的哥哥性格相当温和，忍耐、小心、谨慎，甚至有点懦弱，但也还善于周旋，作为全镇的首富，做过镇长，维持会长、负责收尸，还随担架队支援过解放军的淮海战役，立过大功。而司马库的性格却与其兄非常不同，他大胆，敢于冒险，枪法奇准，敢作敢为，也敢作敢当。他喜欢新鲜玩意儿，最早尝试使用自行车、电焊机、电影机、风力磨坊，并冒险学习滑翔飞行。与其说他是热爱生命，不如说他是热爱生命的精彩，而为了这精彩，他甚至不惜轻掷生命。他娶了三房姨太太，后来又有了招弟，却还不时“偷食”，包括和其大姨来弟的疯狂一夜偷欢，而相好的女人们即便常常知道这一点，也还是接受或不得不忍受。他自称自己对每一个和他好的女人都是“真心”，只不过也经常“分心”，并且不掩饰他有这个毛病。不过，为了女人们，他也是能够承担。当招弟被打死之后，他托着她的尸体，可以逃跑也不逃跑。他欣赏女人，但出语下流，连对监管他的女公安也敢出言调戏，他被枪毙前最后的遗言丝毫也不带政治性，而是大叫“女人是好东西啊”。这大概也是他的一贯心声，他此前就说过“女人是好东西，是宝中之宝，贵中之贵”。 司马库看来不怎么喜欢人的“中不溜儿”，当司马粮问第一次被捕时的司马库：“爹，他们会枪毙你吗?”司马库侧目望望浑浊的河水，说：“你爹吃亏就吃在心慈手软上。你小子记着，要做恶人就得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要做善人走路也要低着头，别踩死蚂蚁。最不要的是做蝙蝠，说鸟不是鸟，说兽不是兽。你记住了吗?”他不怜惜人的生命——不论自己还是他人的生命。但当他的手下要杀死一个民兵队长的妻子凑够杀人的数量时，他还是说：“别凑数，该杀的就杀，不该杀的别杀。”他有时像是胡闹一样地作战，比如在桥上布火龙阵来对付日本人；但有时也真刀实枪地作战，比如他破坏铁桥颠覆了一列日本军车。而日本人的报复就是将他的家人和乡亲共十九人枭首示众。他第一次逃脱后，多次被围捕都能逃脱，但是，当听说他的岳母一家人，包括几个孩子，还有兄弟，被吊打之后，他虽然明知是设局，但还是出来自首。 当他第一次被抓要押过河时，母亲就说：“都收拾收拾，去送送这个人吧，他是混蛋，也是条好汉。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是要绝种了。”这一“绝种”大概就像维斯康蒂的《豹》中所说的一样。母亲在公审大会上也不让司马粮哭，说让司马库顺利办完他自己最后的事情。司马库其实也常常表现得残忍和冷酷，或者胡闹和恶作剧，但有些事情还是绝不肯做，比如失信，比如蝇营狗苟。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女公安敢给他一把刀子让他临刑前一晚刮完自己的胡子。司马库接住刀子问：“你难道不怕我行凶、逃跑、自杀?”女公安笑着说：“那样你就不是司马库了!”司马库感叹道：“想不到最理解我的，还是一个女人!”他虽然有他生命的精彩，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司马库的儿子司马粮的身上也还有他的一些影子。他幼年就表现得相当机警，在“土改”斗争大会上，当听到可能要判他死刑，他即伏地爬行溜走，自己谋生，后来又回到母亲家里，而在埋葬了司马库的第二天晚上，他再次失踪，在多年之后，作为韩国富商回来。虽然花天酒地，惹是生非，但一方面生存能力极强，另一方面对死亡却也毫不畏惧。当执著地爱她的沙枣花在酒店高层房间向他求婚不成，要以死明志，跳楼之后，他撑开一把不知哪个女人遗忘在房间里的遮阳花伞竟也跟着跳下。沙枣花不幸摔在水泥地上死了。而他却幸运地落在楼下一棵法桐的树冠上，又漏出砸在冬青树丛上而没死。 与司马库父子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的上官金童，其最辉煌但也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只是在他读中学期间，那时由于他大姐被迫与残疾军人结婚，他出身变好了，在学校里受到重视，学业突飞猛进，成为初中部最优秀的学生。他回忆说：“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黄金的岁月，我有一个最革命的家庭，我有一个最聪明的头脑，我有健康的体魄，令女同学不敢正眼观看的相貌。”但是由于后来的家庭变故，他失去了这一革命光环，后被开除学籍，到农场劳动，又被一独身大龄的女农场场长青龙萍看中，非要让他变成男人，只是到最后青龙萍绝望自杀的一刻，他才真正遂其心愿，而他也因此变成了“奸尸犯”，获刑十五年。 上官金童出狱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他坐在汽车站候车大厅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等待着开往高密东北乡大栏镇的公共汽车，心想在这个人世上，自己已经活了四十二年了，可这四十二年里，却过得非常糟糕，非常龌龊， 连自己都感到可怜、恶心。他浸泡在一种迟暮的感觉里，“那怅惘的、伟大的空旷感无限地展开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在碱土荒原上枯萎了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现在正在悄悄地死去”。他早年不能适应“革命”，出狱之后也不再能适应“市场”。他多次被利用，被欺骗，甚至被骗结婚，又被视为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里医治了三年。母亲和其他亲人们也改变不了他，挽救不了他，最后他看来还是孑身一人，穷愁潦倒，一事无成。 母亲曾经用挑战的、发狂的声调刺激他说：“你给我有点出息吧……我已经不需要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子，我要的是像司马库一样、像鸟儿韩一样能给我闯出祸来的儿子，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但是，金童似乎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在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是一个失败者；在一个功利竞争的世界里，他看来还是一个窝囊废。但他的确无比善良，无比忍让，他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他无怨言地被人利用，遭人践踏。但他会不会是一个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梅诗金公爵一样的圣洁人物呢?尽管这样的人在现代世界注定难逃“白痴”或“窝囊废”、“精神病”的命运。 虽然市场在让人们自主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方面具有一种道德性，但如果人们的物欲过于张扬，就像《丰乳肥臀》中所说：“大家都两眼发红，直奔一个钱字!”生命的精彩也必将受到金钱的侵蚀。这时的确不再有直接的“合法”剥夺生命(计划生育中的晚期强行引产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也不再有使人们大规模饿死的饥馑，但生命也可能萎缩成了仅仅是一种满足物欲的经济活动，甚至刺激出种种贪腐、欺诈、盗劫等不道德的行径。这时也不仅还有权力的横行和贪婪，还有逼着高龄母亲搬走的拆迁，还有要挖出老人尸体的野蛮，人与人的关系也在金钱欲望的腐蚀下变得冷漠。如果说上官家的第一代主要是饱受战争之苦；第二代主要是饱受饥馑和运动之苦；那么，第三代不再遇到这些直接剥夺人的生命的灾难了，几乎再没有饥饿而死、战乱而死和运动的整死和斗死了，但他们照样说不上幸福。像鲁立人和上官盼弟的女儿鲁胜利，不仅做了大栏市工商银行的行长，后来还做了大栏市的市长。但在上面的靠山不再能保护她之后，她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被捕之前，她看着自己房间壁橱堆满了的人民币，这时似才有所悔悟，呷了一口酒自语道：“钱是人世间最脏的东西，怪不得大人物都不摸钱。其实我也可以不摸钱了，十年里，我难道还用钱买过什么东西吗?没有，没有。”而沙枣花自杀，鹦鹉韩也因诈骗被判刑，司马粮惹事后逃匿，不知所终。 《丰乳肥臀》几次写到了教堂及其钟声。一次是母亲在生了第七个女儿之后，被丈夫打伤，伤口腐烂化脓，散发着恶臭。她自觉不久于人世，便搬到西厢房里去住。“有一天凌晨，教堂的钟声，把她从迷蒙中唤醒……那嗡嗡的、青铜色的美丽声音，震荡着她的灵魂，在她的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我为什么一直听不到这声音呢?是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耳朵?她沉思默想着，身上的痛苦渐渐被忘却了。直到几匹老鼠爬到她身上啮咬她的皮肉时，她才从冥想中解脱出来。”“母亲拄着拐棍，拖着腐烂的下体，一步一步地，像攀登漫漫天堂路一样，走进了教堂的大门。”她在遇到牧师马洛亚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上官金童在掩埋了母亲的遗体之后心里也默念道：“娘啊娘，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可把您害苦了。儿要把风烛残年献给上帝，我那同父异母的哥哥已在教堂里给我谋了个差事，他让我负责清扫卫生，看守门户，定期挖露天厕所，把那些秽物担到老百姓的菜地里。娘，这是我最好的归宿……”而他是否也能焕发生机呢? 后来作者写道：“在创作《丰乳肥臀》时，我去过两次教堂。小说中的上官金童也去过两次教堂，他在走投无路时，投向了上帝的怀抱。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我尊重每一个有信仰的人，我鄙视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的人。我希望用自己的书表现出一种寻求救赎的意识，人世充满痛苦和迷茫，犹如黑暗的大海，但理想犹如一线光明在黑暗中闪烁。” 个人总会死亡，留下记忆或就是试图抓住永恒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追求永恒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现在所能谈的还只是作为人类的记忆。这种记忆首先意味着记住过去的苦难，如此或能防止我们再给自己和同类制造同样的苦难，甚至创造和葆有一种比较美好的生活。但人类也会灭亡，在这之上和之后是否还有永恒的记忆?这或许是我们现在所不能知道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一生下来，就要努力地活下去，再怎样艰难也要活下去。也许我们面对连绵而来的痛苦已经有些麻木，也许我们甚至不敢再对幸福抱有希望，视野所及看不到任何有希望的前景，但我们还是要极其坚韧地活下去。我们努力活下去，我们活过来了，熬过来了，我们还要记住，我们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们为这种活过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最好不要让我们的后代也这样活过来，尽管这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最大历练。我们不只是要让肉身活着，还要有体面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有精神地活着。而我们也许只有努力记住过去，尤其是记住刚过去的百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开创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