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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社会变动年代，鲁迅倡说的“拿来主义”又适逢其时。他的翻译目标是开拓民智，“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时。”科学救国行不通，他便弃医从文。鲁迅反对为 “顺”而损害原作。他认为，硬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一面尽量输入新的思想，一面尽量消化吸收，这就是尽可能等值的直译。这一原理没有过时。马丁·路德同样为民众启蒙而翻译。宗教翻译者应有社会担待和使命感。宗教经典的翻译应该促进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进化，是传递宗教真义，教化国民而不是中国化，也不是象牙塔中的高雅鉴赏。要提防本土化的陷阱和染缸。翻译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各个族群彼此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促进闭塞痼弊僵化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豗。翻译与介绍异域新思潮密切关联，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主流文化，而不是相反。 宗教翻译者的社会使命感：宗教经典的翻译应该促进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进化，是传递宗教真义，化中国而不是中国化，也不是象牙塔中的高雅鉴赏。要提防中国化的陷阱和染缸。翻译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各个族群彼此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促进闭塞痼弊僵化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豗。翻译与介绍异域新思潮密切关联，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主流文化，而不是相反。马列入华，严复翻译天演论适者生存，乃有新式救亡图存论。因而翻译就是用他山之石以攻玉。 向西方学习，曾经是必由之路，这个道路被遗忘久矣。可叹。翻译是介绍新思想新观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靠的是翻译。这是向旧营垒冲击的武器之一。翻译能为新思想铺平道路，能改变社会人生，能使风气丕变，能够用夷变夏，五胡乱华五胡变华，变乱祖宗法制打破夷夏之防，根绝严夷夏之防的祖宗老例。 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是以圣经翻译为其酵母的。 人们逐渐怀疑当时通行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的权威性，这个译本暴露出种种弊端。中世纪只有教士阶层读经，后来有人鼓吹让神学从神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强大武器。 但是中国宗教学译界有些儿变成名利场，不立文字，就在别人的译著译作上恬然署名，既是丛书主编，又是单册校者，一身数任，有此行状者，以官员官宦官学者居多。这里缺乏学术担待和社会 批判责任意识。人是他思想的主人，路德说，平信徒皆得为祭司，人人是他自己思想的权威和霸主。个人的作品不受侵犯，不是黄世仁可以强霸的喜儿。 文艺复兴时期回归本源的思想， 回到原典。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希腊文新约圣经由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于1516年印行。这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人们有机会把这个译本和武加大译本对比，发现其中的舛误。例如，武加大译本把耶稣最初传道的话（太4 ：17）翻译为，“做忏悔吧（do penance）,因为天国近了。”把天国和忏悔礼放到一起，注重仪节。伊拉斯谟在瓦拉工作的基础上， 改译为“悔改吧”，强调内心皈依，把外在礼仪改为内在态度的转变。这动摇了武加大译本的权威和教宗的权威。一个时代于焉宣告终结。 马丁·路德大胆地认为，福音书不是用文字书写的。耶稣基督一帮门徒原是目不识丁派，不会舞文弄墨，而是死守善道，基督的道，是生命的活水甘泉，是活的流水，是口头宣告，是充满活力的讲道，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向人类发出的声音和公开声明，是当时的民众神学解放宣言，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得到，不是死的文字，根本没有必要写出来，因为它在人们心中。马丁·路德这样说，是为了打破教会的垄断，他区分了神的话和人的话。唯独圣经！路德创造性地把《便西拉智训》中的一段话译为：“信靠上主，尽忠职守”，给予“天职”（Call）以丰富的神学含义，此乃新教伦理。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取酬。翻译，就是一项伟大的再创造工程。 西方神学入华翻译，必须忠实于原典。宗教改革时期，百花齐放，圣经被译为各种文字，但不等于各种文字地位无分轩轾一律平等。也不能借口处境化而篡改原意。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和浸信会信仰宣告（1689,1855）云，希伯来文（古代选民的国语）旧约和希利尼文（新约时代的世界通用语）新约，受到神直接的灵感，是可靠的。宗教争辩以此为准。但由于百姓文化层次低下，故，凡所圣经到达之地，应当译成各国通行语，俾便大众以通行的方式敬拜神。但它传递的不应该是教宗主教的声音。威克里夫自1382起将武加大圣经译为英语，但这不是政出多门，因为他说圣经是信仰的根本，教宗和修道士，若不合圣经，亦不当聆听之。 二、最近几年，学人们孜孜不倦地迻译西方基督教神学著作，但我以为，这不能成为汉语神学的理据。 因为，这其实仍旧是西方神学，并非“汉语神学”。你用什么语言，是为着方便，为着通俗，并不改变福音的实质于万一。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我似乎认为，东方目前仍不可能有自己的神学。范明生先生在谈到西方哲学时说，用汉语去传达希腊哲学的概念范畴时，难免要不厌其烦地借用西方辞书，尽可能消除由不完全对应的汉语译文造成的误读。我以为这也是迻译西方神学著作的原理。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属不同性质的文化，有很大差别，各自体现不同文化传统。如在中国古老观念中，没有灵魂（psyche）的观念。古代中国对人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故，同西方基督教相比，汉语常常缺乏对应的词汇。这给汉语“神学”带来困难，必须或最好以欧洲语言表述或阅读基督教。我认为，能直接阅读英文文献，更好。 中华基督教，中国特色，今日弊端毕现。五四以后，抵制外来基督教，心劳日拙，节节失利，于是改弦易辙，搞自立运动，自外于人类环球大家庭。其实我们无须另起炉灶搞神学建设。如果没有体制改革，神学创造在中国就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我们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爬行，可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吸收人类既有先进成果惨痛教训可也，何必事事处处独立创新标新立异乎！ 在翻译理论上，我赞成鲁迅的硬译，注重原来句式的保留，注重原文句子结构。因为以中国人私心来揣度，会误解天主真意原意，过于灵活，也会无知妄说！以庄子解尼采，焉能不进入误区！孔子加耶稣，犹如一根香花加一朵云彩，得不出任何数字！西方的就是西方的，一旦中国特色化，就是乌何有！我特别反对在中华固有术语中寻章摘句，牵强比附，因为以中国无神主义心态，难以揣度西方博大思想。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梁实秋先生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开始佛经翻译，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鲁迅先生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 “话总是会说的”，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鲁迅认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介绍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康伯度（康伯度即买办comprador。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答文公直的回信说：“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都用得很恰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三、 奥古斯丁提出的翻译理论，三个标准：朴实、优雅、庄严。 “朴实”的简单易晓的圣经语言针对的是文化水平一般的民众，让他们易于接受和得到上帝的感召和启发。 “优雅”的语言针对的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让他们享受语言美的，感受到上帝话语的力量和魅力。“庄严”的话语风格是针对所有人群，彰显上帝语言的权威和正统。他又认为，儿童启蒙文学要朴素，颂扬上帝的文本要典雅，规劝引导要庄严。解经和布道都是艺术，需要训练有素。他反对只靠神宠、无师自通和靠小聪明。这全赖上帝的恩典和从教师学会阅读才可以。上帝的恩惠还得加上师从老师，接受训练。圣经的诠释需要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其次，需要文法修辞论辩术的知识。这有助于了解圣经语言的微妙优美。历史知识有助于理解圣经中事件的知识。机械工艺和自然知识有助于了解圣经的场景和人物。基于此，他要求把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编成一本书。异教哲学并非可以不加考虑。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就从异教徒那里带走金银（据优西比乌）。广博而深刻的知识，就是翻译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注释的主要目的就是揭示作者的真实思想。遇到疑难和歧义，如果原书作者本意不同，也未始不可。但他不赞成带偏见的解释和任意的比附。其《基督教教义》捍卫了忠实于原意的原则。“如果他的错误解释有助于旨在律法目的的爱，这就和走错路但走到目的地一样。但是，还得纠正他。最好不要偏离正路。” 奥古斯丁强调直译，要求译者遵循语言系统和规则，不能随心所欲变更原文的意义和表达。否则就可能误导读者产生误解。换言之，直译是圣奥古斯丁翻译和阐释神的话语的基本途径。因此，奥古斯丁最推崇希腊文本，因为拉丁文本不如希腊文本“典范”和“忠实”于上帝的旨意。 奥古斯丁强调必须熟悉古罗马文字、希伯来语或拉丁文字，因为他认为这是译者最根本的素质和要求。译者还要对上帝的话语有深刻的理解，要借助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并做出准确的修改和审定。 在奥古斯丁看来，翻译之后的圣经版本是用来教诲的，和原版要一致，其内容是上帝的话语或旨意，不能篡改。要做到对上帝话语的绝对“书写”和“反映”，就必须熟悉目的语和译入语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尤其是词义的阐释，一方面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原文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又能如实地、正确地引导读者进人神的世界，领会神的意图。 四、基督教传入中国，自始就有可能遭遇曲解和汉化，成为穿西装的玉皇大帝穿道袍的耶稣。 中国特色，汉化染缸，一大公害。普世价值，遭遇贬谪。于是就有人说孔子儒学是普世价值。被中国人打倒了的孔家店在没有招牌换记的情况下到世界各地落户重新开张营业？但是如果就连国人（就是国家的人）自己就对儒学有争议，那儒学迈出国门的可能性就很小。害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孔家店，想流毒世界，真乃心怀叵测。王婆卖瓜，可能不合于当代。我觉着世界大多数人对此不会买账。 不过本文尤其在于反思基督教在中国遭遇曲解的厄运。本土化大染缸，一种危险的观念。唐朝景教，多采用佛道术语，已属曲解迎合。汉语神学乃中体西用的新产儿，乃佛化基督教，穿西装的玉皇大帝，穿道袍的耶稣。基督教神学，有正统派福音派自由派东正教改革宗之分野，断无德意志神学法兰西神学西班牙神学之民族血统归属。 敌视西方，仇视欧美，是吾华向来严夷夏之防、夷狄是膺的传统。近代清季以降，西方洋僧人梯山航海自西徂东输入基督教洋货，国人大开眼界。在这件事情上，西洋人主动，如同经商贸易西洋人主动一样。中国人视之为文化侵略、宗教侵略、神学侵略和商业侵略、布疋侵略、火柴侵略，思想渗透、文化逆差（这是善于发明创造的华人的贡献，新造的专业术语，可以获得专利权）。 当然，抵制不住，于是就会有捣鬼的事情发生，如同国人有两个情人节，过两个年，狂欢两次，过两次生日，结两次婚（一次是党委组织的集体结婚，叫群婚，一次就是大摆筵席自家婚。），有特区和不特区之分野。儒佛道耶共处一室，香烟缭绕，瓜果供陈，我所屡见之也。当今佛教寺庙，香烟缭绕，高香入林，扶乩迷信、卜卦算命，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强索奉献。旅游胜地，成为耶稣斥责的自由市场。中华迷信，祖宗祭祀，上坟祭奠，烧小姐，烧二奶，烧火箭，烧卫星，烧美元，金童玉女，丫鬟嫔妃。偶像土佣，乃人殉制度之残余。孔子加耶稣的翻版就是爱我中华的神学，与淡化因信称义的三自同出一辙。自传自养，固步自封，割断与母会的关系，和耶稣当初的训诫完全扞格。西方基督教单一纯粹信仰，根本有别于杂乱多神多鬼混乱迷信的中国原始巫术信仰（强可称作宗教或伪宗教，假神）。 汉化神学，汉化基督教，一个大染缸也。中华基督教，中国特色，今日弊端毕现。五四以后，抵制外来基督教，心劳日拙，节节失利，于是改弦易辙，搞自立运动，自外于人类环球大家庭。其实我们无须另起炉灶搞神学建设。如果没有温家宝倡导的体制改革，神学创造在中国就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毛先生说，我们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爬行。可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吸收人类既有先进成果惨痛教训可也，何必事事处处独立创新标新立异乎！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干打垒人造卫星上没有一个外国螺帽，竟然也用到神学建设上。可是太空轨道，天文知识，卫星原理，钢铁科技，一切知识，皆来自西方。拒人于千里之外，只能是夜郎国里草木灰。 五、最近几年，学人们孜孜不倦地迻译西方基督教神学著作。 但我以为，这不能成为汉语神学的理据。因为，这其实仍旧是西方神学，并非“汉语神学”。我似乎认为，东方目前仍不可能有自己的神学。范明生先生在谈到西方哲学时说，用汉语去传达希腊哲学的概念范畴时，难免要不厌其烦地借用西方辞书，尽可能消除由不完全对应的汉语译文造成的误读。我以为这也是迻译西方神学著作的原理。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属不同性质的文化，有很大差别，各自体现不同文化传统。如在中国古老观念中，没有灵魂（psyche）的观念。古代中国对人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故，同西方基督教相比，汉语常常缺乏对应的词汇。这给汉语“神学”带来困难，必须或最好以欧洲语言表述或阅读基督教。我认为，能直接阅读英文文献，更好。 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民族狂热主义的“汉语”鼓吹者：“走向世界的汉语”、汉语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语言”、“世界上最普及的语言”、“全球汉语热”。也有人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世界上没有地位，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丧失了尊严。”今天移民斐济老挝巴林智利的人就没有尊严吗？难道小语种的人民就没有尊严吗？难道推广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言说者就受奴役了吗？他们该被踩在脚下吗？只要他们享有人权，即使他们国小民寡，也同样享有尊严——我想。有人戏拟一文，说：“汉语给英语上投降书”，制造英汉大战，煸动民粹主义。 中国文明的僵化是举世周知的。法国著名的德日进神父（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1-1995）说：“中国，由于它固有的智能和浩瀚的幅度，便使它缺乏深刻的回春的倾向和动力……它仍像1万年前一样，是世界很少变化的一部分，自古以来，绝少改变，其书法（即文字）便是明显的例子，直到19世纪，它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样子，没有返老还童过。”和我们今天开口闭口“东方的崛起”不同，在历史上，在新石器时代，却出现过西方的崛起——它默默无闻，不声不响。人类的文字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字母文字时期。中国的甲骨文属于古典文字时期。西方拼音字母文字时期是很晚才出现的。汉字属于古典文字的一种，像这样笨重的写法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我们切不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一般而言，晚出的文明是先进的文明——这就是进化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