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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堪与马可波罗游记比美的佳作——谈古朝鲜人崔溥《漂海录》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傅璇琮 参加讨论

    距今500多年前,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朝鲜一位中层官员崔溥(号锦南),于闰正月初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暴风袭击,偕同船42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地。最初被疑为倭寇,后经层层审查,排除嫌疑,即受到中国官员和平民的良好接待,遂由浙东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走水路,沿运河经扬州、天津等地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在中国停留4个半月,回国后用汉文叙写这一南北经历,约5万余字,名《漂海录》。
    此书在古代朝鲜受到极大的重视。从公元1571年起,至1896年,先后印行过5个版次。而日本早在1769年(即清乾隆34年),就将此书译成日文,名为《唐土行程记》。美国则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译成英文出版:《锦南漂海录译注》。作为近邻的中国,又是这部书所记的本土,却长时期鲜为人所知,这是很可惜的。
    值得庆幸的是,对朝鲜半岛历史文化深有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葛振家先生,于1990年从高丽大学读到完整的《漂海录》,就着手进行比勘点注,于1992年出版《崔溥漂海录》点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十年来,葛先生又继续对此书进行探讨,撰有《<崔溥漂海录>初探》、《<崔溥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崔溥漂海录>价值再探析》等专题论文,受到学界的关切和重视。在深层研究的基础上,葛先生又对原著加以修订,既广搜资料,充实注释,又增补评介文章,将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起名为《崔溥<漂海录>评注》,为我们现在研讨国外汉字文化古籍提供一个值得注意的范本。
    对于《漂海录》,葛振家先生在几篇论文中做了全面的探讨,并有准确的概括,认为此书涉及明朝弘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我国明代的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及两国关系等,提供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第一手资料,极有参证价值。最近我又通阅了全书和葛先生的几篇论文,深有所得。葛先生对此书的论述,我就不再重复,我想借此谈谈自己的两点读后感。
    一是崔溥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每到一地,就马上与该地的文化名人联系起来。如到浙江绍兴,望见兰亭,就说这是书法家王羲之临水宴会之地;绍兴西南有贺家湖,就说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旧地;当人们提到绍兴南边的剡溪,就马上说这是东晋书法家王徽之夜访名士戴逵所经过的溪流。后过嘉兴,乘船自城南过杉青闸,就说原来是唐代名相陆贽故里。接着,渡长江北上,经过淮安府,码头城门外有一漂母祠,其北又有“胯下桥”,就说这是韩信早年“寄食受辱之地”。这种富有情感的记叙不少,使人感受到我们华夏文化的深厚内涵,以及与东亚邻国的亲切交流。
    二是崔溥有极其精细的地理观念。书中所记南北行程,不仅一一历叙经过的城市,而且还具体记载城市之间的乡镇,并涉及更小的地名,如桥、铺、门、堰等等。这不但已是有的国外人所著中国纪行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意大利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所未曾有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些游记作品,也是极少有记如此细小地名的。如行程开始的浙东之行,从奉化赴宁波,将近到达宁波府时,就记有:“又过虚白观、金钟铺、南渡铺,至广济桥”,后又有所谓进士里、文秀乡、连山驿,都很有诗意。由宁波往慈溪,又记有新清桥、进士乡、石将军庙、景安铺、继锦乡、开禧桥等等。我是宁波籍人,20世纪90年代,我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宁波市和鄞县分别纂修《宁波市志》、《鄞县县志》,在中华书局出版,我作为学术顾问,参与审稿。我除了阅看这两部新编地方志外,还因查核唐宋文学家事略,翻阅过宋元以后的四明方志,这些书中所记宁波附近的地名,还没有如《漂海录》所记如此具体、精细。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能举浙东几个例子,实际上书中所记行程,由杭州水路北上,地名更多。由于历史变迁,这些地名恐怕现在已大多不存,这就更如文物遗存,对于我们现在考察各地的地理沿革,是极为难得的资源。
    使人更感兴趣、更有启发的,是葛振家先生《崔溥<漂海录>探析之三》一文所记述的,朝鲜人于中国明清两代曾定期出使中国,并多撰有见闻录。这些见闻录当时多以手写本传世,一部分由后人刻印刊行,有些则可能收入著者文集。葛先生的《探析之三》文中据日本学者中村荣孝《事大纪行》所记,朝鲜人这些所谓“朝天录”、“燕行录”等文体之作,传世的有100余种。这些书一般都记录自鸭绿江登岸至北京以及回程,不如崔溥《漂海录》范围广、路程远,但那些书所记,也有其特色。如许葑《朝天记》记述明万历二年,入山海关至北京沿途景物、城池、人物与各地官衙,特别提到严嵩“南宫奏议”等等。又如洪大容《燕记》,记清乾隆三十年,出使来中国,在北京期间,同中国士大夫及各阶层人士交往,去钦天监观象台参观,还同当时西方的传教士探讨天文学知识。葛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出:“朝鲜朝对中国的记述,无论数量上类型上,无论深度上广度上,不仅超过前代,而且远超其他任何国家。”这确给我们提供极为难得的信息,可为我们研究明清社会风貌及中外文化交流开阔视野。
    上一世纪90年代初,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发祥先生共同主编一套书,名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陆续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曾提到:“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我希望,以葛振家先生这部《崔溥<漂海录>评注》为起点,把朝鲜朝时所记述的有关中国记行的材料做系统的整理,并与中国的有关记载比勘,做综合性的研索,这将会使人如盛唐诗人王湾所写的诗句那样,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开拓之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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