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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过去的2011年，除了“新现实主义”的话题继续被人热炒，对于文坛新旧交替的讨论也成了俄罗斯文坛上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人们不仅关注作家的浮出与沉寂，对文学的潮流和走向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平面媒体和网络技术突飞猛进，文学的载体越来越多样化，新人不断地涌现，书籍、报刊的印刷数量以几何倍数增长。这一切，全都成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起始之时的大背景。二十年前，文学奖评委还有可能利用报刊按图索骥，为读者大众提供一个年度书籍清单，现在，若要提供这样一份清单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书籍折旧在加快，一本书在货架上摆不上三四个月就必须下架，因为后面还有新人新作在排队等待。 难怪作家谢尔盖·沙尔古诺夫一度声称，自己和某些同道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黑面包”。他所谓的同道，指的是《简陋的墓地》（Смиренное кладбище）和《建筑营》（Стройбат）的作者谢尔盖·卡列金、列昂尼德·加贝舍夫和纳乌姆·尼姆等人。其实，他和他的这些同道还真的不算是很老，他们的作品还保持着相当的“新鲜度”。他们写的是全新的社会抗议小说：注目于现实的黑暗角落，让臭烘烘的边缘生活曝光，与过去那种明亮灯光照耀下的苏联文学相去甚远。他们继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利莫诺夫为代表的“自然派”写作的特点，关注的人物更多的是妓女、无家可归者和酒鬼。但即便这样，他们依然寂寞。读者的口味变化多端，在过去的一年里，不管他们为读者提供了怎样大的思考空间，人们的新鲜感瞬间就会被更新鲜的东西所取代。 新千年之初，《新世界》杂志曾经发表过著名评论家安德烈·涅姆泽尔（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最妙的十年》（2000年第1期）一文。在此文中，涅姆泽尔盘点了处在上升时期的中青年作家，提出一个所谓的“种子选手”的名单。这个名单包括：安·阿佐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Азольский）、维·阿斯塔夫耶夫（ Виктор Астафьев）、彼得·阿列士科夫斯基（ Петр Алешковский）、列·鲍罗金（Леонид Бородин）、尤·布依达（Юрий Буйда）、米·布托夫（Михаил Бутов）、玛·维什涅维耶茨卡娅（Марина Вишневецкая）、格·弗拉基莫夫（Георгий Владимов）、瓦·瓦罗金（Валерий Володин）、尼·格尔兰诺娃（Нина Горланова）、维雅·布库尔（Вячеслав Букур）、尤·达维多夫（Юрий Давыдов）、安·德米特里耶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鲍·叶基莫夫（Борис Екимов）和奥·叶尔马科夫（Олег Ермаков）……在所谓“三十年代后”的作家中，涅姆泽尔提出了包括弗·马卡宁（Вла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马·帕列伊（Марина Палей）、叶·波波夫（Евгений Попов）、奥·斯拉夫尼科娃（Ольга Славникова）、阿·纳伊曼（Анатолий Найман）、阿·斯拉波夫斯基（Алексей Слаповский）、谢·索罗乌赫（Сергей Солоух）等。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当年的批评家们还拟出了另一份更为年轻的作家名单，其中就包括中国读者熟悉的佩列文（Пелевин）、希什金（Шишкин）、乌利茨卡娅（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沙洛夫（Шаров）、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和阿·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ей Варламов）等人。 如今，这些当年的“种子选手”情形如何呢？今天看来，即便是所谓“种子选手”，也不见得能走在整个文学进程的前面。一个作家，如果一两年没有新作出来，按照现在的图书出版速度，他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老”作家。 二 在飞速发展的俄罗斯当代社会，文坛五年之间就会有一个代际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文坛精英的分子身上，而是发生在整个的作家群体当中。2011年的俄罗斯文坛，新老作家同台竞技，热门的作家和作品颇受到评论家的青睐。 著名的文学杂志《文学问题》《今日文学》《最新文摘》上，每期都会刊登一些热点的现实话题。《现代诗歌》、《当代文学人物》上，新一代批评家也非常活跃和尖锐。谢·别里亚科夫（Сергей Беляков）、达·马尔科娃（Дарья Маркова）、基·格里克曼（Кирилл Гликман）、弗·科兹洛夫（Владимир Козлов）、阿·加尼耶娃（Алиса Ганиева）、叶·帕格列拉娅（Елена Погорелая）、叶·伊万诺娃（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а）等人，舞动着手中的健笔，指点文坛，品评作家。2011年，评论家们眼中的关键人物是柳·乌利茨卡娅、叶·科里亚吉娜（Елена Колядина）和马·别特洛夏（Мариам Петросян）。评论界认为，乌利茨卡娅的作品之所以在读者中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放大文学见证生活的功能，她的《达尼埃尔·施泰因》（Даниэл Штайн）和 《绿顶》（Зеленый шатер）都是如此。这些作品从现实的角度表现生活，弥合了简单的和挑剔的两个读者群。评论界认为，乌利茨卡娅正开创着一种目前无法命名的“特别的潮流”。 2011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弗·马卡宁的小说新作《两姐妹和康定斯基》（Две сестры и Кандинский)（后在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旗》杂志刊登了尤·布依特（Юрий Буйд）的《蓝血》（Синяя кровь）和阿·伊利切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ичевский）的《数学家》；著名的《十月》杂志刊出了尤·阿拉波夫（Юрий Арабов）的《新奥尔良》（Орлеан），该作品也很快就出了单行本。此外，出版单行本小说新作的作家还有阿·斯拉波夫斯基和谢·索罗乌赫。这些作品，基本上都被列入了大书奖的短名单，但在年度俄语布克奖空缺的情况下，2011年的这些小说新作并没有激发起文学评论家太多的热情，反而是2010年出版的作品更受到他们的青睐。德·达尼洛夫（Дмитрий Данилов）的小说《地平线的风景》（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备受好评。评论说，在写作手法上，它一反大多数作品叙事过分拖沓缓慢的语势，以尖锐犀利的笔法、扣人心弦的节奏和略带忧郁的情调，成功地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进而对作家掩藏在词语之后的意义产生了兴趣。围绕《地平线的风景》，俄罗斯批评界还进行了一场热闹的讨论。В.普斯托瓦娅、В. 马尔蒂诺夫、К.昂库季诺夫等知名评论家纷纷著文，甚至在诗学上引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判断，即情节性的缺失。他们认为，这是当代小说的最大灾难。这样的情形，恰恰又与大众的要求刚好相反。 也许，正是《地平线的风景》那种忧郁（有时也可以说衰颓）将不同年龄和不同风格的作家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伊利切夫斯基和谢钦。同样的忧郁氛围、故事背景和情节，在马卡宁的小说《两姐妹与康定斯基》、在叶·波波夫的《神秘的老鼠，或严寒里的吻》（Таинственная крыса, или Поцелуй на морозе）也依稀可见。在这些充满悲观情绪的作家看来，任何“行动”都是没用的，只会加剧无望，暂时的乐观更富有欺骗性。主人公（也可以说是作者）会再次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人称“末世论者”的谢·尤尔斯基（Сергей Юрский）的短篇小说《何时进去》（Когда вошли）便是这种论调最好的注脚。他在小说里哀叹： “时间停下来。什么也没有变。等待。等什么？我们已经在这里？为什么这么久？灯光都开始暗淡了……” 2011年，很多大牌作家都没有重要的作品问世，包括勤奋不懈的德·贝科夫。他曾经有三部以“O”打头的作品问世：《正字法》（Орфография）、《宣告无罪》（Оправдание）和《奥斯特罗莫夫》（Остромов），读者受众很多。奥·斯拉夫尼科娃的最新小说作品《脑子短路》（Легкая голова）出版了也一年有余。颇受好评的希什金的小说《书信集》（Письмовник）也是2010年出版的。相比较而言，只有扎哈尔·普里列平（Захар Прилепин）的《黑猴》（Черная обезьяна）受到评论界的较多关注。 从体裁上来说，2011年度成绩突出的并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中短篇小说。阿·加夫里洛夫（Анатолий Гаврилов）的中篇小说《预言者的哀嚎》（Вопль впередсмотрящего）、马·奥西波夫（Максим Осипо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Человек эпох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平面的人影》（Фигуры на плоскости）以及阿·科兹拉奇科夫（Алексей Козлачков）中篇小说处女作《人造鲜味》（Запах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й свежести）和乌·加马雍（Ульяна Гамаюн）的《∞》都受到好评。 2011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俄罗斯小说创作这只“杯子”，说它有一半是空的，这是悲观；说它有一半是满的，这是乐观。这完全由说话者的态度来决定。 三 有评论认为，2011年的俄罗斯诗坛遭遇的不是“干旱”，而是严重的“霜冻”。这种令人沮丧的说法源于诗歌在俄罗斯文学生活中的重要性，源于人们对诗歌创作的高期望值。尽管要从大量的作品中找出分量重和有“特色”的东西比较困难，但经过2010年的沉寂之后，2011年的诗坛并非无可圈可点之处。 俄罗斯素以诗人和诗歌读者众多而闻名。与以往相比，2011年俄罗斯举办诗歌节的数量并不少。3月，沃洛格达第五届当代诗歌艺术节“M-8”和萨马拉冬季诗歌节相继举行。亚·列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Ревич）获得了各民族友谊诗歌奖。纳·戈尔巴涅夫斯卡娅（Наталья Горбаневская）、鲍·赫尔松斯基（Борис Херсонский）和奥·达什凯维奇（Ольга Дашкевич）获得俄罗斯奖的诗歌奖。诗歌大奖诗人奖授予了维·索斯诺拉（Виктор Соснора）。第六届“基辅修道院”诗歌节、第八届“圣彼得堡之桥”诗歌节、第十八届下诺夫哥罗德州自由诗歌节和新西伯利亚“经历2011年。张力”实验诗歌节反响都不错。5月以后，第九届加里宁格勒“SloWWWo诗歌节”和第五届俄罗斯-格鲁吉亚诗歌节相继举行。9月，所举办的诗歌节有：第九届瓦洛申节、第七届莫斯科双年展。10月，第六届叶卡捷琳堡“LiteratuRRentgen”诗歌节举行。11月，诗歌类的处女作奖授予了安·鲍曼（Андрей Бауман）。 “诗意地老去”，这个主题牵出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暗示，就是“为年轻人让路”。俄罗斯的老年诗人团队有阿·什德别尔（Аркадий Штыпель）、鲍·赫尔松斯基（Борис Херсонский）、伊·叶尔马科娃（Ирина Ермакова）和玛·加琳娜（Мария Галина），而楚洪采娃（Чухонцева）、库什涅尔（Кушнер）、尼古拉耶娃（Николаева）和艾森别尔克（Айзенберг）依然笔耕不辍。索斯诺拉和拜托夫（Байтов）还对小说感兴趣，近几年里更多地被人们看作是小说家。关于诗人老化这个趋势，正如有评论家所言：“诗人的生命，就像所有人的生命一样，现在大大延长了。因此，老龄化问题只是个客观的问题和过程。” “诗歌老龄化”趋势在2011年还表现在奖项规则的改变上。诗歌处女作奖的申请人年龄由原来的二十五岁上限提高到了三十五岁。尽管我们可以怀疑“二十五”的真实性，但阿·阿廖欣（Алексей Алехин）等许多诗人的确在这个年龄段都已功成名就。当然，评委会的人性化决定也不难理解：人们已经厌倦了青春期的冲动，希望看到更加成熟的东西。恰好，年度的诗歌处女作奖授予了三十五岁的圣彼得堡诗人安·鲍曼。 2011年度比较突出的诗坛新人有阿·波尔文（Алексей Порвин，1982—）、阿·格里戈里耶夫（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1971—）和安·切尔卡索夫（Андрей Черкасов ，1987—)。格里戈里耶夫2010年才开始在网络上发表诗作，2011年在耶路撒冷的杂志《镜子》上发表了新作。切尔卡索夫2011年的新作则发表在杂志《半吨》上。所以，不能说2011年诗坛没有新人出现。新人的确出现了，只是离文学主干道有点远，没有了媒体的追捧，也没有所谓宣言。 在俄罗斯，发表诗歌宣言或者被“黄袍加身”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而事实并非如此。2011年，还真有两个新的诗歌宣言。一是诗人、翻译家安·切尔内（Антон Черный）的《保守宣言》（《乌拉尔》，2011年第2期）和发表在圣彼得堡文集《嚎叫》（2011年第8期）中的《诗歌抵抗小组宣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宣言还颇有共同点。《保守宣言》断言，当代俄罗斯诗歌处于衰落下降时期。它甚至说：“这不是个别人的意见和态度。衰落，是所有人的主观感受，是世纪末的氛围。一百年来，诗歌曾经蓬勃，茂盛，而如今又突然干涸。”其中也有一个反问：“是谁谋杀了诗歌？为什么新的白银时代不再到来？” 当被问及何谓2011年最有意义的诗歌事件时，有的人认为是诗歌节：莫斯科双年展，俄罗斯—格鲁吉亚诗歌节；有的人认为是诗歌奖；有的人认为所谓事件就是无事件；有的人认为是某些重要书籍的出版，比如：阿美林（Амелин）文集《弯曲的词语》（Гнутая речь），舒宾斯基关于霍达谢维奇的学术专著，曼德尔施塔姆全集；也有人认为是一些优秀诗人的出现，比如：安·切尔卡索夫（Андрей Черкасов）、基·科尔恰金（Кирилл Корчагин）、克·恰雷耶娃（Ксения Чарыева）和尼·米拉诺夫（Никита Миронов）等。 四 俄罗斯的各大文学奖向来是当代俄语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其中，俄语布克奖、国家畅销书奖、大书奖、别尔金中篇小说奖和卡扎科短篇小说奖，以及索尔仁尼琴奖都是备受关注的重大奖项。以下是最重要的前五个奖项的基本情况： 1、 俄语布克奖 2011年，在俄罗斯时间最长的独立文学奖项——俄语布克奖进入了第二十次的评选活动。本年度俄语布克奖只有十年奖，而无年度作品奖，其原因据称是赞助商危机。12月1日，“俄语布克奖十年”（2001-2010）俄语最佳小说奖揭晓。获奖小说从最近十年短名单的六十多部作品中挑选，已故作家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丘达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ЧУДАКОВ，1938–2005）的小说 《阴霾笼罩古老的台阶》（Ложится мгла на старые ступени……）获奖，此作曾入选2001年的短名单。丘达科夫是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也是契诃夫研究家，著有《契诃夫的美学》等重要学术著作，《阴霾笼罩古老的台阶》是他唯一的小说作品。 《阴霾笼罩古老的台阶》是一部回忆录，其内容来源于真实生活，叙述了历史学家安东·斯特雷姆霍夫从莫斯科回哈萨克斯坦老家探望临终的外公雷昂尼德·萨文的故事。老人经历过严酷的流放岁月，曾经是农学家和气象站站长。作者讲述了自己的童年、青年、成年直至现今时代的故事。虽然它主要是对流放到北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家庭的叙述，但依然充满了田园诗般的美。作者讲述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肆掠，那时候人人自危、处处小心。但是，书中没有任何对那个时代的痛苦与艰难的抱怨，也没有对前途的绝望。生活虽然艰难，但得益于亲人的智慧和机智，他的生活还是十分有趣。萨文这位哈萨克斯坦的鲁滨逊沉浸在自己无尽的劳作中，他明白，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劳作是保持精神健康的唯一道路。 在“二十世纪自然经济”的标题下，丘达科夫写道：在这个国家，为了生存下去，大家都应该学会做一切事情。 他甚至在书中描述自制麦芽糖、蜡烛、肥皂的过程，对细节的描写细之又细。就这样从日常生活中走出的丘达科夫会做蜡烛、糖和淀粉，也学会了如何懂得契诃夫。由此，人们似乎可以明白，丘达科夫为什么要选择从事契诃夫生平的研究。 这本书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在布尔什维克桎梏下保留了真正的俄罗斯，总算是名至实归。作品从2000年刊登在《旗》杂志之始就得到赞誉。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和最优秀的契诃夫研究家，作者的早亡和意外的离世，在文学界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悲痛。文学评论家家А.涅姆泽尔认为：“丘达科夫的小说写家庭关系，写文化的忠诚，写不畏强权，写勇敢，写个人的尊严，写人类创造性的心灵和在海洋里不会融化掉的闪矿和蜉蝣，是俄罗斯知识界所需要的。反复阅读丘达科夫，你会明白，我们是来自怎样的遗产，对那些认为俄罗斯、自由和文化这些字眼还有意义的人来说，我们不想，也没有权利拒绝。我们也不会拒绝。” 2、国家畅销书奖 6月5日颁发的国家畅销书奖授予了德米特里·贝科夫（ 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的小说《奥斯特罗莫夫，或巫师的弟子》（Остромов, или ученик чародея）。这是作者的小说三部曲之最后一部，前两部是2000年代初期的《宣告无罪》和《正字法》，这部厚重之作直至十年之后才得以完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也是2006年的获奖人，当时的获奖作品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奥斯特罗莫夫，或巫师的弟子》探讨了生与死的意义与奥秘。 它们之间的关联在小说中成为了某种背景，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小说以寻找1926年真实存在的列宁格勒共济会开始。关键人物之一就是共济会运动的领导人奥斯特罗莫夫。贝科夫的奥迪特罗莫夫不仅仅是共济会会员，而且是杰出的冒险家，他在列宁格勒召集共济会分会。当然，会议成员一直被追捕，只有奥斯特罗莫夫的一个学生得以逃脱，因为他学会了魔法，也就是飞升术。在最后的关头，达尼亚就是飞走的，逃脱了最后的逮捕，她的选择就是布满星星的空中或是已经死去的肮脏的城市列宁格勒。与讨论生与死的问题相比，贝科夫更是力求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叙述部分：叙述历史，描写细节，突出差异，这都是他感兴趣的。对整部小说来说，正是这些叙事本身成了宏大历史的佐证：在贝科夫小说中，人物，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大堆僵死的躯壳，他们只是凭着惯性毫无目的地继续存在着。 贝科夫描绘了足够阴郁的画面，又多多少少添加了一些乐观的色调。他认为，一切存在，包括人，城市和整个民众的死亡都是为了复活和重生。正因如此，小说才没有显得有格外的沉重感。相反，它使我们明白，任何的死都与生相联，都并非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其符合逻辑的延续，是许多阶段的一环。在贝科夫所营造的悲伤、无望和无法逃离、注定灭亡的氛围中，人们不仅能够懂得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也一定会接受这个基本思想。 可以说，《奥斯特罗莫夫》是复兴俄罗斯文学传统之路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价值在于，作者在其中与读者展开生动的对话，令他们去思考和感受。它圆满地结束了三部曲，同时，也令人们充满希望，以此证明着俄罗斯文学的确还是天才的，而不是产业化或者商业化的。批评家К.索布恰克说：“贝科夫的小说是一部宏大的叙事作品，展现了时代，揭开了耐普时代的历史面纱，将整个世界呈现在你面前。所以，就如同在《帕斯捷尔纳克》中一样，你能看见时代，而不仅仅是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个人。这是那些爱情、生活和哲学主题的素描是无法相比的。” 3、大书奖 11月9日，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授予了作家米哈伊尔·希什金（Михаил Шишкин）的书信体长篇小说《书信集》（Письмовник）。小说以一对情侣的书信为基础，但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会发现，这些其实是未送达的书信。主人公瓦洛佳是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俄国士兵，女主人公萨沙则是普通的俄罗斯姑娘。他于1900年来到中国，最后没能回到心上人的身边。他给萨沙信件的主要内容是战争、死亡。在信中，他详细叙述了他在战争中的见闻、战友们的生活、中国人的悲惨境遇和自己对战争的恐惧厌恶。他没有战胜者的恣意妄为，反而对中国的百姓以及义和团起义军抱着深深的同情。接到瓦洛佳阵亡通知书，萨沙无法接受现实，她继续写信给瓦洛佳，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无助、婚姻的不幸、父母的相继去世、失去亲情与友情。 希什金说：“人们往往不理解对方，即使他们讲同一种语言，并共享同一张床。而我的主人公完完全全能够听到和感觉到对方，而没有时间、空间和死亡的阻隔。”在这部《书信集》中，读者同样也能发现贯穿希什金作品的共同主题——死亡与爱情。在作者笔下，死亡无法阻隔爱情的交流和传递，即是阴阳相隔，相爱的人也能感受和倾听到彼此的声音。对于爱来说，时间和距离已不是阻碍。《书信集》采用传统的书信体结构建构起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运用简洁的语言，将历史与现实、叙述与抒情结合起来，对俄罗斯，乃至于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永恒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思索与阐释。这些思考，伴随了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遭遇和精神成长。 这位不认为自己是“专业作家”的希什金生于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日耳曼语系，当过记者、小学老师和工人，1995年移居瑞士。与同龄许多作家相比，他的作品不多，但十分令人关注，同时他还是目前俄罗斯三大文学奖奖项（布克奖、大书奖和国家畅销书奖）的获得者。他的《攻克伊兹梅尔》曾获2000年的俄语布克奖，随笔集《蒙特勒-迈索隆吉翁-阿斯塔波沃：沿着拜伦和托尔斯泰的足迹》曾获2005年法国最佳外语作品奖，小说《爱神草》获2005年国家畅销书奖和2006年大书奖。 4、别尔金中篇小说奖 3月5日，2010年度的别尔金小说奖授予了阿法纳西·马弥耶多夫（Афанасий Мамедов，1960-）的短篇小说《警察有条狗》（У мента была собака,载《民族友谊》杂志2010年第9期）。作家马弥耶多夫出生于巴库，1993年以来开始在《民族友谊》和《十月》杂志上发表作品。 小说讲述了以1990年巴库事件为背景的一个故事。对1990年的巴库事件，俄罗斯媒体曾经表达过对这段历史的负疚感。在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中，一个绰号“居尔巴拉”的警察悄悄地离开巴库回到郊区的别墅。事件平息以后，他与妻子搬回到了一个亚美尼亚人家的公寓。生活倒是平静，只是每到夜晚他的窗前就会出现一条亚美尼亚狗，那是它在思念它的前主人卡罗。警察先是决定用枪射击这条狗，不过，他最终还是把狗带回了家。 阿塞拜疆的媒体只是报道了马弥耶多夫获奖的消息，对其内容并没有涉及，这说明阿塞拜疆读者还没有读到这篇小说。而评审委员会则高度赞扬了马弥耶多夫追求真实的勇气，并且认为作者具有非常明显的风格定位，即缓慢而厚重的节奏，更重要的是，作品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历史自省意识。 5、卡扎科夫短篇小说奖 1月21日，2010年度卡扎科夫短篇小说奖授予了马克西姆·亚历山大洛维奇·奥西波夫（Макс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сипов，1963-）的《莫斯科至彼得罗扎沃茨克》（Москва –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载《旗》杂志2010年第5期）。故事描写了主人公因参加医学会议而坐火车旅行的经历。一段看似普通的火车旅程，变成了一个对当今俄罗斯生活的苦涩隐喻。 奥西波夫出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医学院，曾经在莫斯科的医疗机构供职，从事过医学书籍的翻译、编辑和出版，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心脏医学专家。目前他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人们常常因他而联想到契诃夫。 2011年，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作家都在写作，国家整体的文化气氛相对比较宽容，各类持不同见解的作家颇能相濡以沫。官方的“名誉主席”是安德烈·比托夫（Андрей Битов），批评家们（包括“年青一代”）继续在追捧弗拉基米尔·马卡宁（Вла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和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Людм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后者频频出版了一部一部的新作（包括再版）。对于那些有反政府倾向的作家来说，官方机构也需要他们来显示自己的包容性。这一点，从市场上的大肆宣传到直接觐见总理这样的活动，多少都能察觉出某些端倪。“反动”作家理直气壮，可以直接而勇敢地向普京提这样那样的问题，非但没遭到被禁止，反而会被常常提起。政府似乎也在愉快地表达一个愤怒的观点：你看，政府并没有隐瞒什么，我们是开放的，我们允许文学艺术百花齐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