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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国家层面的正式交往至少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有确凿史料记载的两国外交关系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中叶，稍后于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构成了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在此后三百多年时间里，中俄两国有和平共处，也有兵戎相见，有友好交流，也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相邻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风风雨雨，起伏跌宕，这并不奇怪，而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倒是创造了世界国家关系史中的一段佳话或曰奇迹。但令人诧异的是，中俄两国领导人近些年在他们的讲话中却反复强调，如今的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说“最好”，自然是认为当下的两国关系比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还要好。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两国媒体在谈到当时的中苏关系时所使用的一个频率极高的词即“关系正常化”，这也就是说，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两国关系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当然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起的中苏交恶而言，但同时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暗指50年代的中苏蜜月。眼下的中俄关系之所以“最好”，恰在于其“正常”，也就是说，既非敌人也非情人。在我看来，两个国家“正常的”的外交关系，应该呈现为多元的关系，即要同时涉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这一关系还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既要有最高领导层之间的来往和共识，也要有底层百姓之间的相互理解，既要有两国商人和旅游者的海量往来，也要有两国精英阶层的心有灵犀。这样的关系之形成，就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和能源外交，还应该依赖人文外交、文化外交。而在中俄两国的人文外交和文化外交中，我认为，文学应该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大胆地在这里提出一个中俄“文学外交”的概念，并尝试粗浅地论证一下中俄文学外交的可能性。 中俄两国最近一段时间相互接近的速度和程度，我们大家都不难真切地感觉到，从高层的密集互访到能源大单的签署，从联合军演到青年互访，在航空航天、本币结算、签证便利化、技术转让、合资项目等方面的合作也如火如荼。莫斯科至喀山的高铁项目，中资入股俄罗斯石油公司，两国合作研制大飞机等大手笔合作，更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可以说，中俄关系中“政热经冷”的局面已大为改观。这自然得益于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美国和北约对中俄两国战略空间的同时挤迫，使得中俄两国自然而然地相互走近，这种接近和互信已经开始从政治领域溢出至经济领域。在这样的国家关系语境下，中俄两国关系中另一个由来已久的不均衡现象，即“上热下冷”，则显得更为突兀了。这里所言的“上”，不仅指国家领导层，也指两国的知识精英阶层；而这里的“下”，则自然是指两国的普通百姓。应该说，在现阶段，中俄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及其文化的理解和好感的确在不断增加，但两个国家在对方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却依然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也很难一一道明，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国文学和文化在对方国家的影响还有待提高，在俄罗斯的诸多外来文化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暂时还是相形见绌的，俄罗斯当代文学和文化在中国的处境和命运也大致相同。 其实，从发展文学关系入手，进一步增进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进而促进两国的文化关系，乃至国家关系，我们是具有相当厚实的基础或曰前提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人对“文”的重视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文以载道”就是这一集体意识或曰集体无意识的最佳写照。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文和文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盛世，除了国泰民安、生活富足等，辉煌的文学成就也是其重要的佐证，比如唐代的诗歌、宋代的词、明代的曲、清代的演义和小说等等。可以说，中国人是爱好文学的，文学始终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还不够充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和经济成就相比，文化的发展似乎是相对滞后的，是拖后腿的。这样的现实语境应该使我们感觉到：一方面，我们要下大力气加强文化建设，繁荣我们的文学，让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尽早发挥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学、文化领域也要像在经济、贸易领域一样，继续保持高度的开放态度，张开双臂拥抱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优良的、有益的外国文化。 其次，俄罗斯文学可能是俄罗斯最好的东西。俄罗斯最好的东西不是石油、天然气和军火，而是文学。读一读俄罗斯的文化史，就不难感受到俄罗斯文化中长期存在着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俄罗斯作为欧洲文明中的后起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奋起急追西欧列强，为俄罗斯赢得强国地位的或许是彼得的改革、叶卡捷琳娜的扩张和两次“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最终为俄罗斯赢得尊重和敬佩的却是俄罗斯的文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曾断言：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持警惕和据斥之态度，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针对俄罗斯的“轻蔑、责难和声讨”方才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他甚至把这个“转折点”精确地定位在1881年前后，即《安娜•卡列尼娜》的面世、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等事件的集中发生。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举世无双的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得出手的国家名片。俄罗斯文学不仅在各文化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重的文学。在俄罗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被奉为“生活教科书”，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所谓“审美的乌托邦”，就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等；俄罗斯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始终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和良心的声音。苏联时期的诗人叶夫图申科说过的一句话，最好不过地概括了俄罗斯文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我们也可以说：“文学在俄罗斯大于文学。” 最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有着广泛、坚实的传播基础。在言及中俄两国的交往历史和关系现状时，所谓“俄罗斯情结”是一个常被提起的字眼。不清楚“俄罗斯情结”这一说法究竟源于何时何处，想必是在弗洛伊德的“情结说”广泛流行于汉语之后。“俄罗斯情结”的最初版本为“苏联情结”或“俄苏情结”，这能使我们意识到，心怀这一“情结”的大多为上个世纪中后期在中苏两国“兄弟般友谊”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部分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可以说，“俄罗斯情结”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它大约是指部分国人对于俄罗斯的眷念和偏爱，具有此“情结”的国人往往会津津乐道与俄罗斯相关的历史和文化，向往莫斯科的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圣彼得堡的冬宫和涅瓦大街。他们能背普希金的诗歌，爱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喜欢列宾的绘画，聚会时往往要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种种表象又似乎在告诉我们，国人的“俄罗斯情结”实际上是某种“俄罗斯文化情结”，而“俄罗斯文化情结”的核心就是“俄罗斯文学情结”，也就是说，实质上就是国人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尊重和热爱。这种“文学情结”的形成自有其历史渊源，在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前后，俄罗斯的文化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的启蒙思想一同进入我国，成为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译介俄苏文学被鲁迅称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俄苏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中国“新文学”的样板。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期，大量中国留学生留学苏联，大量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大量的两国文化人在中苏文化间牵线搭桥，使得苏联的文学在中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所谓的“西方”艺术形式，如话剧、歌剧、交响乐、油画、芭蕾等等，起初往往都是借道苏联进入中国的，它们就其实质而言，也都是文学内涵借助其他艺术语言的表述。这也就不难理解，“俄罗斯情结”会更多地为我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所持有，尤其是为那些曾留学苏联或曾与苏联专家一同工作过的人士所持有。将国人的“俄罗斯情结”与俄人的“中国情结”作一个比较是有趣的。俄语中尚未见“中国情结”或“中华情结”这样的概念之流行，但俄罗斯从古至今都有一批向往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士，从那些附庸西欧“东方”风雅的俄罗斯17、18世纪的王公贵族，到始终是世界汉学中坚力量之一的俄罗斯汉学家群体，从二战时期曾在中国东北作战的老兵和中苏友好时期曾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到如今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所吸引而投入“汉语潮”的众多学子。但是，如果说中国人的“俄罗斯情结”主要是文化层面上的眷念和感佩，俄人的“中国情结”，除少数汉学家外，则大多表现为物质层面上的偏好和喜爱。开句玩笑，如果说中国人的“俄罗斯情结”主要是“文学情结”，那么俄罗斯人的“中国情结”就往往是“美食情结”。就这一意义而言，国人心目中“俄罗斯情结”之存在也在从另一个侧面告诫我们，中国的文化“软力量”的培育和输出尚且任重道远。毋庸讳言，国人的“俄罗斯情结”似有逐渐淡化之势。在英语文化假“全球化”之名开始谋得话语霸权的当下，国人心目中的“英美文化情结”或许会超出“俄罗斯情结”。没有必要去论争某一“文化情结”的是非和优劣，也没有必要去论证某一“文化情结”的出现是否理性和合理，因为这说到底还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一种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的体现。不过，国人的“俄罗斯情结”还是应该得到某种呵护，甚至鼓励，因为，一方面，这毕竟是中俄两国关系史中的一座路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一块基石；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情结”的存在客观上有助于提升中国受众的文化素质，同时也能为“中国文学情结”将来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兴起提供某种借鉴和参照。 有以上三个前提做基础，换句话说，当俄罗斯的“文学中心主义”遇上中国的“俄罗斯文学情结”，我们在中俄两国间展开“文学外交”的可能性便能得到确立。事实上，在近些年间，中俄两国的文学交往一直在“正常地”进行，中俄两国的文学关系相对而言还是十分紧密的。比如，每年都有数个中俄作家代表团互访，举办“中俄作家文学论坛”；在一年一度的北京和莫斯科国际书展上，均有两国著名作家频频亮相；两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文学报刊和出版机构的交往相当频繁；文学作品的互译和出版项目也在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在这里提出这个多少有些耸人听闻、或曰有些生拉硬拽的“文学外交”的概念，就是意在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文学因素在中国两国外交关系中可能发挥的、甚至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两国关系中的民意基础。 2016年6月25-2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访华，中俄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三项重要文件，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得到空前提升。在普京访华期间，双方还签订了涉及能源、投资、交通等在内的多项大合同，夯实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与此同时，由我国《光明日报》和俄罗斯塔斯社在2016年“中俄媒体年”框架内共同举办的“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也正式启动。这些活动表明，中俄之间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人文外交的三驾马车已全速开动，三大领域的中俄交往呈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支撑着新时代中俄两国的大国关系。由《光明日报》和塔斯社举办的这次评选活动，既是对中俄文学交往史和接受史所作的一次总结，同时又拉开了中俄文学交往的新篇章。时至今日，“中俄文学外交”就不再是一个“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如何作为以及如何大有作为”的问题。 （本文作者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首都师大北京斯拉夫中心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