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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菱:感时花溅泪——论杜诗桃花意象的感伤色彩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赵海菱 参加讨论

    桃花,当春而发,绽放于艳阳丽日之下,如云似霞,让人感受着一派蓬蓬勃勃的生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①、“何彼秾矣,华若桃李”②,人面桃花,交相辉映,甚是赏心悦目;而且,与诸多“华而不实”的花木相比,桃树繁花落后,便会结出累累硕果,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自古桃树就被赋予种种神话色彩:“东海有山名度索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曰蟠木。”③《汉武帝内传》谓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寿星老儿的手上往往也都托着一个仙桃;东晋高士陶渊明便是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④的田园风光的启迪下,幻想出一个超然物外的桃花源,那里“中无杂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⑤可以说,桃花,简直就是青春、爱情、幸福与欢乐的象征。
    然而,在大诗人杜甫的笔下,美艳的桃花却是更多地浸染着难以名状的悲愤与凄凉。在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里,诗人最为钟情的便是桃花了,据统计,桃、梅、菊、莲、桂、兰在其诗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36、32、30、23、15、7。他之所以如此流连桃花,大概不只是因为在他的住处周围经常见到的缘故。桃花的灿烂繁盛,在众多花卉中可谓首屈一指,而其花期却又十分短暂,飘忽而逝,这无疑令敏感的诗人产生恍若隔世的感觉,正如唐王朝的盛极而衰,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极大的落差一样。诗人有一名句:“感时花溅泪”,花本无情,何以溅泪,皆因诗人历经丧乱,饱尝忧患,以泪眼观花故也。因此,时局板荡的殷忧、时不我与的悲哀、时不我待的焦虑,还有时不再来的感伤,便都深深融注在片片桃花之中。
    一、理想破灭的悲哀
    生于世代“奉儒守官”家庭的杜甫,自幼受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政通人和,国富民强,这种时代氛围又赋予他一种豁达、自信的气度,加之天资超异、博览群书,使他对前途充满美妙的幻想。然而谁料命途多舛,时运不济,先后两次应试进士落第(第二次是由于奸相李林甫的做梗)的失败,迫使他另寻途径,一面向权贵人物投诗,乞求荐举,一面连续三次向皇帝献赋,并上表陈情,恳求怜悯任用。皇帝虽然赏识其才,命待制集贤院,却并未委以官职,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屈辱、困顿之后,直到天宝十四年(775),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管兵甲及锁钥)的小官,这时他已四十三岁,大好年华白白付诸东流。就在这年冬天,安禄山在范阳叛乱,第二年,叛军就攻陷长安,玄宗仓惶逃往四川。诗人在陷贼后脱险,投奔即位不久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他自认为从此便可一展“致君尧舜”的抱负了,所以夙兴夜寐、战战兢兢:“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⑥。然而,不久他就清醒过来,所谓“拾遗”、“补阙”之职只不过是个点缀罢了,他为罢相的房琯说了几句真话,就触怒了肃宗,几被问罪,从此倍受疏远。一腔济世热情在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冷却下来。于是在这种心境的驱使下,他常常到曲江之滨借酒浇愁,纷纷飘谢的桃花最易触动他那感伤的情怀:“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⑦,描写暮春之景,肃疏中夹杂着忧怨、淡远中渗透着无奈;而写于同时的“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⑧的诗句,更为准确地透露出诗人对好景不长的敏感以及自己无力回春的悲哀。不惟此时,终其一生,桃花意象总是印证着他那郁郁不得志的怅惘之情,如“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⑨等等。
    文艺理论家里普斯曾经说:“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⑩。的确,诗用以抒情,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间,总是会选择那些最能贴切表现自己心绪的意象,如写于大历四年(769)即诗人去世前一年春天的《南征》一诗:“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为避军阀混战,衰老多病的诗人不得不重新过起漂泊流浪的生活。他一边为自己多年以来的“避难”生涯深深的自责,同时又遏止不住地为朝廷(亦即国家)的安危担忧。一生落魄潦倒,流淌着血泪的歌哭无人理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篇五律可谓说是诗人悲苦的后半生的真实写照。而开首两句,逝者如斯的惆怅、有家难归的怨愤,便通过“桃花水”“枫树林”一静一动两个意象隐曲地传达给读者,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二、不甘退隐的彷徨
    伴随着仕途上坎坷失利的是诗人生活上难以想象的穷困悲惨。自从玄宗天宝五年(746)来到长安之后的十年里,他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11)的生活,只能依赖别人的接济为生:“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12)。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那时,诗人从华州弃官携家流寓秦州、同谷一带,史载:“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13)有时全家只能靠从山中寻觅橡实、土芋充饥。此时,安定、温饱的生活是他所梦寐以求的,所以,听说东柯谷物产丰美,诗人喜出望外:“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14)末句那急切的语气表明,“桃花”对他具有多么强烈的诱惑力。有人以为,此处“桃花”乃是实写,理由是:自古“桃花源”可以简称“桃源”,而从未省称为“桃花”(15)。其实,桃花与桃花源密切相关,桃花既属实景,但又怎能不令饱经忧患的诗人产生幸福欢乐的桃花源的联想呢?这个时期,仕途的挫折、生活的窘迫,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折磨,使杜甫非常痛苦,急欲寻找避难之所。从他留传下来的篇章(如《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别赞上人》等等)可以发现,此时他与之交往颇深的不是僧人就是隐士,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他很有影响。然而,杜甫毕竟是杜甫,即使在他“无食向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的迁徙途中,途经凤凰台,虽然他明知同谷境内的此凤凰台决非陕南周文王发迹之地,但却借题发挥,以披露他愿剖心沥血去哺育作为王者之瑞的凤凰的深衷,期盼着中兴之世的到来。诗人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明知自己与当时的黑暗现实格格不入,却一直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国家的安宁、人民的利益呐喊、奔走(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而一旦他真正走进自己的“桃花源”,伴随而来的便是那深深的怅惘、愧疚之情。在成都的浣花溪旁,他定居下来:“种竹交如翠,栽桃烂熳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16),照理,这儿美丽的风花雪月应该让诗人的沧桑之心得到最惬意的慰藉了,但接下来他却慨叹道:“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头白齿豁的暮年,才获得在严武幕下一检校工部外郎的微职,自嘲中渗透了多少辛酸!同样的,他一边欣赏着“农务村村急,春流暗暗深……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17)的田园生活,一边却不由得为国家的灾难忧心忡忡:“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可见,成都草堂这段稳定、充裕的生活并未曾解脱他心灵的痛苦,反而让他有时间静下心来深思国家的衰落与人民的不幸,感时伤世、低徊怅惘。在诗人曲折的一生中,他总是由自身的悲苦而想到天下千千万万人的灾难,也总是由一己的安乐而哀叹天下千千万万人正在流离失所。后来,崔宁、徐知道、杨子琳等军阀连年混战,蜀中大乱,而此时的杜甫的好友严武、高适等也相继去世,他无所依归,又开始了漂泊生涯。象当年卜居东柯谷、择栖浣花溪时的心情一样,他又一次盼望找到一个幽美、安宁的去处:“云嶂宽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红客若至,定似昔人迷”(18);然而,立刻他就发现,无论多么与世隔绝的环境都无法锁住他的忧思:“百舌欲无语,繁花能几时……战乱何由定,哀伤不在兹”(19),惊喜于桃红如火,必然要感伤其凋零委尘,处身于“桃花源”的宁静温馨,必定会担心着普天下无数百姓的苦难,这其实早已成为历尽丧乱的诗人的思维定势。
    三、羁旅天涯的乡思
    杜甫“漂泊西南天地间”之际,正是国家灾乱频仍的时期,安史之乱好不容易平定,跟踪而来的便有吐蕃不断侵扰陇东地区,甚至一度攻占长安,四川也连续爆发地方军阀的叛乱,诗人只能靠严武、高适、柏茂琳等达官友人的接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正违拗了他那不屈己、不干人的高傲本性,所以,他曾再三抒写这种抑郁的愁绪:“白头趋幕府,深觉愧平生”(20),“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21)、“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22)何况此时的诗人已届迟幕之年,百病缠身——肺病、风痹、消渴、耳聋、眼暗等等,在这种心力交瘁的情形下,那灿烂绚丽的桃花总是在无意中触动他怀旧思乡、流年似水之情。“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23),这清新的意境带给诗人的是那剪不断的乡愁:“春来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瞥见“红入桃花嫩,青归柳条新”(24)乃知春去春又回,岁岁人不同,于是,那哀怨的故乡情结再一次绕上心头:“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正如刘勰所言:“物色之动,情亦摇焉”(25),好景不长,生命苦短,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原,那里有多少知交、多少亲人,也许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一面了,这多么让人悲慨!
    按一般创作规律来说,诗人内在的心理状态总是期望与外部环境同形同构,以便直接地抒发积郁的情感,然而杜甫却善于借丽景以写哀情,从而在字里行间形成一种富于张力的冲激,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与独特的感受。其实,他并非有意为之,诗人曾自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26),怎奈在彼时彼地,以其泪眼观之,天地万物,何处不悲!正因如此,美丽可爱的桃花有时意会令他恼怒憎恶:“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27)具有明显的“执情强物”的迹象。说杜甫是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因为他终生“唯歌生民病”,一贯把社会生活鲜明生动地展现于诗篇中。然而就创作方法而言,其前后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的,如果把他前期的诗作归结为“外师造化”的话,那么,后期则多半是“内得心源”。因此,阳春三月的美好时光,在他的诗中常常沉淀出苦涩与悲哀。如他倘徉于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绝句漫兴九首》,开篇便叹道:“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正是主人公愁闷不堪的时候,“春色”却突然而至,匆匆打发繁花开放,催促黄莺叫个不停,一派热烈喧闹的景象,似乎故意要触怒诗人。《杜臆》说:“人当适意时,春光亦若有情;人当失意时,春色亦成无赖。”第四首所言“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算是道出了恼春的缘由;在第五首中,诗人越发牢骚满腹:“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仿佛不是造化令杨柳飘絮、叫桃花零落,而是她们的凋谢赶跑了季节、催白了人头。的确,苍松翠柏经冬不凋,季节反差不大,因而也就不似桃花如此令人顿生流年暗换之感。以往论者多把诗的后二句说成是诗人对诌媚无行之徒的嘲讽,其实,细味全诗,便知此种议论失之穿凿。而诗人之所以如此嗟老叹衰,皆由思乡怀旧所致,如大历二年满怀深情写下的《江雨有怀郑典设》:“春雨暗暗塞峡中,早晚来自楚王宫。乱波纷披已打岸,弱云狼藉不禁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谷口子真正忆汝,岸高瀼滑限西东。”郑典设,即郑虔,乃当年杜甫困居长安十载时的知己,一位诗书画皆绝且通晓地理与用兵之道的奇才(28),也与杜甫一样,终生与坎坷贫寒相伴。从该诗的字里行间,我们都会感染到诗人那缠绵悱恻的思念之情,而把星星点点娇艳的桃花置于凄风苦雨的背景中,更给人一种韶光易逝、前途难测的无常之感。
    其实,诗人思乡,并非只出自叶落归根的天性,也不只为牵挂亲友故知,他日夜悬心的乃是千百万中原百姓的安危与忧乐:“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更索钱。”(29)此诗写于大历二年春天,杜甫已移居夔州,据考证,他此时的生活是相当富足的:有公田百顷,柑林四十亩,还有数名奴仆,如獠奴阿段、隶人伯夷、辛秀、信行,女奴阿稽等。对于贫穷潦倒了一辈子的诗人来说,实在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桑榆晚景了,然而,他既没有追随陶渊明“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30);也不似晚年的王维用“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31)的处世哲学打发烦忧,他依然执着于儒家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胞物与的主张;而且,中原地区乃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历代政治文化的中心,如今夷狄横行、豺狼当道,怎不令他义愤填膺!回首历史长河里,流芳百世的英雄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应运而兴,挟风雷之势,创下了辉煌业绩;另一类则是终生怀才不遇,却仍然丹心碧血,为自己的理想呐喊奔走,“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为后世子孙谱写了一曲壮美的精神浩歌,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难能可贵,杜甫正是如此。
    总之,仕途的挫折、生活的困苦、漂零异乡的凄凉都为他的桃花意象涂上一抹浓郁的感伤情调,然而,个中却并无悲观厌世之意,洋溢其间的乃是一腔拳拳报国之情。这正是诗人崇高人格的体现,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注释:
    ①《诗·召南·桃夭》
    ②《诗·召南·何彼秾矣》
    ③《海内十洲记》
    ④陶渊明《归园田居》
    ⑤陶渊明《桃花源记》
    ⑥杜甫《春宿左省》
    ⑦杜甫《曲江对酒》
    ⑧杜甫《曲江二首》
    ⑨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⑩《现代西方文论》,P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11)杜甫《投简成华两县诸子》
    (12)杜甫《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
    (13)《旧唐书·杜甫传》
    (14)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
    (15)说见《杜诗笺记》,P105-106,巴蜀书社1989年版
    (16)杜甫《春日江村五首》
    (17) 杜甫《春日江村五首》
    (18)杜甫《卜居》
    (19)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
    (20)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
    (21)杜甫《宿府》
    (22)杜甫《百忧集行》
    (23)杜甫《十二月一日三首》
    (24)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25)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26)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27)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28)见《新唐书·郑虔传》
    (29)杜甫《昼梦》
    (30)陶渊明《桃花源记》
    (31)王维《酬张少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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