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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莱蒙托夫和契诃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家，他们的创作主题和人物形象对于后辈作家有着巨大的开创意义，同时他们的作品本身也暗藏着潜在的精神联系。本文选取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当代英雄》和《决斗》为例，研究他们共同使用的“高加索”和“决斗”这两个主题，分析人物各自承担的叙事功能。借助这两部作品的比较，可以揭示出19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分别来到高加索的俄国知识分子形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思想行为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莱蒙托夫 契诃夫 当代英雄 决斗 高加索 The Shots in Caucasus: Two Duels in Lermontov’s and Chekhov’s Novellas Abstract: Lermontov and Chkehov are two masters in russian literary history, their literary themes and characters opened wide space for future writers, meanwhile a hidden spirit relation was concealed in their works. This thesis chooses these two writers’ representative novellas --- «Hero of Our Time» and «Duel» --- as examples, studies the two themes ''caucasus'' and ''duel'', which were used by both writers, analyses narrative functions which were performed by their figures. By means of comparing these two novellas, we can discover what changes occurred with russian intellectuals, who came to caucasu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half of 19th century, and what time features were reflected by their thoughts and behaviors. Key words: Lermontov Chkehov Hero of Our Time Duel caucasus 一 独创性作家的文学联系文学界一般倾向于把200年俄罗斯文学的源头归结到普希金，这一看法自然有着充分的根据。例如果戈理认为普希金的作品如同一部词典，“包容了我们语言的全部财富、力量和灵活机动的手段。”[1](2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身上看到了“什么是俄罗斯精神……以及什么是俄国人的理想”[2](8)。梅列日科夫斯基总结说：“普希金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配得上由彼得提出来的关于俄罗斯民族在世界文化中的命运这个伟大问题的答案的人。”[3](253)普希金神话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永恒在场，成为解答一切民族历史之谜的钥匙，俄国文学人物的一切性格之谜也都可以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找到最初的源头。 还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一方面肯定普希金的鼻祖身份，一方面又强调莱蒙托夫对俄罗斯文学源头的开启意义，而且后者的影响似乎还超过前者：“乍一看来，俄罗斯文学与其说是追随普希金，不如说是追随莱蒙托夫，不仅渴望审美的直观，而且渴望先知的行动——‘用言语燃烧人的心灵’。”但最终，普希金的宁静和谐征服了莱蒙托夫狂暴的自然力，这种永恒的斗争体现在“果戈理的直观的禁欲主义、屠格涅夫的直观的唯美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正教反应、托尔斯泰的佛教无为之中”[4](380)。 在俄国批评界，罗赞诺夫首先推翻了19世纪之后俄国文学起源于普希金（或者果戈理）的说法，而将这一荣耀归于莱蒙托夫：“在诗人身上隐藏着创作的胚胎，它们把所有我们后来的发展灌注进完全不同的和如今无法猜透的形式中。”[5](220)按照20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达尼尔·安德列耶夫的见解，在莱蒙托夫的使命中蕴含了俄国文化最深刻的谜团之一，他的创作分裂为两个相反的倾向：挑战神权的、威严的英雄抗争和光明的、亲切的、温暖的信仰[6](201)。在俄国后来的经典文学中，在几乎每一个众所周知的主人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极端的力量的斗争，这一矛盾构成了俄国经典文学的主人公们最基本的精神结构。比之普希金体现出来的文艺复兴式的和谐，俄国文学的形而上学本质更接近莱蒙托夫的病态的绝望。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托尔斯泰的德米特里·聂赫留朵夫，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上溯到阿尔贝宁和毕巧林的性格特点——强烈的激情，深刻的反思，无可救药的不安分天性，以及自我否定的双重人格[7](142-156)[8]。莱蒙托夫的散文、诗歌、戏剧都给俄国经典文学留下了巨大的开拓空间。 众所周知，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最后一位大家，他的创作既充分吸收了前辈文学的创作经验，也在思想主题和艺术手法上开创了20世纪文学新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那些看似不循常理的大胆创新通常都产生于丰富的文学背景下，他使用的新词一直与文学传统形成的叙述话语场保持着协调共振。而在契诃夫心目中的俄国文学神坛上，莱蒙托夫始终占据着特殊地位，《塔曼》则是契诃夫最为心仪的作品，在1888年写给诗人波隆斯基的信中他把莱蒙托夫和普希金并列为典范的散文体裁作者：“……只说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就都直接证明俄罗斯的响亮诗歌和优美散文有密切的血统关系。”[9](280)在发出这封信的同时契诃夫正全力以赴写作他的第一部“大东西”《草原》，并且为此苦苦寻找适合这种诗意题材的叙事方式。这一年的11月份，契诃夫首次在信中谈到中篇小说《决斗》的情节构思：“啊，我在开始写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啊！……我在写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东西。我选择小品文—文学虚构的形式。一个正派人把另一个正派人的妻子拐跑了，他就对这个问题写下了他自己的见解；他跟她同居——是见解；他跟她分手——还是见解。我时而谈到剧院，时而谈到‘信念的不同’的偏颇，时而谈到格鲁吉亚的军用大道，时而谈到家庭生活，时而谈到当代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不适应这种生活，时而谈到毕巧林，时而谈到奥涅金，时而谈到卡兹别克……”[9](465-466)信中直接提到了《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把他当做不适应生活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参照。 从契诃夫创作演化的总体来看，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正是年轻作家处于停滞状态，并蓄势向成熟期飞跃的转折时期，而散文家莱蒙托夫则成为契诃夫摆脱困境时的重要引路人之一。但从前人遗产中吸取养料的同时，契诃夫永远同这些引路人进行论战。研究者们早就多次指出，契诃夫在《决斗》中使用了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传统的主题和冲突（高加索，决斗）[10](377-392)，但其文学关联首先指向的是《当代英雄》：在重新审视和理解《当代英雄》的基础上，《决斗》可以说是同莱蒙托夫的文本展开对话和论争的产物。 《决斗》与《当代英雄》明显的关联，首先在于两部小说中对决斗事件及背景的描绘：虚伪的上流社会，风光峻美的高加索，两组对抗者的频繁交锋，决斗前主人公的忏悔，清晨举行的决斗，评论冲突并且为主人公的病态举动提供病理学分析的医生等等。契诃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冯·柯连在决斗时甚至直接提到了莱蒙托夫的名字（“诸位先生，谁记得莱蒙托夫的描写？”[11](226)）。其次，《决斗》的另一位主人公拉耶甫斯基常常以“多余人”自诩，用冯·柯连的话说，他在夸夸其谈时总要提到奥涅金，毕巧林，拜伦的该隐或者巴扎罗夫，把他们当做自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父亲”[11](138)。20世纪著名契诃夫学家古尔维奇据此指出：“拉耶甫斯基是毕巧林、奥列宁之后又一个在高加索的俄罗斯知识分子。”[12](73)另外，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看待女性的观点也是可以拿来相互对照的。《决斗》中与莱蒙托夫的论战以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开始，我们记得毕巧林对女性的轻蔑论调（“就跟谈论一匹英国马似的”[13](66)），而拉耶甫斯基则把女性当做自己沉重的负担——拉耶甫斯基装腔作势的话语几乎都是在模仿莱蒙托夫的毕巧林，比如： 毕巧林：“一个蛮女的爱情比贵妇人的爱情并好不了多少：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贵妇人的卖弄风情同样使人厌倦。”[13](31) 拉耶甫斯基：“至于爱情，那么我得告诉你，跟一个读过斯宾塞著作而且愿意跟你走遍天涯海角的女人一块儿生活，就象跟安菲萨或者阿库里娜之流一块儿生活那样乏味。照样有熨斗、脂粉、药品的气味，每天早晨也照样有卷发纸，也照样自己骗自己……”[11](123-124) 上面所罗列的主人公言词与活动场景的相似，当然不是出于偶然，但它们只能作为从事对比研究的起点。重要的是从这些相互呼应的叙述材料中考察，两位作家各自代表了什么样的现实特点和时代要求，他们的创作风格如何具体地反映出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的发展脉络与变化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作品的精神内涵、角色的叙事功能和整部小说呈现出来的紧张的人物关系上，力图揭示出独创性作家在文学联系中特有的呼应与论争机制。 二 不同视野中的高加索赫尔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论述过莱蒙托夫所处的时代特征：随着尼古拉一世统治的“萧条时代”到来，俄国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亲身参与社会变革甚至公开讨论此类问题都已经成为禁区。联系到自身的感触，赫尔岑把莱蒙托夫当做自己那一辈人的代表：“我们全都太年轻，没有能够参加12月14日，我们被这个伟大的一天惊醒，却只看到死刑和放逐，不得不沉默，忍住眼泪，我们学会了与世隔绝，周密考虑自己的思想——而且是什么样的思想啊！……是怀疑、否定、充满盛怒的思想。莱蒙托夫习惯于这些感情，无法像普希金那样在抒情中找到解救。他拖着怀疑主义的重负穿越自己所有的梦想和快乐，痛苦、忧伤的思想始终在他的额头上，贯穿他所有的诗歌……莱蒙托夫的沉思——是他的诗歌，他的痛苦，他的力量……”[14](226) 1837年因言获罪的莱蒙托夫经彼得堡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流放到高加索，这里集雄伟与瑰丽于一体的崇山峻岭使得作家暂时抛却上流社会的烦扰和撕裂心灵的痛苦反思，“在壮丽的大自然怀抱里，却感觉到了大自然和自己狂热心灵之间的和谐”[15](163)。风光旖旎的高加索留下的印象在《当代英雄》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在《梅丽公爵小姐》的开头，毕巧林环顾五峰并峙的别式塔山、高耸入云的玛苏克山、双峰并峙的厄尔布鲁山，不由感叹道：“住在这种地方，真是快活呀！一种欢快的情绪在我周身血管里流动。空气清洁而新鲜，像是婴儿的亲吻；太阳绚烂，天际澄蓝——看来，一个人还能再要求什么呢？在这儿，激情、欲望和悔恨又有何用？”[13](60)如果说这里抒发的情感只是属于虚构的主人公，那么小说第一部分中作为作者假托的叙事者，一个在高加索旅行的俄罗斯青年军官的感触则更具代表性：“我因为能这样高高置身在世界之上，心头感到说不出的快活……当我们离开尘世的喧嚣而接近大自然时，我们不由得就变成孩子了：所有后天得来的属性都从心灵上脱落，于是心灵就恢复了它曾经是而且将来会是的样子。”[13](24) 叙事者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大尉在一起的见闻，成为贝拉故事的外框，并且把该故事分割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而外框处对高加索大自然和当地山民的描写与感受绝非闲笔，它极好地说明了俄国人心目中对高加索文化意义的定位和对自身文明地位的态度，也解释了毕巧林后来的思想发展逻辑。当青年军官与大尉一同走进奥赛梯人的房屋时，看到的是一幅“相当有趣的”景象：“这间宽阔的、屋顶靠两根烟熏火燎的柱子支撑着的石头房子里挤满了人。屋当中，就地生起的火堆发出劈啪的响声；烟，被从屋顶上的窟窿里吹进来的风倒灌回来，在四下里弥漫成浓厚的烟幕，使我许久都分辨不出周围的东西；挨近火坐着两个老太婆、好多孩子和一个瘦瘠的格鲁吉亚人，他们全穿着破烂的衣服。”对于接受欧洲教育的俄国人而言，山民们尚处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对他们要么表示故作宽容的怜悯（“这些可怜的人！”——叙事者说），要么直接加以傲慢的藐视（“……笨得要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说[13](8)）。由此毕巧林能够为自己绑架贝拉找到十分“文明的”借口：“一个契尔克斯的蛮子姑娘能有像他那样可爱的丈夫，就应该算是好福气啦……”[13](17)而善良的大尉，虽然久居高加索并且与当地人形成了亲善关系，对这番话也只能表示赞同。 半个世纪后，契诃夫于1888年和1889年两次来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这是契诃夫笔耕不辍的一生中极其罕见的几个月，他“休息下来，一个字都不写”，下海游泳，参加野餐会，登山旅游[16](274)。这些旅行的印象反映在《决斗》中。另外，契诃夫在阿索斯结识根纳季大主教，扎伊采夫指出：“在《决斗》中呈现出他的动人面貌。”[17](84) 作为可与莱蒙托夫并肩的写景高手，契诃夫同样以极其朴素的语言描绘出高加索充满神秘气息的自然风光，但此处的高加索显然已经失去了从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直到托尔斯泰笔下那种热烈的浪漫主义情调。古尔维奇研究发现：“‘高加索’这个概念在契诃夫那里没有特殊的民族的、道德的、习俗的内容。”[12](34)随着高加索本身在俄国人心目中特殊文化含义的削弱，不同俄国人对待高加索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善良的医生萨莫依连科在高加索已经生活了十八年，在他看来，“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比高加索更美妙了”；可是拉耶甫斯基的看法截然相反：“韦列夏金有这样一幅画：有几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一口深井底下受折磨。你这个美妙的高加索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一口井。”[11](126) “拉耶甫斯基居然不喜欢高加索”，这让萨莫依连科觉得“怪极了”[11](128)。在拉耶甫斯基和冯·柯连清晨举行决斗时，高加索群山之后伸出两道绿色的光，对此美景冯·柯连不由得赞叹道：“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多么出色！”而他的对手则觉得“这个清晨，这两道绿光，……都是他生活里多余而不必要的东西，惹得他不自在” [11](222)。另外，拉耶甫斯基公正地指出，高加索的黑海海水深处有大量硫化氢，有机体不能生存，因而黑海里动物是贫乏的，并不适合在此研究，可冯·偏偏选中此处来研究动物，这是因为他“有独立精神，为人固执……”[11](170) 契诃夫力图通过俄国人看待高价索的不同眼光，表现他们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化立场，从而在整体上反映出19世纪末的时代特色和思想氛围。 19世纪下半期，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稳定发展、相对和平的黄金时代，欧洲各国的哲学思想和文艺实践中弥漫着一股维护社会安定、生活稳固的情绪，个人的反抗精神逐渐消磨。在俄罗斯也有相似的情况。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粹派运动，随着1881年极端的革命行动而告终结。19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俄国国内气氛之沉重令人窒息，受教育阶层思想狭隘，信奉着轻松舒适、于人无害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写作《决斗》的同一年，契诃夫在政论短文《在莫斯科》中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颓废风气。那些所谓“莫斯科的哈姆雷特”们，游荡在社交场合的各个角落，对于所有专业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敢触碰任何实际问题，只是一味地装腔作势，说谎骗人。他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而讥诮的神情，”向看不懂的文艺作品要求“思想”、“理想”，用莫里哀、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这些名字来吓唬公众。虽然他们见识浅薄，却十分自信，以为对什么都可以加以轻蔑地批判。他们的同居女友同样高举“纯正思想”的大旗，即使在恋爱时也口口声声要“一起战斗”，若是被人抛弃，她总会抱怨说：“他背叛了他的信仰！”[18](436) 拉耶甫斯基看待高加索的眼光出现了偏差，正因为他是契诃夫政论文中那种用“思想”骗人然而实际上不学无术的“莫斯科的哈姆雷特”。两年前，他爱上有夫之妇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觉得只要和她私奔，一起到高加索来，就能摆脱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空虚和庸俗。在他们的幻想中，高加索“树木成荫，鸟雀飞翔，小溪流水”。他要开垦荒地，“劳动得脸上流汗”；她要种花种菜，养鸡养鸭，为贫困的农民治病，给他们散发小册子。“不料高加索只有光秃秃的山峦、树林、大山谷”，“田野之外就是高山和荒野”，加上天气炎热，又恐惧毒虫强盗，这两个神经衰弱的人便心安理得地消沉下去，把以往的“理想”抛诸脑后[11](123,147)。此时拉耶甫斯基仿佛恍然大悟：为了恢复正直、高尚、纯洁的生活，投身于崇高的思想、知识和劳动，就必须立刻扔下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离开文化贫乏的高加索，独自一人逃回彼得堡。拉耶甫斯基是19世纪末陷入颓废中的贵族苗裔，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失去前途，只能在空谈和欺骗中营造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错觉，而高加索的严酷现实则彻底击碎了拉耶甫斯基之流田园牧歌式的最后幻想。 在契诃夫笔下，也只有拉耶甫斯基和他的情妇才会像《梅丽公爵小姐》中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那样，“依旧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会有契尔克斯人来袭击”[13](79)。萨莫依连科已经把契尔克斯人当做“诚实而好客的民族”[11](128)。《决斗》中的小饭馆老板凯尔巴莱是鞑靼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当助祭问他“在鞑靼话里，‘上帝’叫什么？”，他回答说：“你的上帝和我的上帝一样，……大家的上帝只有一个，可是人倒有各式各样。有的是俄国人，有的是土耳其人，有的是英国人。这样那样的人很多，可是上帝只有一个。” [11](229)这段话看上去答非所问，但实际上揭示出对于高加索和世界文明的真正理解——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都在走向完善的路途中，都有着追求最高真理的渴望。 在《当代英雄》里，莱蒙托夫把高加索浪漫多彩的异域风情同俄国上流社会追求虚荣与名利的生活塑造为绝对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是的，尽管毕巧林穿戴着契尔克斯人的服装，以高加索式的骑术而自豪，他决斗的对手格鲁什尼茨基以及陪伴着太太小姐们的骑士们也穿着契尔克斯式和下哥罗德式的混合装，但他们在理智和情感上永远也无法接受当地山民部落的“野蛮的东方文化”，他们对山民外表装束的倾慕，只不过是浅薄地附庸时尚，无法掩盖内心的空虚。而《决斗》中的俄国上流社会已经完全融入了高加索的生活，契诃夫想要强调的是，俄国人看待高加索的不同观点，只是反映出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个人考虑问题的不同立场。 三 死人的审判和决斗俄国学者茹拉列娃在研究莱蒙托夫的专著中，把毕巧林与哈姆雷特进行比较，断定他具有一项特殊的诗学功能：戏剧行为的“实验者”、“组织者”和“挑动者”[8](207-210)。在《当代英雄》中，毕巧林积极地参与、干涉别人的生活，破坏别人的希望，评价别人的道德、情感和行动，甚至对别人的命运做出审判。正是毕巧林不知疲倦的活动，推动了整个叙事的戏剧化进程：“自从我开始生活和行动以来，命运似乎总把我跟别人的悲剧的结局联在一块儿，好像如果没有我，谁也不会死去或者陷于绝望！我是第五幕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我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刽子手或是叛徒的可怜的角色。” [13](97) 当代契诃夫学专家卡塔耶夫教授据此认为，《决斗》中重复了《梅丽公爵小姐》中的对立情境，若是撇开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纯粹从文本角色的功能角度分析，则“拉耶甫斯基……在这场争端中履行了格鲁什尼茨基的功能，毕巧林的位置由动物学家冯·柯连占据”，后者“掌握了对别人做出独断评价并做出终审判决的权力。可以说，冯·柯连承担了契诃夫小说中毕巧林的公诉人功能” [19](41-42)。 在毕巧林锋利无情的目光下，格鲁什尼茨基的全部弱点暴露无遗，从一开始他便判定自己的这个对手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生活的一切场合都准备有一套现成的美妙动听的话，他们不会为单纯的美所打动，却煞有介事地装出怀有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热情和异常的痛苦……他们的心灵里往往有许多善良的德性，却毫无诗意。”格鲁什尼茨基爱好高谈阔论，口若悬河地讨论抽象问题，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小说里的英雄”，“使别人相信，他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生的人，命中注定要受某种神秘的磨难，对这一点他自己也差不多确信不疑了” [13](62)。格鲁什尼茨基无论是装模作样的表演，还是受到侮辱后的痛苦，都显得滑稽可笑，但在毕巧林眼里却是一层层被加重的“罪过”。对于格鲁尼茨基的诽谤，毕巧林的判决残酷无情：“……您就会失掉作为高尚的人的权利，还要冒生命的危险。” [13](112,113)在决斗中毕巧林给自己充分的权利绝不饶过格鲁什尼茨基，他突然揭破后者诡计的话语“好像在宣读死刑判决书” [13](124)。 “看待生活和人的极端的、不知妥协的‘毕巧林式的’观点，展现在《决斗》中。”[20](615)在契诃夫笔下，让“公诉人”冯·柯连举起手枪的，是对他的对手拉耶甫斯基毫不留情的审判。拉耶甫斯基毫无疑问与格鲁什尼茨基有着共同的毛病：动辄喜爱把自己比作文学主人公——哈姆雷特，浮士德，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巴扎罗夫，甚至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在这样的类比中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出类拔萃、非同寻常的人，高于周围暗淡平庸的芸芸众生。冯·柯连在几乎逐字重复了拉耶甫斯基习惯的腔调之后，嘲讽地说道：“一句话，我们得明白，像拉耶甫斯基这样伟大的人就是在堕落当中也还是伟大的。他的放荡、缺乏教养、卑鄙龌龊，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由于不可避免而变得神圣了，其中的原因是带有世界性和自发性的，为此，在拉耶甫斯基面前应当点上长明灯，因为他是时代、潮流、遗传等等的不幸的牺牲品。”[11](139)应该承认冯·柯连的“起诉书”是公正的，而判决则冷静得可怕：为了保存人类的利益和文明的延续，必须动手消灭这样的败类。 然而，这两场审判尽管公正，却总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不安感觉。因为无论是叙事者还是读者，在读到毕巧林的日记时都明白，这个主人公已经在从波斯回国的途中死去，实际上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死人的日记。而契诃夫在写作《决斗》前，实际上也已经为冯·柯连写好了悼词——这里指的是契诃夫为纪念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而写的著名悼文。俄国学术界早已经在多篇论著中论证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作为冯·柯连形象的原型意义[21](295-296)[22](527)。小说文本中拉耶甫斯基对于冯·柯连也有过一段公正的评价：“这人性格坚定，有力，专横。你听见他不断提到远方考察，这并不是空话。他需要沙漠和月夜；在露天底下，在四周的帐篷里，睡着他那些挨饿的、有病的哥萨克、向导、搬运工人、医师、教士，由于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只有他一个人没睡觉，像斯坦利那样坐在一把折椅上，感到自己是沙漠的皇帝，是这些人的主宰。他走啊，走啊，不住地往前走，他手下的人呻吟着，一个个死去，而他却仍旧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结果他自己也死了，不过仍旧是沙漠的暴君和皇帝，因为他坟墓上的十字架在三四十英里以外就能让运货的商队看见，统治着这片沙漠。”[11](139)这段话“可以让人清楚地联想到普尔热瓦尔斯基在1871—1873年中亚探险时的现实细节” [23](692)。据史料记载，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同时也具有“专横的”性格，而拉耶甫斯基拿来同冯·柯连相比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利，在契诃夫的悼文中是与普尔热瓦尔斯基并肩的“建功立业者”[18](411)。拉耶甫斯基说冯·柯连死后“坟墓上的十字架在三四十英里以外就能让运货的商队看见”，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旅伴在纪念文章中则说，现实中这位探险家的坟高高竖立在伊塞克湖的荒凉岸边，“四下里都能看得到”[24](59)。可以说，契诃夫最初构思小说时，就已经决意要体面地埋葬这位作为“实证主义的符号”[25](28)的主人公。 因此，在莱蒙托夫和契诃夫笔下的这两场决斗里，宣读审判书和举起枪口的都是死人，这是死人发出的宣判。在他们的审判背后，还隐藏着两位作家对这两个死人所做的精神死亡的最高判决：罪证是他们自身的冷酷和向活人世界吹来的寒意。毕巧林说他的快乐就是“去占有一个年轻的、含苞待放的灵魂”[13](90)，当这个目的达到时，他承认自己体验到了“吸血鬼的心情”[13](106)。在生活之路上所有与他短暂相遇的人，都会被他吸尽灵魂的热气。在他恶魔般的影响下，善良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竟变得满腹怨毒：“心肠自然就会变硬，心扉也就关闭了。” [13](46)冯·柯连把动物界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推演到社会领域（“我是动物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反正这都是一样” [11](164)），意图亲自动手“消灭虚弱而不中用的人” [11](144)。他把身边的人当做自己事业的工具，要求与他相识的助祭放弃家庭随他去做科学考察，甚至提出让助祭的妻子出家去做女修士。难怪这个具有坚定信念和优秀品格的人无法引起读者的好感，作家爱伦堡就直接斥责他“没有心灵”[26](96)。 虽然有着相似的决斗情境，但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法可以看出两位作家不同的立场。在莱蒙托夫笔下，第一人称视点的叙事保证了“公诉人”毕巧林全面阐述自己看法的权利，使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剖析内心，审查自己和别人的行动。这是因为在这个“当代英雄”的身上，同样寄托了莱蒙托夫对周围病态生活的观察，对自身浪漫主义激情的反思（毕巧林的情绪也反映在莱蒙托夫的部分抒情诗中）。作为超越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歌手，作家意识到“我们整整这一代人的充分发展了的缺点”[13](3)，并且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勇于为此承担责任的人。在作家的这一意图中，怯懦而渺小的“被告”——格鲁什尼茨基的内心活动被完全忽略，只在他临死前的只言片语里才能猜测出，或许他的良心也在做着痛苦的斗争：“随他们去吧！……你自己也知道，他们说得对。”以及：“我瞧不起我自己，我恨您。”[13](125)——这几句话是他灵魂里燃起火花的微弱显现。 可是在契诃夫的《决斗》中，渺小的“被告”拉耶甫斯基的视点却占据了绝对优势。实际上“公诉人”冯·柯连对他的谴责，并没有超出他的自我批判；他在揭露冯·柯连的“暴君”本质的同时，也公正地承认“这个世界依靠他那样的人才能维持下来”[11](170)。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决斗前夜拉耶甫斯基的自白，在这里作家把叙事的视点完全交给主人公，让他回顾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过，思考上天赋予他的使命，悔恨被白白糟蹋掉的生活——在内心表露的充分性和真诚性上，只有毕巧林决斗前夜的自白和忏悔可以与之媲美。相反，“公诉人”冯·柯连只在小说最后一章，当他忧伤地承认自己犯下错误时，才有机会以自己的视点表露心迹，并且得出结论：“真正的真理是谁也不知道的。”[11](233)契诃夫丝毫不掩饰拉耶甫斯基的虚伪，但却授予他充分的发言权，“这使他得不到原谅，却能得到理解。”[19](43) 通过这种方式，契诃夫力图展现，那些并非“优选的”普通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生活和思想追求，在曲折细致的微观世界中体会他们的精神痛苦和迷茫。 四 结语：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在两场决斗的末尾，两位作者都使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形象——大海中与风暴搏击的小船： “我好像一个在双桅贼船上出生和长大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暴风雨和搏斗，一旦把他抛到岸上，他便会感到寂寞、苦恼，……他会整天徘徊在海滨沙滩上，倾听那奔腾的波涛的单调的澎湃声，眺望着雾蒙蒙的远方，看看有没有他所想望的船帆在划开蔚蓝大海和灰色浓云的苍茫地平线上闪烁，起初像是海鸥的翅膀，但渐渐地却同浪花的泡沫分离，平稳地飞驶到这荒凉的码头……” [13](132)（《当代英雄》） “海浪把船打回来了，……它往前走两步，又往后退一步，可是划船人是固执的，他们不知疲劳地划动船桨，不怕高耸的海浪。木船不住地往前走，往前走，瞧，现在已经看不见它了。……生活里也是这样。……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总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错误、生活的烦闷把他们抛回来，然而渴求真理的心情和顽强的意志却又促使他们不断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终于会找到真正的真理。” [11](235-236)（《决斗》） 从毕巧林最后的结局可以看出，莱蒙托夫的这个主人公一直高傲地坚持着他的“恶魔主义”和“超人理念”，枉然地试图在高加索的严峻自然和枪林弹雨中寻求摆脱苦闷的良方，但最终却在与自身的令人绝望的斗争中挥霍并耗尽了自己的精神力量。他像吸血鬼一样地吞噬着别人的灵魂，毁掉他们的希望，把他们当做自己残酷游戏的牺牲品，注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毫无成果，并且失去了社会历史现实的无家可归的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永远的漫游者”。从他的双重人格中分裂出来的两个后代——拉耶甫斯基和冯·柯连，却在契诃夫笔下的高加索决斗中得到了和解。双方都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在“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理”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并且为人类最终获得真理留下了希望。契诃夫的同时代人（直到今天的研究界）几乎都觉得小说结尾人物性格的转变不可思议[23](704-705)，但契诃夫似乎故意用这样的结局来提醒我们：无论是谁都无权主宰真理并以之决断他人生命。人在错误中经常迷失方向，四处漂泊，无家可归（在精神航程中两个主人公都是高加索的过客），但人永远都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契诃夫的立场就这样得到了复杂化。 在继承的同时保持独立，在吸收的基础上深化主题——这就是契诃夫与莱蒙托夫文学对话的实质。 参考文献： [1][俄]果戈理：果戈理全集[M]，第六卷，沈念驹主编，冯玉律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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