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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1978年为起点）16年来的闻一多研究，有很大进展，和中国现代文学其他作家研究基本上同步，研究成果的数量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和。这里，我不拟对闻一多研究论著一一加以介绍①，只就代表闻一多研究某一领域学术的成果作简略的评述。限于个人见识，难免有遗珠之憾和偏颇之见，望方家指正。 应该说明，作为某一领域研究最高水平的代表性论著，并不能囊括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所有精华，不能因此掩没或否定其他论著的光耀；同时，即使是代表性的优秀论著，也是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奠下的路石上向高处迈步的，每一个人甚至是一代人都只是学术史上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任何论著都不可能没有弱点，我肯定一些论著只是将它与同类论著相比较而言。 一 闻一多先生是杰出的诗人、杰出的学者，不朽的民主革命战士，无论从哪 一方面说，整理、出版闻一多遗著，是闻一多研究的前提，是基本工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闻先生生前，已出版了多种论著专集，发表了大量单篇作品和文章。1947年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即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先生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稍后，叶圣陶、郭沫若和清华大学中文系陈梦家、季镇淮、何善周等先生都为1948年8月出版的四卷本《闻一多全集》付出了劳绩。四卷本《全集》收入文字，虽然仅占闻先生遗著的1/4，但却是最主要的部分。从1948年到1978年这30年内，由于种种原因，闻先生遗著整理和佚文发掘工作未被重视，成果极少。新时期这一方面的业绩，真是灿烂辉煌。开始是一些研究者介绍、刊发闻一多的佚诗；1979年季镇淮、何善周、范宁等先生投入闻先生遗著整理工作，继而闻先生的亲属搜集、出版了《闻一多书信选集》。特别是季镇淮先生，在年迈多病时，犹整理了闻氏四种遗著（《离骚解诂》、《九歌解诂》、《天问疏证》、《九章解诂》等），并使之面世，令人感佩。 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理出版闻一多著作的通知》，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研究室，负责整理、编辑《闻一多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拨专款支持，湖北省人民政府也对新编《全集》的出版给予资助。闻一多研究室同人“十年辛苦不寻常”，主编孙党伯、袁謇正同志致力尤多。特别是袁謇正同志，1962年古代汉语研究生毕业，中国古代语言文学根底颇深；近10年内，他全力以赴，完成了约占《全集》70%的古代部分文稿整理工作。因无暇他顾，影响了个人职称晋升和相应待遇，这种甘作牺牲的敬业精神，被传为美谈。 也许有人认为整理遗著难度不大，其实不廖不然。闻氏的新诗手稿《真我集》，1984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其中11首收入《闻一多诗集》中出版，新版《全集》主编之一孙党伯同志，经过仔细校勘，发现《闻一多诗集》这11首从标题到字句、标点符号，错漏及衍文共计152处，其中诗题严重错误的1处，漏一行诗的1处，同一首诗将其中几行另列为一首的一处，错得最多的是《志愿》，计36处。“《晚霁见月》共18行，就有21处错误，其中第二节是描写雨后夕阳西下，月儿初升的景色，十分形象生动，原文是：‘忽地紫波银了，远树沉了，竟是黄昏死了，白月生了，——但是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塞满了天空！’可是诗集却将这一节误成：‘忽地波带银了，随树沉了，意是黄昏死了，白月生了，——但是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塞满了天堂！’”②不同的学识水平和工作态度，其成果质量的差别如此之大。至于袁謇正同志负责的《全集》古代部分，难度就更突出。以《全集》第4卷中的《诗经通义乙》为例，共作注356条。《整理说明》言：“原稿引文出处，凡留有空当，待补篇名、卷次者，皆据引文查对原书，一一补足”；“原稿引文如疑有误、脱、衍、倒等，则一一查对资料，作适当处理。凡能明断者，据以校正；不能明断者（恐著者另有所据），则仍其旧，或再加注加以说明。”《诗经通义乙》中属这两种情况作的注计197条，必查的古籍或参考书数以百计，包括《四部丛刊》、《二十五史》、《十三经注疏》、《新编诸子集成》和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等这些多卷本和大部头著作。如《小星（召南十）》有注二条： 1)原稿“燕”字作“考”，今据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改。 2)原稿《魏公子列传》作《信陵君传》，误，今据《史记》改③。接着，《江有汜（召南十一）》有注4条。 1)“亦”字原稿作“或”，据《四部丛刊》本改。 2)原稿无“见”字，据《论衡》补。 3)“权”原稿作“榷”，误。 4)“罪”字诸本皆作“众”④。 仅这6条注，需查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史记》、《四部丛刊》，《论衡》以及《韩非子》的各种版本。要求整理者具有知识面之广，付出劳动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更有甚者，有些引文，闻先生未注明出处，又较生辟，即使专治该专题的学者也未必熟悉，需查大量典籍，有时最后未能查到，也惟有阙如。 新版十二卷本《全集》，在纸张、封面设计、排版、印刷、校对、装帧等方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个别新增入的文字，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如第2卷的《名誉谈》，编者注云： 原载清华学校《课余一览》第1期第2号，1913年6月15日出版，（由）闻一多参与编辑。现据《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编入本卷。据云：该号刊有闻一多的论说《名誉谈》，小说《泪蕊》（与时昭涵合著）、杂俎《曹大镐先生绝命词》、《髯仙》、《人名妙对》五篇。原刊已残，上文仅见目录，唯存《名誉谈》一篇，目录署名闻多，然正文署名“潄仙”，当是笔名。 对这，我有几点疑问：一，闻先生早年所用笔名均为“闻多”、“多”、“一多”，从未用过“潄仙”。二，目录与正文署名有误，非此仅见，往往有三种可能，一是目录错了，一是正文有误，一是二者均错。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用“当是笔名”说明，在事理逻辑上不足以服人。三，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习惯用语等，在闻先生的早期文言文论著中，找不到旁证（也找不到反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闻黎明著《闻一多》又说“这期上刊登了闻一多的四篇习作”，没有再提《髯仙》。我个人认为，如果更谨慎一些，《全集》中这一篇以“附录”为宜。 虽然新编《全集》尚有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基本上是名副其实“全集”，为今人和后人研究闻一多，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是功德无量的事。 自然，除闻先生自己遗留的文字外，他的亲友弟子的回忆录，也不容忽视。已出版的如《人民英烈》、《谈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等，可以说是集回忆录之大成，散见于各书刊的文字还有不少。它们大都真实地记录了所见所闻有关闻先生的言行事迹，对闻一多研究，有参考价值。但有些也还待细致的考证，需要像朱正同志的《鲁迅回忆录正误》那样的著作。应该指出，绝大多数回忆录作者是严肃认真的，即使失误也是无意中造成，但也有个别人，借回忆以牟私利，如有人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追随一多先生左右》，即是一例。据王子光同志在同刊1984年第2期发表的《对〈追随一多先生左右〉一文的订正》指出，至少有九处属子虚乌有，最明显的杜撰是说：“临死前不久，闻先生对我预立遗嘱，联大复员后，要我不要离开云南……又叫我在他死后，同杨明同志接手主编他的《民主周刊》。”且不说闻先生是否会想到一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正如王子光同志所说：“要说‘预立遗嘱’的话，闻先生没有给最亲近的妻子儿女留下一句话，为什么恰恰对这位1945年春来昆明，秋天才正式转学到联大的人，接触往来没多久，就要预先立下遗嘱呢？令人惊异的是，在黄石会议期间，有同志问到最后一期《民主周刊》是怎样发稿、印刷、发行的？竟瞠目不知！那一期和谁一起合办？也说不出来。”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研究者对待“活材料”，须特别谨慎。 二 闻一多先生一生，虽然经历了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三个阶段，思想上从民主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但爱国精神和执着追求精神（对诗、对学术、对革命）贯串始终。在新时期，出版了多种《闻一多传》、《闻一多评传》，就整体而论，刘烜同志的《闻一多评传》水平较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我以为，对这一类论著，主要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是否全面系统地掌握了史料？选材和突出的重点是否得当？对传主的言行，能否历史地客观地给以说明和评论，是否有独到见解和一定深度？此外，最好能准确地表现传主的性格。刘烜同志不仅尽可能地占有资料，且作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即突出传主的主要方面，又注意反映其复杂性；既敬重传主，又不为贤者讳，基本上做到了以历史的理性进行研究和评论。例如，对“五卅”运动时闻先生的“惊心动魄的爱国诗”，《评传》在肯定之后指出：“和闻一多其它诗作比起来，它的生活气息比较淡薄”；这些诗“歌颂正面理想的时候，却显得虚无缥缈，甚至是错误的。他在夸耀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缺乏批判的锋芒；诗人认为古代文明唤起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显然具有幻想的色彩。”言简意赅，甚为中肯。这本《评传》也有一些薄弱部分，个别细节还欠准确，如将《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说成是《晨》主编；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是文学院院长而非中文系主任，《评传》说他“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刘烜同志的这本《评传》影响甚大，不少研究闻一多的论著都转引了其中的一些材料。 闻黎明同志的《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在资料上有不少新的内容，如朱自清先生在四卷本《闻一多全集•编后记》提及的篇目而未见全文的，《〈诗经〉中的性欲描写》、《败》等，《闻一多传》均有引录。闻先生言行细节方面，新资料尤多。作者除广征博引回忆录外，还访问了许多与闻先生有过交往的人。但在史料上有些似近琐碎，给人以选择不够严之感。关于此书的特点，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尽力比较完整地叙述闻一多在不同历史和不同环境下，是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的，而且比较侧重于他在政治方面的思考与活动。对于文学、学术、教育诸方面的成就，我也多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这是实事求是之言。应该说，这是此书的特长，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文学、学术、教育固然与政治有联系，但它们各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例如闻先生在“五卅”时写的爱国诗，他在编诗集时，删而不收，至于先生当时取舍的标准，似主要从艺术性方面着眼。也许是这几首诗较直露（闻先生有一段时间不喜爱这种诗），所以舍而不收。又如闻先生的新诗理论，包括重想象、幻象、意象，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等，不从诗美和新诗发展史的角度，就难以窥其堂奥。至于闻先生的学术研究，如唐诗研究，如果不以学术研究史的角度，也是不可能认识其真价值的。如所周知，中国现代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并以身殉国者，至少以百万计，而闻先生之所以值得我们研究，为之写传，除了政治原因外，也还因为他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又是大师级学者。 三 在闻一多研究队伍中，闻一多新诗及其新诗理论的研究者最多，新时期发表这方面论著者有一百余人，其中如卞之琳、臧克家、薛诚之、吴宏聪、公刘、孙玉石、谢冕、刘烜、兰棣之、俞兆平、陈山、江锡铨、凡尼、鲁非、叶橹、时萌、王富仁、林植汉、张劲、邝维垣、翟大炳、盛海耕、李思乐、唐鸿棣等先生的论著，或多或少地有着自己的见解。 对闻先生新诗的研究，虽然颇佳之作如林，但一般化的论文也不少，在整体上明显地突破以前研究水平的论著未见，往往只是在某一问题或局部上提出创见或达到新的深度，如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格律派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历史功绩，已为学术蜀所确认；长期被忽视的闻先生的爱情诗，以及闻诗与外国诗的联系， 已开始有人进行研究；闻诗的想象、意象及“三美”研究，也略有进展；对闻诗的单篇研究，有些很有新意。 相形之下，对闻一多诗歌美学和理论的研究，大放异彩；尤为令人欣喜的是，代表性论著出自新时期获硕士学位的俞兆平、陈山两君之手。他们将这一方面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俞兆平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26万言，作者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全书分七部分，较为系统：一、美学思想历程。从纵的角度按时序分期论述闻氏美学思想。二、新诗创作论。三、新诗形式论。四、新诗发展论。五、审美教育论。六、艺术美丑论。七、艺术起源论。这样分开论析中否科学还可讨论，但确能涵盖闻一多美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专著对许多问题，并非泛泛而谈，浅尝辄止。如对闻氏前期思想主导面倾向于现实主义美学观，重视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在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肯定之后指出： 过分地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标准，有时也会给文艺批评带来一定的偏误。闻一多对汪静之诗集《蕙的风》的非议，即属于此类情况。虽然他解释说：“我并不是骂他诲淫，我骂他只诲淫而无诗。淫是不可诲的，淫不是必待诲而后有的。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只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表面上象是对汪静之的质直明了、毫无矫饰做作的诗风的否定，将它贬为“无诗”。但实质上，仍是把过于森严的道德观念作为社会功利标准的内涵，认为他是“只诲淫而无诗”，从而得出与鲁迅、叶圣陶[⑤]等截然相反的评价。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闻一多当年的思想弱点，及其与鲁迅等人在对待封建道德观念上的差距。 这确实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新诗初创时期的这场争论，主要是因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而引发。汪诗写爱情，真切、热烈、坦率、大胆，又不流于庸俗、猥亵。胡梦华因诗中有“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一类诗句，斥它“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自己兽性冲动之表现”。鲁迅、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周作人等都曾撰文驳斥了胡梦华的攻击。争论的实质是维护封建道德观念与反封建道德观念的交锋。俞著从美的本质特征、美的理想、美感分析、审美鉴赏等几个方面对闻一多的美学主张，作了寻根溯源的探讨与分析，特别是闻一多美学思想与康德、王尔德、济慈、克乃夫•贝尔、布洛、兰费尔德等人美学思想的联系，花了很大精力梳理，论述有理论深度并有说服力。可以说这是闻一多研究前所未有的创获。正因为专著作者深知闻一多美学思想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所以对闻一多诗歌创作中既有大量的爱国诗和批判现实的篇章，也有宣扬艺术至上的《剑匣》、《李白之死》等作品，对闻一多一方面主张新文学运动和爱国运动结合，同时另一方面又倡导“纯形的艺术”，能够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说，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地断定闻先生是唯美主义者，或不是唯美主义者。 俞兆平同志这本专著的不足之处，是有些观点论据较少，说服力不强。作者第一次提出，闻一多的美学思想，分前期、中期、后期；而中期与后期以1931年为分界线，主要依据之一是1931年发表了新诗《奇迹》，二是1933年发表了《烙印•序》。对《奇迹》这首诗，如何理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将它作为诗人美学思想巨变的标志，则颇牵强。对这诗，学术界至少有以下几种理解：李广田先生认为是“一种幻灭的表现”⑥；季镇淮先生说，是作者“脱离诗人园地的告白……，抛弃虚幻的理想即奇迹的追求，切实地走向平凡——目前现实生活即学术研究。”⑦臧克家先生说：“我看闻先生写的是他认为的‘美的化身’。象是以女性为代表。这与《红烛》里的《红豆篇》所追求，所热情歌颂的对爱人的爱情，似有相通之处，但又决然不同。一抽象，一具体。一现实，一象征。”⑧与这相近似的还有梁实秋先生，他指出：“实际上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⑨闻黎明同志在《闻一多传》里迳直点明：“有人揣测，这诗大约与方令儒有关。”对于诗，探明作者创作契机虽然只能作为理解、研究诗的参考，而不能取代作品，但对弄明作品还是有助益的。而对于象《奇迹》这类较朦胧带象征意味的诗，又不宜于作过实的注解。如果有人问我：这是爱情吗？也许是的；这是写理想的实现吗？也许是的；这是写神秘的奇迹出现？也许是的；俞著说，诗的最后“不禁令人想起了阿•托尔斯泰关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艰巨性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著名题记。”这联想实在令人感到奇怪。总之，无论怎样拔高，《奇迹》也难以作为闻一多美学思想大变的证剧。至于1933年写的《烙印•序》，高度评价了臧克家先生的《烙印》：“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并说：“如果为保留这一点，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不能说是不合算？”俞著认为这“也透露出他的美学思想转变的信息”。其实，在1930年之前，闻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如评《女神》的文字，《泰果尔批评》、《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邓以蛰〈诗与历史〉附识》，都或多或少有所流露。1927年写的《心跳》中，更有明显的表现： 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 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 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休戚！ 就听不见你们四邻的呻吟， 最好是让这头颅给田鼠掘洞， 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 让这一团血肉也去喂着尸虫， 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 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一本诗， 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 这里的意思，与《烙印•序》几乎完全一样。还必须指出，在1933年以后，闻先生也还有侧重从形体立论之作，如《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匡斋谈艺》，《宣传与艺术》等。须知《烙印》在30年代初出现在诗坛，其最可贵之处确实是诗人的顶真的生活态度和诗中高度浓缩的生活内容。因此，闻先生说，诗有了这，即使外形的完美稍逊，也应受重视。 研究闻一多诗歌理论的论文，最值得注意的是陈山同志的《闻一多诗学理论的结构与体系》。他认为，闻一多运用“精确化”的逻辑思维方法，采取“分割要素”的思维步骤，将诗的结构分为“四大原素：幻想、感情、音节、绘藻（语言）”然后再分别将这四大原素进行切分。陈文指出，闻先生的诗学理论结构，大致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是节奏，第二个层面是诗的语言，第三个层面是诗的意象，第四个层面是诗的总体性质（艺术观念）。陈文说，闻先生受美国哲学家桑塔耶纳的影响，将美感的形式分为“材料”、“形式”、“表现”三个层次。闻先生的诗学理论，处于由近代的“表现论”向现代的“符号论”发展的过渡阶段，带有转折期具有的理论色彩和个人独到的理论创造，为中国新诗理论的逻辑化、科学化、现代化作了重要贡献。 对于闻先生新诗理论批评中的偶然失误，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注意。如闻先生有句名言：“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滚向太阳呢？”这提问，脱离了《太阳》这首诗的实际。《太阳》是从太阳与生命的联系中来写，突出了太阳伟大、鲜活的生命力。它先于“我”而存在，从远古、从黑暗、从无生物那边滚来，它“飞旋”于远处的沙丘之上（它正在上升），然后向“我”滚来。是太阳给无生物、给生物、也给“我”以活力，使“我”的灵魂再生并产生了对人类再生的确信。这是歌颂太阳是伟大的给予者，“我”在这里是受惠者。因此，这诗不能改为：“我向太阳滚去”。近年来不管是《太阳》的鉴赏文章，或者论艾青的论著，都纠正了闻先生的这一不当之论。 四 闻先生在青少年时代，打下了国学的基础。但真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是从到武汉大学任教时始。后来，他成了大师级学者，40年代即为学术界所公认。对闻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再研究，主要是在他逝世后才进行。许多前辈学者留下了宝贵的业绩。新时期以来，王瑶、季镇淮、程千帆先生等仍致力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学者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方面论文质量最高者，当推傅璇琮、袁謇正、费正刚诸先生之作。我曾经说过，研究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一是他的研究涉及面较广，有古代神话、《诗经》、《楚辞》、唐诗等，二是必须了解闻先生之前和之后的这一课题研究的全貌，比如要正确判断闻先生在《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就必须了解汉儒以来也就是二千年来学者们的见解，才能知道闻先生哪些方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哪些方面有新发现，或是在用以研究的方法和观念上有创新。还有，闻先生逝世已经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内，学者们在哪些方面得益于闻先生的成果，继续推进研究？哪些方面补正了闻先生的论说？一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研究闻先生学术的论文，不具有学术品格和价值，主要原因也在这里。与这相反，如前辈学者程千帆先生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⑩一文，全局在胸，回顾了从唐到元，作者及其诗“被冷落了几百年”。明以后，“由隐而之显”。清末到闻一多先生对此诗理解进一步深化，但闻先生对此诗仍有误解，即将《春江花月夜》“归入宫体”。程先生在撰著此文之前，已撰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傅璇琮先生的唐诗研究，也功力深厚，他的《闻一多与唐诗研究》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论文。它对闻先生以前和以后的唐诗研究，作了客观的准确的评述，并指出： 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学术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近些年来，闻先生论述过的好几个问题，差不多都有过争论；有的虽然没有提到闻先生的著作，但很明显，其基本论点与闻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诗，是否就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的延续；唐太宗对唐初的文学发展，是否就只起消极作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闻先生所说的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它们在诗坛的意义用‘宫体诗的自赎’来概括是否确切；‘四杰’在初唐诗歌史上的出现，是一个整体，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孟浩然是否即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没有思想矛盾；中唐时的卢仝、刘叉，是否是“插科诨”式的人物；贾岛诗是否就那样的阴暗灰然，等等。以上的问题涉及到闻一多先生关于唐诗的专著《唐诗杂论》的大部分篇目。闻先生的另一部唐诗著作《唐诗大系》，是一部唐诗选本书中所选的作家大多标有生卒年。……但这些年来，有不少关于唐代诗人考证的论著，对书中所标的生卒年提出异议，另立新说。 傅文不仅摆出了这些问题，还力图合理解释了这种现象。它着重从宏观上把握和阐明闻先生的研究格局和学术体系。认为：闻先生对古籍和古代文学，“先做文字校订和字义训释的工作，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研究”，“他是从整个文化研究着眼，因此对唐诗的发展就能把握大的方面。……他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他的大胆怀疑的精神，敢于立异的新颖之说”，也给后世以积极的影响。但傅文有些看法也有待研究。比如说：“时过几十年，再来具体讨论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评介的得失，并不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多大的意义”等，难免有将微观与宏观对立之嫌，并不足以说服读者。 袁謇正先生的《闻一多〈楚辞〉研究的基本层面》和费正刚珠《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均集中探讨闻先生在《楚辞》研究上的贡献。袁文指出，“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三者，是有联系的三项课题，而且闻氏研究，也不限于这三项，但其主要成果是“校正文字”这一“最基本的研究”，和作出“说明背景”基础工程的“诠释词义”。袁文较具体细致地论证了闻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其《楚辞校补》除引用王逸、洪兴祖、刘师培、许维遹、刘永济诸家旧校材料和采用古今二十八家涉及校正文字的成说外，还有作者从六十五种书籍中搜集到的可资校勘的材料。 ”对旧说一般取审慎态度，但他同时又敢于创新和开拓，提出了不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对于一时难以明晰之处，不强加订正和解释，宁付之阙如。有些新见解，自己后来发现有待进一步考证，或有不同看法，即修正自己以前的结论。袁文还说明，闻先生“将传统学问和近现代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拓了《楚辞》研究的思维空间，这比他的成果本身更富有意义。”袁文并不讳言闻先生的《楚辞》校勘、诠释工作的薄弱环节：“1)闻先生注解《楚辞》多所创获，但有些新解大胆有余，实证不足……2)先秦古籍多通假现象，这是事实。但闻先生遇到疑难而求助通假，有时不免存在迂曲难通之嫌”。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费文与袁文论述同一问题，二者恰好是互补。 五 闻一多研究已有一支基本力量，各方面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中青年学者还不够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和问题尚多： 1)佚文发掘工作。新编《全集》的出版，并不意味这一工作的结束。可以肯定，尚有佚文未收入。如朱自清先生在四卷本《全集》的《编后记》中提到的几篇闻一多佚文，似还有两篇未找到。其一是《不许胜利变质》，据云原载1946年昆明某报。其二是《论宣传》，说是原载1942年某月日《中央日报》。新编《全集》第二卷中的一篇《宣传与艺术》，注明原载1939年2月26日昆明《益世报》，内容是谈宣传，但时间、发表处所与朱先生说的不同，因此，二者是否同一篇，还是一个疑问。据新编《全集》编者说，闻先生抗战期间发表的一篇论文，因系土纸，印刷又差，很模糊，字迹无法辨认，故未收入，如能找到印刷较清晰者，则问题可以解决。闻先生给友人的书信，可能还有未收入《全集》者。至于佚文（包括个别已收入《全集》者）的考证工作，也有待进行。 2)闻一多思想、生活道路研究和传记、评传的撰写。起点已不低，如欲突破目前水平，并非易事，但有待研究的问题尚多。如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它和民族主义、“文化上的国家主义”的关系；作为新月诗派或者说格律诗派的领袖所起的作用；由诗人转向学者的原因；后期思想质变的时间及标志；晚年思想的进展和复杂性，对革命忠诚仍缺乏政治家的素养和策略，对传统文化等的看法有180度转变，但有时又不免简单、片面、偏激。 这一课题，似应进一步注意客观性和科学性，应注意从多方面观察、分析，而不只是从传主的角度着眼，应从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中，从闻一多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蔡元培等比较中研究。孤立地研究个人，是不会产生高水平的论著的。 3)闻一多新诗及其理论研究，空间仍很大。关键是研究者至少应精通英文，熟悉中外诗歌和闻先生读过的书，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诗美敏感，并且能沉进去作较长时间的研究，在深度上下功夫，进一步丰富已有的精到见解，并提出新论。即使如《奇迹》这一首诗，也可写一本专著。 4)闻一多学术思想和成果研究。季镇淮先生等曾多次指出，这是闻一多研究的薄弱环节，应加强研究工作。无可讳言，迄今为止，这方面收效甚微。原因很多，主要大概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高，至少懂文字、音韻、训诂，熟悉中国古代文学和其他古籍，了解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集中几年时间投入；免除出版难之虑等。 学术研究不可能用“人海战术”，任何时候都只能投入为数不多的学者。古今中外的学者虽然个别人可能是富豪，但大多数是相对清贫的。耐不住清贫者难以成为大学者。学术研究需要水磨功夫，难以“短平快”，也不能期望每年都有丰收。有些课题，需要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至于高质量的闻一多研究成果的出版难问题，由于有闻一多基金会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我想，在五年十年内，闻一多研究水平会有一个整体性的突破。 注释： ①江锡铨：《闻一多研究四十年》（原载《江汉论坛》，后收入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同名论文集中）对1922年至1986年的闻一多研究作了较全面的述评。 ②孙党伯：《中国现代两大文豪论》附录《读闻一多的遗诗〈真我集〉》 ③④新版《闻一多全集》第4卷第45、46页；49页。 ⑤“叶圣陶”应为“朱自清”，俞著有误。 ⑥李广田：《闻一多选集•序》，原载《人民文学》3卷2期。 ⑦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8月出版。 ⑧臧克家：《闻一多先生诗创作的艺术特色》，《闻一多研究丛刊》，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⑨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现代文化拓展社版。 ⑩原载《文学评论》，后收入《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