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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一心为学,静观自得——《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及补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傅璇琮 参加讨论

    笔者按:本文为拙著《李德裕年谱》增订本将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时所写的一篇“新版题记”,概述此次重印时对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旧著作了哪些改正,增补哪些材料,这也是治学进程中的自我检核,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这一“新版题记”作于1999年6月,2000年7月,我自台湾清华大学讲学回来后再看一遍校样,有所感慨,于是又写了一篇“补记”,附于文末。2000年6月,我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所作的序中,曾对吴承学先生来信中所说的“学者在这里想真正做点学问实在具双重的困难和压力”略表一些感想,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明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可能正因有此种心情,因此写了这篇颇有所感的“补记”。时过半年,则稍为超然。读杜甫诗“万物静观皆自得”,亦略有所悟。北宋一部笔记《王氏谈录》,曾引及欧阳修的话:“凡相人,最好于得失、荣辱之际,观其动否,便可知其器之小大也。”又引一位姓张的学者所说:“能堪受人之毁而不动者,亦唯贤者能之。”均有所启示。故今录之,并以“一心为学,静观自得”为题,将此《新版题记》与《补记》借《中国文化研究》刊发,以供学界同仁参阅。
    (2001.2)
    我于1978年底完成《唐代诗人丛考》,交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月出版)。《唐代诗人丛考》所论诗人到大历时为止,我遂想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中晚唐。但我对中晚唐的研究颇有畏惧心理,这是因为中晚唐的社会情况,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较前复杂,而且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不单数量繁多,并且真伪混淆,难于辨别。为此我想做一次基本史料的辑集与梳理工作,于是就与友人合作,自1979年上半年起,大约花一年半的时间,编了一部《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字数约140万,收唐、五代人物近3万人。这对于查录这三百几十年的各方面人物,确带来不少方便,是一本颇有实用价值的专业工具书。
    此书完成之后,也就是1980年下半年,我就进入选题的思考。我很快就选择了李德裕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中晚唐时期的选题,最好有一定宽度的社会涵盖面,这样,研究的视野可以广一些,史料的运用可以活一些,即既能有史实的考辨,又能有事理的推释。
    中晚唐社会政治的主要问题,一般概括为宦官、藩镇、朋党,这三者是互相制约而又互相联系、渗透的,研究三者之一,就一定要牵动其他两点。而在朋党方面,从宪宗元和年间起,直到宣宗大中时期,这近半个世纪,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牛李党争。牛李党争,一直使研究者感到头疼,认为是非曲直,各有各的说法,很难弄清,有些人认为牛李之争头绪纷繁,索性不去理它。有些搞唐代文学的人,一碰到有些作家夹杂在那时的党争中,也觉得难于措手。
    经过史料的清理,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尽管环绕李德裕,历史记载纷纭繁杂,但是不从李德裕入手,无论对当时的政治或文学,都不能得到真切的回答。正因如此,我就用两年的时间,即1980年冬至1982年,撰写一部约40余万字的《李德裕年谱》。这部书于1984年10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出版后得到学界的首肯。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宗强先生在为我的《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先是肯定我的《唐代诗人丛考》已越出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然后说:“这种研究特色在《李德裕年谱》中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乃斌先生在一篇题为《宏通而严谨的历史眼光》书评中,也肯定拙著“在学术上又有其新的面貌、新的特点”。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详细引录罗、董两先生的评语,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说的这部书的一些特点,我在写作时还未能有此明确的认识,他们所作的理论概括,对我的治学确有新的启发。我想这或许也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研索和利用。不过,对于1984年出版的这部书来说,我觉得今天也不应讳避其缺失。这也是此次作较大幅度的修订,并重新出版的原因(按此书新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首先,这1984年版,错字实在太多,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每页都有误字、漏字。按照现在的万分之一错字审查规格来说,此书在编校质量上是不合格。这之中,有排校的问题,也有我誊写的问题。
    其次是材料运用中的错失。有的地方把并非李德裕的作品编入,如文宗大和四年(830),据《文苑英华》卷八三二,把一篇题为《易州候台记》列于李德裕任滑州刺史时所作,因文中有“德裕,邑人也”等语。实际上此文为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梁德裕所撰,见《全唐文》卷三五六。梁德裕有诗一首,载于玄宗天宝时所编的唐人选唐诗《国秀集》卷下。又如元和十三年(818)、开成五年(840),两次提到温庭筠均谒见过李德裕,并献诗,所据为温诗《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此处的“淮南李仆射”,夏承焘、顾肇仓两先生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认为是李德裕(李曾任淮南节度使),我未经覆核,因仍陈说,而实际温诗中的“淮南李仆射”乃是李绅(见陈尚君先生《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见所著《唐代文学丛考》)。又如长庆四年(842)记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时,与元稹有诗唱和(元稹时为浙东观察使),因元稹诗题中有“金陵太守”语,我就引杜牧“金陵津渡小山楼”诗说明此时所谓金陵乃指润州(即今江苏镇江)京口。这一说明是不错的,但“金陵津渡小山楼”一诗非杜牧作,实为张祜的《题金陵渡》,乃张冠李戴。
    我在每年纪事之后,根据考查所得,李德裕诗文凡可以系年的,都列有“编年文”、“编年诗”。这一作法,董乃斌先生书评中曾谓谱主附载编年诗文题的作法创于清人所作《顾亭林年谱》,称赞拙著保持并发扬了这一良好的学术传统。但我在具体编排时却常出现问题,如上述《易州候台记》即是一例,有些地方则把同一作品重复见于两处。如开成五年列《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思归赤松村呈松阳子》二诗,谓本年作于扬州,但又见于开成二年。
    而开成元年之《初归平泉过龙门……》诗,又见于开成五年。有些则编年有误,如别集卷一《通犀带赋》、《鼓吹赋》应在文宗大和八年(834)冬在浙西观察使任上作,却列于大和九年(835),而列于大和八年的《早入中书行公主册礼事毕登集阁成咏》诗(别集卷四),此处所述实为武宗会昌二年(842)八月事。类似情况不少。有些地方记事之处也有重复的,如李德裕第二次入相时加“司空”一事,会昌元年(841)正月有记,而会昌二年(842)正月又有记(经考证,应在二年)。这些都是史料编纂上的粗心所致,有可能因此而造成混乱。
    我在撰成《年谱》后,曾想进一步作李德裕文集的整理工作,因李氏文集有多种本子,文字差异较大,需要作一番系统的清理。但因故未及时进行。后来有机会得到两个好的本子,即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清陆心源影宋抄本(胶卷),及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的宋刊《会昌一品制集》(卷一至卷十)。我就会同原在安庆师院任教的周建国先生于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作文集的校笺工作,历经十年,终于有成,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德裕文集校笺》一书。这可以说是目前李氏文集篇章收辑最为齐全、文字校勘最为确当的本子。这次修订《年谱》,即充分利用《校笺》的成果,对引录的文字作了核对,并在作品系年上也相应作了修正。同时,在引用日本遣唐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关记载时,也复核了白化文学兄等作的《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这次修订,对某些记事之误加以改正的,还可举几个例子。如李吉甫由郴州刺史改饶州刺史,原系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实应为贞元十九年(803)。我已引用《唐语林》的记述:“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但认为此乃孤证,不足为据。这次据唐权德舆《使持节郴州诸军事权知郴州刺史赐绯鱼袋李公(伯康)墓志铭》、宋《太平寰宇记》、清《金石补正》之《路恕李吉甫题名》,正式确定贞元十九年之说。又如李德裕因其父居相位而以荫补校书郎,原系于元和元年(806)李吉甫第一次入相时,实误,现改为元和八年(813)李吉甫第二次入相时,这样,李德裕与王起等交往及唱和诗之时间都可顺理成章。
    这次还补充了一些有用的材料。如元和五年(810),柳宗元时在贬所永州,曾有《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柳宗元集》卷三六),这时李吉甫在淮南节度使任,曾托吕温致书柳宗元,对柳之境遇表示关注,柳表示感谢。《柳集》同卷又有《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启中称颂李吉甫在淮南之政绩。由此可以见出李吉甫对永贞革新的贬臣是寄予同情的,这当与后来李德裕同刘禹锡时有诗文交酬有所影响。又如宝历元年(825)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曾献《丹扆箴》上谏敬宗(《通鉴》载敬宗“游幸无常,昵比群小”),此次修订时,增补一条材料,即《宋会要·选举》九之五,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赐进士柳察,拟白居易所作策问七十五篇,又续李德裕《丹扆箴》以献,遂复试,赐出身。由此可见李德裕作品对宋代士人的影响。又如大和五年(831)有关西蜀维州受降而涉及牛(僧孺)李(德裕)之争以及司马光《通鉴》之评论,这次补辑宋朱熹《朱子语类》、明胡广《胡文穆杂著》等,可以更全面研究唐以后人们的评论。又如李德裕有《寄茅山孙炼师》诗三首(别集卷三),又《遥伤茅山县孙尊师三首》、《尊师是桃源黄先生传法弟子……》(别集卷四),这几首诗中提及的“孙炼师”、“黄先生”、“瞿童子”,原谱中均未考出姓名。这次据陶敏先生《全唐诗人名考证》,并参我与周建国先生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查《茅山志》、《集古录目》等书,考出孙尊(炼)师为孙智清,黄先生为黄洞元,瞿童子为瞿柏庭。
    原谱中对外集《穷愁志》四卷,我是基本上采取非李德裕作的的态度的。在作《文集校笺》过程中,发现有些篇章的文字非出李德裕之手不可,因此改变原来的主张,认为除了个别少数篇章外,《穷愁志》绝大部分为李德裕所作,由此可以见出李德裕在贬逐崖州后已置生死于度外,对世事作出严正的且极有个性的评论。
    最后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次修订,得力于周建国先生之助不少。他帮我通阅了全书,有不少问题是他发现的。周建国先生于80年代在复旦大学求学作研究生时,就发表过关于牛李党争的学术论文,很有见地。近十年来,我们在李德裕研究上合作很有成效。他比我年轻,但治学上多有胜我之处,对此我是很感欣慰的。
    [补记]以上“新版题记”是1999年6月撰写的,因9月初我将应邀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学,须作各种准备,因此,未能将这次修订情况作较为充分的介绍。我于今年2月自台返京。5月初河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邓子平先生因公来京,亲自把这新版《李德裕年谱》校样带给我,我即用5月上旬的一周假期通阅全稿。近日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把修改过的校样送来,我再校阅,通读后深有所感。我感到,唐代中晚期,不少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司空图等,都曾牵涉到当时的政治纷争。他们很关心国事,关心社会,也极重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终究受到各种打击,自己个人、家属及友人都遭遇过祸害。从中晚唐的政事与文人的关系看,文人涉及政争,是没有不失败的,这很值得研究。这之中,有大的朝政问题,也有一些人的品质问题。韩愈在为柳宗元所做的墓志铭中就说过,有些人在交往中,先是“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而一旦友人失势,就“挤之又下石”,而且“自视以为得计”。李德裕也有此遭遇。他在武宗朝任宰相时,特别提拔白居易之从父弟白敏中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白敏中于会昌年间仕途的进升是全得力于李德裕荐引的。但武宗一死,宣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到半个月,李德裕就马上贬官,连续受到打击,直至贬于海南岛而死。这之中,白敏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怪不得清初王士稹在《池北偶谈》中说:“及德裕之贬,(白敏中)诋之不遗余力。……尤为当世鄙薄。”李德裕在流贬途中所作《穷愁志》四卷,置生死于度外,对世事作了严正的评论,其中有《小人论》一文,说小人不仅是因“世态炎凉”而对人漠视,最主要是“以怨报德”、“背本忘义”,而这二者又恰恰是“不可预防”的。李德裕这样说,当是有为而发。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世态人心,都有启发。不过还是杜甫说得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切都会过去,对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来说,最主要还是看他本人的事业和作品。正因如此,李商隐代郑亚致书于李德裕,劝他“慎保起居”,“少以家国为念”,建议他将其“言不失诬,事皆可信”的著作很好地编起来,以传于后世,“翳而来者,景山仰之”。(2000年7月1日记,时当高温摄氏四十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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