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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陈平原 参加讨论

    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可以有很多角度;从“物质文化”入手,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颇有新意。所谓“文学”的“物质性”,不外乎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最近二十年,做文学史研究,多有从新闻出版切入者。比如,借阅读报刊,得以返回历史现场;借考稽书局,从中辨析文学思潮;还有借报刊书局谈论“公共空间”或“文学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对于古旧书籍的沉潜把玩中,增长见识,提升品味,进而养成学问的兴趣。
    经由阿英、唐弢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新文学也有珍本、善本,这个观念,已经得到学界乃至市场的认同;若初版《域外小说集》等堂而皇之地进入拍卖场,已充分证明这一点。现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逛旧书店或上“孔夫子”旧书网抢购“现代文学珍本”,已经成为一种小小的时尚。年长的,像北京的姜德明,中年的,像上海的陈子善,固然有让人歆羡的“宝贝”;年轻一辈,也多能从自家书柜里,掏出几册像模像样的“旧藏”。至于各图书馆,更是在传统的宋椠元刊外,另辟展室专门收藏晚清及民国年间的“新善本”。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珍本”之作为藏品,并不担忧;我关注的是,这些“珍本”如何有效地服务于教学与研究。为了保护藏品,很多图书馆都采取这么一种策略,同一种书刊,只要有新的,就不借旧的;只要有缩微,就不让看原刊。一般读者无所谓,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新刊、旧刊就是不一样。除了版本学的意义,更有其中隐含的历史气息。让大学生、研究生直接面对甚至亲手摩挲那些储存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旧书刊,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至于专家学者,更是希望通过解读具体的书刊,将“文学”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合而为一。
    办一个专题展览,让诸多同好,得以从容地观赏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我看来,功莫大焉。至于排除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五大书局这么一种展览策略,更是明显带有拾遗补阙的史家眼光。因为,即便前者占有民国年间全部出版物的百分之六十,依旧有很多精致的小书局值得表彰。以文学图书的出版而言,北新书局、未名社、创造社出版部、新月书店、泰东书局、现代书局、光华书局等,都有可圈可点处。本次展览重点推介的良友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此前学界多有谈论,对我来说不算稀奇;倒是像刘以鬯创办于上海的怀正文化社、黄新波等创办于香港的人间书屋,还有老舍与赵家璧合办的晨光出版公司等,其出品让我大长见识。做出版史研究的,大都关注家大业大的商务、中华等;可实际上,小书局因其同人性质,更具理想性,也更有创新精神。假如你想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何以“今夜星空灿烂”,离不开这些遍地开花、转瞬即逝的小书局。
    既坚持文学品味,又不至于赔钱,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可举出吴朗西、巴金合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该社出版的“文学丛刊”(巴金主持),15年间共推出10集160本,其中很多日后成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名著。因职业关系,我更关注那些名家的“非名作”,比如曹禺的《艳阳天》、茅盾的《少女之心》、老舍的《开市大吉》、巴金的《龙虎狗》等。这些书,如果不是出现在如此特定场合,一般不会被提及,更不要说被认真阅读欣赏了。
    声名显赫的良友图书公司,曾以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被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记忆。除了皇皇巨著,该社还有两册奇妙的小书,值得一读。一是胡蝶女士刊行于1936年的《欧游杂记》,一是《人间世》杂志社编的《二十今人志》(1935),这两本小书,从装帧到内容,都很有味道。
    说到对书籍的鉴赏把玩,开本、纸张以及装帧设计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人之刻意经营“书衣”,是晚清以降才开始的。依我的观察,中国书籍装帧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诸多文雅之士,以手工的方式,介入新兴的书籍装帧事业。如鲁迅、孙福熙、叶灵凤、陶元庆、钱君匋、倪贻德、闻一多、司徒乔、丰子恺等,其封面以及整体设计虽各显神通,仍大致呈东西合璧趋势。抗战军兴,图书出版困难,装帧自是尽量从简。此次展览的书籍,因大都刊行于抗战爆发后,“书衣之美”没能很好呈现,实在有点可惜。举个例子,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文季丛书”等,都是一套书一种设计,每册略为调整一下颜色,说是为了追求“整体感”,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就是“偷懒”。如此素面朝天,与二三十年代的绚丽多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比如,同是良友出版物,抗战前后,封面之精粗,也都差别很大。不完全是图书价格方面的考量,关键是,无论作家、画家、读者还是出版社,都不那么“穷讲究”了。
    十五年前,春节前夕,我到香港逛旧书店,在一家叫做“实用书局”的,买了一批周作人、刘西渭、钱锺书等人的书。其中周著为影印,其他的则是原刊。我所拥有的第三版《围城》,刊行于1949年,封面改用英国印象派画家锡尼特的《烦恼》,画的是一男一女正在赌气。此前三年,老舍与赵家璧合办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学丛书”,刊行的好书,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师陀的《结婚》、钱锺书的《围城》等。在《编辑忆旧》(北京:三联书店,1984)中,赵家璧曾提及作为文学编辑的最大喜悦,莫过于从作家手中接过一大叠手稿,将其编印成书,而日后此书竟成为“传世之作”;赵文举的例子,恰好正是上述四书(487页)。如此看来,这些今日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的“珍本”,当初凝聚着多少作家、编辑、读者以及批评家的心血与厚爱。念及此,你我能不仔细端详、好好把玩?
    (本文乃作者2007年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珍本展”开幕典礼上的演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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