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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勋 吴力群:从诗人到学者——评闻一多1930—1932在青岛两年的学术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杨洪勋 吴力群 参加讨论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作为诗人, 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诗集《红烛》、《死水》,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奠 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其作品成为中国现代诗歌中杰出的代表;作为战士,在中 华民族危难存亡之际,他“走下楼”来,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之悲壮殉身;作为 学者,他是一位独步古今的国学大师,其研究范围涉足楚辞、唐诗、乐府、古代神话、 古文字领域,且屡有建树。诗人、学者、战士构成了他完整的一生,形成了他崇高的人 格。闻一多先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 在诗人和学者时期,他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1](P1)。闻一多先生的挚友,著名作家 朱自清如是评价了他的一生。
    作为诗人和民主斗士的闻一多,为社会所广泛传诵。即使不知道“新月派”,也知道 《红烛》、《死水》的作者是爱国主义诗人;也知道闻一多先生是为民主运动而献身的 ,他的死使善良的人们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使多数人 从人民英烈的角度知道闻一多。相比之下,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却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 能读懂他的著作的只是为数很少的读者。
    闻一多先生是学贯中西、独步古今的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全集》(开明版 )的序中说:“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 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 ,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神话传 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 在下了惊人的很大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 考证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是后无来者的。”[2](第12卷 P431-432)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闻一多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闻一多国 际学术研讨会上这样评价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是近代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 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 闻一多先生由一位诗人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能取得超出前人和同辈人的成就”。 [1](P430-431)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民族英雄夏完淳哭其内兄的一句诗,用在闻一多先生身上 ,可谓恰如其分。闻一多在他短暂四十七个春秋中,留给了我们一百多万字的文字,这 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据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所载,闻一多先生一生大约写作共 有一百五十多万字,其中,文化遗产的部分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 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少数。而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全集,除第1卷(诗)、第11卷( 美术)、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以及第2卷(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的部分涉及文 化遗产外,其余各卷,均为古代典籍研究,换言之,研究古代的学术成果占了四分之三 。
    闻一多学贯中西,具有多种学科的广博知识,对我国文史古籍涉及甚广,他的研究领 域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心但又不以此为限,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以唐诗研究为重点,而 又涉及其他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具言之,闻一多以唐诗研究为重点,研究领域遍及 神话、诗经、庄子、周易、乐府诗、文学史等。文学家朱自清为他的全集写的序言,很 精当地概括了他的学术研究道路:“他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 路,就是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学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 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 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 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里找训诂的源头。——抗战以后他 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 神话,——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弗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这个 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 来了,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筑中国文学史。”[2](第12卷P443-446)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其学术生涯至少有十五年。朱自清认为,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 ,这三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从1925年他参加《北平晨报》 的诗刊到1930年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到1944年参加昆明西南 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 时期。闻一多十五年的学术研究生涯相对于他四十七年的生命历程计,确实并不长,或 者可以说是很短,而他所留下的研究成果,所跨越的研究领域,较之本世纪的许多著名 学者,是毫不相让的,甚至更为超越、卓越的。闻一多是一代通才,是现代学术研究史 上的一座高山。
    从朱自清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国立青岛大学时期是闻一多先生一生中非常重要的 转折点,它既是闻一多诗人生涯的结束,又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生涯的开始。那么如何评 价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学术研究?闻一多先生在青岛进行了哪些学术研究?对今 后学术研究的影响如何?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经过八年的学术起步,1930—1932年闻一多在青岛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杨振声出任校长。他采用“兼容并包 、民主办学”的方针,延聘大批名人学者来校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在短时期内,呈现 出鼎盛的局面。闻一多先生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史》 、《唐史》、《名著选读》和《英诗入门》等课程。
    1930年至1932年这两年的时间是闻一多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闻一多在青岛的这段 时光,是他苦心孤诣地要“弄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的“钻入故纸堆中”的时 期。他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两千年前的昨天”;他钻研古 典,“不是当一个蠹鱼,而是一个杀蠹鱼的芸香”,这种“知古鉴今”、“古为今用” 的严肃治学态度,对于奠定他的学术上辉煌成就的基础,无疑是很重要的。
    为了探讨青岛两年在闻一多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作用,我们不妨寻求一下闻一多从诗人 向学者转变的轨迹。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1922年2月寒假, 闻一多回湖北浠水老家完婚,在蜜月中完成了论文《律诗的研究》,3月脱稿。有人认 为此文“可能是五四运动以后,较早用新的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诗歌民族传统的长篇著 作”。6月,闻一多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题要》;并研读李白、陆 游,离开清华赴美留学。8月,抵达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并研读韩愈等人作品。 此后至1925年归国,在学习美术同时,一直在进行诗歌理论、新诗创作的研究,亦未放 弃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和研读。1926年5月,发表《诗的格律》,从传统律诗与新诗的关 系探讨新诗理论。6月,发表《英译的李太白》。1927年7月,发表学术论文《诗经的性 欲观》,这是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来研究《诗经》的论文,闻一多是《诗经》研究专家 。此文是闻一多研究《诗经》的牛刀初试。1928年7月,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 长。8月,发表散文《杜甫》(传记,前半部分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为诗圣 描绘了一幅肖像。1929年10月,论文《庄子》发表在第二卷第九号。1930年4月,发表 《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载完),这 是他第一项公开发表的研究古典文学的成果。同时,进行杜甫研究的一系列工作。1930 年9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从1922年至1930年,长达8年的时间,闻一多一直没有中 断古典文学研究,且屡有成果发表;二是研究的重点是唐诗。这就为闻一多在青岛全面 展开唐诗研究创造了条件;为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931年暑假,闻一多将行将分娩的夫人高孝贞送回家乡后,回来以后就搬到学校的第 八校舍(今一多楼),全面展开了酝酿已久的有关唐诗的研究工作。项目如下:[1](P444 )
    传记方面有:《全唐诗人小传》。
    疏证方面有:《唐诗签证》、《唐诗教校读法举例》、《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 勘记》;
    表谱方面:《唐文学年表》、《唐诗人生卒考》(附进士登第年龄考)、《新旧唐书人 名引得》、《初唐四杰合谱》等;
    史料方面有:《唐诗大系》、《全唐诗补传》、《全唐诗续补》、《全唐诗汇补》;
    札记方面有:《唐风楼捃录》、《璞堂杂记》、《唐诗要略》、《全唐诗汇补》。
    其时有草拟的《拟思唐宝聚著目录》,包括:《唐代文学年表》、《唐两京城坊考续 补》、《唐代遗书目录标注》、《唐代九种名著述论》、《唐代诗人补传》、《全唐诗 校勘记》、《少陵先生年谱会签》、《少陵先生交游考略》、《说杜丛钞》、《全唐诗 续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嘉州系年考证》、《嘉州交游事辑》、《唐文别裁 集》等。
    闻一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从唐诗起步的。他为何选择唐诗开始研究呢?他在《律 诗的研究》中早就指出过:“律诗在中国诗中做的最多,几乎占全体半数。他的发展最 盛时是在唐朝——中国诗最发达的时代。他是中国诗底艺术最高水涨标。他是纯粹的中 国艺术的代表。因为首首律诗里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在闻一多看来,唐诗是中国诗的 高峰,也是世界诗的高峰;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被淘汰,这个民族就灭亡了” 。[3](P56)
    闻一多研究唐诗,首先从研究杜甫开始的。原因是“杜甫是诗中之圣”。在评论作家 时,闻一多主张人格与诗才并重;而杜甫正是被他称为有“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 ”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就已经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计划 。但在研究杜诗的方法上,他是从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开始入手的。“他说要理解杜诗 ,需要理解整个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 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梁实秋语)[4](P82)基于这种考虑,他首先撰写《 全唐诗人小传》,这项艰巨的工作涉及到306位与杜甫有交往的唐代诗人,有关他们的 小传或原始素材被分门别类的誊写在四个大本子和五个小本子上。臧克家回忆说,这时 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本子一个又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 甫的一个本子,连他的朋友也特别划列成了目录,题目:《杜甫交游录》。还有一个抄 本,是唐诗摘句,至今还记得上面一个句子是“蝇鼻落灯花”。在这将近60万字的手稿 中,闻一多还留有大量的朱笔批语。虽然由于闻一多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做得更多, 但有这么多的材料作后盾,整个唐代诗歌和世人世界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起来,形成了一 个有机的整体。有了这样高屋建瓴地认识,他后来写《唐诗杂论》、编《唐诗大系》才 能那样游刃有余,屡有创见。对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谁 也不能否认,闻一多用诗人的才气,用学者的严谨,用诗的语言,为唐诗研究构筑了一 个宏大的格局。
    唐诗是他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的学术研究领域。杜甫研究是闻一多唐诗研究 的起点,也是他下力气最大,著述最多的一个诗人,先后著《杜甫》(传记)、《少陵先 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说杜丛钞》等。“差不多杜甫每一首诗,他都 给考定了著作的年月”(朱湘《闻一多与<死水>》)。闻一多在青岛时期研究杜甫公开发 表的成果主要有《杜少陵年谱会笺》,
        
    分三次发表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即1930 年7月第一卷第一期,10月第一卷第三期和1931年1月第一卷第四期。
    在青岛,闻一多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诗经》和《楚辞》。闻一多在《诗经》研究方 面,也充分显示了出了自己的独创性,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全面提高了当时学术界《诗经》研究水平,为中国现代诗经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 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往往空有丰美的内容,却缺少相得益彰的先进研究方法,决心要以全 新的视野对这部分最为古老的汉字作品彻底加以梳理。他以诗的眼光研究《诗经》,以 诗人的独特思维方式重新关注《诗经》。他的研究,没有再走腐儒们繁琐考证的老路, 没有被那些古奥艰涩的文字所束缚——这些固然也是他所要解决的目标——,而是第一 个使用了全新的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利器,他重新解剖了中国这一最古老的作品。
    《诗经》研究,很快有了成果,这就是《匡斋尺牍》。通过《匡斋尺牍》里《芣苡》、《狼跋》、《兔苴》这些文章所昭示的崭新思想在当时尚不能被人们立即领略, 但他的确为后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诗经》研究通道。梁实秋说,“在《诗经》研究上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 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具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4](P85)此著 本着要“真”不要“神圣”,了解“诗人”而非“圣人”之旨,论《芣苡》、《狼跋》、《兔苴》三诗,这是在训诂基础上的文学的研究;是对文学的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体现了闻一多《诗经》研究的独创性。《匡斋尺牍》发表于1934年《学文月刊》第一卷第1、3期,它标志着闻一多的研究由唐诗上朔至《诗经》,自此构成了他研究较为完备的格局,而且带有研究方法意义上的“宣言”性质,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我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五四”运动以后, 研究《楚辞》的学者有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刘永济、姜 亮夫、刘盼遂、朱季海以及文字学家于省吾。闻一多承继前贤,独辟蹊径,成为当时成 绩卓著的《楚辞》研究专家。闻一多“以研究《楚辞》的影响最大,用力最多,成绩也 最突出,研究方法更纯熟,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在‘五四’以后的《楚 辞》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5](P468)闻一多研究《楚辞》始于1930年。他是 受游国恩先生的影响走上研究之路的。在国立青岛大学,二人同属中国文学系,且同住 一楼,常切磋《楚辞》,为他以后开展《楚辞》研究奠定了基础。1933年闻一多在清华 大学任教时,已开设《楚辞》课了。闻一多和游国恩在《楚辞》研究中,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一位是“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一位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 成者”。[5](P454)
    闻一多先生在青岛全面开展《唐诗》研究,兼及《诗经》和《楚辞》,其研究成果, 或完成于青岛或开始于青岛。从《闻一多全集》所收集的文章来看,关于《唐诗》、《 诗经》和《楚辞》研究的文章,于1933至1937年多发表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 上。主要有:《嘉州交游事辑》(《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8期文史专号)、《嘉州 系年考证》(1933年《清华学报》第七卷第二期)、《匡斋尺牍》(1934年《学文》创刊 号(芣苡篇)、第一卷第三期(狼跋篇))、《天问•释天》(1934年《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离骚解诂》(1936年《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邙风》(1935年 《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三期)、《召南》(1936年《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诗 经新译》(1937年《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等等。从发表的时间来看,大多集中在 33年至37年之间。换言之,就是闻一多离开青岛,重新回清华园以后。我们知道;一篇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没有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时间是不可能的,且发表的文章很多 是在青岛拟订的研究项目。
    综上所述,闻一多从1922年至1930年经过8年的学术起步阶段,至1930—1932年在青岛 全面展开了《唐诗》、《诗经》和《楚辞》研究,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过程,且 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唐诗研究项目的制订是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 标志。
    二、闻一多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动因
    (一)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源于他所具备的多种潜质
    闻一多生于世代耕读之家,先世业儒、祖父尤嗜书。闻一多六岁入塾,读《三字经》 、《幼学琼林》、《尔雅》、《四书》等。七岁延师来家课读,学国文、历史、博物、 修养等课,开始接触新思潮。十四岁考取清华学校后,每年暑假读书二月,名书庐为“ 二月庐”。喜读梁启超的文章,圈点《史记》、《汉书》,又喜读诗词。从小爱好美术 ,喜剪纸,武昌起义时,画过成套的革命故事。早年自传《闻多》云:“好文学及美术 ,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 或奏笛以为娱,多宫商之音。”[1](P3)可见,他原本具有多向性的发展潜质。
    闻一多17岁发表旧体诗,1920年将所作古文、诗词收为一集,名曰《古瓦集》。1922 年,在清华学校九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美术。他学的是美术,却志在文学。至以前, 已出版了《红烛》、《死水》两本诗集,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1927年, 闻一多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道:“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 来,梭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我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 [1](P6)
    闻一多先生由一位诗人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且取得了超出前人和同辈人的成就 ,决不是偶然的。“他自幼喜爱诗赋古文,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在研究中既继承了我 国朴学注重物训考据的传统,又广泛吸收现代西方社会学说,如文艺学、语言学、历史 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新理论和方法”(费孝通语)。[1 ](P430)
    (二)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闻一多在评论郭沫若的《女神》时说:现在的新诗有的洋名词,“但是,我们中国在 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 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辞》、李、杜、苏、陆?”又说:“《女神》底作者 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实不爱中国 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 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 ”[1](P5)闻一多先生写诗是表现爱国主义感情,转而研究古典文学,同样有一酬爱国 夙愿之原因在。臧克家说:“先生爱国忧民,埋头学术研究,从唐诗入手,决心为颓废 之中华民族,寻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文化良方”(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纪念碑文》)。唐诗 研究是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之起点。由于时代的更加动荡,他也更加敬爱着杜甫,连续 出了三篇研杜作品。
    (三)不能适应环境,是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外在原因
    闻一多将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研究—诗歌、绘画等,称为向外走,将从事学术研究称为 向内走。闻一多在向外走的道路上,怀着艺术救国的满腔热忱,以诗和画投入到开拓新 艺术的事业中去,然而,时局的变化使他失望,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三、一八”惨 案,“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斗争的复杂……。这一切,煎熬着闻一多那颗忧国忧 民的心。朱自清说:“他爱的是一个理想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 现实让他失望:“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任教武汉大学时,受到学生攻击。这一切,似乎成为他不能适应环境的明证。1933年,他在致饶孟侃的信中,谈到自己思想上的苦闷:“总括的讲,我最近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 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2](第12卷P265)
    (四)对新诗创作状态不满,是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直接原因
    1930年冬天,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不久的闻一多,写下了他诗歌压卷之作《奇迹》。 这是继《红烛》、《死水》两个诗集外的一篇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力作。他的诗友们都 说这首诗是他“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作,是“《奇迹》中的奇迹。”从此,闻一多 把精力,全部用在学术研究上。为什么闻先生再没有创作新诗?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分 析说:一是闻一多在中国诗歌界崇高的地位已经奠定,由于成就已高,所以对自己要求 很严,不肯轻易动笔。二是社会偏见,扼杀了他诗兴。“新月派”是中国诗歌界一个非 常重要的流派,但社会上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当臧克家劝他继续写诗时,闻一多 不无牢骚地说:“还写社么诗?‘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 “一多先生诗的绝产,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还是应归到他的生活上去。”“诗是离不开 生活的,在生活萎缩的时候,诗也萎缩了。”“一多对于《新月》月刊的态度和徐志摩 的生活态度,始终是:严肃,认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当个人生活不能和时 代沟通,不能和大多数人连接的时候,思想便成了没有血肉的东西,热情也落空了。” “在动荡的大时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在整个中国急剧蜕变的时候,一多 先生唱着:‘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虽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内的和平’, 到底四堵墙壁把他和世界隔绝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掉具体内容的时候,他的人也成 了找不到出口的火山,因而,他也没有诗了”。(臧克家语)[4](P91)
    三、闻一多在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过程中,确定了“求真”、“求美”、“求善”的 研究原则
    求真、求美、求善,三者合一,贯穿于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的始终,是闻一多毕生的 追求。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过程,也是他求真、求美、求善原则的确立过程 。我们以闻一多创作于青岛的《匡斋尺牍》为例。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深刻指出:
    “在今天要看到《诗经》的真面目,是颇不容易的,尤其那圣人或‘圣人们’赐给它 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当儒家道统面前的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 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不是神圣。——读诗时 ,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2](第3卷P199)
    这段引文是说,闻一多宣告自己的研究目的,是要将“圣人”“点化”而成的“经” ,还原为诗人所作之“诗”。因为《诗经》被历代经生儒士阐释得走了样,求真的实质 是文化还原,闻一多所倡与所行,都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一壁想多多恢复诗经中的 诗,使它名实相副,一壁又常常担心把诗经解得又太像我们的诗了。”(闻一多《卷耳 》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闻一多自己对《诗经》所作的字义训诂, 就体现出文化还原的精神。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同样是以求真为要旨。他认为 《楚辞》等较古的文学作品难读是由三种原因造成的,即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意识形态 的难于了解,易使读者陷入多歧亡羊的苦境,以及传本的讹误。针对这三点,他在研究 《楚辞》时,立下了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教正文字。
    同样,闻一多在《诗经》研究中,“如果与那求善的古人相对照,你便说我这希求用 ‘《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其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是求真求美,亦 无不可”。[2](第3卷P214-215)这就明确无误地表示,自己要用“《诗经》时代”的眼 光读《诗经》,以求其“真”;用“诗”的眼光读《诗经》,以求其“美”。求真、求 美,是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以一贯之的原则,既是目标追求,又是方法准则。闻一多说 “求得真(科学精神),自与善合。”看来,求善是求真的必然结果。
    闻一多先生所确立的求真、求美、求善的研究原则、方法。初成于从诗人向学者转变 的青岛时期,但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所侧重。闻一多的一生分成诗人、学者和斗 士三个时期,这三个阶段的人生追求又分别侧重于真、善、美。综观闻一多学术研究的 轨迹,也可以看出这样的特点:与他的人生追求和角色转换相对应,他的学术研究也有 前期偏于美、中期偏于真,后期偏于善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邓乔彬,等.学者闻一多[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2]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刘志权.闻一多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
    [4]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C].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1991.
    [5]刘烜.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独立性[A].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C].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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