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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主要从文化意识投射、他者化再现和异国形象这些视角阐释旅行文学，不断地叩问旅行文学的再现政治。而事实上，旅行文学与诗歌、小说和戏剧等其他文类一样，有着自身的叙事传统与文学性。本文考察英国旅行文学的叙事嬗变轨迹，旨在揭示旅行文学内在发展上兼具客观真实与主观虚幻、科学与传记于一体的动态复杂的叙事特点及其所昭示的英国文化发展的谱系与脉络。 关 键 词：文化研究/旅行文学/叙事 作者简介：黄丽娟，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中心教授，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西方批评理论、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 1.引言 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旅行与旅行文学见证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人们旅行的原因有多种，丹尼斯·波特指出旅行的目的形式与社会历史和政治诉求紧密相连。虽然现代发达的交通为人们到世界各地旅行提供了方便，电视、广播、网络等电子媒介也栩栩如生地呈现异域知识，但作为一种文类的旅行文学仍在持续吸引大量的读者群，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更多地从文化意识投射、他者化再现和异国形象视角去阐释旅行文学，不断地叩问旅行文学的再现政治，却很少触及旅行文学自身的叙事传统与文学性。 由于旅行文学产生或来自于旅行，记录着旅行者对旅行过程和经历的体验，因此旅行文学不仅有自身的传统，而且其传统与旅行的传统紧密相关，旅行的形式、环境和文化语境也无疑记录在旅行文学中。岛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最早实现工业化使得英国人对旅行持有特殊的情愫，恰如保罗·法素所言，旅行是英国人独特的野餐(Fussell，1980：74)。英国的旅行文学展现着不同时期英国人独特的情感结构。本文考察英国旅行文学的叙事模式嬗变轨迹，旨在揭示旅行文学内在发展上兼具客观真实与主观虚幻、科学与传记于一体的动态复杂的叙事特点，及其所昭示的英国文化发展的谱系与脉络。 2.“客观真实”为主的旅行文学——以朝圣、探险和观光为主题的旅行叙事 保罗·法素区分旅行、探索和旅游之间的微妙差异时指出，虽三者均谈及远足跋涉，但“探索者寻求的是未被发现的事物，旅行者寻找着历史上人们已经发现的地方，而游客则前往经商业开发、提供大众娱乐服务的处所。真正的旅行者过去乃至现在介乎探索者和游客两者之间”(Fussell，1980：38)。旅行以艰苦著称，较早的旅行文学以提供经验和建议为目的，客观准确的实证性描述为特点，旅行者以书写的形式再现旅行见闻，为后人提供方便。由于“旅行书籍是一种见证，在属性上以真实为目的”(Campbell，1988：2-3)，旅行文学便被标上了“客观真实”的标签。 英国的旅行文学始于中世纪，以朝圣为主题的旅行叙事充满了对圣地的细致而客观的描述。中世纪晚期，旅行人数较少，旅行者来自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流浪汉、王宫贵族、商人、工匠、牧师、学者等，他们怀着拯救身心的初衷，向圣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欧洲的罗马、东方的耶路撒冷、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等处跋涉。这种叙事的基督教色彩极其浓厚，叙事者详细描述所到之处的地表地貌、各地距离、外国文字的主要目的是讲述与所到之处相关的圣徒圣事。可以说这些叙事在知识层面为后来的旅行者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信息，比如旅途的注意事项、远方民族的语言与风俗习惯等。但由于基督教义排斥朝圣者对新地方或陌生人产生好奇，大部分叙事中并没有旅行者对异域的陌生感和疏离感等主观体验方面的描写。例如，《曼德维尔游记》以第一人称口吻描述主人公到巴勒斯坦的朝圣。书中不仅有显著的朝圣描写，还有对异域风俗举止和世俗风趣的个人经历方面的描述，揭示叙述者对异域的好奇和惊异。以朝圣为主题的叙事奠定了旅行文学的书写模式，即：百科全书式信息、全景式视角和各种实用可靠、可供参考的建议。 随着新航线的开发和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国力的增强，英国逐渐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成为欧洲殖民探索的新锐。探险家、商人和殖民者在时代精神鼓舞下纷纷展开了征服和劫掠财富之旅，1576年，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开始了向西北之行，抵达亚洲。1577年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r)成为第一个绕地球航行的英国人。1585年理查德·格林维尔伯爵(Richard Grenville)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以探险为主题的叙事在16世纪下半叶出现。旅行者既为探险者、殖民者，同时又是书写者，因此叙事中大多以第一人称、客观细致地描述新世界和新世界初民，不仅着重准确性，还增强了可信度。大量的旅行书写被收编成册，著名的地理学家理查·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收编的《英国航海、旅行和发现全书》(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99)享有盛誉。 17世纪是以科学革命而著称的时期，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就倡导建立在新科学实证的基础上探索旅行，由此旅行文学的探险叙事融入了科学探索的主题。旅行者关注旅行对象，着重科学细致地描述异域，不仅涉及自然、文化、地表地貌，还融合了海盗冒险故事。可以说，殖民掠夺与科学探险为主题的叙事交相呼应在旅行文学中。里恩·威弗在《新旅行以及美洲峡谷地带的描述》(1699)中除了描述科学探索，还记录了他在美洲掠夺私船的经历。威廉·丹皮尔亦在《环绕世界的新旅行》(1697)中记载了他的海上掠夺和科学观察。到了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以科学探索为主题的叙事深入人心。在著名的探险科学家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福斯特(Georg Forster)、洪堡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库克(James Cook)的旅行叙事中虽有冒险经历，但却以准确观察为重点，以地理、气象、天文、植物、人类学等领域的科学描述为主导。 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统治时期，探险叙事基本上延续了伊丽莎白时期以探险和17世纪以科学为主的叙事模式。19世纪末，“成千上万的新读者不喜欢阅读自己熟悉的社会和金融问题，却喜欢描述异域英勇事迹的书籍”(Gatrell，1992：31)。很多探险家受到皇家地理协会和类似研究机构的资助，以科学精神记载自然特色和人类学现象，同时趣味横生地讲述冒险经历，突出叙事者的坚毅勇敢和征服胜利。在《涉足东非》(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1856)中，探险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F.Burton)讲述了他到索马里禁城哈拉尔(Harar)所遭遇的种种历险。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te)1857年出版的《传教旅行》发行了7万多本，名利双收，他成为英雄人物、帝国事业的使者和上帝福音的传播者。与受商业利益和殖民抱负驱使的探险叙事一样，这个时期的探险叙事到处昭示着帝国主义话语。像达尔文这样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小猎犬号航海记》中亦写道：“见到眼前状况，不难预料和期待整个(南海)地区在未来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进步。随着进步的步伐，基督教将在南海散播，这将是历史画卷上浓重的一笔……目前为止，这些变化是在英国慈爱精神的作用下发生的。”(Darwin，1989：376)总体而言，无论探险、传教还是科学调查，叙事者基本上带着向本土人灌输欧洲文化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明确目的，关注土著民族的民俗、外表、饮食习惯、社会仪式。 在维多利亚时期，除了以科学为主题的探险叙事，观光叙事也广为流行。现代交通工具如蒸汽轮船和铁路的发明令旅程安逸舒适，大大减缩减了去遥远国家的时间。除了商旅、探险、传教之外，还出现了到美洲、非洲、澳大利亚、阿拉伯等海外殖民地的观光游览。中产阶级的人数急剧上升，四处旅行的人越来越多。1845年托马斯·库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提供便捷的交通用具和住宿，旅游产业迅猛发展。游客将观光之行记录下来，传递一路行一路看风景的愉悦，“描述成为这种旅行书写的主导再现模式”(Korte，2000：95)。这在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北美游记》(North America，1862)和狄更斯的《美国见行录》(American Notes，1842)可见一斑。但是旅游观光不同于真正个性化的旅行，叙事也不免流于表面和模式化。很多叙事试图展示读者未见过的景色，以避免重复的尴尬。有的采取新颖的叙事手法，如查尔斯·狄更斯在《意大利风景》(Pictures from Italy，1957)中以梦境的形式描述威尼斯之行。即使观光叙事展示出与探险完全不同的旅行形式，有很多描写、事实性信息、娱乐价值以及个人经历，但清楚可见的是旅行者所属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旅游者忠实的英国主体身份。 到了20世纪，人们面临现代化旅行带来的尴尬困境。一方面，科技飞速发展，轿车、飞机取代轮船、火车，旅行更加方便、轻松和快捷，但少了惊奇和艰苦旅行带来的独特体验；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受文化产业化影响日渐趋同，全球化进程中土著文化被批量生产的西方消费文化同化，个性旅行与大众旅游之间的界限明显缩小。很多旅行者采取古老而又不寻常的旅行方式，试图与大众旅游划清界限，著名旅行作家帕德里克·雷·费尔默徒步从荷兰跋涉到黑海，“坚决杜绝乘坐任何工具”(Fermor，1977：89)。保罗·法素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为“旅行的最后时光”(1980：vii)。在二战后飞机旅行的时代，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温(Bruce Chatwin)、保罗·瑟若克斯(Paul Theroux)、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Philip Glazebrook)、埃里克·努比(Eric Newby)等在书写中明显地表露对铁路旅行的怀旧。有的旅行者则试图向未开拓之地跋涉，女探险家芙芮雅·丝塔克前往伊朗的卢里斯坦(Luristan)，称之为“探索者值得一去的国家”(Stark，1936：13)，菲尔比(Harry St John Philby)和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则前往危险遍布的阿拉伯沙漠。①这些探险叙事以地形学与人类学式描写为主，大英帝国的文化优越感日渐消失。 3.“主观虚幻”为主的旅行文学——游学叙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旅行叙事 “客观真实”地描述旅行见闻的旅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彰显着旅行者的“主观虚幻”。旅行者是风景和经历的记录者，又是故事的讲述者，虽然旅行叙事声称“客观真实”，但旅行纪实通常发生在旅行之后，折射了旅行者的主观抉择和反思意识，充满主观渲染和虚构性。因此，保罗·法素将旅行文学视为“回忆录的次文类”，突出其自传性，足见旅行文学主观色彩浓厚的叙事特点。 从16到18世纪，游学成为英国教育的一种时尚。以人文教育为目的、提升审美感和道德观的游学(Grand Tour)②开始关注主体的感受。游学者满怀民族主义热忱，游走欧洲各国，在经受欧风洗礼过程中，不仅百科全书般详细记录下所到之处，还大量地揭示旅行者的个体主观体验，读者能从叙事中体味旅行者的个性特点、道德判断与思想感情。旅行叙事主要抒发对英国的热爱之情。这时期的游学叙事主要有：艾迪生(Joseph Addison)《意大利部分地区之行感想》(1705)、阿瑟·扬(Arthur Young)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1792)、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穿越法国与意大利的旅行》(1766)等。具有代表性的标志着旅行文学从客观描述转向主观虚构的是斯特恩的《穿越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1768)。书中以虚构人物约里克(Yorick)为主人公和叙述者，讲述了80天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这部作品的游记式客观色彩变淡，小说式虚构特点突出，成为旅行文学在书写形式上的突破。此后，旅行者对异域风光的景色描写往往寄托着主体关照和思想情怀。17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游学书写大多是具有主观性的文学再现。 19世纪末，旅行文学开始向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过渡，关注主观体验和旅行魅力的旅行叙事开始大量涌现，强调旅行带给主体的现实逃离感。旅行者在叙事中反思英国社会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公开批判工业文明，表现出反帝国主义的态度。旅行作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这样描写到：“你会向往游学旅行，期待到东方。英格兰低地和旷野不再吸引你，于是大踏步地开始从这些自由的领地出发，蜿蜒地穿越欧洲人群，最后到达约旦河床。你会兴奋地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地带边缘，从此可以告别习惯的繁文缛节。”(Kinglake，1997：119-120)这里，旅行的价值体现在暂时告别单调乏味的文明和传统。与此类似，迪恩·马克康纳尔(Dean MacCannell)也强调旅行作为逃离熟悉的“文明的羽毛床榻”的重要性：“对我而言，旅行不是去哪里，而在于出走。为旅行而旅行。重要的是要动；更深入地体会生活的需要和艰难；走下文明的羽毛床榻，踩踩脚下的全球花岗石，用燧石生火。”(MacCannell，1976：10)虽然对异国土地的向往、远离熟悉的欧洲文明并不是旅行的全新目的，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这显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母题。 20世纪，英国的旅行文学表现为盛况空前的批判西方文明之现代主义特点。迈入新世纪后，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程度加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产生的断裂感，西方的文明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人们精神空虚，文化失重，价值沦陷，文人学者纷纷公开批判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恶果。一战后，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更加剧了人们的失望和压抑情绪，到了30年代W.H.奥登、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伊芙林·沃、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等作家纷纷旅行世界各地，远离西方文明的枷锁，“30年代的旅行通常被人们称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旅行……(人们)自我有意识地跨越可知和未知的边界，寻求国内无法实现的某种事实。”(Hynes，1976：288)由此，也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旅行作品和旅行作家，如彼特·弗莱明(Peter Fleming)、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等。旅行者/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1936)中就描述到地图上未被勾勒的利比里亚遥远地区之旅，寻求自身和人类文化远古、未受腐蚀的状态。旅行文学的现代主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他的《前进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被誉为现代旅行书籍的《荒原》，呈现出一幅糅合了各种素材的现代形式拼贴图：如新闻剪切、公众标语和告示、书信、管理档案、日记段落、学术论文、政治杂文等等(Fussell，1980：108)。这种异质形式的再现和表达方式成为20世纪游记的特点，将叙事片段与描述、素描、对话、场景、反思、散文、诗歌等融为一体。 70年代以后，旅行文学糅合了后现代元素，旅行文学叙事形式又经历了一次革新。此时，对旅行之地的描述处于附属地位，旅行之地成为促发旅行者对生命思考和情感感知的陪衬。如果说旅行对旅行者具有重要意义，不是旅行本身使然，而是旅行经历付诸写作，被文本化。布鲁斯·查特文的著名旅行书籍《在巴塔哥尼亚》(In Patagonia，1977)和《梦幻途径》(The Songlines，1987)描述了旅行者/作家对旅行的痴迷。查特文不仅探索旅行之地巴塔哥尼亚和澳大利亚，更多的是剖析他对失根性的迷恋，解释自身存在的基本状态。事实上，后现代旅行叙事更多记录的是旅行主体与外部世界、旅行与文本化旅行、旅行主体与前旅行文本阅读之间的调整和谋和。后现代旅行经验的意义仅仅存在于旅行叙事本身，只有将旅行与叙事结合，只有将旅行文本化，旅行对旅行者才具有意义，正如米歇尔·布托所说：“旅行在某种方式而言就是书写，而书写就是旅行。”(Butor，1974：2)查尔斯·格罗夫也这样呼应到：“我的旅行就是笔的旅行，旅行难道不就是我所创作的故事吗？……旅行意味着将身体处于书写的状态中。”(Grivel，1988：243)旅行者在体验外部世界时不仅唤起对往日的个人记忆，还忆起从前的阅读经历，也就是说旅行文本具有与前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法素由此把旅行还称为文学的旅行。文学性与互文性成为后现代旅行书写的显著特征，二者将旅行的意义通过而且与文本完整地结合起来。这说明旅行文学作为文类的独特性吻合以游牧、迁移、错置、去领土化昭示的后现代状况，旅行也因牵涉边界、放逐、迁移而成为后现代批评话语的隐喻。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旅行的目的和形式的嬗变，英国旅行文学的主题和叙事内容也多样化，以朝圣、殖民探险、游学、观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主题的叙事模式等不一而足。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的旅行叙事一直贯穿历史，但由于性别偏见，女性旅行往往受限制。随着18世纪旅行工具马车的使用和女性受教育机会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女性旅行逐渐兴起。尤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量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旅行并书写旅行经历。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旅行已发展成为一种时尚，女性不仅伴随丈夫和家人旅行，甚至为探险、传教、娱乐而独立旅行③。一些女性如安·拉德克利夫、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多萝西·华兹华斯和蒙塔古夫人的游记作品显示出于男性作家不同的风格，是旅行文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旅行文学兼具客观描述性与主观反思性，可以说是兼具科学的准确性和自传的虚幻性为一体的文类，这种虚实兼备、主客观俱全的叙事特点被称为“一种介于科学发现和虚幻小说之间、模糊二者之间差别的文学形式”(Forsdick，2009：58)，具有“令人惊奇的异质性”(Knowaleski：6)。毋庸置疑，旅行书写“以‘混杂’或者‘杂交’的文学形式而著称”(Kohl：176)。旅行文学被视为与其他文学形式截然不同的独特文类，正如阿曼达·吉尔罗伊在研究启蒙和浪漫主义时期欧洲人的旅行和旅行书写时感慨它为“最包罗万象的文化手提袋，混杂话语跨越不同的学科边界……”(Gilroy，2001：1)。这也正是旅行和旅行文学的独特魅力和研究价值所在。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详尽地考察了18世纪以降英、法、美的官方文件、旅游札记、个人回忆录、诗歌和小说等体裁不同的旅行书写，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西方对东方他者化的构建机制。这本书奠定了西方学界对旅行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从此，旅行文学成为80年代以降文学的文化研究热门领域，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声讨西方现代性的文本重镇④。 ①Philby,H.St J.The Empty Quarter.London:Century 1986(first published in 1933).Thesiger,Wilfred.Arabian Sands.Harmondsworth:Penguin,1991(first published 1959). ②上层阶级通常为拓展年轻人视野，出资让子女到意大利、瑞士、法国等国家旅行，结交各国上层社会人士，了解欧洲文明国家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为回国从事政治和法律等职业打下基础。 ③Isabella Bird,Mary Kingsley,Gertrude Bell等。 ④继萨义德之后，旅行文学成为西方后殖民研究的文本关注对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Pratt，Mary Louis.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1992.Mills,Sara.Discourses of Difference: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1991.Porter,Dennis.Haunted Journeys: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1991.Spurr,David.The Rhetoric of Empire: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Travel Writing,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1993.Kaplan,Caren.Questions of Travel:Postmodern Discourse.1996.Lisle,Debbe.The Global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Travel Writing.2006.Clifford,James.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7. 参考文献： [1]Butor,Michel.Travel and Writing[J].Mosaic.Vol.8.No.1.197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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