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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符号学研究已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热潮，构成了当代哲学及其他的许多思想领域最核心的理论之一。探索符号学思想传统，了解符号学的形成，认识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流派及研究意义会加深语言学工作者对符号学的理解，加速语言学与符号学的融合，为创建语言符号学新学科奠定基础。 关键词：符号；符号学；思想传统；理论来源；学科领域；语言符号学 1．符号 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现象学派认为，符号的功能作用就是它的物质化，符号是指认识主体的模式行为、直观形象方面的信号，即符号就是信号或特征；逻辑－心理学派则认为，符号是指意念的或功能的结构，这种结构对于其物质方面是漠不关心的，也就是说，符号的功能就是用事物内容和意思内容来充满它。显然，上述两个学派对符号的理解均有偏颇之处。与其相比，双重意义学派的观点较为科学，它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比如，前苏联语言学家别列津（Березин）和戈洛温（Головин）的观点就备受推崇。他们认为，“符号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Березин и Головин，1979：111）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符号起码应具备以下3个特征：（1）符号必须是物质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为人的感官所接受；（2）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如用镰刀和锤子表示工农政党力量），否则就没有意义，不成其为符号；（3）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只有规约性质的信息才能是符号的所载之“物”。 由于符号的复杂性所致，历来对符号的分类并不统一。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Eco,U.）按照符号来源、产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号分成自然事件类、人为目的类和诗意表现类3种类型；美国哲学家皮尔斯（Peirce）则根据符号三要素（媒介、对象和解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方法”，其核心类别有3种：图像符号、标志符号和象征符号；此外，从符号思维方式出发，还可把符号分为机械性符号、抽象性符号以及创造性符号。但各种分类因为出发点的不同，其科学性和适用性并不理想。我们认为，以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性质为依据，对符号进行“指谓关系”分类是十分可取的。这种方法把符号概括成5大类：（1）征兆符号－－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符号，或称准符号，其媒介与信息之间有着自然的、有机的联系（如林中起烟表示篝火，水面波动表示有鱼）；（2）象征符号－－这类符号以所传达信息自身的特征和性质作为符号（如五角星和八一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鸽子图案象征着和平）；（3）信号符号－－这类符号以视觉物或听觉物作为信息的载体、作为传递信息的假定的符号（如我国古代战场上的击鼓进攻、鸣锣收兵，城市街道叉口的红绿灯）；（4）语言符号－－因为语言是音（形）、义结合的统一体，所以它构成交际和信息符号的基本形式，被称为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5）替代符号－－这类符号不是代表事物、现象或概念，而是替代第一性符号，所以也称第二性符号（如数理化中的各种符号、谓词逻辑中的操作关系符号、人造语言等）。 2．符号学 符号学[1]，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符号的科学。更具体地讲，“符号学是系统地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学问。”（哈特曼，1981：311） 符号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兴学科。现代符号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de F.），另一个是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Peirce, C.S.)。他们几乎于同一时期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被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符号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之后迅速勃兴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家。目前符号学的研究已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热潮。它不仅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而且已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之一。正如英国哲学家M.C.比尔兹利所说的那样：“从广义来说，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最核心的理论之一”。（转引自陈治安，1999：9） 2．1 符号学思想传统概述 2.1.1 西方 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 R.）在他的《语言本质的探讨》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有符号学思想。符号一词，最早出自古希腊语semeion，该词的词义与医学有关。据说，当时人们认为各种病症都是符号。医生诊病时，只要掌握这些符号，便可推断出病因。因此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被公认是“符号学之父”。（苟志效,1993：55）对符号问题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如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都曾论及符号问题。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录中就包括一些有关语词和符号问题的片段，如《克拉底鲁篇》就反映了关于事物与名称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争论。这里柏拉图介绍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名称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另一派则认为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例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词是大自然创造的；他的学生克拉底鲁(Cratylus)说：每一个事物，大自然都赋予它一个专门的名字，就像把专门的知觉赋予每一个被感知的物体一样。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词和事物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名称是根据人们的习惯规定的，并根据现实中存在的同音词、同义词以及专有名词的改名现象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见肖峰，1989：13）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语言符号问题。他在《诗学》、《修辞学》中提出区分有意义符号和无意义符号的主张。在其逻辑著作《工具论》中以较大篇幅讨论语言问题。例如《范畴篇》讨论了同音异义词、同义词、引申词以及各种范畴问题；《解释篇》讨论名词、动词、句子的定义以及各种命题之间的关系等等。后人是这样评价亚里士多德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贡献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中分析了语言形式，分析了与它们的内容无关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结构。这样，他所达到的抽象和准确的程度，是希腊哲学在他之前所未曾知道的，他对我们的思想方法的阐明和建立思想方法的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实际上创造了科学语言的基础”。（参见肖峰，1989：13） 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怀疑论者都在各自的学科中，对符号问题做过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如斯多葛学派明确指出要区分对象、符号、意义三者的不同。他们主张对象和符号都是可感知的具体存在物，而意义则是纯主观性的东西。（参见苟志效，1993：55）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符号》（Designis）也是这方面的专著。 罗马时期对符号的讨论主要是在修辞学框架内进行的。这一时期符号研究的特点是偏于技术性和科学性。李幼蒸先生指出，这一倾向正是自然科学逻辑的前身。（李幼蒸，1999：65）当罗马时代修辞学和记号逻辑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后，对符号的讨论大幅度转向语义学方向。这一时期，即中世纪前期，奥古斯丁（Augustine）在符号方面的研究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符号（signum）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加之于感觉而产生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何欣，1999：172）由此可知，符号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李幼蒸先生指出，这一区分直接影响了索绪尔的符号观。（李幼蒸，1999：67）虽然奥古斯丁的绝对真理论、信仰论、善恶论和认识论在现代西方思想界均为批评的对象，但是他的思想方式对于符号学思想的进步却具有特殊意义。他在向内思考的过程中，对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意义关系问题，首次做了较彻底的探讨，并第一次将语言问题与时间意指问题相连。 在经院哲学时期，一些学者围绕唯名论与唯实论展开了争论，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两派注意的焦点之一。唯实论者认为，名称即一般概念都是实在的、客观的，并且是先于物质的，先于事物的思想是神的内在语言。而唯名论则认为，只有具有独特品质的事物才是实在的，名称是事物的一般概念,作为事物的概念永远产生于事物之后。例如唯名论者奥卡姆认为，存在于人心之外的是个别事物，存在于“心灵和语词中”的是关于这些事物的“符号”，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在个体之外或先于个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里唯名论对符号与事物的关系做出了本体论上的正确回答。 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培根(Bacon, R.)、洛克(Locke, J.)、霍布斯(Hobbes, Th.)、贝克莱(Berkeley, G.)、莱布尼茨(Leibniz, G.)等人都曾论及符号问题。这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当推洛克和莱布尼茨。洛克在其著名的《人类理解论》中将人类知识分为自然学、伦理学和符号学3类，并用专门1卷共11章的篇幅，论述了作为符号的语词。对语言符号的本性进行了分析，对语言符号的类型及其与不同类型观念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发，还对语言文字的缺陷及其滥用进行了论述。尤其是他提出了关于符号意义的“观念论”，成为时至今日仍为欧美分析哲学所十分关心的意义论研究的先导。洛克之所以对语言问题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深入考察认识论问题时，必然要涉及到符号问题。 继洛克之后，莱布尼茨也对符号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一方面，他在《人类理智新论》中用同样的篇幅逐章逐节地对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另一方面，莱布尼茨还潜心于数理逻辑的开创性研究，力图创造一种比自然语言“更精确”、“更合理”的通用语言，将其引入逻辑推理中，从而消除自然语言的局限性和不规则性。因此，莱布尼茨被公认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这也是他在符号研究中一个崭新领域的突破性贡献。 莱布尼茨之后，康德(Kant, I.)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中提出了符号的分类这一研究课题。按照康德的观点，符号可以划分为艺术符号、自然符号、奇迹符号。康德对这几种符号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黑格尔(Hegel, G.W.)在他的《美学》中则认为，建筑是用建筑材料造成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诗是用声音造成的一种起暗示作用的符号。 2.1.2 中国符号学思想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我国对符号现象的关注也由来已久。 高乐田先生撰文指出，我们的祖先早在东周时期便开始了对汉民族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汉语、汉字的研究，并在两汉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说文解字》这部解释古汉语文字的不朽之作。（高乐田，1997：53）从现代符号学观点看，《说文解字》中蕴藏着丰厚的符号学思想,把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理解和阐释是《说文解字》中体现的语言文字思想的核心。《说文解字·叙》是许慎的汉字符号学理论纲领。其中，对汉字的符号性质、汉字符号的来源与演变、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以及构字写词的方法与条例等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可见，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的重要特征和意义，也早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所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哲学家围绕“名实之争”所形成的名辩思潮，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符号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高峰时期。当时的一些重要哲学家、思想家几乎都参与了名实之争，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所谓“正名”的要求。这里，名就是名称，与今天意义的“符号”大致相同。对“名实关系”的争论往往成为对于概念与事物（即思想与存在）的关系的争论，成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参见肖峰，1989：8）孔子是最先提出“正名”主张的。当时旧制度（礼）正加速崩溃，“实”越来越不符合周礼之“名”，出现了“名”存“实”亡或“名”存“实”变的局面。孔子认为“实”的变化是不应该的，因而要用“名”去纠正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我们看到，孔子的“正名”观点带有较浓重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色彩。 参与“名实”讨论的先秦诸子中能够称得上“名”家（即符号学家）的有邓析、尹文、惠施和公孙龙。其中对“名”的问题讨论得最深入的当属公孙龙，他的许多著作中含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李先焜先生认为，公孙龙著作的价值不亚于某些古希腊符号学家的著作。（李先焜，1993：62）公孙龙在著名的《名实论》中对“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名， 实谓也”。就是说，名是对实的称谓或指谓。换言之，名就是表述、称谓事物的名称，也就是一种符号。公孙龙认为，名的使用也存在一个行不行、可不可、当不当的问题。如果一个符号只能称谓某个特定的对象，这样使用名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用今天的话说，公孙龙所谓的“名正”，就是要求“名”的精确性。名必须与实相符的这个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名实如何相符呢？在公孙龙看来，不是以实来正名，而是用名来纠实。这样他又倒向了唯心主义一边。 对名实关系做出唯物主义阐发的，首推后期墨家。墨经首先肯定“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说明实，主张以名举实，要求所运用的名词概念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墨经还把名分为3类：“名：达、类、私”。达名是最高的类概念或名词，如“物”这个词，包括了所有的物；类名是一般的类概念或名词，如“马”，所有的马都包括在“马”这个词里；私名是指个别事物的概念或名词，专指某一事物，相当于专名。 作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荀子，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符号的其他一般问题上，做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荀子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名辩争论，并建立了自己正名论的逻辑思想体系。他首先提出了正名的必要性，认为人们在交流思想、区别事物时，必须有适当的名词概念作为工具，否则会造成语言和思想上的隔阂和混乱，分不清事物之间的贵贱同异等差别。因此，必须使名实相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荀子关于名词“约定俗成”的思想，即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是人们在长期交流思想的习惯中形成的。而一经约定，习俗已成，什么名指什么实，什么实用什么名，就能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和通晓，这时名就不是个人所能任意改动的了。荀子名实关系的精辟阐述，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符号本质认识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荀子以后，尽管仍然有哲学家及其派别对名实关系或符号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某些阐述，但多数是从唯心或神秘主义立场上去进行的，其中有颠倒名实关系的，有割裂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等等。 上述简略回顾表明，对符号的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只是过去人们对符号的论述总是依附于哲学、神学、语言学等学科。直到上世纪下半叶，符号学才摆脱了它的侍从地位，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之规律的独立学科。但客观地讲，仅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还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产物。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兴起，实质上是符号这一古老问题在现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的重生。符号问题这种历久不衰的生命活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2.2 符号学的确立 2.2.1 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的来源 李幼蒸先生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对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的主要来源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本人也在拙文《符号学与语言学》（1999）中对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总结。总体上，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现代哲学思想；现代语言学。 （1）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论部分对于现代符号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控制论、信息论等具有跨学科倾向的新学科，不仅直接包括主要与符号学通讯部分相关的内容，而且成为一些当代符号学思想的一般理论基础之一。 （2）社会与人文科学。20世纪人类科学思想的发展也同样表现在社会人文科学诸领域中，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全面发展使得人们对社会和心理领域对象的描述较之以前远为丰富和细致，出现了无数的名词术语和新的对象规定。结果，社会与心理世界整个范围内表达面和内容面各自的切分及其相关方式直接构成了各个部门符号学的具体内容。可以说，现代符号学思想的形成是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3）现代哲学。现代哲学思想是现代符号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根据之一。而特别关注意指和指称问题的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语言哲学，都与现代符号学理论性探讨直接相关。现代哲学与现代符号学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一些哲学流派是以符号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如皮尔斯哲学、莫里斯哲学等。这些哲学构成了现代符号学哲学流派的主干。 （4）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是现代符号学的最重要来源和基础。李幼蒸先生认为，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关系具有特殊的紧密性，可以说没有语言学的创建就绝不会有现代符号学运动的产生。尤其是索绪尔的思想以及各种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符号学在内容上的重合性、理论上的根据性、应用上的相关性等方面都较前三大来源突出。其次，作为普遍语义研究学科的现代符号学，正是在现代语言学原理指导下提出了各种语义理论的。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正是由于现代语言学在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中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以其为根据之一的现代符号学活动才有了一定明确的和相对独立的轮廓。 2.2.2 现代符号学的确立 如前所述，现代符号学发轫于索绪尔和皮尔斯。他们几乎于同一时期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ēmeion）。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索绪尔，1996：38）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先驱之一，逻辑学家皮尔斯也提出了符号学思想：“我认为我已表明，逻辑学在一般意义上只是符号学（semiotics）的别名，是符号的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转引自霍克斯，1987：126） 他们对于符号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为促成符号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国语言学家吉罗（Guiraud, P）指出，索绪尔对符号学的理解偏重于符号的社会功能，而皮尔斯则偏重于符号的逻辑功能。（转引自李廷揆，1986：89） 虽然符号学的先驱是索绪尔和皮尔斯，但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是60年代首先在法国开始的。1964年巴特（Barthes, R.）《符号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符号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符号学理论开始形成，同时也确立了巴特的符号学家的地位。这本书很快引起了欧美各国普遍的关注。符号学几年之中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形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国际符号学协会1969年成立后，英、美、希腊、巴西等国也都陆续成立了符号学协会。现在国际符号学协会已有20多个会员国。可以说，符号学的研究已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热潮。 近几十年来，符号学研究从语言符号扩大到非语言符号，不仅涌现出纷繁多样的符号学理论体系，而且，随着符号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产生了诸如语言符号学、副语言符号学、动物符号学、嗅觉符号学、医学符号学、音乐符号学、舞蹈符号学、绘画符号学等部门符号学，在符号研究最为普遍的法国和美国，符号学的方法论已深入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研究热潮方兴未艾。 2.3 符号学的学科划分 在今日符号学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当代符号学研究绘制全景“地形图”，西比奥克（Sebeok, T. A.）、艾柯（Eco, U.）、波斯纳 (Posner , R. )、迪利 (Deely, J.) 等符号学家都提出过各自的符号学分类图。他们大多把自然和文化世界的各种现象均假定为符号学的对象。意大利的符号学家艾柯在其《符号学理论》（1976）一书中试图提出一幅符号学诸学科分类图。他按照对象或符号的性质异同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地把自然和文化的通讯过程分门别类地纳入符号学领域。如，他列举出以下各部门符号学：动物符号学；嗅觉符号学；触觉通讯；味觉符号学；副语言学；医学符号学；运动和动作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形式化语言研究；书写语言系统研究；天然语言研究；视觉通讯系统；物体系统；情节结构；文本理论；文化代码研究；美学本文研究；大众传播研究；修辞学等。 李幼蒸先生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也提出了一种方案，他认为可从5个角度或轴心对符号学进行分类。（参见李幼蒸，1999：9）我们认为该提法有一定道理，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具体引述如下：（1）学科领域：一般符号学 // 部门符号学；现代符号学 // 历史符号学；西方符号学 // 东方符号学；（2）机构活动方式：正式或独立 // 非正式或依属；（3）方法流派：人文科学观点// 自然科学观点；语言中心观点 // 非语言中心观点；（4）分析层次：理论性 // 应用性；（5）研究风格：严格 // 非严格；分析的 // 描述的；系统的 // 零散的；直接的// 间接的。 2.4 符号学研究的分支 2.4.1 符号学的三分野 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C.W）在1946年提出符号学三分野的思想——即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至今这一分类思想已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并且被广泛采用的符号学研究分类法。莫里斯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指出，符号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关系，即“符号对符号的关系、符号对对象的关系、符号对人类的关系”。这三种关系表明了符号意义的三个方面或三维（dimension）。莫里斯把符号对符号的关系称作“MF”，即“意义的形式方面或形式意义”；把符号对对象的关系称作“ME”，即“意义的存在方面或存在意义”；把符号对人类的关系称作“MP”，即“意义的实用方面或实用意义”。这样，符号的意义就是这三个方面或意义的总和：M=ME+MP+MF。适用于发挥过程的三项关系，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分支学科应由语构学（syntactics）（有译为句法学）、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三方面组成。（1）语构学——它往往抛开社会因素，抛开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考察理想化的结构关系；（2）语义学——主要研究符号与思维反映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所表示的意义；（3）语用学——它既研究符号对于人的功能，也研究人对于符号的创造和应用。这种研究包含着对于符号的心理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的探索。有学者指出三分法中尤以语用学的提出最具特色。研究语言符号的学者们特别推崇莫里斯的分类法，并将其运用到研究跨文化交际、文艺理论、双语翻译等领域。 2.4.2 符号学的研究方向及主要流派 现代真正意义上的符号学研究始于索绪尔和皮尔斯，但是它的发展却和罗素(Russell, B.)、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等人的工作密不可分，而它向人类文化其他部门的渗透，又得益于卡西尔(Cassirer, E.)、苏姗·朗格(Langer, S.)等人那些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总之，符号学的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努力完成的。这既是现代符号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符号学流派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对符号学流派划分依据迥异的缘由所在。（参见苟志效，1993：56）目前，对符号学研究方向的归划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 根据研究范围来划分——赫维（Hervey，S.）根据研究范围将符号学理论分为3种类型：宽式、中式和窄式。宽式理论的研究范围涉及交际的全部，任何表意的东西都在符号学研究范围之内。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理论属于此类。中式理论又分两种：一种仅涉及有意的和约定的交际形式，奥斯汀（Austin, J.）、塞尔（Searle, J.）和普里托（Prieto, L.）的理论属于这一类；另一种仅涉及系统的交际形式，即能构成表意系统的一切形式，巴特的理论属于此类。窄式理论原则上局限于研究交际惯例系统，即只研究作为交际惯例系统的信号，索绪尔及功能主义理论属此类。（乐眉云，1994：15） 根据研究领域来划分——吉罗认为符号学大致有3派：一派只研究非语言信号的交流体系；另一派，和索绪尔持相同的观点，把符号和信号的概念扩大到诸如礼仪、礼节、礼貌用语等社会交流形式；最后，还有一派认为各种艺术、各种文学使用的都是一些符号体系，都属于符号的一般理论。（李廷揆，1986：89） 根据理论的重点及研究背景来划分——苟志效认为， 按符号学理论侧重点和研究背景的不同，可分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哲学符号学、前苏联的符号学及中国符号学这样四个流派。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有索绪尔、卡西尔、苏姗·朗格、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皮亚杰(Piaget, J.)等，该流派对现代符号学的重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分析哲学符号学以皮尔斯、罗素、波普尔、莫里斯、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参见苟志效，1993：56）前苏联的符号学是以洛特曼为核心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为代表。 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符号学研究方向可以分为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3大类。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巴特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为第二类；艾柯及其他意大利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王铭玉，1999：6-7） 李幼蒸先生将当代符号学的研究方向划分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3大类。注重对语言结构、语义结构和话语层面分析的各种符号学理论，被划入语言符号学。这是一种对语言符号深刻的微观研究，最早的代表性论点是索绪尔关于语言两个维面的理论。这方面的研究从语言的结构分析到语义、话语、文本的结构分析已相当深入、具体。从语言符号扩大到非语言符号（包括人工智能符号）的分析形成一般符号学（普通符号学），它把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符号、象征现象都纳入符号学的视野。最后，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社会文化中各种物质、精神和行为的现象，包括各部门符号学，如建筑、电影、戏剧、意识符号学等等，在李幼蒸看来，都属于文化符号学的范围。（参见李幼蒸，1993：5-6） 以上概述表明，学者们对符号学流派的划分还不一致。我们认为将符号学划分为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这样三大类，比较合理。 2.5 符号学研究的意义 索绪尔和皮尔斯提出符号学的概念距今已近百年，但符号学的研究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才加快了步伐。到目前为止，统一的符号学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各家理论处于并存状态。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如对符号学的定义、作用、对符号的认识等，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符号学还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符号学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它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被公认为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 正因为符号与人类的文明、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的科学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说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由于我们身处于符号的世界，我们的思维、语言和交际都离不开符号，对符号的深入研究势必促进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世界、对思维乃至对人自身的认识； （2）符号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不但在当今的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这足以说明该学科具有巨大的学术张力和潜力； （3）目前符号学已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 “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涉及一切社会人文科学。因此，对符号学的深入研究必然会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4）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的“科学化”趋势愈加明显。符号学的目标正在于促进社会人文科学的精确化和科学化。 3. 语言符号学 谈论语言符号学首先要涉及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关系问题，对此看法也不一致。总体说来有3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则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 多数名家持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符号学的法则也适用于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绪尔和皮尔斯等人，当代的有雅各布森（Jakobson，R.）和韩礼德（Halliday,M.A.K.）等人，此外还有研究人类学的拉康（ Lacan,J.）。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正如皮亚杰（Piaget）所言，“语言符号仅仅是符号功能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重要的。” 巴特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则把符号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他认为，只要人们走进具有社会学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领域时，就会遇到一些语言学之外却仍然属于符号学范围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语行为才能解释。并且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总之，在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上，索绪尔从概念出发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巴特从人文现象的观察出发，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这一点也被法国语言学家杜布瓦（Dubois, P.）等人所承认。 作为一种折中，艾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符号工具，由于语言学的地位比其他符号系统更为确定，符号学在许多方面依靠语言学概念。”（见胡壮麟,1999: 2）我们也持类似观点，因为虽然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可以归作符号的下位概念，但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并不仅仅研究语言符号本身，还要研究语言的普遍性质和规律，所以它和符号学是并行的，二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独立”是针对各自的“完整性”而言的，它并不排斥两门学科的“接缘”，恰恰相反，它们彼此合理的交叉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综合学科的优势。 我们知道，“符号学”的思想是由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来的，然而，“符号学”从其萌芽之日起却始终未能真正与“语言学”联姻，对此，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既感到无奈又感到遗憾，这也是语言符号学所要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符号学的无限扩张使得语言学无所适从。符号学自从问世以后，迅速蔓延，几乎渗透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所有领域，而研究对象的无限扩张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有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因为它会使人们对“什么是符号？”“什么是符号学？”之类的本源性问题产生模糊的认识，从而承受起本体论上的巨大压力。对此，俄罗斯学者尼基京（Никитин, M.）指出：“符号学试图将下述所有领域都扣上符号性的帽子：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精神病学和性学理论，知觉、暗示、愉悦理论；女权论和男性化理论；个性、交往和个体相互作用理论，交际理论和意义理论；通灵术和占卜术（意识形态、神话学和宗教），语言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电影、戏剧、绘画、音乐等），诗学，结构主义，相对主义，形式主义，象征主义和其它一般性或个别性的不同层级上的众多现象。……以此各不相同的广阔领域为学科覆盖的范围，符号学的意义最终只能归于使用能指和所指的术语来对所有这些现象进行无谓的范畴化。”（Никитин，1997：3）这样一来，语言学家对符号学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敬而远之”自然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无奈选择。 另一方面，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分析方法又使得语言学与其若即若离。虽然符号学在本体论上时常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地位，但它却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文学批评、建筑、音乐、电影、民俗文化等。针对这种情况，李幼蒸一语中的：“符号学作为专门科学领域的较弱地位和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分析方法的较高功效间的对比，不仅反映了符号学本身的内在学术张力的存在，而且反映了它所从属的人文科学全体构成的特点……学科身分的不明与实质影响的深刻互不一致。”（李幼蒸，1999：3）我们知道，语言学是一门意欲取得“领先科学”地位的人文科学，如果它不去吸收符号学认识论的营养，不去获取符号学方法论的精华，语言学的发展速度迟早会令人遗憾地放慢，甚至停滞不前。 面对上述矛盾，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为符号学寻找非常恰当的本体依托，而在于如何对语言学现象进行符号学分析，从而建立一种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实实在在”的关系。实际上，从索绪尔提出符号学的构想、皮尔斯建立符号学体系起，语言学与符号学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具体可从两个侧面谈起： （1）源自索绪尔的欧洲符号学传统就一直强调语言学对符号学的影响。理由是：语言学作为其它科学的研究模式，是符号学领域中研究得最为充分、最为完善的部分；一些语言学概念，如系统、句法、语义、区别性对立等在其它学科领域中的运用获得程度不同的成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担当着其它符号系统解释者的角色。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 L.）提出了语言的“可译性”特征，即语言是一种能够翻译它以外的一切符号体系的符号体系；雅各布森也强调语言在符号系统中的中心地位，进而将语言学的方法成功地延长至诗学研究领域；巴特甚至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俄罗斯符号学界的传统看法是将语言符号视为第一模式系统，而将其它符号，如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等视为第二模式系统，第一模式系统起着解释第二模式系统的作用。 （2）符号学作为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对语言学也施加着毋庸置疑的影响。①符号学推动语言学研究地位的改变，即实现从边缘学科向主导学科的转变，在这方面，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价值观、结构观等思想均源自其将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系统这一理论出发点，而他提出的将语言学纳入更为广阔的学科环境以摆脱封闭性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②根据索绪尔的计划，符号学将与句法学和语义学相关的语言学部门作为更为优先研究的领域，以此削弱音位学研究的影响。莫里斯对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符号学三部门的划分彻底改变了语言学传统问题的研究视角。③对待语言的符号学态度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单位的符号特征，这一方面对于摆脱将符号同其所意指的现实隔裂开来的唯心主义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将符号与其所指等同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倾向。语言学问题由此得到了哲学上的本体论阐释，更为重要的是，意义问题终于获得了其在语言研究中应有的地位。④符号学跨学科的本质特点促进了语言同人类生活其它现象的比较研究。符号学为语言学者将其它知识领域的素材，特别是民族学、文学、考古学等与文化相关的材料纳入研究的跨学科态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符号学提供了研究不同现象的统一的理论和方法基础。⑤语言学研究的符号学方面纠正了将语言看作名称表的错误观点，使研究者对语言个别单位和语言整体的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参见Ермоленко и др., 1992：281-282） 由此看来，语言学和符号学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互动和互融的基础早已存在，二者的结合不仅是可行的，同时也是理想的选择：既可以使符号学“触地”，又可以使语言学“着天”。为此，结合上述原因，我们再次强调指出： 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具有符号的一般特征，而且以其任意性、稳定性、演化性、通用性、兼容性、第一性、线条性、分节性、依存性、能产性、系统性等一系列特点构成符号系统的一个特殊分支。语言一方面是阐释符号学的元语言工具，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本身的性质与特点就反映着符号学精深的内涵，体现着符号学的科学价值。再则，符号学与认知科学、思维科学具有密切的联系，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本体（符号＋符号）、客体（符号＋所指）和主体（符号＋使用者），这一方面深刻地反映了主、客观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共有性使其与语言学的三个最重要前沿学科－－句法学、语义学以及语用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语言符号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如果试着给这门学科下个定义的话，它是研究语言符号以及用符号学的思想观点来研究语言学的学科。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构架要素应包括[2]：①语言符号学导论：符号与语言，符号学与语言学，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基础；②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思想：语言符号的二元对立，语言符号的层次，语言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指称，语言符号的关系，语言符号的时态，语言符号的功能观，语言符号的主体观，语言符号的双喻观，语言符号的可逆性，语言符号的标记性，语言符号的象似性；③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及展望。创立语言符号学属于一项填补空白、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接轨的开创性工作，也是当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工作者的神圣任务和职责。这项工作不仅可以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促进语言学和符号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 推动它们本身的发展与完善，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交叉融合，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向领先科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注释： [1]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术语：semiology和semiotics，这两个词都用来指这门科学，它们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术语；操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他们对美国皮尔斯的尊敬。 [2]拙著《语言符号学》将于2004年由高教出版社正式出版，下列要素就是专著的主要纲目 -------------------------------------------------------------------------------- 参考文献 [1] 陈治安、 文旭 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综述.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9 (1). [2] 高乐田 《说文解字》中的符号学思想初探. 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7.24 (2). [3] 苟志效 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 宝鸡师院学报：哲社版，93(№1，55 [4] 何欣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启示. 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论文集）. 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5] 胡壮麟 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福建外语, 1999 (1). [6] 李廷揆 略述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 法国研究. 1986(2). [7] 李先焜 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 哲学研究, 1993 (6). [8]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9] 哈特曼语言与语言学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10] 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商务印书馆，1985. [12] 王铭玉. 符号学与语言学. 外语研究，1999 (2). [13] 肖峰 从哲学看符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14] 乐眉云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 外国语, 1994 (6). [15] Eco U. A Theory of Semiotics. Indiana U pr., 1976. [16] Morris Ch: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ur, Prentice, 1946. [17] Березин Х. М., Головин Б. Н.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9 [18] Ермоленко С.С.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нов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 миров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 Киев, 1992. [19] Никитин М.В. Предел семиотики. ВЯ, 199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