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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瑞丽: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房瑞丽 参加讨论

    宋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皮锡瑞称为“经学变古时代”。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围绕“变古”形成了诸多特色,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宋代的《诗经》学进行诠释,如谭德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郝桂敏的《宋代诗经文献研究》、陈战峰的《宋代诗经学与理学》等,但关于宋代《诗经》学研究中对三家《诗》的关注和运用,尚鲜有涉及。实际上,宋代《诗经》学发展中运用三家《诗》的意识是逐步强化的,以致到南宋王应麟撰述三家《诗》辑佚专著——《诗考》,乃至影响了整个清代三家《诗》学辑佚研究的复兴,是宋代《诗经》学发展的新气象。
    《诗三百》①自结集和经过孔子整理以后,以赋《诗》、引《诗》、用《诗》为主要方式的《诗》学传播成为先秦《诗》学发展的主流。而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发动的那场文化浩劫,“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②。使得《诗三百》的传播几乎中断。直到汉初惠帝四年,废除秦代的“挟书律”,《诗三百》才重新被儒生、士子研习。汉初,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鲁、齐、韩、毛。《汉书?儒林传》记载了大批鲁、齐、韩三家《诗》的传授者,“大师众至千余人”,③“皆至大官,徒众尤盛”④。在西汉,相对于鲁、齐、韩三家声名显赫的传授局面,《毛诗》仅“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⑤。一直“在野”的《毛诗》与“官学”三家《诗》本不可同日而语,而公元前6年,刘歆的一篇奏疏《移让太常博士书》揭开了可谓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一宗公案——今古文之争的序幕,也因此古文《毛诗》最终得立官学。
    刘歆在整理秘府典籍的时候,发现了用古代“蝌蚪文”所写的《春秋左氏传》,在章句训诂方面比已经立为官学的《公羊传》和《榖梁传》更好,遂向汉哀帝建议立为博士。虽然遭到当时今文经师的一致反对,未能如愿,但随后不久,在王莽新朝的“托古改制”中,古文经学得立学官。而用先秦古文书写的《毛诗》,也因为刘歆的这次上疏以古文经学的面目广为人识,后立于学官。从此,贯穿整个东汉一朝的今文鲁、齐、韩三家《诗》学与古文《毛诗》学之间的纷争论战不休。
    今文三家《诗》自汉初立于学官之后,其后学在研习过程中,“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⑥。被古文大师刘歆痛贬,“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⑦特别是东汉时期,今文三家《诗》的阐释越发走向了繁琐经学、谶纬神学的路子,其缺点也暴露得更加明显。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出现,他以笺释《毛诗》为主,而融汇三家《诗》说于其中。郑玄儒学大师的身份,使得他的笺注也获得更大的影响,因而《毛诗》以训故的方式,结合史实,疏解《诗》义,被更多的学者所接受,随后三家《诗》式微,《毛诗》一枝独秀。
    如果说三家《诗》后学在传承《诗》学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不利于自身发展的问题,是三家《诗》日益衰落的主观原因;那么,社会动乱对学术发展的戕害,则是三家《诗》最终归于亡佚的客观原因。《隋书?经籍志》记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⑧《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太平御览》,后不见传者,现仅存《韩诗外传》。
    三家《诗》虽然先后亡佚,而三家《诗》学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自宋代以来,就已成为《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家《诗》学发展的角度看,朱熹的《诗集传》中之所以能够采用三家《诗》说,王应麟之所以能受其启发撰成影响有清一代的三家《诗》辑佚专著《诗考》,它们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学术界、思想界长期以来在《诗经》学领域疑古惑经,要求革新表现的必然,推源溯始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
    唐朝建立以后,为推进儒学的发展,实现经学的统一,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流传全国,成为士子习读、科举考试用书。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说:“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⑨可见其影响之大。《五经正义》的编定,一方面使得经书的文字、训诂、释义都有了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经书的注释定于一尊,思想渐趋僵化。面对这种高度的统一和僵化的思想,有识之士必然会寻求某种突破,使得某种新思想在这种僵化的土壤里破土而出。如《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⑩诸人士的“自名其学”就是突破,即是对传统经学的反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怀疑经书的真实性,如刘知己《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两篇,开始了对传统经学的挑战。
    《毛诗正义》的颁行使得《诗经》的研究定于《毛诗》一尊。而关于《诗经》学界的疑古,是从《诗序》开始的,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藉之子夏以自重(11),启疑序之始。而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在汉宋《诗经》转型及三家《诗》辑佚复兴中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它是除《毛诗正义》以外,仅有的保留较为完整的唐代《诗》学著作,成书于唐代中后期,正如有学者云:“(其)是唐代《诗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见证之一,也是研究唐代的经学,考察中晚唐经说异议现象,溯源宋学疑古风气之所由,必须深究的一部典籍。”(12)
    成伯玙“爵里无考”,《毛诗指说》全文仅六千余字。《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书凡四篇……二曰《解说》:先释诗义而风、雅、颂次之,《周南》又次之,诂、传、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终以《鹊巢》、《驺虞》。大略即举《周南》一篇,隐括论列,引申以及其余。三曰《传受》:备详齐、鲁、毛、韩四家授受世次,及后儒训释源流。”(13)其所传达的具有反动思想的《诗》学气息表现在《解说》和《传授》两篇中。如在《解说》篇,关于《诗序》,成伯玙以为小序首句为子夏初裁,有学者认为“伯玙的主张,虽不能作为确解,但能将《小序》首句与以下发挥之语分开来看,有其独到的见识,比前人所论,更进一步。所持论的理由,也能启迪后人的思考,对于后代关于《诗序》作者的讨论有深远的影响”(14)。如宋代苏辙《诗集传》独存首句,当受成说启发,其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以辙说为祖”,亦与成伯玙之首创意见有密切的关系。但成氏关于《诗序》的认识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关于《诗序》认识的影响上,更在于表现了《诗经》学界对于疑古惑经的探索,启迪了北宋《诗经》学领域蔚然成风的疑古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而这疑古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是导致宋代三家《诗》学开展的重要前提。
    《毛诗指说》在《传受》篇中,有对四家《诗》传授源流的综述。意在明确三家《诗》与《毛诗》一样,都是《诗经》传播链中重要的诗家流派。对宋代三家《诗》的发展亦不无启迪之功。
    北宋时期,在经学研究领域,承中晚唐疑辨风气而来,疑古思辨学风蔚然成行,刘敞的《七经小传》通常被认为开风气之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经,著书行世,自敞倡之。”(16)而在《诗经》学界,也开始了对《毛诗》独行,序传笺疏一统局面的反思。疑序、非序学术论争由此展开。宋儒在倡废序及驳斥毛、郑之说时,寻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即三家《诗》序及三家《诗》说的存在。
    1.欧阳修的《诗本义》
    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经》学的发轫之作。四库馆臣评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17)对整个宋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本义》不信《诗序》为子夏所作,旨在以本义求诗义,以辨毛、郑之失。如《序问》就是对《诗序》的质疑:“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18)此一说法,启发了南宋郑樵,他在《诗辨妄》中进一步论述,“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反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19)在与三家《诗》的比较中,论证了《诗序》非子夏所作。
    欧阳修还是尊信《毛诗》的,他说:“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皆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20)但他在《诗本义》中,多有指正毛、郑之失的具体论述,与此段主张的矛盾之处,则表明了欧阳修虽然意识到三家《诗》说的存在,但他尚未找到很好地调和《毛诗》与三家《诗》的途径。而其“《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的言论,又是朱熹“文选注多《韩诗章句》”(21)之说的渊薮。
    2.董逌的《广川诗故》
    从怀疑毛、郑到征引三家《诗》,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有学者云:“庆历以来,刘敞、欧阳修、苏辙等有关《诗经》的新说,多以疑毛、郑、孔《疏》为主,对三家《诗》的关注不够。徽宗朝前后,出现古器物、书籍古本等收集的热潮。诸儒说诗,也多求古字、古义、古说,其中收集和重视三家《诗》是其一个方面。”(22)董逌的《广川诗故》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
    董逌所著《广川诗故》一书,清代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已经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广川诗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说兼取三家,不传毛、郑,谓《鲁诗》但见取于诸书,其言莫究,《齐诗》尚存可据,《韩诗》虽亡缺,犹可参考。案逌《藏书志》有《齐诗》六卷,今《馆阁》无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传何所从来,或疑后世依托为之,然则安得便以为《齐诗》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诸家文义与毛氏异者,亦足以广见闻,续微绝云耳。”(23)董逌的《藏书志》中记录收藏有《齐诗》六卷,陈振孙已疑其不可信。《齐诗》亡于唐前,此本当为后人伪作,非汉代《齐诗》说也。
    董逌《诗故》“兼取三家”,“据毛氏以考正于三家”。可以说,董逌是三家《诗》亡佚以后,最早收录、运用三家《诗》遗说的学者。虽然《广川诗故》具体的“兼取三家”的原貌已经不可得,但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学者的著述中,都有不少对董氏《诗》说胜义的引用,从中可以考查出他运用三家《诗》的意识已经很明显了。吴国武先生撰有《董逌〈广川诗故〉辑考》一文,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等书中辑得存世佚文238条,涉及120首诗。(24)从《辑考》所辑佚文中,可以分析出《诗故》对三家《诗》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董氏从当时存世文献中,考列出不同于《毛诗》的异文,虽未言明出于三家,实有渊源可考,均被后来清儒证实出于三家。如《周南?汝坟》“遵彼汝坟”,董氏曰:“谓大水溢出别为小水。故知‘坟’当作‘濆’。晋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证《尔雅》,晋世《诗》本犹为‘濆’也。”(25)黄侃《尔雅音训》卷中云:“郭说‘汝濆’,既异毛、郑,又殊于李巡,殆本于《鲁诗》欤。……《说文》所引作汝为涓,涓,小流也,正与郭注所别为小水义合。
        
    ”(26)据此可知,董氏从《鲁诗》。又如《豳风?狼跋》“赤舄几几”,董氏曰:“‘几几’,崔灵恩《集注》作‘掔’。《说文》一作‘已已’,一作‘掔掔’。”(27)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三云:“三家,‘几几’作‘掔掔’,亦作‘已已’。”(28)
    此种考列《毛诗》异文,吴国武辑佚中约有三十多处,董氏所据文献最多的为崔灵恩的《集注》,可知是书此时尚存,亡于其后也。另外所涉及文献还有《尔雅注》、《说文》、《汉书》、《方言》、《玉篇》等所存《诗经》异文。
    二是径列《韩诗》异文,包括《韩诗内传》、《薛君章句》及《韩诗叙》等相关说法,共25处。如《卫风?考槃》“考槃在阿”,董氏曰:“‘阿’,《韩诗》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黄曰干。’”(29)有的引用《韩诗叙》的说法,如《小雅?常棣》,董氏曰:“《韩诗叙》:‘《夫栘》,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也’,益与《毛氏》合。”(30)并有的在引用《韩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说,如《小雅?雨无正》,董氏曰:“《韩诗》作‘雨无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无,众也。’《书》曰:‘庶草蘩芜。’《说文》曰:‘芜,丰也。’则雨众多者,其为政令不得一也。故为正大夫之刺。”(31)
    仅据现存所辑遗说,可见董氏对《韩诗》的征引不在少数。多数学者主张《韩诗》亡于南渡以后,多据晁说之、刘安世见《韩诗》为证。吴国武先生说:“据《古佚书辑本目录》比对若干种《韩诗》辑本发现,至少有七处仅见于董氏《广川诗故》。”(32)董逌尚且见到《韩诗》,亦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是引用金石材料,来证明《诗经》的异文。董氏精通金石学,成就卓绝,故多引用石经异说,来表明三家《诗》异字的存在。
    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董氏曰:“汜,石经作‘洍’,《说文》引诗作‘洍’,盖古为洍,后世讹也。”(33)又如《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董氏曰:“‘镗’,石经作‘鼞’,《说文》亦作‘鼞’。”(3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上云:“齐、韩,‘镗’作‘鼞’。”(35)
    四是引用《齐诗》异文,共3处。虽然董氏云当时《齐诗》尚存,学者多不取信,但其所据《齐诗》说则多被清儒证实。如《豳风?七月》“猗彼女桑”,董氏云:“《齐诗》作‘掎,盖掎而柬也。’”(36)《商颂?长发》“为下国骏厐”,董氏曰:“《齐诗》作‘骏駹’,谓马也。”(37)
    惜董逌的《广川诗故》已经亡佚,我们不得考察其全貌,由辑考可以看出,《广川诗故》“兼取三家”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其以“诗故”命名,盖意在推考有关诗义最早的记载,因而关注到三家《诗》遗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董氏对金石之学颇有研究,而关于石经中所存《诗经》之异字亦有可能触发了他对三家《诗》遗说的思考。
    3.曹粹中的《放斋诗说》
    曹粹中著有《放斋诗说》(38)。《宋元学案》卷二十全祖望所补《元城学案》记载:“曹粹中,字纯老,号放斋,定海人也。……而先生笺《诗》,各以其所长治经,可谓百世之师矣。”(39)全氏案曰:“深宁王氏《四明七观》,其于经学首推先生之《诗》。自先生《诗说》出,而舒广平、杨献子出而继之,为吾乡《诗》学之大宗。慈湖之《诗传》相继而起。咸、淳而后,庆源辅氏之《传》始至甬上。则论吾乡《诗》学者,得不推先生为首座与!”又云:“深宁王氏解《诗》,多有取于先生之说。”(40)可见,曹粹中《放斋诗说》成书后,不仅影响了四明地区《诗》学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王应麟《诗考》的撰述。
    《放斋诗说》在三家《诗》的运用上,突出的特点在于注意对三家《诗》的材料加以辨析,如在解释《关雎》古说有异时,曹粹中曰:“是时毛传未行,序文亦未出,学者各宗三家之说,则无怪其为异也。”(41)又如《毛诗正义》以为“《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42),曹粹中认为“《齐诗》,先《采蘋》而后《草虫》”(43),运用三家《诗》说,为不同于《毛诗》的说法寻求合适的解释,在发挥三家《诗》说作用方面更进了一步。
    4.杨简的《慈湖诗传》
    杨简《慈湖诗传》,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四库全书总目》云:“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裒辑成编,仍勒为二十卷。又从《慈湖遗书》内,补录《自序》一篇、《总论》四条。而以《攻媿集》所载楼钥与简《论诗解书一通》附于卷首。其他论辨若干条,各附本解之下,以资考证。”(44)可知今所见本《慈湖诗传》是四库馆臣裒辑而成的。
    杨简《慈湖诗传》自序云:“齐、鲁诗今亡,韩有其说,韩与毛亦有善者,今间取焉。”(45)《四库全书总目》云:“其订正训诂,则自齐、鲁、毛、韩以下,以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46)如《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杨曰:“《疏》云:‘《韩诗》说:天子罍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诗》说:金罍,酒器也……《韩诗》说:觥,五升。《毛诗》说:觥,大七升。”(47)《鹑之奔奔》,杨曰:“《韩诗传》曰:奔奔,强强,乘匹之貌。”(48)《定之方中》“騋牝三千”,杨曰:“《易林?观之比》:‘騋牝龙身,日驭三千。’正用此诗。”(49)
    《慈湖诗传》中引用《韩诗》与《毛诗》之义相发明,并有的就《韩诗》说进一步进行解释,借助于不同于《毛诗》之说,使自己的诗说“自成一家”。在引用《韩诗》说时,没有注明出处,这是早期运用三家《诗》普遍存在的情况。并且其中也引用了较多的《易林》、郭璞《尔雅注》、《释文》等典籍中不同于《毛诗》的说法,但由于此时的三家《诗》归属意识尚不明确,关于不同于《毛诗》说的三家《诗》的归属观念尚未形成,故在相关著述中没有明确指出不同于《毛诗》说的即为三家《诗》的说法,这一观念是三家《诗》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杨简作为四明地区的诗家,很显然受到四明诗家如曹粹中等人学风的影响。
    5.项安世的《项氏家说》
    项安世所著《项氏家说》清代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卷,附二卷。卷四之《说经篇四》即是有关《诗》说,其中有《鲁诗》和《诗诸家异字》两篇。《鲁诗》中先按《列女传》中序语,如“《芣苢》,蔡人之妻作也”等,然后云:“刘向父祖世受《鲁诗》,故其所作《列女传》所载如此。去古既远,独《毛诗》存,《韩诗》犹有《外传》及《薛君章句》,齐、鲁二家不获可识。因此,亦略见鲁学之一二,故备录之,以显今毛氏序非必皆古之国史本文矣。”(50)由刘向家学渊源,推出《列女传》所载《诗》说为《鲁诗》说,此对后来三家《诗》辑佚中所遇到的归属问题是一重要启示,亦开创了清儒寻求三家《诗》来源及归属的重要途径。另外,还提到了《韩诗外传》和《薛君章句》在此时尚存于世的信息,但由于关于《薛君章句》南宋尚存的文字资料仅见此处,且没有进一步的举证,根据孤证不为定说的原则,《薛君章句》即《韩诗内传》说南宋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公案,只有留待他日如发现更完备的资料,才能证实此说。
    在《诗诸家异字》部分,所列举的“于毛氏之义有所发明”的异字,均出自三家《诗》,项氏这里以三家之异字异义补毛说的意图是很明显的。由于三家《诗》说亡佚时间久远,百不存一,故自身很难形成完整的《诗》说体系,那么三家《诗》说存在以及完成三家《诗》辑佚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充毛义,这也是清儒三家《诗》辑佚研究后期的明显走向。并且,此处专门三家异字的论述,虽然简单,但证明了三家《诗》异字的存在已经成为《诗经》学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而清代在三家《诗》异文异字考释方面的成果丰硕,或受此影响亦未可知也。
    6.郑樵的《诗辨妄》
    郑樵的《诗辨妄》是废序说的先锋,对其后朱熹《诗集传》中弃序不用有很大影响。由于《诗辨妄》已亡佚,其说多保存在周孚的《非诗辨妄》及《文献通考》等著述中,仅有顾颉刚辑本。郑樵在《诗辨妄》自序云:“《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51)
    郑樵认为,之所以会形成目前关于“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的局面”,是因为三家《诗》的亡佚,导致的“偏听之惑”。很显然,所隐含的含义即是如果三家《诗》尚存,就不会导致如此局面。因为郑樵当时的目的是在辨《诗序》,所以没有深究三家《诗》的问题,但后来深受其废序思想影响的朱熹,在《诗集传》中采用三家《诗》说以弃毛不用,或许正是受了郑樵此番言论的启发。
    郑樵云:“汉之言《诗》者三家耳。毛公,赵人,最后出,不为当时所取信,乃诡诞其说,称其书传之子夏,盖本《论语》所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2)又说:“汉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义也。但以妄诞之故,故为时人所鄙。”又言:“惜乎,三家之诗不并传于世矣!齐鲁二家断亡矣,不知韩氏世有传者乎?”在郑樵看来。四家《诗》相比较,从产生的时间上来看,毛最晚出;从四家《诗》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来看,三家之说盛行,而《毛诗》则以“妄诞之故,为时人所鄙”;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三家《诗》说胜于毛义,而后来造成《毛诗》独行的局面,是因为三家《诗》的相继亡佚。郑樵虽然没有从事与三家《诗》有关的工作,但他的上述言论,不仅影响到了稍后的朱熹,而且清人在三家《诗》辑佚过程中,通过发掘三家《诗》说来反驳毛义,或证明三家《诗》义优于毛义,如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正是郑樵上述思想的具体实践,可见郑樵的启发之助,功莫大焉。
    7.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
    吕祖谦尊崇《毛诗》,以《序》说《诗》,在其《吕氏家塾读诗记》开篇言大、小序时就引程颐所云:“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53)但吕祖谦对三家《诗》也并不陌生,如有言:“鲁、齐、韩、毛,师读既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余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为得其真也。间有反覆烦重,时失经旨,如《葛覃》、《卷耳》之类,苏氏以为非一人之辞,盖近之,至于止存其首一言,而尽去其余,则失之易矣。”(54)但其中亦兼综众说,巨细不遗。
    他不但引用了董逌《诗故》中的一些《韩诗》之说(已见上文,董逌之说多自《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自己也注意收集、运用一些三家《诗》说,从《释文》、《尔雅》中大量引用与毛异者。如《关雎》序:“《前汉书》匡衡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55)“君子好逑”,“《释文》曰:‘逑’,本亦作‘仇’。”“辗转反侧”,“《释文》曰:‘辗亦作展’。”(56)《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引“孔氏曰:《韩诗》说,罍,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57)卷三,《采蘋》“于以采蘋,于以采藻”,“《释文》曰:‘《韩诗》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58)《羔羊》“素丝五紽,委蛇委蛇”,“《释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59)“《摽有梅》”,“《释文》曰‘梅,《韩诗》作楳’。”(60)卷四,《泉水》“毖彼泉水”,“《释文》曰:‘毖,《韩诗》作秘,《说文》作泌。’”(61)“饮饯于祢”,“《释文》曰‘祢,
        
    《韩诗》作柅’。”(62)《北门》“王事敦我”,“《释文》曰‘敦,《韩诗》云敦,迫也。”(63)卷五,《柏舟》“髧彼两髦”,“《释文》曰‘髦,《韩诗》作髳。”(64)“实维我特”,“《释文》曰‘特,《韩诗》作直,云相当值也。’”等等,记录了一些三家《诗》的异文、遗说。
    《读诗记》所引用的三家《诗》说,清代学者也多有借鉴或进一步的考证之。如徐堂《韩诗述》卷四:“《读诗记》二十一引《韩诗》曰:‘《四月》,叹征役也。’”(65)并加案语引用《孔丛子?记义篇》、徐干《中论?遣交篇》有关说法,考证《读诗记》所引《韩诗》“《四月》,叹征役”之义。但由于在宋代,三家《诗》遗说的收集还处在草创阶段,误引材料,择焉不精的情况多有发生,清代学者对这一现象也多有考证。如臧庸的《韩诗订讹》前十二条就是订吕东莱《读诗记》所引《韩诗》之误。同时也反映了清儒注重对前人三家《诗》说的考辨与运用。
    吕祖谦作为南宋尊序学者的代表,在其申序之说的代表著作《读诗记》中,大量引用三家《诗》之说,说明三家《诗》说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在补充发明毛义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并运用于解《诗》著述之中。此亦是三家《诗》之所以能够进入学者的视野,在南宋出现三家《诗》运用和辑佚的前期酝酿之一。
    从上述诸学者对三家《诗》的态度和采用可知,三家《诗》的相关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学者的关注,是疑古惑经思潮发展的间接结果,而其直接结果则是《诗经》学发展领域的由疑序、废序进而反驳毛、郑之说的探索。宋儒所倡废序之说及驳斥毛、郑之说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寻求三家诗说。如因三家《诗》序的存在,证明了诗序非子夏作,从而打破了《诗序》的权威性,使后世学者更加客观、理性地来看待《诗序》。因三家遗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诗篇本义,如三家《诗》的某些用字更有助于理解诗旨,遂上述有些学者采而用之,成为反驳毛、郑之说的有力证据。宋室孱弱,北宋儒者多解经著述阐发义理,以有助于世道人心,三家《诗》“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与宋儒在此精神方面的追求一致。另外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和宋儒喜好搜讨经书古本,探求经说古义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学者关注到三家《诗》说的存在。在前期学者研究运用三家《诗》说积累的基础上,才有后来朱熹《诗集传》中采用三家《诗》说,及王应麟直接辑佚三家《诗》著录《诗考》。关于朱熹和王应麟的三家《诗》学,笔者将另文探讨。
    综上可知,宋儒对三家《诗》的运用表现在:
    一是以三家之序非毛序。因为三家《诗》序的存在使得《毛诗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三家《诗》序也成为反驳毛序的有力证据之一。当时反序的许多学者都是以三家《诗》序作为证据的。如郑樵在《诗辨妄》中所云:“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反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66)从齐、鲁诗序与毛序的不同,指出了《诗序》为子夏所作是不足据的,从渊源的角度反驳了毛序之说。
    二是用三家之义补毛。这是搜集三家《诗》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和目的,也是清代学者致力于三家《诗》辑佚研究的重要动因。在宋代的一批学者如吕祖谦、杨简等人当中,虽然他们是尊崇《毛诗》的,但其著述中不乏对三家《诗》的引用,目的在于他们看到了三家《诗》义能够很好地补充、完善《毛诗》之说。较早的刘安世也说:“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67)《毛诗序》:“《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68)刘安世以《韩诗序》之说,补充《毛诗序》,虽然刘说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但其以三家之义补充毛说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三是用三家之说驳毛说。朱熹《诗集传》中弃毛说而不用,指责“以序说诗”之非,结合己见,采用三家《诗》说来实现“以诗解诗”的主张,是以三家之说驳斥毛说的具体实践。而尊序学者则感觉到了三家《诗》说存在对《诗序》权威性确立的威胁,遂驳三家之说。如范处义的《诗补传》中,凡诸家所论诗旨与《诗序》不同者,皆据《诗序》加以驳正,其中,以驳三家《诗》说为最多,三家中又以驳鲁说为尤多,鲁说中又以驳正出于刘向《列女传》、《新序》等书者为最常见。
    四是以三家之说解诗。如欧阳修定《关雎》为周衰之作,其理由云:“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作也。”(69)并引孔子所说《关雎》“哀而不伤”为证。当然其后的朱熹在《诗集传》中选择运用三家《诗》说更是在此方面的进一步发挥。
    因三家《诗》说在上述领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而搜集整理从而进一步研究三家《诗》说,是全面理解《诗经》学发展的前提。经过自中唐以来《诗经》学界革新的要求,到两宋时期《诗经》废序弃毛的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再由众多学者对三家《诗》说的极力肯定,到朱熹《诗集传》中具体实践采用三家《诗》说,终于在南宋末年王应麟开始辑佚三家《诗》说,撰成第一部三家《诗》辑佚研究专著——《诗考》。因而《诗考》的成书绝不是偶然,是《诗经》学界相当长期探索的结果。而三家《诗》说的被发掘,也是《诗经》学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三百篇》或《诗三百》,到汉武帝时期被尊为经典,才被称为《诗经》,后一直沿用至今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55页。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0页。
    ④⑥《汉书》卷88《儒林传》,第3613、3620页。
    ⑤《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8页。
    ⑦《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70页。
    ⑧[唐]魏征等:《隋书》卷32,中华书局,1973年,第918页。关于《齐诗》、《鲁诗》的亡佚时间,笔者撰有《〈齐诗〉〈鲁诗〉亡佚时间再辨》(《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一文,推测《齐诗》、《鲁诗》的亡佚时间应该在南北朝之末及隋初之际。
    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139页。
    ⑩[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0《儒学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707页。
    (11)[明]杨慎:《升庵经说》卷4《诗小序》:“予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丛书集成新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9页。
    (12)侯美珍:《成伯玙〈毛诗指说〉之研究》,《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第61页。
    (1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页。
    (14)《成伯玙〈毛诗指说〉之研究》,第64页。
    (15)[南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
    (16)[南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17)《四库全书总目》,第121页。
    (18)[北宋]欧阳修:《诗本义》卷14《序问》,四部丛刊三编经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9)[南宋]郑樵撰、顾颉刚辑点:《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册,第227页。
    (20)《诗本义》卷14《序问》,四部丛刊三编经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21)[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0,中华书局,1994年,第2066页。
    (22)吴国武:《董逌〈广川诗故〉辑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23)《直斋书录解题》,第37页。
    (24)(25)《董逌〈广川诗故〉辑考》,第152、154页。
    (26)黄侃:《尔雅音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
    (27)(29)(30)(31)(32)(33)(34)(36)(37)《董逌〈广川诗故〉辑考》,第168、157、169、178、197、155、156、166、196页。
    (28)[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546页。
    (35)《诗三家义集疏》,第151页。
    (38)曹粹中《放斋诗说》已佚,《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有民国三十三年张寿镛所辑铅印本,但张氏所辑较为简略,漏辑之处不在少数。如段昌武《毛诗集解》中有较多引用曹粹中之说,张氏所辑未涉。
    (39)[清]黄宗羲撰、全祖望补、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20《元城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842页。
    (40)[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3《曹放斋诗说序》,《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9册,第676页。
    (41)[南宋]段昌武:《毛诗集解》卷1引,《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4册,第455页。
    (42)[唐]孔颖达等:《毛诗正义?诗谱序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
    (43)[南宋]王应麟:《诗考》引,《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5册,第613页。
    (44)《四库全书总目》,第123页。
    (45)[南宋]杨简:《慈湖诗传》,《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册,第458页。
    (46)《四库全书总目》,第123页。
    (47)《慈湖诗传》卷1,第465页。
    (48)(49)《慈湖诗传》卷4,第499、499-500页。
    (50)[南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4《说经篇》,《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6册,第509页。
    (51)[南宋]郑樵撰、顾颉刚辑点:《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册,第227页。
    (52)《诗辨妄》,第229页。
    (53)[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18页。
    (54)《吕氏家塾读诗记》卷2,第26页。
    (55)(56)(57)《吕氏家塾读诗记》卷2,第26、27、30页。
    (58)(59)(60)《吕氏家塾读诗记》卷3,第41、43、45页。
    (61)(62)(63)《吕氏家塾读诗记》卷4,第65、65-66、67页。
    (64)《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第74页。
    (65)[清]徐堂:《三家诗述?韩诗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66)《诗辨妄》,第227页。
    (67)[南宋]朱熹:《诗经集传》卷11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68)《毛诗正义》卷12,第447页。
    (69)《诗本义》卷1《关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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