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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到筑东阳兄的《李世民》时，就想起了《说唐全传》。《说唐全传》是我的最早的启蒙读物之一，印象最深的人物是李世民。在我懵懂之初，我就觉得李世民非常亲切。后来对人性有所知悉时，我得出一个结论：李世民在所有的封建帝王之中，人格最为健全。筑东阳兄如今又给我带回这些已经遗忘的吉光片羽。 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以为自己是最接近神的人，而权力必然使人变质，任意妄为。为了统驭臣民，难免猜忌多疑，没有帝王能够例外。秦皇、汉武顶多是能够年轻时人格健全，年老时无不堕入猜忌多疑，滥杀无辜。李世民也是这样，但是会轻微一点。 在李世民出现之前，《李世民》中的主角是北齐文宣帝暴君高洋和隋炀帝杨广，这二人不仅仅是《李世民》这个小说中的引子，而且我认为筑东阳兄有特别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对暴君的无言批判，而揭示一种期盼圣人王的心理。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任何时候都是念念不忘的期待。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激情支配的人。我认为李世民的人格最健全，是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观念中看到。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征感慨他们有李世民作为君王是三生有幸。我读魏征这一判断有着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人王是极为偶然的，几千年才有一个，在位极为短暂的皇帝（贞观共十四年）。 我非常奇怪的是，整个历史充满着残酷冷静而且血淋淋的事实，都无法打破儒家的迷梦。对于几千年才能出现的圣人王，如果一定要政治权力交给他，那么就是交给命运和偶然。 即使出现了圣人王，圣人王年轻时可能可以有些理性，年纪一大，可就完全陷入激情之中，就像前面说的秦皇、汉武、唐宗。 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并不遥远。高洋和杨广年轻时也都是天纵英武神明，当他们年老时，就深深陷入猜忌和昏聩中。汉武帝和李世民一样的明君，仅仅是晚节较好而已。 封建帝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由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约束的政治身体，一个是受激情支配的自然身体。政治身体也就是皇帝宝座。在儒家看来，帝王这个政治身体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力，权力是依附于责任制之下的。治理天下的责任，是帝王无上权力的前提。如果一个帝王不能履行治理天下的责任，就要离开皇帝宝座，这就是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分离。如果非暴力手段并不能使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分离，孟子甚至认为可以弑君，通过自然身体的毁灭，迫使二者分离。自然身体的死亡不能导致政治身体死亡，政治身体会从已死的自然身体中分离出来，又转移到另外一个自然身体之上，这就是帝位的继承。 恩斯特.看托罗维奇有一本书，叫《国王的两个身体：关于医学与政治神学的研究》。书中国王认为有两种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又有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出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一样也有激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出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的，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它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激情支配，也不怕恐惧死亡。 这种关于帝王两个身体的学说，西方也是一样的。亚历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第一卷里写道，当一个身体由众多部分所组成时，身体便成为统治者，余者成为被统治者。所以当一共同体人想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王国或者一种政治身体时，他们总是必须推举出一个人来统领这个身体。这个人通常是帝王。奥古斯丁在其《论神圣的公民权》第十九卷第二十二章中说，所谓国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由众多人所构成的一个身体，但是没有头，那么这种国民便不能被称之为身体；在自然身体中，被斩首之后的身体只能称作躯干，同样，在政治身体（国家）的观念里，缺乏头（首脑）的共同体不能称为身体。 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继续利用身体的形象来探讨国家首脑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利奥.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序言中甚至认为前现代都是这样的。 儒家的“国家”和“天下”是基于道德的政治共同体。这个道德共同体是以帝王（在他们看来帝王须是德行最高的圣人，就是圣人王）为中心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天下观念则必有“华夷之辩”，因为要区分我们，则必然同时区分出“他们”。 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不外把家、国、天下当作身体的放大，这个身体应该是圣人王的身体，圣人王通过“内圣外王”从自己的身体中体验出一套关于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使用国家暴力强制施加于其他人。 封建社会没有法律约束帝王，帝王高于法律，只有传统、先例和道德构成巨大的约束。我一直认为，传统和惯例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其实是一致的，例如周公和孔夫子都是从历史中寻找道德的根源。 儒家认为，政治身体必须是理性的，免于激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激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可以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们的道德也是极为不确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会多一点，还在襁褓中的帝王只会给予民众屎和尿。 帝王必须拥有神性力量，只要实行专制，他必然要被尊为神圣的化身。这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身体，也会影响自然身体。帝王顶天立地，让身体欲望的约束变得最小，最为自由，他可以享用尽天下美女，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帝王所有属于他个人的东西将都变成政治的，例如他的性欲和饮食（《李世民》第一章《巅峰之上》很多这样的描写）。 帝王与一般人不同，没有隐私，但却有无上特权。帝王体制之下，臣民的财产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和被抢劫，臣民没有人身权利，即使他们的妻子，如果帝王看中，也必须服从他的欲望，甚至人世间最宝贵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随意处死你。 我绝不赞同这样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正义寄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肉身之上，也不能心甘情愿屈从于这种难以忍受的野蛮和恐怖。筑东阳兄的《李世民》有着一种内在的，没有喊出来的追求，那就是自由和共和。筑东阳兄写《李世民》，和我今天来反思帝王的两个身体，都像孟德斯鸠研究罗马兴衰一样，在探索国家长治久安之策??自由和共和。 以帝王的身体为中的“天下”，在过去例如元朝，已经证明不可能建立长久的庞大国家。与古罗马的法律共同体比较，儒家的道德共同体不仅能耐有限，而且短命。 最后我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离不开一个元首，也就是说必须有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并存，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自然身体借助政治身体实施暴政呢？我觉得可以考虑在法律体系中，用宪法的形式，在掌权者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划一条较难逾越 《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