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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虹: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曹虹 参加讨论

    常州旧称“中吴要辅”,是积淀深厚的吴文化的重镇。在清代骈文复振的态势中,常州骈文家高才萃止,成就骄人,意义非同一般。将清代常州骈文成就集中展示给世人,并从文献上强化常州在一代骈文史中地位的,当以晚清武进人屠寄居功称首。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纂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三十卷,汇录常州八郡文五百六十九首,作家四十三人[1]。此编总结常州骈文成就,保存乡邦文献,寄寓着编者对乡贤代表的地域骈文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反映的是常州能傲视其他区域的骈文积累。正如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一文所掂量指出的:常州在清朝,“至于词与骈体,更没有一个地区可以与它竞争”[2]。这绝非夸大其词。把“常州”与骈文纽结得更紧的,是清代骈文史上存在着“常州派”,这也是骈文史学界认可度最高的一个从地域得名的骈文派别。如初版于1934年的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将清代骈文分为五派:博丽派、自然派、常州派、六朝派、宋四六派[3];后来谢鸿轩《骈文衡论》、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等史著又稍作斟酌损益[4]。这些体派划分之说,对于提示清代形成了诸多风格鲜明与影响力突出的名家与创作群落,是有理论作用的。尽管当时的创作群落可能并不刻意于开派立宗,但其风格的成熟与影响力的不凡,客观上造成树帜于文坛或自具流别的效应。
    有趣的是,清代常州骈文创出了“文以地著”的卓越记录,有论者以桐城派的那种历时绵久与常州骈文称盛的壮观历程相比拟,晚清陈作霖跋《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即曰:“文以地著,必有负海内重望者开其风气,而家人父子之传习,良师益友之切劘,自历数百年而不替,古文之有桐城派是也;若常州,则以骈文著称,陈其年之绵丽,洪稚存之逋峬,孙渊如之宏肆,李申耆之博雅,非皆能自树一帜而为群彦之所趋附者哉!”[5]清代常州骈文之盛,应有其不一般的教育基础。地方书院作为养士机构,往往具有文教中心的地位。就文章学而言,在清代书院建置史上,书院促进古文流衍的显例,确以桐城派凭借书院造就传人为最,如姚鼐“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对张大桐城派的门庭人所公认,并取得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成果[6]。而地方书院关涉骈文建树的情形,则以常州龙城等书院育才风尚给予本地骈文的影响,尤能显示出较为突出的关联性。这方面的资料颇为零散,兹初步予以勾稽考论如次。
    一、书院分布与文学功能
    在清代,书院复兴基本上都笼罩在官学系统之下。常州也不例外,书院的来历大致有两类,一部分是前代兴建、顺治或康熙时重修,一部分是乾隆年间新建,经历顺康时期的修复与乾隆前期的兴建,书院的分布与覆盖已较匀称。兹列表如下:
    表1常州府学和各县学及各书院的建修沿革
    书院名称位置建修时间及其他
    常州府学府治西宋太平兴国初建,徳祐时毁于兵,元至元间重建,清康熙年间修,入学额数二十五名。
    武进县学县治东南元天历年间重建,清顺治康熙年间屡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阳湖县学与武进县同建修时间与武进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无锡县学县治南宋嘉祐间建,清康熙年间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金匮县学与无锡县同建修时间与无锡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江阴县学县治西南宋崇宁间建,清顺治年间屡修,入学额数二十五名。
    宜兴县学县治西南宋景德中建,清顺治康熙年间屡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荆溪县学与宜兴县同建修时间与宜兴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靖江县学县治西南明成化中建,清康熙七年修,入学额数二十名。
    道南书院府治朝京门内宋杨时尝讲道于此,绍兴初立祠祀,后毁于兵,明正德中即毘陵驿址建。
    延陵书院府城双桂坊季子祠西清康熙十年建。
    龙城书院在府治明隆庆开建,清乾隆十九年修。
    东林书院无锡县治东宋杨时讲学处,久圮,明成化中建于泰伯渎上,清康熙年间重建。
    二泉书院无锡县慧山寺明正德间建,清顺治年间修。
    暨阳书院江阴县治清乾隆二十三年建。
    东坡书院宜兴县蜀山明弘治间建,清康熙年间修。
    蜀山书院荆溪县治清乾隆二十四年建。
    正谊书院靖江县治清乾隆八年建。
    马洲书院靖江县南门外明知县陈函辉建。
    注:此表据穆彰阿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七制,《四部丛刊续编》本。
    以龙城书院为例,创建与移建者都是知府,即本府最高行政长官。史志载创建者“施观民,字于我,福清人,(明)隆庆中守常州,浚玉带河,曰后此当人文日盛,建龙城书院,选诸生之秀者课之,与其选者人以为荣”[7],可知是以“人文日盛”为动机而兴建书院的。施观民以地方政要而“拔士之秀异者亲课之”[8],教学业绩以科举应试表现为评价,史志载“万历癸酉(元年,即公元1573年),举于乡者三十余人,少宗伯孙继皋为弟子员,观民奇其文,谓必大魁天下,明年廷对第一,人服其鉴”[9]。科举以文取士,书院不脱科举目的,这种“官课”形态中也是滋长论才讲文功能的。
    不可否认,明代尤其是明末书院类型并不单一,相反,那种挑战官学的结社讲学活动往往借书院而存在,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典型。东林书院这种具有传道与清议色彩的书院在清初仍具流风余韵[10]。迫于康乾之世朝廷对书院讲习之风的抑遏[11],这类书院在官学体系中渐趋不振,也是势所难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夫书院讲学,其事本近于私人之结社,苟非有朝廷之护持,名公卿之提奖,又不能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则其事终不可以久持。”[12]要而言之,随着世运风会的推移,清代常州书院在区域学术文化中地位卓著的,要数龙城与暨阳两书院[13]。
    书院“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势在必然。面对既有东林传统、又有科举盛况的常州书院教育史,清代的钱人麟在《龙城书院志序》中对“习制举之学”的价值给予了一定的提升,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书院体制的认可:
    志圣贤之学者,曰士;习制举之学者,亦曰士。两者趋向虽殊,而实可同归一致者也。宋大儒如明道、横渠、龟山、晦庵、象山、东莱、西山诸公,明大儒如敬轩、椒邱、克庵、东白、枫山、虚斋、整庵、阳明、庄渠、东廓、南皋、豫石、念台、石斋及东林四先生皆以科第起家;而如一峰、泾野、梓溪、念庵、阳和皆以文章魁天下;其他以名儒抡元魁跻显爵者,尤指不胜屈。是圣贤与科第正两不相妨,胡必相背而驰,务其一而遂弃其一哉!书院之设,其初皆以讲学,其后遂专以课文。吾郡之有书院也,先后为东坡、龟山而设,后并湮废,明隆庆间郡守龙冈施公始建龙城书院于晋陵治址,萃多士课文其中,凡为堂斋二百余间、膳田一千余亩,体最宏巨,产亦最饶。[14]
    “讲学课文固未尝偏废”虽具理想性,但“课文”往往更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极具学养或思想的书院师资人物,他们在科举上也颇成功,并富于“课文”的经验。这种经验总比其他学术经验更容易贴近文学,从而推扬书院的文学功能。
    例如,在乾隆三十一年来常州掌教龙城书院的常熟人邵齐焘[15],“幼异敏,甫受书,能晓大义”[16],以致“塾师惊辞不能”[17]。他的家庭在科举上也颇为骄人,“兄弟五人,先后三翰林,一中书,一附贡,而君尤以文誉著”[18],他在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其闱墨不胫而走,士子们熟读成诵,“后有效者,辄得弋获”,被称为“邵体”[19]。他本人也把在龙城的教学生涯说成是“讲文”,乾隆三十三年(1768)夏,当送别弟子黄景仁时,作《送黄生汉镛往徽州》诗四首,序里说:“余讲文此邦,才逾二载。空空自笑,愧韩愈之抗颜;济济相随,得孔融之小友。”[20]这里虽谦言“愧韩愈之抗颜”,其实心中仍有韩愈抗颜为师的榜样存在。从邵齐焘《书院生徒送太守潘公之官浙东诗序》一文,可知他受常州知府潘恂礼聘而来,颇以扶励人才、匡正文体为目标,这是他来此“讲文”的实质。文中谈到地方行政首脑潘公关怀龙城书院物质方面的办学条件,“丰其廪给,增其员数,准廷式格式教诸生,日习楷法,而给以纸笔之费”等等,其常规教学目的是造就科举之士,但邵齐焘在此基础上仍思改进文风,“其持论常好称举往旧,与时俗习科举工揣摩者往往抵牾不合”,即去除八股时文陋习,推广骈文清雅之致,这份“迂”态恰是他自具个性化的文学理想的体现,短期内的这番作为也令他颇为开怀,因为“此邦之士不迂其言而慕向之,去烦而清,易浮以真,文体日新”[21]。由“讲文”而达到“文体日新”,这份功劳就具有光耀教育史和文学史之双美了。
    邵齐焘掌教时间虽不长,对龙城书院办学育才水准却是一次重要的提升,关键在于他致力于实现从官学化的“课文”到个性化的“讲文”的转变。经历清代前中期的学风洗礼,这里又适时地对学术与文学加以开拓,其后引领朴学之风的人物,尤以卢文弨为著,在常州书院间影响深广,至使柳诒徵认为:“龙城之著,以卢文弨尝掌教,其门下多通材。”[22]
    卢文弨以“抱经”为堂号,学者称抱经先生。他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五十四岁以前“掇巍科,入词苑,出典粵东试,视学湘楚,思以文章报国”,是朝廷中富有正义感的词臣。五十四岁时因条奏学政事,奉旨撤回,遭左迁之议,便辞官归乡,“遂不复出,林居余二十年,历主晋阳、钟山、龙城、娄东、暨阳等讲席,所至执经问业弟子之舍恒满”[23]。他是浙江杭州人,但与常州府关系密切,不仅主持龙城、暨阳这两所本地书院,在龙城书院时受聘主修常州府志,而且当他在钟山书院讲席时,就已培养了常州籍的学员,其中如孙星衍就特别知名;他最后也是病卒于龙城书院的,临终前一天,“犹强起,与及门丁履恒讲《仪礼》”[24]。
    抱经先生的治学重在从书籍校雠入手,训诂精深,求真求实,用弟子李兆洛的话来说,所成“《群书拾补》若干卷,为后之读书者法”[25]。李兆洛、臧庸等弟子深受诱掖,李氏回忆“在龙城时,兆洛亦与校雠之役”[26]。卢文弨既擅长于“以经术导士”[27],也熟于“课文”,袁枚《牍外余言》赞赏卢文弨的一句名言,即“卢抱经序钟山书院课士文云:‘时文者,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28]玩味其意,是在书院科举化的格局下谋求古学与时文的相济,尽可能通往“绩学能文”。对于有人劝卢文弨搞教育要弃“举业”而返回理学色彩的“讲学”,他回答曰:“然愚意则以为讲学之名不可居,而要其实,则惟视吾力之所至而有以自尽。即今之课举业者,亦不可不谓之讲学也。以之博一己之富贵,则不可;以之求显扬、谋禄养、行义利物,舍举业何以哉!……若置举业不讲,而号于人曰吾讲学,吾讲学,其不哗且笑者几何也。故与其骇之,莫若驯之。”[29]即一方面不欲以理学的“陈义甚高”自居,反映出朴学之士对理学的疏离,另一方面关注书院科举教育“行义利物”的功能,谋求举业与讲学的相通。他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失文学之心的,如李兆洛年方弱冠时,在卢先生门下受业内容有“讲习制举文”。卢先生的教学思想是随顺才性,“教弟子不强以所不习,而诱掖如不及”[30]。有记载他曾鼓励弟子学诗,吴骞《拜经楼诗话续编》谓:“武进诸生张汉宾,原名兰诏,家贫而攻诗,余姚卢弓文学主龙城书院时,汉宾尝以诗受赏识,著有《圯轩诗》及《江湖行地》等集。”[31]李兆洛《徐炉峰传》记其龙城书院同学徐绍基“志致踔厉,文如其人,腾踏自喜,山长抱经卢师深赏之”。[32]据李兆洛称,卢文弨有诗传世,“先生不欲以诗名世间,而先生立身得于《诗》教至粹,其出之也宅心乐易,安节庄诚,?理缜栗,朴斵完固,性真见焉,学问流焉,
        
    夫非来学轨范哉”,且“所为文章举肖其为人”[33],这种将人格、学问、文学融为一体的风范,其实也传达出一种浑朴的文学观,使门弟子深受熏陶。另有资料显示,卢先生任教江阴时,对于地方上的静志笃学之士,颇加慰勉,如对于赵曦明“注徐、庾诸人集”、“诗古文辞皆有法度”,甚至“骈体文清丽流转”[34],都悉心予以鼓励。
    概言之,书院在科举化的体制下,如何较为健康地诱发文学气氛?常州的龙城等书院还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山长型仪与人格魅力
    借用王颂蔚的话说:“夫人才之盛衰,虽视朝廷之教化,而不若搢绅先生,其鼓舞尤切。”[35]如果说书院之施设体现了朝廷的文教导向,但掌教人的个人魅力仍然可以发挥独特而深切的作用,从而使一地的人文风尚得以推激变动。
    例如,邵齐焘在龙城书院讲学时大感师生相得,他把这种感受描述为“济济相随,得孔融之小友”,以历史上年少即异常聪慧的孔融比拟弟子辈,以示教育英才之乐[36]。邵先生对于龙城书院的士子们深具影响力,究其原因,除了居于主讲、名重海内的客观地位,还与他淡泊物欲、爱赏文才的风操有关。他虽然早年科场得意,而且一门之内兄弟五人都科名荣耀[37],但邵齐焘为人“性萧远,无尘俗累,目短视,每作书,望之若隐几卧者。冬月,脱履拥炉,坐客至,仓卒觅履不得,蹑他履以出,履各异,客匿笑,齐焘亦自笑已,且复然不以屑意。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居词馆’”[38],颇具道家思想底蕴。到他主持龙城书院教席时,实有隐于书院的沉静与潇洒。他对弟子群的言传身教,其较为核心的理念不妨概括为:“文采既已成,穷通我无预。”这是他所写的《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中的诗句。
    一方面,邵齐焘重视“文采”,把它看作是文学生命的最高完成,其中包孕着对文才美质及后天学养的护惜。以他所表彰的常州“二俊”之一的黄景仁来说,据左辅《黄县丞状》载:“常熟邵先生齐焘主书院,读其所著,叹为奇才,屡夸于众,众忌之,而无以毁也。”[39]于此可知邵先生眼光之独到。邵先生曾作《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诗,序言以骈体写成:
    黄生汉镛,行年十九,籍甚黉宫。顾步轩昂,姿神秀迥,实廊庙之瑚琏,庭阶之芝兰者焉。家贫孤露,时复抱病,性本高迈,自伤卑贱,所作诗词,悲感凄怨。辄贻此诗,用广其意,兼勖进业,致其郑重云尔。
    表现出对爱弟才性的珍视,在诗中替他疏理出更为合理的成才之路:
    生身一为士,千载悲不遇。所藉观诗书,聊以永其趣。群经富奇辞,历史贯时务。九流及百家,一一精理寓。遍窥而尽知,十年等闲度。文采既已成,穷通我无预。大炉铸群材,往往有错迕。旷览古今事,万变皆备具。而我生其间,细比蝼蚁数。得失亦区区,何事成忿怒。家贫士之常,学贫古所虑。愿子养疴暇,时复御缃素。博闻既可尚,平心亦有助。努力年少时,白日不留驻。[40]
    “文采”之成,除了基于“姿神秀迥”之才,也需要凝聚博学之功,群经诸史、九流百家都可资消除“学贫”之忧。
    另一方面,邵齐焘淡泊于富贵功名,这在以科举为背景的教育场所尤具人格熏陶作用。科举教育的大背景难免催动士子驰骛功利之心,书院中的贫寒之士也易于为前途穷通而焦虑。邵先生出于对浮世虚名的深刻反省,并乐于与弟子们分享其脱俗之见,上引诗中的“得失亦区区”诸语就充满着自悟悟人的诚挚。针对黄景仁写过一篇今已逸失的《对镜行》,邵先生和诗有句曰:
    劝君自宽莫伤怀,劝君自强莫催颓。功名富贵真外物,前言往行皆吾师。轻狂慎戒少年习,沉静更于养病宜。群居饱食可无事,检素对书聊自怡。优柔餍饫将有得,怨尤忧患夫何为?爱君本是金玉质,苦口愿陈药石词。年华一过岂再得,四十五十须臾期。此时对镜头如雪,少壮蹉跎悔已迟。[41]
    诗后有跋语曰:
    去年冬,观汉镛所作《对镜行》,爱其光怪有古意,又伤其贫病伶仃,词旨凄怨,因和其诗,晓之以富贵功名之不足重,而终以劝学。盖以汉镛之材之美而充之以学,其所造岂可量哉!然以其体弱多病,又不欲其汲汲发愤以罢敝其精神,而第劝以博观泛览,优游而自得焉,则于进学养身均有助矣。[42]
    这里固然有针对黄景仁病体堪忧的具体情况,但仍可反映出邵齐焘本人“富贵功名不足重”的思致与风概。还值得一提的是,他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居词馆”,“年三十六即退居林下”[43]。作为这种人生之志的延伸形态,他四十九岁“主龙城书院”,其实是把书院作为了“禄隐”场所。也可以说,由于他这种清雅的人格追求,赋于书院山长的教职以隐者的“林下”风。乾嘉以来随着书院的复盛,这些教育机构的官学色彩也趋于浓重,但可贵的是山长的人选中,颇有一些人是仕途告归后进入书院的,仕隐心态已发生转换[44],邵齐焘是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后来的卢文弨也是辞官归乡后连连掌教书院的。这样的任教形态和心理定位[45],也易于使掌教人自外于权势,以道自尊,卢先生晚年主讲浙江崇文书院,因为管辖办学的地方长官“晋接礼稍弛,先生乃拂衣去”[46],仍葆有道统尊于政统之古意。
    由于邵齐焘标举和实践“文采既已成,穷通我无预”的人才教育目标,影响所及,学子中的才俊之辈颇受激励。其时龙城书院中的“二俊”之目就由邵先生表彰而得,洪亮吉《伤知己赋》视邵先生为“情均谊共”的知己,对他作了以下的回忆:“五经无双,爰升讲堂;青门丈人,来于新昌(自注: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尝呼之为‘二俊’),垂二俊之誉,共江夏之黄。作论盈箧(自注:余时著论史数十篇,先生奇赏之),吟声满廊,快新篇之手录,播逸格于词场。惟崇名之起俄顷,譬初日之岀榑桑。”[47]“二俊”中的黄景仁素以诗名,也撰有《浮湘赋》、《渡淮赋》等文,《文献征存录》载:“编修邵齐焘主讲阳湖,景仁与亮吉皆受业门下,齐焘为文辞,有名理雅致,景仁覃思精力,文采遂胜。”[48]师生之间的推赏激勉,也说明获得了文学追求上的方向。
    三、才俊交游与风格成就
    书院要带动群体性的风格成就,往往离不开师生或学子间的同游共处。这种才俊交游的形态往往可能导致学术或文学门派的成立。
    例如,享有“治为循吏,教为名师”[49]之誉的李兆洛,在江阴暨阳书院经营十八年,培育众多门弟子[50],形成了一个论学谈艺的中心。除了多项学术建树外,值得在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是,他们的文章学见解及实践也形成一定的特色,属于阳湖派在江阴的后劲。
    《礼记》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书院提供的修藏游息的氛围,往往也可以窥测传道授业的水准。李兆洛时期的暨阳书院激励和熏陶才俊的环境,其特色也许可以从以下的两个细节生动看出:其一,通过阐扬“辈学”精神,明确薪火相传的学脉。暨阳书院的学舍中原有“辈学斋”,是李兆洛之师卢文弨于乾隆二十一年主讲此地时所命名书额,四十年后的道光三年李兆洛来践斯席,虽然旧额已不可寻,但李兆洛重书其额,并撰楹联曰:“薪木百年余手泽,文章几辈接心传。”[51]可见有心拓深该院的学统。“輩学”之义,出自郑玄对《周礼》“会其什伍,而教之道义”之注:“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会之者,使之辈作辈学相劝。”贾公彦疏云:“必会和之者,欲使之宿卫时,语言相体、服容相识,是其辈作也。及其学问,又相亲及切磋琢磨,是其辈学。”[52]重在同一时空下的敬业乐群,李兆洛的楹联更突出了代代传承、人才辈出之意。就以文章写作上的取法而言,李兆洛也是善于体悟先师的佳处,融铸为更能应对时代课题的审美观,且为弟子辈所领悟。其弟子蒋彤质正于李兆洛老师的一段对话,可称是辈学‘接心传”的一例:“问:若卢抱经为《杨文定家传》,杨文定为《李文贞墓碣》,便道理著实,文辞亦温雅。文章毕竟要有学问。先生笑曰:然。”[53]杨文定公名名时,字宾实,就是暨阳书院所在地的江阴人[54]。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六收录《杨文定公家传》一文,文末赞评传主曰:“公,躬行实践人也,不以文辞名,然义理充溢其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不刻意求工于文辞之表,这份用心可谓前后映照成趣。当李兆洛接手暨阳书院讲席时,院舍旷废待修,前人手泽零落,但不负李先生修复培育之勤的是,他的弟子如蒋彤辈已然能识解前贤的典范意义了。对辈学斋,蒋彤又记作“辈学轩”,白天“弟子散处四屋,每日辰午申三时(李师)亲巡督察,夕食后则咸会辈学轩庭中”[55],是集中问难答疑的场所。
    其二,重视书院藏书及研究条件的改善,友人姚莹是这样描述李兆洛的:“阁下不惟无升斗之望于书院,且出其所有以养士,教导诸生以古为式,表章修述,矻矻穷年。”[56]弟子蒋彤《先师小德录》也记载他“除自奉外,一切未尝吝财,弟子辈能治一家之学,即其所学之载籍器具,无不备致。”[57]方志中亦有记载:“兆洛名满天下,多藏书,纵诸弟子观。”[58]书院的物质条件毕竟是有限的,李兆洛可贵在不吝私财,与弟子辈分享个人的藏书,甚至千方百计为弟子辈的学业而购求“载籍器具”,营造富于亲和力与学术水准的游息环境。清代李祖陶在《读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稿书后》中称赏“其主曁阳书院讲也,视门弟子如家人,所训廸表章者皆有体有用之学”[59]。可以想见,师长的这种无私大爱,其精神的感召与学业的助力是如何重要而切实了。
    以文学而论,刘声木撰写《桐城文学渊源考》时注意到师从李兆洛一系的群体实力,虽然该不该列入桐城派的总谱中还可商榷,但这一系以暨阳书院为基地,确有风格上的建树。简言之,他们颇为敦崇博通经世实学,将学术与文学加以贯通,反映到文章旨趣上,一是在“道理著实”上寻求立言的存世价值,这样就容易兼取前辈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乃至常州今文经学派诸儒等的为文旨趣;二是不求行文格套,有摆落唐宋八家而上溯汉晋的倾向,故在此与桐城派的风致形成分野。清代谭莹《论骈体文绝句十六首》中是这样论李兆洛的:“文章无古亦无今,学究天人运寸心。试自齐梁穷两汉,六经遗绪待追寻。”[60]可谓得其精神。据弟子蒋彤所记,李先生在书院中的教言明确提到:
    初学古文者切弗安排腔套,有意吸张。……唐宋八家之文已往往犯此病,仿此以为文,故能文之家汗牛充栋,而实无一语可存,又何取乎能文耶![61]
    又据弟子汤成烈记李先生“授以作文之法”曰:
    必读诸子百家以辅翼之,管、商、申、韩、《吕览》、《淮南》、《新序》、《说苑》,各家不可不玩诵也;贾、晁、董、马、刘、扬、班、傅、蔡之文,不可不肄习也。[62]
    这里所举到的从贾谊到蔡邕之文,尚处于骈散之界不如后世分明的时期,特别是扬雄、班固、傅毅、蔡邕等赋家文豪不乏丽辞壮采,这与厌弃骈俪的桐城家风也不一致。《清史稿》本传记载李兆洛的教育成就:“主讲江阴书院几二十年,以实学课士,其治经学、音韵、训诂,订舆图,考天官历术及习古文辞者辈出。如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缪尚诰、六承如等,皆其选也。”这里提到的承培元,亦深得乃师骈文之传,晚清屠寄主持编选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收入其《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后跋》一篇,该文以散为主,与李兆洛融通骈散的文风一致;另有弟子夏炜如“尤以遒文丽藻魁能冠伦”,“根柢既厚,华采益振”[63],《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收其四篇。可见李兆洛与弟子间的文章传授自具特色。
    总之,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的窗口,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供弘道传艺的机缘。清代常州骈文在其兴盛过程中,书院起到的背景与舞台的作用还是不容忽略的。
    基金项目:“211工程”三期“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复兴”项目
    注释:
    [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十六年广东刻本。
    [2]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
    [3]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印本,第105-114页。
    [4]谢鸿轩又加上仪征派(参见谢鸿轩:《骈文衡论》,台北:广文书局,1976年,第812-813页)。张仁青列为六朝派、三唐派、两宋派,常州派、仪征派(参见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第568页)。
    [5]陈作霖:《冶麓山房丛书》,《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535-2536页。
    [6]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曰:“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曾文正公诗文集》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关于桐城文派借书院传布壮大之详情,参见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后收入其专著《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7]赵宏恩等纂修:《(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十四职官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顾枢等纂修:《顾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9]鲁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五十七人物九,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10]钱穆曰:“余又考无锡东林道南一脉,自鼎革以来,尚绵缀不骤绝。”(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页)
    [11]康熙二十五年颁《整饬书院文》,其中有曰:“俟东林书院修葺告竣之日,务延真诚学道之儒,或任主持,或轮司掌。宁朴毋伪,宁质毋华,一应徇名躐誉之人,伐异党同之辈,不得逐取虚声,致滋滥举,以玷儒风。……若其伪儒曲学,簧鼓侜张,假公济私,口尧心跖,专工指摘于语言文字之间……倘有斯人来游讲斯席,轻则鸣鼓而摈斥,重则按律以究惩。”关于清初官方对东林讲席加强控制,参见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30-31页。
    [1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0-21页。
    [13]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指出:“江苏布政使司所属各府之文化,以常州为称首。常州之书院,曰龙城,曰延陵。而龙城为最著。”又曰:“江阴者,提督学政驻节之地,故虽一僻县,而为文化枢轴。暨阳之资地,视省会书院。”(《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
    [14]卢文弨:《常郡八邑艺文志》卷六下,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15]案:黄景仁《自叙》曰:“岁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常熟邵先生齐焘主讲龙城书院,矜其苦吟无师,且未学,循循诱之。景仁亦感所知遇,遂守弗去。三年,公卒。”(《两当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邵齐焘在常州的后两年,洪亮吉亦受教于他,洪亮吉《伤知己赋》自注曰:“岁丁亥戊子(乾隆三十二、三十三年),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9页)
    [16]《清史列传》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887页。
    [17]郑虎文:《翰林院编修邵君齐焘墓志铭》,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71页。
    [18]单学傅辑:《海虞诗话》卷四,铜华馆1915年铅印本,第29页。
    [19]郑虎文:《翰林院编修邵君齐焘墓志铭》。
    [20]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诗集卷下,《四库存目丛书》本。
    [21]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文集卷六。
    [22]《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
    [23]吴骞:《抱经堂集序》,卢文弨:《抱经堂文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7页。
    [24]臧庸《皇清故日讲官起居注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先生行状》曰:“壬辰,两江总督高公晋奏请主钟山书院讲席,先后八年,从游者若方维甸、孙行衍、董教增为最著。”(卢文弨:《抱经堂文集》附录二,第470页)
    [25]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26]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
    [27]臧庸:《皇清故日讲官起居注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先生行状》;又见阮元撰:《儒林传稿》卷四本传,《续修四库全书》本。
    [28]《袁枚全集》第五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29]卢文弨:《答朱秀才理斋书》,《抱经堂文集》,第270-271页。
    [30]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
    [31]《拜经楼诗话续编》卷二,《古今诗话续编》本,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
    [32]《养一斋文集》续集卷五。
    [33]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
    [34]卢文弨:《与赵敬夫书》,《抱经堂文集》,第258页。
    [35]王颂蔚:《西圃文集序》,潘遵祁:《西圃文集》卷首,清光绪八年刻本。
    [36]案:孔融年少颖异事迹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凌濛初评曰:“机锋太迅,大自佳……”又,刘孝标注引《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取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48页)
    [37]郑虎文《翰林院编修邵君齐焘墓志铭》载邵齐焘“一兄三弟,齐烈,乙丑进士,选为庶常,卒于官;齐熊举人,内阁中书舍人;齐然、齐烈同榜进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宣司员外郞;齐鳌,贡生,皆贤而有文”。
    [38]钱林辑:《文献征存录》卷七,清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30]黄景仁:《两当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07页。
    [40]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诗集卷下。
    [41]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诗集卷下。
    [42]《跋所和黄生汉镛对镜行后》,《玉芝堂文集、诗集》文集卷六。
    [43]单学傅辑《海虞诗话》卷四曰:“《玉芝堂集》至今脍炙人口,诗亦淸夷雅妙,兹录其《宿迁道中望黄河用少陵渼陂行韵》云:‘……及今不还当谓何,人生行路多风波。’君年三十六卽退居林下,此诗已见其端。”
    [44]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九曰:“我朝崇尚儒术,书院遍天下,名儒辈出,退休林下及或未仕者,大半为书院掌教,以造育英才。”(《历代笔记史料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可参。
    [45]案:卢文弨《书毘陵集后》一文评宋代张守撰《毘陵集》曰:“集中诗,风格苍老,源于少陵,使事亦复精切,其绝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遗经老玉川。’此则若为余赠者然。”(《抱经堂文集》,第175页)于此亦可知卢抱经先生本人隐于学的心态。
    [46]吴骞:《抱经堂集序》,《抱经堂文集》附录一,第468页。
    [47]《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9页。案:《洪亮吉集》中有《伯益考上、下》,自注云:“此系幼时所作,适从故簏中检出,因付刊于此。”文中辨析伯益为皋陶子,且云:“若必就诸家之说,而以年代世数断之,则颛顼之下,大业之上,当以《史记》为断,而《唐书?宗室表》《宰相表》,其说尽非。大业以下,皋陶以上,当以《唐书》为断,而《史记》及孔颖达诸说尽非……如此,古人或可不受诬于后世乎?”其幼时史识于此可见一斑。
    [48]钱林辑:《文献征存录》卷十。
    [49]语出黄体芳《养一斋诗集序》(见李兆洛:《养一斋诗集》卷首,清光绪八年刊本)。另外,李兆洛在科举之途上亦享盛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李申耆少时博学”条载:“阳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即绝特向学。初应童子试,县令陈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诘之,先生应答如流。令曰:‘汝即归,吾不招覆汝矣,通场必无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试,即盖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厅事书联为赠曰:‘他日定成名进士,乃翁真有好儿郎。’邑中传为佳话。比应学政试,督学仁和胡文恪公既首擢,复将先生原场及覆试卷刻成,九学诸生,各给一本,曰:‘归家熟读之,毋薄李生新进,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见有如李生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0]参见徐雁平制“李兆洛重要弟子表”,《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135-139页。
    [51]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52]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7页。
    [53]蒋彤辑:《暨阳答问》卷四,《丛书集成续编》本,第630页。
    [54]卢文弨《再答理斋书》曰:“江阴杨文定公,亦南中之学者也,其言行略见于仆所为传,今呈教。”(《抱经堂文集》,第273页)
    [55]蒋彤:《先师小德录》,《武进李先生年谱》附录,第210页。
    [56]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第171页。
    [57]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附录,第203页。
    [58]陈思、缪荃孙等纂修:《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缪尚诰。武进陆耀遹《双白燕堂诗集》卷一有《怀人绝句二十六首》写李兆洛曰:“何日寻君问奇字,读君插架卷三千。”徐雁平据此诗写于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推测“李兆洛藏书之富,起始较早”(参见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122页)。
    [59]《迈堂文略》卷三,清同治刻本。
    [60]《乐志堂诗集》卷十一,清咸丰九年吏隐园刻本。
    [61]蒋彤辑:《暨阳答问》卷四,《丛书集成续编》本,第629页。
    [62]汤成烈:《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序》,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首,清光绪四年刻本。
    [63]见缪荃孙为《軥录斋稿》撰序,夏炜如:《軥录斋稿》卷首,民国二年刻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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