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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罗宗强 参加讨论

    1567—1582这十六年,发生了明朝走向衰败过程中一次相当成功的改革(注: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已提出此议题,见该书第177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都知道嘉靖朝初年,朝政有过若干起色,但那次改革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随着嘉靖皇帝的怠政、权臣的弄权,嘉靖后期朝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嘉靖是一位刚愎自用、生性残暴(注:嘉靖一朝谏臣屡遭酷刑,触目惊心,即是例子。参见《明世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而又沉迷于服药求长生,以致长期卧病的皇帝。嘉靖中期以后,严嵩当政,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场上下腐败成风。国库无可用之钱粮、边境无可用之兵(注:隆庆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马森奏:“太仓存银一百三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俸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京师现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五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军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石,遇闰月又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数抵算,仅足二年有余……似此可谓匮乏之极矣。”(《明穆宗实录》卷十五,第414—415页))。嘉靖皇帝留下的是一个飘摇的政局。应该说,嘉靖一朝,已经决定了这个王朝的必然的没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先后出现了几位有志于振兴朝政的大臣,他们起来整顿这个飘摇的政局。他们的性格、思想以至政治理念虽然各不相同,他们之间亦矛盾、争斗,但是在求实、希望有所作为这一点上,却有相似之处。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驾崩,十五日颁下《嘉靖遗诏》。这个遗诏,是首辅徐阶和他的学生张居正商议起草的,反映着他们对于新皇帝登极将要进行的改革的见解。遗诏以嘉靖皇帝悔过的口气废除嘉靖一朝的部分弊政:停止建斋醮等一切活动,停止一切织造、采买事项,平反冤狱。这三项,涉及其时朝政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嘉、隆交替之际,徐阶的作用在于缓和已经激化了的朝廷内外的矛盾,也为后来的改革做好了准备。以后便是高拱在隆庆中期的改革和张居正在万历初期的改革。他们对朝政的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使各级政权有效的运转起来,恢复经济,加强边防。特别是张居正,他善于用人,以极严厉的手段考查官吏的工作,使原来已经疲软涣散的各级机构和官员能够恪尽其职,为他的改革目标服务(注:万历元年实行“考成法”,有了很好的成效。万历六年正月,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等言:“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一,第1534页)《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说“考成法”行,“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还说:“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45页))。他在经济上的主要改革是清丈田亩、实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减少开支、增加税收。不到十年,国库充盈(注: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九:“万历四年,以京通仓米业足支七八年,准改折次年漕粮十分之三,得银九十万有奇,扣留运军行粮料价等银复十余万。盛哉!视迩来何啻盈虚消息之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 页)又《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说:“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45页))。他加强边防,平盗贼,御外寇,得到一个数十年未有之安定环境。从徐阶、高拱到张居正,他们虽有许多弱点,但都是有意革新朝政的实行家。特别是高拱和张居正的改革,给行将衰败的明王朝,带来了最后的一片亮色。他们是实行家,不是空谈者。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从施政的得失着眼。本文试图探讨的,就是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主要人物,作为施政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学观念。
      一
    隆庆四年七月二日,高拱上疏请禁繁词。疏称:
    臣惟尚实之世不多言,守法之臣无曲说。况君上日有万机,岂宜烦渎;而人臣进言当谨,安可虚浮?查得先朝奏章具各简实,不敢繁词。近自三二十年来,率务为支叶,铺缀连牍,日新月盛,有增无减。曾不思蔓延长语,徒劳圣览。且言多意晦,绪理难寻,翻可窜匿事端,支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理不当如此。伏望敕下该部,严加禁约通行,内外大小衙门,凡有章奏,务要直陈其事,意尽而止,不得仍前铺缀。违者,听该部科官参奏治罪,庶存恭肃之体,且还简实之风。其于治理,所裨不细。
    这个奏疏很快就得到隆庆皇帝的御批:
    卿说的是。近来章奏委多繁词,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礼。着便通行严禁,有违的,部院该科参来处治。(注: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三《请禁章奏繁词以肃朝廷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万历刻本)。此事未能彻底推行。隆庆六年十二月,候选训导侯贵上疏言六事,谓:“近来时文,浸失旧制,险怪钩棘,破析文义,冗长厌观。虽时加禁革,难以猝改。”(见《明神宗实录》卷八,第290页)嘉靖朝亦多次整顿文风。 如嘉靖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谓:“近年以来,文章日趋卑陋,往往剽剟摹拟《国》、《左》等书,以相矜眩,不过以艰深之词,饰浅近之见;用奇僻之字,盖庸拙之词。而纯正博雅之体,温柔昌大之气,荡然无存……乃昨岁天下进呈录文,类皆猥鄙不经,气格卑弱,背戾经旨,决裂程式。其刻意以为高者,则浮诞谲诡而不协于中;骋词以为辩者,则支离磔裂而不根于理。文体大坏,比昔尤甚。今年望敕考官,务取醇正典雅、温柔敦厚之文,一切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之习,痛加黜落,庶几士知所向,文体可变。”嘉靖皇帝批曰:“文运有关国运,所系不细。近来士子经义诡异艰深,大坏文体,诚为害治。其出榜晓谕:今年会试文卷,必淳正典雅;明白通畅者,亦得中式。若有仍前钩棘奇僻,通加黜落,甚则令主考官奏闻处治。”(《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第3176—3178页)
    不久,刑部侍郎游居敬上疏请以宋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而疏数百言,且事文饰,第一个犯禁,被夺俸三个月(注:《明穆宗实录》卷四十七,第1192页。)。
    高拱是一位用心于吏治的改革者。他是从吏治的角度来看待文的。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有《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分析了当时“内则吏治之不修,外则夷狄之不靖”的原因。他以为,那不是由于兵不强与财不充,而是由于积习之败坏。他提出积习之败坏有八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浮言之习其流,也就是说,浮华的言词成了一种风气。他说:“辞有要则政有恒,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方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私而听者不胜其眩。”(注:《高文襄公集》卷二十二。)浮华的言辞不惟空言误事,而且往往隐匿、混淆是非。我们看隆庆四年高拱为首辅之后与下属论吏事的书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处处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去处理政事,一切以是否有益于施政为转移,没有一点虚文缛礼。他劝他的僚属“共倡务实之风,以正人心、挽颓俗”(注:《高文襄公集》卷七《答杨大参》。);他谈的是“文”,是以依附于吏治为前提的。他并不重视诗文的艺术特质。他说:“若后世所谓诗者,只是吟美声韵,而无关于性情;所谓礼者,只是虚饰仪文,而不本于恭敬;所谓乐者,只是嬉戏淫俗,而反乖于中和,则非所当务也。有志于学者,必当求诗、礼、乐之本然者而后可。”(注:高拱著、流水点校《高拱论著四种•日进直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8页。)他主张用人取其大。所谓大,就是既有德而又有才干,能够慷慨任事,而不是徒有艺文。他说:“科目以文艺取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注:《高拱论著四种•本语》,第59页。)他这一类论述不少,如:
    后世韦布之士,徒事章句,无复格致、诚正、修身之功,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具。
    成祖始制内阁,以翰林官七人处之,备问代言,商榷政务,极其宠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其后遂理机务庶政。比其久也,则遂隆以师保之官,称辅臣焉,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无他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注:《高拱论著四种•本语》,第25、47页。)
    高拱在隆庆改革中有着不可忽视之贡献。他是一位有才干、有大气魄的革新者,他的求实思想,在隆、万之际有着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张扬、专权,傲视群僚而又缺乏心计,终于未能把自己设计的改革进行下去,黄景昉说:“高新郑踉跄去国,诚非其罪……好胜过敌,物极必反,亦其报也。”(注: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关于对高拱的评价,《明史》卷二百十三《高拱传》谓:“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又说:“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谓:“拱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议论蜂起,而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之反对繁辞,完全是从施政着眼的。从高拱,我们可以思考政治家看待文艺的视角特点。从政治看与从文艺看,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事。
    张居正也是一位重吏治的改革家。他对待事物的态度,亦以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为转移。他初入内阁时,有人批评他,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他回答说,这是太赞誉我了,“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注: 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三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说他为国家的富强,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对于他对待文化、对待文的态度,均应从此一基本点来理解。万历七年正月,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此事由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所引起。施观民聚敛民财,私设书院,于是被革职闲住。其所创设之书院与各省书院之私建者,改为公廨衙门,田产收归里甲;同时禁止聚众讲学(注:参见《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三,第1752页;谈迁《国榷》万历七年,续修四库藏书影清抄本。)。也是在这一年,他借故杀了阳明学派的学者何心隐。心隐原名梁汝元,他聚徒讲学,在讲学过程中议论朝政,声言张居正专制朝纲,他将要入京昌言驱逐之。于是被逮入狱,其友人罗巽亦未免于难,万历八年亦冤死狱中(注:《明神宗实录》卷九十五,万历八年正月:“先是,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讥议朝政。吉水人罗巽与之游。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必将入都昌言逐之。首辅微闻其语,露意有司,令简押之。有司承风旨,毙之狱。已而湖广贵州界获妖人曾光等,造为妖语,煽惑土司。事发,插入汝元、罗巽姓名于内,且号汝元为玉知子,罗巽纯一真人……汝元已先死,罗巽亦继毙。狱竟不成。 ”(第1915、1916页)七年七月杀何心隐,八年元月罗巽死狱中,而终为一冤案。)。张居正之毁书院、禁讲学,为后世所普遍非议。今人甚至拟之为文化专制。其实此事有甚为复杂之原因。自思想倾向而言,他虽然对罗洪先有好感,也极赞赏王门弟子王宗沐,但他对于王学的基本态度,则是反感的。他赞赏王宗沐,是赞赏他吏治的才干。宗沐主管漕运,成就斐然。居正在谈到此一点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给王宗沐的信中说:“四百万军储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自仆有知以来,实未见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语及今岁漕事,天颜喜悦,殿上侍臣,咸呼万岁。”(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二十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运》。)王宗沐的工作是让南粮顺利北运,这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有甚大之关系。
    在另一给王宗沐的信中,他说:“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日裕矣。今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二十六《答河漕王敬所》。)他是从朝政得失的角度欣赏王宗沐的。他甚至写信与宗沐讨论改革大计。但是,从思想倾向上说,他与王学实存歧异。加之有的讲学者公然反对他的改革,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他之毁书院、禁讲学,主要原因在此。
    他毁书院、禁讲学,是从他的改革能否不受干扰着眼。他对待诗文,也无不着眼于朝政。万历皇帝登极时年仅十岁,张居正为其安排了严格的学习制度,教材《帝鉴图说》与《四书集注直解》就是他亲自编写的。从《四书集注直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借论诗以说朝政。《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熹《集注》只是说“感发意志,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其余绪又足以之多识。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九,《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而居正解此,除明字义之外,又着重地讲了为政的问题:
    盖诗之为教,不但学者所当诵习也。《关雎》、《麟趾》,为风化之原;《凫鹥》、《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内;《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备于斯矣。为人主者,可以不究心焉?(注: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卷十二,清八旗经正书院刻本。)
    朱熹是从学诗者应该注意什么的角度,来理解孔子这段议论的。而张居正,则把他解释成治国的手段。《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注此,谓:“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他只是从道德修养上说的,张居正解此,则曰:
    若专尚质实,胜过乎文,则诚朴有余而华采不足,就似那村野的人一般,一味是粗鄙简略而已,岂君子之所贵乎!若专尚文采,胜过乎质,则外虽可观而中无实意,就是那掌管文书的一般,不过是虚浮粉饰而已,亦岂君子之所贵乎!惟是内有忠信诚恪之心,外有威仪文词之饰,彬彬然文质相兼,本末相称而无一毫太过不及之偏,这才是成德之君子……盖周末文胜,古道尽亡,孔子欲矫其偏而归之正,故其言如此。但当时之君,安于弊政而不能变更,公卿大夫流于习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衰也。有挽回世道之责者,其念之哉!(注: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卷六。)
    孔子此处原来是就广义的文、主要是礼文而言的,张居正在礼文之外,加上了文词,而且又联系到治道上来,不忘告诉年幼的万历皇帝负有治国之责,要他一定注意这一点。万历皇帝喜欢书法,经常练习,还喜欢书写送给几位顾命大臣。张居正就劝他,说书法是小技,帝王的职责是治国,不要沉迷于书法中。
    徐阶与高拱、张居正不同,高、张从施政的角度看待文,而徐阶则从道德修持的角度论文,当然,他讲道德修持,终极目的仍归之于为政。他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聂豹的学生。他为首辅时,推动着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嘉靖四十四年的灵济宫大会,官员、生徒云集至千人,欧阳德、聂豹、程文德、罗汝芳这些王学的著名人物都曾赴讲,听讲者中有许多重要官员(注: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8页;王时槐《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嘉靖四十四年条, 转引自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第266页,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外官自方伯以下,内官自亚相李春芳以下,分列左右,以首辅而主持阳明学之讲学活动,在明代这是首次。可见,徐阶是把道德修持看作他主持朝政的重要部分的。我们如果联系阳明学提出的初衷原在于正人心以治平天下,则对于徐阶的这一行为也就可以理解。徐阶论文,重在道德。他为陆深的文集作序,说:
    夫文之用广矣大矣。其体诸身为德之纯,其措诸事为道之显,其书诸简册为训之昭。古昔圣人以此经纬天地,纲纪人伦,化成海内,贻则万世。故夫播而为训诰,萃而为典谟,删述而为经,笔削而为史,虽出于圣人之手,犹文之一端也。而后世不察,独以文字当之。于是道德、勋业、文章判为三途。至其甚也,又举所谓文字者归之于浮靡诡诞之作,而其为文,因亦流于俳优之末技,家人之俚语,则何所系于人文世道以庶几古之作者之万一哉!(注:徐阶《世经堂集》卷十三《陆文裕公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明万历徐氏刻本。)
    这里他特别提出来道德、勋业、文章三者应该一致,而且为文应该系于世道人心的问题。在《金精吟社集序》中,他又提到先道德而后诗文的问题:
    国家乡举里选之法废而专以文辞为登用之途。士之生者不患其无文,患其无行。诗又文之一也,其学传与不传无足深论,诸君子犹不忍坐观其然。至道学不明,里无善俗,寡廉鲜耻,以利为义,近世大儒力救之而未能者,其亦尝思以倡之乎?倡之如何?修身以及人,笃近以举远,善者与之又从而进之,恶者惩之又从而教之,积之以岁时,感之以诚意,则人心之天复而俗可敦。俗敦而其用普矣。区区文词之学,徐而议焉可也。(注:《世经堂集》卷十一。)
    他是讲性命之学的。通常的说法是文本于性情,他却说是本于性命与学术。他在为朱廷立的《两崖集》作序时,赞扬朱廷立的文章说:“公为文,根本生命,发抒学术,上取正于六经,下取材于诸子。”(注:《世经堂集》卷十三《两崖集序》。)他主张心之常虚常灵,没有私欲之扰,着眼于心之修持,因此而轻视文。在给欧阳德的信中,他说:
    阶少役志于富贵,三年而知其无益,始刻志于文词,冀可不朽。今又四年,始觉文词之与富贵,均为外物。(注:《世经堂集》卷二十二《复欧南野太史》。)
    其实他讲修持,也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并非真的实行。他是一位极有心计的人,看他不动声色,最后完全置严嵩于死地,就可以了解他机心之深。他的子弟横行乡里,霸占、兼并田地二十四万亩(注:关于徐阶兼并田地的数量,史有不同记载,多至二十四万亩,少至四万亩。四万亩之说,据徐阶自己的说法。)。隆庆三年海瑞为应天巡抚时,整治侵夺民田的地方缙绅,首指徐氏。但结果徐阶还是只交出很少的一部分田产。我们看阳明的门人,理论与行为之间的背离,非只徐阶一人如此。此一点,似未引起学界之必要重视。学界以极大之精力,阐释王学之理论范畴与理论体系,而不问此一以思想践履为终极目的之理论,究在何种程度上付诸实践,从而论其实践性品格又从而论其价值之所在。
    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先后四位首辅之间,论文最多的是申时行。申时行在性格和处事上与徐、高、张都不同。他和缓沉稳,不事张扬也不为过激之行。在《答顾冲庵巡抚》中他说:“鄙性柔懦,好下人而深畏事。”他是张居正提拔起来的人,辅助张居正进行改革。他对张居正改革的急迫与苛繁其实有不同看法,但他不说。直到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他才流露出来。张居正的改革被彻底否定之后,申时行作为参与改革者之一,一反张居正之政策,变严苛而为和缓(注:这从他的《赐闲堂集》大量的书信中可以得到说明,例如《答陆阜南巡抚》:“海内连年灾沴,一困于征敛之急迫,再苦于法令之烦苛。今解网改弦,务从宽简。至于吏治,尤宜奖廉训俭,优礼悃愊,以渐变其颓风。此鄙劣之有志而重望于吾丈也。”《答朱镇山尚书》:“向来吏争于操切,民苦于苛烦,士习靡然,人心涣甚。计莫如缓征厚恤以安黎庶,屏奸进贤以清朝廷,一切以宽大简静,与天下休息,庶可以补偏救弊,臻于治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万历刻本))。在群攻(特别是年青官吏)张居正之时,因他与张居正的关系,他也备受责难,如置火上。他说:“仆盖处安危疑信之间,以诚意不孚,智术不足,无以服反侧之心,而制倾邪之命。故险夫横议,出而相轧,人情杌陧,国是混淆,几有不测之患。”“赖天心默佑,圣志不摇,危而复安,疑而复信。此殆天意,非人谋所及也。其中曲折,仓卒难言。”(注: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十五《答冯文所学宪》。)在大反复,朝政一片混乱之中,他说是有赖于万历皇帝对他的信任,才逃过劫难。其实,也有赖于他的沉隐,当然与他顺着反张的势力而一反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不无关系。《明史》卷二百十八《申时行传》说他“外畏清议,内顾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明史》撰者对于申时行的这一评价似嫌苛刻。在张居正改革失败,朝政是非不分,加之他所处地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他能够维持一个较为平隐的政局,当了近九年的首辅,实亦不易。这和他的机敏与沉稳和缓的性格不无关系。他论文与他的性格有关,虽与徐、高、张一样重政、重道,但较为圆融。作于万历八年的《会试录序》和《会试录后序》,有过有关的论述:
    当成、弘之际,文教醴蔚,士皆重博雅,奖恬退,耻不修,不耻不闻,耻不能,不耻不达。时则彬彬,质有其文而不诡于正。又百年而天下之文日盛而入于侈,士乃委蛇其道,繁缛其节,竞斧藻而工鞶帨。其甚也,浮游夸诞,称引夔魑象网、叛道离经之说而号为奇士。至于好奇而习愈坏,殆孟氏所谓诐行淫词生于心而害于政事者,其为世道病,非浅鲜也。
    二百余年,士之秉道循法称学术事功者,炳焉可述,即成周何以异。然臣尝过计,以为文敝于太盛,法玩于久安。敝则缘饰愈巧而实不修;玩则检柙常疏而节不立。此士之所大患也。比见占毕之士,多骛诡奇;谈说之家,常持空幻,非徒绣其鞶帨,又设淫词而助之。当官莅众,则微文避课,先名誉而后职业,即重禁之,其势不止,何也?则习尚已成而溺焉者众也。(注:《赐闲堂集》卷九。)
    这是从取士的角度论文与为政之关系。在这两篇序里,他主张取士不贵其言而贵其用。在为陈鎏的《己宽堂集》作序时,他也提到繁辞之弊:
    而顷者文敝滋甚。纤秾绮靡、浮淫险怪之词横骛捷出,至剽剥异端,决裂经训,散淳朴而漓本真,于人心世道有遗虑焉。(注:《赐闲堂集》卷十《陈雨泉先生已宽堂集序》。)
    当他从为政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他并没有注意诗文的艺术层面。但他其实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诗也写得好。当他不从为政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他是很注意诗文的艺术特色的,无论从创作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如此。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谈。
    万历十一年曾为次辅的许国,也提到文应该与德功并传,“士之所托不朽者,独文辞哉?要以穷理而致用也”(注:许国《许文穆公集》卷二《文章正宗序》,明万历刻本。)。曾为吏部尚书的张瀚,则把词人墨士之文与有道者之文区分开来。他为吴廷举的诗文集作序,称其诗文非饰章绘句争骛淫丽以炫观听,而于忧国忧民砥砺廉隅敦笃信义三致意。他进一步论诗文之要,谓:
    夫文以气为主,气得其养,至大至刚,敛之不逾一身,放之塞乎天地;以之策勋,泛应不匮;以之修辞,亹亹无穷。凡其感于物而形于言者,要皆厚人伦,美教化,达于事变,关乎政治,协匡正之义,得风人之旨。其气全,其道备也……若曰:诗缘情而绮靡,奏平彻以闲雅,词贵体要,论主精微。公作或不尽然。斯词人墨士之科条,不可例于有道之绪余也。(注:张瀚《奚囊蠹余》卷二十《刻吴清惠公诗文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隆庆六年刻本。)
    隆庆、万历初这几位负有治国重任者的诗文观,着眼点都在治道上。他们看待文的价值,以是否有益于治道为转移。以往当我读到隋代的李谔《上书正文体》提出文表华艳应该治罪时,以其反文学之倾向而十分反感。如今审视隆庆、万历初期的这几位左右政局的重要人物对于文的看法,忽然若有所悟。处于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社会群落,由于不同的利益驱使,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必然会有不同的着眼点。
      二
    从吏治的需要而反对繁辞,确实于吏治有益。试想臣工之奏章雕章琢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试想一位负有责任的官员整日里雕章绘句,那是什么情景?有明一代,多次下诏反繁辞,就因为繁辞不便省览,浪费时间。为严禁繁辞,万历五年张居正考核各级官员,还特别下了一条规定给吏部各衙门:考语以四句为限,无得浮词虚美,以伤政体(注:《明神宗实录》卷六十八,第1487页。)。办事人的想法与文士的想法是不同的。办事人想的是效率,他们在处理政务时考虑的是把事情办好,而不是审美的享受。一篇奏章写得华词丽藻、声韵排比,不惟读者费时,且轻则模糊真相,造成模棱两可之效果;重则隐慝藏奸,败坏吏治。取士的标准重德行与实干而轻文才,也是考虑吏治的需要。办事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办事能力,至于欣赏华辞丽藻,那是吏事之外的事情。张居正是一位很能知人用人的首辅。他在一封给舒念庭的信中,谈到使用王世贞的问题:
    重承华翰,深荷雅情,铭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差旋敢谩附此,诸惟鉴存。(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三十五《附答楚按舒念庭》。)
    张居正和王世贞为同科进士,关于二人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有诸多猜测,然似都未有充足之证据。从这封信,我们却知道张居正对于如何发挥王世贞的特长是用心的。万历元年二月,世贞除湖广按察使,八月,主湖广乡试。居正给舒念庭的信指此。这正是发挥世贞文才之所长。居正还写信给世贞,说“今岁程式,必将为海内冠矣”,加以鼓励。两信同时,说明张居正深知王世贞之所长不在吏治,而在文词。为发挥其所长,考虑既周详,安排又细致。他还苦心为世贞设计并安排了一条从按察使内转为京官的途径。世贞八月主持湖广乡试,九月就改广西右布政使。为什么有这一改任,居正在给王世贞的信中有说明:“汪伯玉言公雅不乐行;且循资量移,晋右辖,旦夕便可为内转之阶。”大概是汪道昆传过消息给居正,说世贞不乐于赴广西任,故居正有如此之说明。万历二年二月,世贞内转为太仆寺卿。九月,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这其间,世贞尝为居正之父母撰写过寿辞,居正去信说:
    前老父诞辰,已承伟制。兹老母七秩,复拜雄篇。天孙之锦,后先相映;昭华之宝,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诚不能喻之于言也。(注:上引均见《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
    从现在保存在《张太岳文集》中张居正给王世贞的十五封信,可看出他对于王世贞是很关心的。他后来还为世贞安排了大理卿、京兆尹等职。这就说明,他对于当时文坛的这位重要人物,相当的欣赏,而且是欣赏其文才,其词采。在私下的场合,他并不反对文采。他自己的文字极流畅美丽。《游衡岳记•后记》:
    余前来,道大江,溯汉口,而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衄;东望夏口,美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涬,一瞬皆空,则有细宇宙、齐物我、吞吐万象、并罗八极之心。及登衡岳,览洞壑之幽邃与林泉之隈隩,虑澹物轻,心怡神旷,又若栖真委蛇历遐蹈景之事不难为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变而屡迁耶!(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九。)
    他的许多书信,都写得流利省净,特别是那几封为报顾璘的知遇之恩而托人照顾顾之儿子的信,更是写得真挚深情,感人至深。与他作为无情的政治家的形象迥异。这就说明,从施政的角度论文,与他私生活中对于文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不同,是缘于考虑问题的不同视角所致。
    申时行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论诗主真性情,重含蕴深厚。他写有656首诗。这些诗都收在《赐闲堂集》里。在四位首辅中,他不惟诗写得最多,而且也写得最好。他实在是一位甚具诗才的人。在他的诗里,完全没有道德说教的意味,而是人生的感慨。他的不少诗里,都有庄子思想的痕迹。《杜机园为龚侍御惟长赋》:
    君宾风节何矫矫,青骢蹀躞长安道。指佞曾飞柱后霜,避人欲毁囊中草。自从鼓枻向江皋,百尺纶竿手自操。已选一丘寻薜荔,仍营五亩刈蓬蒿。蓬蒿旧径柴桑里,日展《南华》诵《秋水》,枯槁宁同南郭綦,玄虚且学壶丘子。穷探妙理入希微,静坐冥心息是非。逍遥自悟寥天一,止观还称杜德机。世间机事何不有,为云为雨翻覆手。炊粱一遇邯郸翁,抱瓮全输汉阴叟。君不见昔时揽辔埋车轮,今日联翩作逐臣……(注:《赐闲堂集》卷二。)
    诗为龚仲庆在公安所修建的杜机园而作。张居正被清算之后,原先被居正治罪的官员纷纷被诏回朝。他们回朝之后,对于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进行激烈的攻击,也常常借故攻击曾为张居正所选用的官员。龚仲庆时为御史,对他们的这些行为表示不满。他在那样反复的政局之中,弹劾过攻击张居正最激烈的李植等人。所以申时行在诗中说他曾“指佞”,说他“避人”。他后来被放归乡,世事的反复使他从谏臣的冒死争是非转向了庄子式的冥一是非,走向逍遥以处世之人生。命园名为杜机,暗示着入世之一念已然消失之意。虽未能达到与道冥一之境界,但也朝着与道冥一的境界去努力(注:参见《庄子•应帝王》。庄子通过季咸见壶子的故事,描述出杜德机、善气机、衡气机与未始出吾宗的不同境界。杜德机,指杜塞生机,心无所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而此一人生态度之转变,实由于世事之反复无常所引起。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申时行的强烈共鸣,所以他在诗中对于政局的反复发出了无限的感慨。这诗里反映了张居正之后申时行虽身为首辅,但是他所承受的压力却是十分巨大的。他同情龚仲庆人生态度的转变,他也由于处境的艰难而对庄子思想有一种亲近感。这在他的不少诗中都有表现。这大概是对于压力的一种消解。在巨大的压力下,有时他甚至连自己还能不能守住节操都产生了怀疑。这种情绪在诗中每有流露。《咏雪中折竹》:
    乍听风敲玉,俄惊雪压枝。亦知刚易折,无乃重难持。划似鲛冰断,纷如凤羽披。岁寒不自保,抗节使人疑。(注:《赐闲堂集》卷三。)
    这雪下之竹正是处于压力之下的申时行的自我形象。在一些诗中,他对于其时政局的混乱、是非不分、阴谋争斗,表示不满和深深的忧虑。《感怀》四首之三:
    众煦欲漂山,群轻能折轴。一言变是非,究至邦家覆。况乃怀百心,曹伍相角逐。纷若调沸羹,捷如蛾赴烛。戈矛出唇吻,鳞甲藏胸腹。璠玙杂碔砆,椒兰混薋菉。塞纩虽弥高,叫阍一何渎。狂澜欲襄陵,高岸倏成谷。乱唐肇牛李,祸宋基洛蜀。失路诫前车,深规存往躅。包荒涣其群,《易》义当三复。
    在《感怀》四首之二中,他从这种不满和忧虑转向了庄子:
    白鹤鸣高岗,矫吭欲闻天。朱鳞戏清沼,适意在沉渊。翔泳任真性,俯仰具悠然。达人秉高尚,用世常随缘。扬采升云霄,戢耀归林泉。为龙亦蠖伏,包壁仍瓦全。时事总乖迕,物役无纠缠。冥鸿日以远,弋人何慕焉。逍遥观物化,载诵《南华》篇。(注:《赐闲堂集》卷二。)
    他多次乞休,也表达从艰危的政局脱身走向隐逸之意,《乞休》二首:
    才疏敢谓济川舟?如此风波不可留。总为浮云连北极,谁堪底柱在中流。行当九折车难度,听到三言杼易投。圣主倘容骸骨去,青山长伴赤松游。
    殿阁承恩十载余,自怜头白未悬车。长驱紫塞无奇策,痛哭青蒲有谏书。老去空悲千里骥,秋来真忆四腮鱼。不才自合投樗社,敢向明时学二疏。(注:《赐闲堂集》卷四。)
    他的诗重在发抒个人怀抱,而且也重技巧的运用。他常在诗中大量用典。前二诗用典九。他的一些诗,用典与抒情融为一体,如《哭王子幻》二首之一:
    惨澹江天里,何人问客星?空传怀旧赋,无复草玄亭。物外悲长往,人间忌独醒。床头孤剑在,永夜泣青萍。(注:《赐闲堂集》卷三。)
    王子幻是申时行青年时代的好友,时行有多篇诗提到他。这里四联诗用典六,有的明用,有的暗用,全都融入浓烈的悲情之中。又如《袁子建卧病吴中,诗以讯之》:
    闻君多病卧江干,门巷萧疏雨雪寒。双刖可堪投玉璞,九还谁为觅金丹。梁间落月疑颜色,原上秋风想急难。千里故人聊问讯,尺书何日报平安!(注:《赐闲堂集》卷四。)
    用事典四,有的是辗转地用,以传达他与袁子建兄弟般之深情。从他诗中的善于用典,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很重视诗的技巧的。他也重视词采的华美。这从他的十首《落花诗》和后二十首《落花诗》中可以看出来。《落花诗》十首之七:
    香阁缤纷可自由?艳姿狼藉倩谁收?铅华有恨空辞辇,罗绮无情宛坠楼。流出御沟春脉脉,迷来仙洞水悠悠。风光递转寻常事,可奈年年送白头!
    之九:
    春风吹老夕阳斜,一笑嫣然度岁华。暂与名园敷锦绣,终怜幻质委泥沙。白头吟罢空相忆,红颊啼残转自嗟。疑是瞿昙新说法,故教天女散空花。
    后二十首之八:
    点染胭脂错绣文,林端陌上太缤纷。淋漓香滓粘絇履,琐碎残霞入茜裙。白日长飞梁苑雪,青霄忽散楚台云。繁华胜事看如许,独倚危楼对夕曛。
    之十:
    几番花信弄轻寒,万斛春光半已阑。闺阁有人悲落莫,园林无使报平安。随缘欲布黄金埒,学舞频翻白玉盘。虹采电光同一瞬,逢时莫放酒杯干。(注:均见《赐闲堂集》卷五。)
    这些诗并没有多少思想深度,但每一首都用典圆融,词采美丽。从这三十首落花诗,我们似可推测,他的诗歌思想中有重诗的艺术形式的倾向。这和他作为首辅对于文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
    高拱不写诗,而徐阶的诗写得实在不好,因之对他们作为常人在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诗文观无从推测。但仅从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似可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些负有重大政治责任的大臣,当他们从吏治的角度看文的时候,他们讲实用;而他们日常的爱好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往往注重文的艺术特色。
    嘉靖皇帝也曾反对繁词,如嘉靖十八年十二月,“河南道御史闻人诠奏言:‘今时文体诡异已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学校,使提督宪臣,痛加黜罚;次责场屋,使考校等官,公为品骘。’上是其言,命:‘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评阅试录,与各生公据。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词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而黜其中式者为民。’”其实,嘉靖皇帝自己是很喜欢美丽词采的。他十分欣赏青词词采的骈俪华美。凡青词中有美丽的词采,他都要让小内臣抄出来,以备日常欣赏(注:闻人诠奏疏见《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第4771页。嘉靖皇帝喜欢美丽词藻,事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第270页。沈德符谓:“四六虽骈偶余习,然自是宇宙间一种文字……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其中岂少抽秘骋妍可垂后世者!惜乎鼎成以后,概讳不言。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余习……此后遂绝响矣。又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海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以故东南才士,缙绅则田汝成、茅坤辈,诸生则徐渭等,咸集幕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这又一次说明,当执政者从吏治着眼时,他们对文词的看法是一回事;而他们的个人爱好往往是另一回事。
    对于诗文的社会角色,对于它的功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对于古文论中关于诗文观念的评价,也往往从一个视角着眼。我们很少研究各朝的文艺政策。其实,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落,出于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认知。同一社会群落,处于不同的地位时,也会有不同的认知。这里面牵连到实际利益,很难用一个标准来定是非。从政治家来说,他需要有益于治道。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会愚蠢到希望诗文对他的事业起破坏作用。从李谔上书正文体,到高拱上疏请禁繁词,都说明这一点。但是,当繁词不影响治道时,他们则又是宽容的。张居正与申时行,不仅自己的诗文词采美丽,而且亦未见他们干预在野文人的创作。那时不惟文风多样化,甚至连儒家眼里必定被视为淫佚的作品,也正在文士之间传阅。
    文学是一个多面体,隆庆、万历初的人们似乎是对它做了不同层面的解读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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