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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泛黄发霉的老画报，欣赏沧桑留痕的旧图文，你会惊讶于厦门电影人曾经创造的辉煌。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中国影坛还处于黑白默片的时代，来自鹭岛的女明星艾霞即已红遍上海演艺圈。她如昙花般的盛放与凋零，更是一段美丽惆怅的前尘旧梦。 逃避婚姻出走十里洋场 艾霞，原名严以南，又名诗佛，1912年出生于厦门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这使得自幼聪慧伶俐的她，能够接受到当时同龄女孩所没有的家教，从小阅读了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作品，还通过进步书籍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 艾霞的少女时代随经商的父亲前往北京定居，求学于北平圣心学校。1928年，艾霞与表兄（另一说同学）恋爱遭到父母反对，他们很快托人给她找了婆家。面对父母的包办婚姻，16岁的艾霞毅然决然冲破封建罗网，只身出走十里洋场的大都市上海。 幸运的是，举目无亲的艾霞经过一段艰难的谋生奋斗后，加入了由田汉等人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当时，南国社开办有以“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定见实学的艺术人才”为宗旨的艺术学院，田汉自任院长并与徐悲鸿、欧阳予倩分任文学、美术、戏剧科主任。她开始以“艾霞”这一艺名从事话剧演出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创作和诗歌写作。由于她虚心好学，刻苦练功，并表现出强烈的进步思想倾向，在南国社被查封后又跟随田汉加入了戏剧界进步团体“左翼戏剧家联盟”，继续从事戏剧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2月底，田汉率“南国社”从上海乘船去广州演出途中曾停靠厦门作短暂逗留，艾霞作为团员踏上祖籍地厦门的土地，在游玩鼓浪屿时他们一行9人还在富商黄奕住的“黄家花园”（原鼓浪屿宾馆）合影留念。 水银灯下演绎悲欢离合 1931年，党为了占领电影宣传阵地，把一些青年文艺工作者介绍到各影片公司中去。艾霞就是在这种机缘下投身于电影世界的。 艾霞1932年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后，不久即受到了导演李萍倩的注意，邀她在影片《旧恨新仇》里任女一号，她以清新的风格与真挚的表演崭露头角。接着，她又相继在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影片《春蚕》，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影片《时代的女儿》，描写职业妇女的影片《胭脂市场》、揭露资产阶级腐朽的影片《二对一》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战地历险记》中饰演重要角色。 20世纪的上海堪称是中国的“好莱坞”，艾霞是一个向往水银灯下生活的本色演员，她塑造的银幕形象深受圈内人和观众们的好评，使她成为了社会公认的“有才干、有希望的新人”，人们评价这颗冉冉上升的新星“是辛苦、勤奋的，也是有成绩有创造活力的”。 由于小时候打下的深厚文学功底，艾霞还获得了“影坛才女”的美誉。就跟今天女明星们写博客晒心情一样，她常把灵光浮现的表演感悟、人生思考都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常在媒体上热情作答追星族来信，这让她赢得了更多骨灰级粉丝。 最能体现其才艺双绝的案例是，1933年她自编自演的《现代一女性》。在这部反映妇女解放主题的影片中，她自任编剧兼主演，集创作、演出于一身。由此，人们对她更是刮目相看，将其与当时电影界的胡萍、王莹、陈波儿一起列为“作家明星”。 星路历程遭遇情感危机 然而，红极一时的艾霞毕竟只是个21岁的女生，换成在今天还是需要父母呵护的娇女呢。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于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演艺圈更是容易迷失自我。在镁光灯、鲜花和掌声的背后，艾霞也在暗中独自品尝各种是非、压力、艰辛和寂寞。 处于矛盾和苦闷之中的弱女子，最为渴望拥有人间真情来慰藉心灵。于是，她陷入了畸形的爱情而不能自拔——与当初扮演伯乐角色的导演李萍倩擦出火花来，不久就开始同居。可是，与一位身旁美女如云的有妇之夫谈婚外恋，结局不可能是一场喜剧。 1902年出生于杭州书香世家的李萍倩，从1925年在上海入道到1965年在香港息影，一生拍片近200部，仅在当年的作品就有《难为了妹妹》（1926）、《歌场春色》（1931）、《丰年》（1933）等。他还曾提携过初出茅庐的金庸，让他给自己的电影写剧本。 与艾霞逢场作戏时，李萍倩曾答应与原配离婚后和她共渡爱河。然而，就在思想单纯的她沉湎于甜蜜梦境之时，李萍倩却已暗渡陈仓，琵琶别抱，同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得知真相后，艾霞如遭雷击，心一下子掉进了冰天雪地，她痛心疾首地对好友王莹哭诉：“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此后，她身心交瘁，万念俱灰，时常在暗室里披头散发，伤心垂泪。更可恨的是，艾霞的隐私成了狗仔队追踪的猎物，一些小报记者把绯闻添油加醋地加以曝光，使她陷入绝望的心雪上加霜，流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名花凋谢引发社会拷问 1934年2月12日晚七八点钟，与艾霞同由话剧界转入电影界的王莹正在拍片，神情落寞、脸色苍白的艾霞来了，说是想约她找个地方说话。 也许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吧，平时与艾霞过从甚密、无话不说的王莹当晚有事，她便对艾霞说：“等我拍完了这段戏回头再找你吧！”没有注意到好友悲伤无助的她怎么也未料到，就在这天夜里，22岁的艾霞吞服烟土自杀身亡，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个自寻短见的女演员。 艾霞之死，各界人士发表谈话，广大影迷争睹遗容，曾是轰动上海的爆炸新闻。颇为自责的王莹写了《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抨击黑暗的社会，号召同仁奋起抗争，防止悲剧重演。剧作家柯灵在《悼艾霞》中写道：“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她走到这条末路，是多少年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 消息传来，厦门的《江声报》发表了悼念文章，她的生平也被写入家乡文史资料。1934年第9期上海《电影画报》，还刊发了“艾霞女士哀悼特辑”，即使在80年后翻开这页影视历史画卷，读者仍不免会叹惋绝代红颜香消玉殒，于睹物生情时心底顿生隐痛。 1935年，剧作家孙师毅以艾霞生平为素材创作了剧本《新女性》，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摄制后公映。而剧中的女主角、著名影星阮玲玉在该片上演不久，也因为受反动势力的胁迫，深感人言可畏，步艾霞后尘自杀身亡，续写了旧社会光彩银幕后的血泪心酸。 注：本文在写作时参考了《辉煌与陨落》（一鸣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民国女子》（叶细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洪卜仁主编《厦门电影百年》等书和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周慧玲论文《“性感野猫”之革命造型》等资料，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