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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社会的终结:奥兹与基布兹世界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华读书报》2016年08月 钟志清 参加讨论
当代最富有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生于耶路撒冷,在充满知性的精神氛围中长大。12岁那年其母自杀,一年后父亲再婚。14岁的奥兹决定离家前去基布兹胡尔达(KibbutzHuld

    当代最富有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生于耶路撒冷,在充满知性的精神氛围中长大。12岁那年其母自杀,一年后父亲再婚。14岁的奥兹决定离家前去基布兹胡尔达(KibbutzHulda),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要对奥兹其人及其创作有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与把握,绝对不能忽视其基布兹经历,换句话说,基布兹对于塑造奥兹的个人身份乃至以色列人的集体身份,对于成就作家奥兹及其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基布兹:乌托邦式的社会形态 基布兹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特殊产物,20世纪初期由第二次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拓荒者居民创建。这些充满激情的新移民在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理念的感召下从俄国来到巴勒斯坦,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不是辽阔的俄罗斯平原,而是贫瘠的沼泽、沙漠和湖泊,与怀旧歌词中所描绘的祖先生存过的土地截然不同。那里气候恶劣,无法可依,其住所经常遭到游牧民族贝督因人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居住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加之,这些主要来自俄国的年轻人,梦想着耕耘自己的土地。建立集体农场可以从经济上积聚资本,为长期生存做打算。于是从1909年开始,便有了由十几个青年男女们组织起来的劳动团体“德加尼亚”,这便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第一个基布兹的雏形。其理念便是在为自己劳作,建造家园。其后,新基布兹不断出现,基布兹人员也不断增加。1922年,巴勒斯坦地区大约有700人居住在基布兹,但到了1950年代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人口达65000人,约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 基布兹就像一个乌托邦社会。在基布兹,人人平等,财产公有,颇具原始共产主义色彩。在基布兹,大家从事不同形式的农业劳动,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儿童们住在集体宿舍,由基布兹统一抚养,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基布兹,犹太人不仅在形式上有了归属感,而且有了找到家,找到爱,找到关怀之感。当你受到伤害时,整个共同体会如同一个器官那样做出回应。一切会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 基布兹在以色列国家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基布兹成员不仅开荒种地,而且组织了各种军事武装,抵御当地阿拉伯居民和贝都因游牧民族的侵袭,并积极参与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为保卫新建的犹太国家献身。1949年,第一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讨论新的兵役法时提出,所有的士兵,无论男女,有义务在基布兹或农业合作社服务一年,以增强“拓荒者”意识。 奥兹自幼对“拓荒者”群体充满了好感,认为他们站在声望云梯之巅。那些人强壮,执着但并不复杂,说话简洁,能够保守秘密;既能在疯狂的舞蹈中忘乎所以,也能独处,沉思,适应田野劳作,睡帐篷;那些坚强的青年男女,准备迎接任何艰难困苦。而基布兹人就像一个吃苦耐劳的新型拓荒者阶层。他愿做那样的人,而不愿像父母或充满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忧郁苦闷的逃难学者那样生活。在奥兹所成长的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年轻人反叛家长压迫的极致便是去往基布兹。早在母亲尚在人世时,父母不睦的家庭生活,父亲因人生不称意产生的压力,母亲的伤痛与失败,令奥兹倍感压抑。这种想法在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得到了具体化呈现。书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了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 基布兹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奥兹,也成就了奥兹。基布兹不仅送他前去希伯来大学读书,而且赋予他创作灵感,启迪他逐渐步入文学殿堂。他的早期作品,如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长篇小说《何去何从》(1966)、《沙海无澜》(1982)均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其晚年代表作《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又以大量篇幅展现了基布兹的微观世界。即使在年逾古稀之际,在离开基布兹26年之后的2012年,奥兹仍旧对基布兹念念不忘,创造了反映基布兹人心路历程的短篇小说集《朋友之间》,算是对基布兹生活的又一次回归。 基布兹的生存挑战 奥兹早期的基布兹小说触及了基布兹新移民的生存境况、基布兹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基布兹人的文化冲突等多种主题。这些问题小中见大,反映出基布兹所面对的挑战,也折射出当时以色列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以色列,新移民占据了很大比重。仅在20世纪50年代,便有大约五十万移民从世界各地移居到以色列。这些新移民背负着沉重的流亡体验,与强悍勇猛的本土以色列人形成强烈反差,在群体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短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中,奥兹通过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新移民达姆科夫与基布兹创始人萨什卡这两个人物的鲜明对比,展示出基布兹乃至以色列社会的两大族群,即以色列国家的创建者和流亡者。在奥兹的描绘里,基布兹创始人之一萨什卡具备了某些新希伯来人的典型特征。他身材壮实,脸色红润,戴着一副眼镜,一张英俊而敏感的面庞,脸上总是流露出父亲般沉着坚定的表情;他是一个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的人。相形之下,新移民达姆科夫则身材矮小,既瘦又黑,浑身都是骨架和筋肉。他不但外表不符合希伯来人的特征,而且是在二战之后来到了基布兹,他的左手只有一根拇指和一只小指,两指之间是一段空白。达姆科夫说,“在战争年代”,“人们蒙受的损失远远不止三个指头”。手指之间的空白与达姆科夫的话语中渗透着作家的修辞用意,如果说拇指和小指代表着达姆科夫的早年和如今,那么丢失了的中间地带,则有意无意象征着以色列社会的许多难民,尤其是有过大屠杀经历的难民试图隐藏自己的过去。 以色列的许多基布兹,与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游牧部落接壤。基布兹人与贝都因人这两大群体一个从事农耕,一个属于游牧部落,其争执的原型可以上溯到圣经时期的该隐和亚伯。不过,在《圣经》中,该隐种地,亚伯放羊,该隐为争夺长子继承权,杀死亚伯。但在奥兹笔下,牧羊人成为挑衅者,而农耕者成了受攻击的对象。一旦农耕者进行还击,其角色则转化为当代该隐。短篇小说《游牧人与蝰蛇》描写的是一个饥荒之年,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被迫赶着羊群和牲畜向基布兹靠拢,基布兹牲口染病,庄稼遭到破坏,甚至出现了失窃。基布兹成员不得不讨论由贝都因人破坏造成的损失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小说的女主人公盖乌拉是个29岁的基布兹姑娘,她热心地参与社区各种文化活动,热心地为大家服务,喜欢傍晚时分独自到果园散步。就在大家讨论如何抵御基布兹外部威胁的当天,盖乌拉在果园中和一个逃荒而至的贝督因青年男子邂逅而遇,她与贝督因人的交流,对贝督因人的观察、感觉与冲动,以及最后被蝰蛇咬死的细节象征性地表现出基布兹社会所面临的潜在威胁。蝰蛇实际上是一个喻体,蝰蛇伤人则把游牧贝督因人的潜在威胁化作了现实。这里,游牧人与蝰蛇两种意象交叠在一起,威胁着基布兹社会的安宁。而盖乌拉之死,不仅说明女性在外来势力的侵袭中成为牺牲品,而且成为年轻人用暴力向游牧人复仇的导火索。 以色列建国后,一些开国元勋曾选择到基布兹务农,用双手建立家园,而且希望后辈也能成为身体健康的强者,成为继往开来的建设者。但往往事与愿违,其后辈往往不堪重负,既不能实现父辈的愿望,又不能自我实现。奥兹在短篇小说《风之路》中展现的便是先驱者申鲍姆与儿子吉戴恩之间的父子冲突。小说的高潮乃是吉戴恩之死。吉戴恩是一个伞兵,他在以色列国庆节那天本来顺利完成了跳伞任务,徐徐落地,经历着铺天盖地、令人激动的爱。但为了让父老乡亲“设法在如林的降落伞中认出他们惟一的儿子”,“把焦灼、关爱的目光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姑且将此称为受某种英雄主义冲动的左右,他拉开了为应对紧急状态才使用的备用伞。撞到电缆上,触电身亡。而在死去的前夕,吉戴恩并没有表现出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而是哭哭啼啼,不知所措,表现得胆怯、软弱与笨拙。这种带有反讽方式的手法表现出作家对拓荒者价值或者说新希伯来人价值的怀疑,讽刺了以色列的建国英雄们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英雄主义理想不惜把子孙当成牺牲品,表明作家对已经确立的本土以色列人神话以及塑造这个神话的阶层所进行的一种朦胧的抗议。这样的洞见在长篇小说《沙海无澜》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 奥兹亦曾描绘道:在基布兹,女子过的是苦行僧般的生活,其容貌令人难过,由于思想观念的原因,基布兹不容许女成员用化妆品来保护她们的容貌,你丝毫也看不到染发、胭脂、染过的睫毛或口红,她们虽然具有纯朴、天然的外表,但整体看来她们很像男人:她们充满自制力的多皱的面容,她们嘴周围的坚定的纹路,她们毫不娇美的黑皮肤,她们那灰色的或白色的或稀疏的头发。她们的步态,也像年纪大的男人们的步态一样,表达出内心的安全感和信心。乍看之下,这是一种男女平等,但实则透视出对女性权益的压抑。在这种环境中,《何去何从》中的女主人公伊娃决定离开基布兹的丈夫和儿女,与从德国前来度假的表兄私奔。小说并没有写伊娃对丈夫没有感情,也没有写她对表兄有任何感情,只写了后者对她充满了爱与依恋。因此,伊娃情愿与表兄私奔显然不是一种情感选择,而是一种文化选择。这便涉及到奥兹多年关注的以色列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差异问题。伊娃的抉择表面上看是个人选择,实际上代表着一批人,甚至几代犹太人的亲欧倾向。 时下基布兹的危机 奥兹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创建基布兹是个出色的理念,但“人不是神,人有其弱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自私与欲望拉开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正是在基布兹这样一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地方,人的一切想法与行动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的隐私得不到保护,人性中的某些基本需求也遭到压抑。比如,在奥兹尚未有中文版问世的小说集《朋友之间》中,收入了一个题为《戴尔阿吉隆》的短篇,写一个基布兹青年得到在意大利经商的舅舅的邀请,要到意大利读书,但需要基布兹集体表决来决定能否成行。抛开青年是否具备读书素质不论,仅就出国留学需要集体表决这件事而论,基布兹青年与基布兹外的以色列青年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在个人与集体观念发生冲突时,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基布兹,到外面寻求更好的发展。 奥兹夫妇在2016年访问北京时,夫人尼莉数次给大家看一张老照片,那是70多年前她在帐篷中出生时的情形,显示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布兹的生活相当贫困。在土地和水源都很有限的情况下,以色列国家和基布兹领导人意识到纯农耕的局限与工业种植的益处,因此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他们便不再提倡反工业化政策。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一套涵盖面较广的基布兹工业经济模式在以色列业已成型。 如今,建国68年之久的以色列已经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国家。与奥兹小说中的基布兹相比,现实中的基布兹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新挑战,乃至危机。由于受到全球化和资本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人价值与基布兹集体价值发生冲突,基布兹成员逐渐不再认同原有的按需分配理念,多数成员希望自己拥有家庭财产与个人资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基布兹根据其成员所从事工作的市场价值发给其不同档次的工资。一些基布兹成员在基布兹之外创办实业,赢取高额利润。外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基布兹青年一代多不愿再回到封闭的基布兹小天地之中,基布兹社会的老龄化倾向愈加凸显,其人口也在逐渐削减。据统计,1989年,以色列的基布兹人口大约有十二万九千人,而2010年已减至十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布兹那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集体合作经济无疑会日渐衰落,甚至将会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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