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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沃:中华文明的三大纪元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金容沃 参加讨论

    作为研究古代经典的学者,我一直被如下问题深深烦恼,即如何把中国古代经典做成让韩国年轻人可以读的书。因此,我最近正进行着庞大的注释作业,已经完成的有《论语》《孝经》《大学》,目前正埋首于《中庸》的韩文注释。
    我出生于韩国,而韩国是一个小国。出生在小国的人再怎么努力用功,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大国出生、拜大国所赐的机运而成长的各位,一定会成为“大人”,而不会成为“小人”。因为是出生于大国,虽然必须经历激烈的竞争,但只要站上领导的地位,在同样努力之下的各位,当然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想想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未来,各位一定要成为“大人”。所以,中国的责任是很艰巨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选择何种历史进程,将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过去唐朝的文明非常开放,融合了世界多个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华丽,也将华丽的文明成果跟周边国家分享。当时中国是具备主导世界文明资格的领袖。
    现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学术机构,院长是杜维明老师,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主考官。他曾经提出“中国文明三大纪元论”(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论述。我受到他论述的启发而有过许多的思考。第一纪元是孔子所创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国文明传统加以整理,而创造了新的文明纪元。不过,许多人只要想到中国文明,都会把它当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为荣。但是在人类的古代世界中,中国毕竟不属于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与埃及尼罗河边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时间范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属于最近世的文明,它的伟大性并不在于历史悠久,而是在于它打破神话的桎梏,创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从孔子的血统来看,他虽是殷代的后裔,却能摆脱殷朝的宗教桎梏,开创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图通过诗歌来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说“述而不作”,实则是透过“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来“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谓“作”,是意指为人类存续的文明价值创造新的转机;“作”就是摆脱神话的人文作为。
    第二纪元是由朱子这个人物来代言。当然,这个纪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完成的。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周濂溪、张横渠,以及二程等先驱,由于朱熹集他们的时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将朱子视为第二纪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纪元,有来自天竺与西域的重大挑战,印度的佛教成为这个挑战的核心。但并不只是佛教而已,许多西方的文明与佛教一起进来了。而且,基督教也从波斯传来。从波斯传来的基督教被称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么盛行,从现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可以得到证明。说到基督教,尽管各位可能都会联想到明朝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或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汤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们更早之前,波斯的萨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灭亡之际,在当地蓬勃发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举吸收,对唐朝文明的兴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虽然是印度人所创的宗教,但是它一被传到中国,就经历了被彻底中国化的过程。复杂的唯识哲学也被翻译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诗,印度佛教多元的教义与论述,经过天台宗与华严宗庞大的中国化论述之后,最后升华成为禅佛教非常简洁独特的诗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汉译的时候,都借用汉文蕴藏的概念来表达其义,而被称之为“格义”。因此,我主张,中国佛教基本上是格义佛教。所以,禅佛教可以说是格义佛教的巅峰。禅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岩录》,可以说就是佛教的“论语”化。孔子与他的弟子进行的问答,在此以禅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波斯王朝的灭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国发挥如同罗马教廷的中枢控制作用。于是基督教也被彻底中国化,景教几乎与佛教或道教一样被中国化到无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学并非如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认为的,是幼稚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上自汉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战,创造了主体性新理论的第二纪元,正是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历经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战,同时新创立了可与其匹敌的中国价值观。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经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就是所谓的“四书”。《大学》把握了儒学精神的大纲,《论语》发现了儒学的根底,《孟子》展现了儒学逻辑性发展的样貌,《中庸》体现了儒学形而上学所有的微妙价值。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书读书法。他还为四书做了新的注释,做出所谓《四书集注》的天下名著。这部《四书集注》支配了东亚文明七个世纪之久。
    现在我们要谈第三纪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纪元的主角是谁呢?究竟是谁创造了第三纪元的主轴呢?第三纪元的背景跟第二纪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战。但是,这次的西方挑战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遥远,就是来自西欧带有很强烈的演绎性体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带着更加强烈的演绎性教义传来,科学也在数理上,以很缜密结构的演绎逻辑做基础。启蒙主义以来形成的所有西欧成就,席卷了中国。其中最强烈的是自然科学、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西欧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价值体系等这些东西。那也是形成西欧近代的一切价值,这些价值跟中国本土的价值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天下主义”蜕变成为“民族国家主义”。现在没有人将中国视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国现在是一个国家。这也是从小民族主义的藩篱来思索的。这真是惊人的变化。
    在我上述列举的三种强烈挑战中,中国放心地接纳了自然科学。在中国儒教的世俗价值和西欧的科学之间,没有理由发生任何冲突。本来,超越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些冲突的第三个因应方案,应以“共产主义”的形态接纳。不过,“共产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对策在西欧所给出的替代方案。
    假使孙文的辛亥革命压过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获得成功的话,共产主义是没有机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孙文的挫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果成了塑造中国共产运动的温床。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取得胜利,李鸿章心怀屈辱缔结《马关条约》时,日本已经向各国宣告自己已进入世界列强行列。同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浮现,仿佛是日本的国策。日本的脱亚入欧,意味着存在于亚洲的日本,摇身一变成为蹂躏亚洲的怪物。日本的脱亚使亚洲沦落成为侵略的对象。而中国这个亚洲大国也沦落为一个弱国。同时,中国成为地球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代言角色,获得对抗压制的历史正义。非常成功地打开这根本性僵局的伟大革命,正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韩国众多的独立斗士也为了这一运动,不惜牺牲性命。各位知道在太行山十字岭战斗中,帮助邓小平脱逃的勇敢战士,是叫做石正尹、出身于庆尚南道密阳的韩国人吗?还有,你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以及《延安颂》的作曲者郑律成,也是出身于全罗南道光州的韩国人吗?
    毛泽东的功,是无法被后来的过给谪贬的。文革的过失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被充分提及。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反省,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以共产革命的主体势力来设定“农民大众”,这是对西欧共产主义的中国“格义”。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脑海里根本无法产生这样的构想。中国的共产主义不再是根据苏维埃的指令而行动的运动。参与长征的中国年轻人冒死渡过泸定桥时,他们不是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捐躯的。因为共产主义是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魔掌中解放,为祖国带来光明与希望,所以大家奉献生命。共产主义优于意识形态的是恳切的希望,先于理想的是迫切的现实。因此,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自觉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专政”的纲领,是无法抛弃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创立,之后成立红军;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的努力,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自由民主世界所说的一个政党;它不是组成议会政治,以获得维持权力为目标的多数人的集结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不可抛弃的中国历史的必然。
    我认为现在高喊“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主义,有必要更彻底地进行“格义”。再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是西欧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本身不是出于如同宗教教理一样,信奉西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communism)来自拉丁语的“communis”,着重在“共有”的意义。有必要塑造非“共有主义”的“共产主义”,使其成为更彻底的中国理念。“共产”的“产”,换句话说是“生生之谓易”的“生”,永远是“创造性的创造”(Creative Creativity)。那是富有的大业,日新的盛业。如同在第二纪元,印度佛教本质性转化成为中国禅佛教,共产主义现在则需要变成“禅共产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就说是“中国的崩溃”(China's Disintegration)。后来中国开始跃进,又说是“中国的威胁”(China Threat)。但近来中国俨然跃升为强国,所以就异口同声提出“中国模式论”(Chinese Model),说“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可是,中国青年们应该看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模式”并非单纯的赞扬,背后也同时有着不断想要牵制的阴谋。
    我们提到人类的近代性,大致上以“产业革命”或“法国革命”为起点。不过,19世纪的近代性主轴总是在欧洲。人类重要的近代性价值、制度和概念,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主轴到20世纪,被美国文明带走。但所谓“中国模式”的终极意思,是说中国文明拥有20世纪美国文明的主轴性。19世纪欧洲文明的模式换成20世纪美国文明,其过程没有本质性的转换。使19世纪欧洲文明的产业主义效率达到极限的,是美国文明。可是20世纪的美国文明转换成21世纪的中国文明,其过程应该也伴随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之类的幅度变化,同时意味着诞生本质上与欧美文明不同的新范式。以我个人的想法,上海浦东无法代表这样的新范式。那只会引起竞争、破坏、掠夺、泡沫、战争。在此所要求的,正是对中国“人文精神”的新阐释,创造出可以赞助天地化育的新文明。
    克服20世纪美国文明的纲领,绝对不是个容易的问题。各位请想想看吧!构成我们现代生活的文明利器,大部分诞生在美国。电器、电话、汽车、飞机、计算机、集成电路、网络等等,这些决不是单纯的物理性的革新,它们是道德性的作为。那是跟孔子所说的“作”一样的作为。再说,20世纪的美国文明比起其他的文明,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我们就拿爵士乐来说说吧!接纳黑奴的旋律,创造超越传统古典音乐和声法的新爵士和声法(Jazz harmonics),创造出人类普遍喜爱的即兴音乐样式。各位朋友,你们果真能够超越这种美国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吗?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叫做中国的这个国家独特的模式。那是意味着虽然由独自的构思出发,却获得能够说服全体人类的新普遍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尽管有1300年的基督教传教历史,中国的基督教徒却不到75万。但是,听说现在中国基督教徒超过1亿。中国基督教徒显然比中国共产党员更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跟韩国人说这样的事情,大部分韩国人会大喊哈利路亚万岁,并拍手叫好。但是身为韩国思想家的我——杌金容沃,尽管我是基督徒、神学家,却对中国前途感到忧虑。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恶劣的韩国保守教派在中国非法传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更大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理念不像基督教理念那样,提供中国大众心灵的满足感,这成为一清二楚的证据。这实际上是很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它发源的西欧文化圈,已经是丧失生命力的死宗教。它的生命力是透过美国黑人文化和第三世界来维持。其中最红火的事例,是韩国的基督教。不过,耶稣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耶稣教顾名思义,是“历史耶稣”(Historical Jesus)的教诲,现代神学称之为“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但“基督教”却意指,历史性存在、名叫耶稣的人,他是上帝之子;信奉名叫“基督”(Christ)也就是“弥赛亚”(Messiah),信奉早期使徒的信仰体系。耶稣教的出发是教会,就是艾克利西亚(Ekklesia),同时也可以跟耶稣无关。耶稣教虽然是耶稣常识性的箴言(logion),基督教却是和受难(Passion)、复活论(Resurrection)、复临论(Second Coming)、末世论(Eschatology)有不可分的关系。那是神话的结构。
    我不讳言地告诉各位,中国不可以接纳基督教。中国也不能跟梵蒂冈再复交,中国未来永远不能承认梵蒂冈的权威。中国文明的可能性,只在于发现非神话性、原创的耶稣运动。基督教不能被高压的手段给排斥,因为越排斥会变得越强烈。但是中国基督教徒的扩增,会成为显示中国共产党限度的一个测度计。各位在你们自己的人生中,应该要克服所有神话的虚构,彻底实现丰饶的实事求是的人文主义。21世纪人类的课题,也可以归结为儒教和基督教两者的对决与融合。那也可以是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两者的对决与融合。在人类的精神史上,如果基督教成为主轴吸纳儒教的话,那会是人类的灾祸,中国文明的独自模式无法存在。我们应该向往的是以儒教的人文传统为主轴,吸收基督教。这是一道非常不容易的课题。这也是我要告诉各位背负在你们肩上的第三纪元的主要纲领。
    金容沃(韩):出生于1948年,早年毕业于高丽大学哲学系,后来相继获得台湾大学哲学硕士、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韩国圆光大学汉医学士,被誉为韩国国师。1999年底,他在电视台开讲“老子与21世纪”的哲学节目,风靡全韩国,不仅收视率空前,连金大中总统都是他的忠实观众。金容沃先生的专著《中国:人类最后的希望》《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即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译者 朱立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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