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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作品本是作家的精神产品，用以自娱或娱人，兼具交际功能，至多当作“敲门砖”获取声誉，初与经济利益无涉。到了形成“润笔”习俗，才与金钱发生瓜葛。史籍中所载的“鬻文自给”，乃指代人作文而取得报酬，实与“润笔”同类，并非把自己的诗文当作商品出售。如《旧唐书?李邕传》谓李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因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①。这里缙绅之士和寺观之僧所求之文，应是“碑颂”之属，不是李邕自己原先创作的作品，也不是通过市场渠道而进行的商业交换行为，是产品而非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 商业中的买卖双方与“润笔”的供求双方虽在形式上有某些类似，“但必须承认它们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②。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前者用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后者指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其中；商品的价格即是其价值的货币表现。而“润笔”仅仅是使用者对生产者的一种报酬，此种报酬是随意的，随着作者社会声誉的高低而浮动，不在于作品质量的优劣和作者劳动的多寡。此其一。商品是通过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交换，“润笔”则可以是钱币，也可以是其他财物，如韩愈撰《平淮西碑》，唐宪宗以拓本赐韩宏，韩宏以绢五百匹为谢；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裴度酬绢九千匹；还有馈赠鞍马、玉带者，不一而足。此其二。更重要的是，商品要进入商品市场而自由交换，用以满足全社会人群的需要，就文学作品而言，乃是满足人们文化知识的需求和精神审美的需要，而“润笔”的接受方则锁定为固定的对象，没有形成交换流通的市场机制。因此，“润笔”中的作品不具备商品所能产生的作用，不承担满足全社会的知识供给与审美供给的职能。古代文献中的“卖文”、“鬻文”等用语，与经济学中的“买”、“卖”，含义是不同的。 如果从古代文人的评价标准来看，“润笔”更常被视作一种“惭德”，即有愧于道德的卑贱行为。古人中以“润笔”出名的，大概要数二“邕”一韩。除上述唐人李邕外，东汉的蔡邕也从“润笔”中获利甚多。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作文润笔”条云：“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③顾氏径指蔡邕“利其润笔”为“文人受赇”，“赇”即贿赂，“受赇枉法”，已触及犯禁违规了。而元人李冶更指责蔡邕此举为“惭德”之典型。他说：“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示子孙，五也。噫！是道也，自蔡伯喈以来，已不免有惭德矣。”④“润笔”之举，不啻为“五恶俱全”了，因而也影响了其作品的传播与使用。由此可见，“润笔”习俗中的作品，虽然与经济发生了最初的关联，但与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中的商品仍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考察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过程中，将它视作“起点”，尚需斟酌。 二 大概从中唐以后，文学作品逐步变成一种特殊商品，进入由买卖双方构成的交易市场，使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影响了文学的传播方式，也影响了文学自身的发展，甚至折射出社会、经济某些具有重要转型特征的变化。 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初期多以手抄本形式出现。五代词人李梦符就以自己的词作求售，招摇过市，行为方式奇特。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引《郡阁雅谈》说，李梦符在梁开平初年，于洪州(今江西南昌)“与布衣饮酒，狂吟放逸。尝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蹈《渔父引》卖其词，好事者争买，得钱便入酒家。其词有千余首传于江表”⑤。这位多产词人自作自卖，以换取饮酒钱，还伴随钓竿悬鱼、边歌边舞的动作，招徕买主。吴淑《江淮异人录》卷上说，李梦符的这种怪异做派，被洪州长官认为“狂妄惑众”，竟将他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还“献词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⑥喝酒唱歌，碍你甚事，真是大实话。据说那位洪州长官便放了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阮阅将其列入“神仙门”，吴淑编进《异人录》，洪州长官也认为妨碍市容，有伤风化，其实只是一种原始的商业促销手段而已。在今天目迷五色的市场经济面前，算不得“怪异”，谈不上“放荡自恣”，倒是留下了一则鲜活的商业营销史料。 李梦符自售词作当是采用写本形式，不便于较大批量的生产；在雕版印刷广泛使用以前，尚有刻石拓印的方法。《湘山野录》关于欧阳修《石曼卿墓表》出售情况的记录，就是生动的例证。但这条材料颇多疑似之处，今特录全文，并作稍详解读： 欧公撰石曼卿墓表，苏子美书，邵{J2R901.jpg}篆额。山东诗僧秘演力干，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礲讫，白欧公写名之日为具，召馆阁诸公观子美书。书毕，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饮散，欧、苏嘱演曰：“镌讫，且未得打。”竟以词翰之妙，演不能却。欧公忽定力院见之，问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买得。”欧怒，回诟演曰：“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何无识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语公曰：“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愈怒曰：“是何？”演曰：“公岂不记作省元时，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今一碑五百，价已多矣。”欧因解颐。徐又语欧曰：“吾友曼卿不幸蚤世，故欲得君之文张其名，与日星相磨；而又穷民售之，颇济其乏，岂非利乎。”公但笑而无说。⑦ 这里记叙欧氏撰写《石曼卿墓表》，由苏舜钦书写，释秘演操办上石事宜。但“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礲讫”句，甚为费解。据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四二，此处作“以车二两置石于相蓝南食殿，礲讫”⑧，“庚”、“食”、“礲”应作“车”、“石”、“砻”，谓准备两车石料在寺院南食堂进行打磨，使之平整，以便由苏舜钦书写上石镌刻。“写名之日”，《事实类苑》作“写石之日”，是。最有兴味的是此则后半段文字：欧阳修本来严禁拓印此碑，然而有人竟用“半千买得”拓本，欧怒责释秘演，秘演戏答云：比起以前用“两文”钱就能买得您的“省元赋”来，“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半千”为五百文，“多他三百八十三文”，则“省元赋”每篇应卖一百一十七文，为什么只卖“两文”呢？《事实类苑》四库全书本中“两文”的“两”作“阙”，有的学者或疑“两”字为“误补”，“或其上下有脱句”。其实，此处并不误，这关涉到宋时钱币使用中的“省陌”、“省钱”之制。自唐末以来，因兵乱频仍，钱荒严重，朝廷诏令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又减为八十、七十七不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每千钱必及四斤半以上。”⑨庆历时仍沿此制。如此，“半千”即五百文，实钱为三百八十五文(以七七折计算)，“省元赋”卖两文，《石曼卿墓表》之拓印本每件正好比“省元赋”多了三百八十三文。《湘山野录》等的记述相当真实可信。 欧阳修作《石曼卿墓表》在庆历元年(1041)，其时此拓本每件要卖到三百八十五文的辣价钱，这固然因由苏舜钦手书、邵{J2R901.jpg}篆额，拓印存真，具有艺术收藏价值；而且也与拓本数量毕竟有限，物以稀为贵的因素有关。欧阳修考中省元在天圣八年(1031)，他的试卷《司空掌舆地之图赋》⑩每份仅卖两文，价格高低悬殊，原因是“庸人竞摹新赋”，大批量制作，薄利多销。此“摹”字，此处作“摹印”讲，当是雕版印刷。周必大《程元成给事》云：“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11)可证“摹”、“摹印”即指雕版印刷，只是周必大改用胶泥活字印刷，技术更为先进，印数也能增多了。 欧阳修的《石曼卿墓表》和“省元赋”写作时间相距不算很长，两文的字数亦相当，然而印本和拓本的价格相差竟达一百九十二倍。这充分证明印刷术的优越性：它不仅促进文学作品的流布，同时也为从事此项买卖的人，如此文中的“庸人”或“穷民”带来经济收入，反转来又刺激印本的发展。只是作者本人却分文未得，版税制度的提出，历史条件还未成熟。 至于印本和写本的价格相差，史书上亦不乏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仁宗天圣二年(1024)十月辛巳条，引王子融之言，称：“日官亦乞模印历日。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12)就制作日历书而言，写本书的成本价格是印本书的十倍。 毫无疑问，雕版印刷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而印刷的对象，主要不是单页而是整部书籍，以适应宋代社会普遍高涨的读书风尚，适应广阔的图书市场。范成大《吴郡志》曾记录印行杜甫集而赢利的故事，当是出版史上商业运作的成功范例： 后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始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13) 这段引文，《吴都文粹》卷二在蒋堂《府治重修大厅记》后作为补记引用过，仇兆鳌《杜诗详注》也曾援引，因为涉及到今日所见诸杜集的祖本，即由王洙原藏、王琪等编校刻印的“二王本”。王琪任姑苏郡守时，为修建官衙大厅，先向转运使司借款数千缗；大厅落成，转运使司不肯减免，王琪便设法印行《杜工部集》，一次便印一万部，每部售价一千文(即一缗)，“时人争买之”，所得书款约为一万缗，既偿还了“数千缗”的借款，还有赢余留作招待饮宴之费。 这个以印书谋利以抵充建筑费的事例，发生在嘉祐四年(1059)，见王琪《杜工部集后记》，反映了当时出版业的发达：一次能印万部，这个初印数字在今天也是颇为惊人的。或以为有“夸张的成分”(万曼《唐集叙录》)，但无实据。宋代雕版本印数的其他资料，尚待进一步检索，但唐代已有“雕印数千本”之例，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元代更有万部之纪录，如《农桑辑要》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该书提要云：“《永乐大典》又载有至顺三年(1332)印行万部官牒。”《元史》卷二五《仁宗本纪》：“(延祐二年，1315)八月……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今尚存元后至元五年(1339)之刻本，足见该书一再重印。这说明宋时印行万部杜集，不宜遽断为“夸张”(14)。著名印刷史学者钱存训曾探讨过“雕印数量估计”问题。他说：“雕版印书，每版可印多少张？每书印制多少部？比较活字排印的效速如何？此类问题，在中国文献中很少提及。”他从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著述中，发现了一些珍贵史料：16世纪利玛窦《中国札记》说“一个熟练的工人，每天可印刷一千五百张”；19世纪的有关著述中，则谓“一个印刷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可印制三千至六千张；每块书板可初印一万六千张，字迹清楚，其后略加修整，可再印一万张”(15)。这是宋以后的资料。但只要书板所用木料质地相同，刻字深浅相类，用纸用墨相似，推测宋时每版当也能印制一二万张，因此，初印万部并非绝无可能。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条说到活字印刷优点时，“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16)，“数十百千本”虽是或然数字，但对雕版印数的估计，也有参考价值。此外，王琪此举在具体收支计算上也是吻合的，每部售价一缗，不印万部，是无法偿还“数千缗”的省库建筑借款和成本贷款，而又有赢余“以给公厨”的。“镂版印万本”即“镂版印万部”，这里的“本”与“部”含义相同。 二是书价相对低廉。据王洙写于宝元二年(1039)的《杜工部集记》，这部杜集共有二十卷，收诗一千四百零五首，文二十九篇，卷帙有相当规模，定价一千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