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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夜”是契诃夫笔下人物在生命中特定时段的特殊经历。契诃夫最为关注的是在复杂现实面前迷失方向的小人物，着重刻画他们面对不可理解的问题时表现出的混乱和恐惧，以及迷茫过后的不确定的人生道路。他常常把人物心灵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刻放在黑夜，用来比喻个人生活和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性，而经历人生黑夜的不仅有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有对过去的生活支点产生严重怀疑的老人，这证明了人在探索中闪耀出的智慧之光最终无法照亮沉沉黑夜，不得不面对新的困惑和迷茫。 关键词：契诃夫 黑夜 探索 迷茫 Bewilderment in the Dark Night --- the Uncertainty of Spirit Exploration by Chekhov’s figures Abstract: Much concerned with averagy people getting lost in real life, Chekhov often depicts their confusion and fear when faced with the incomprehensible. Night is the time when many of Chekhov’s characters experience spritual upheavals, characters such as the young man baffled by his first encounter with soceity, and such as the old man disillusioned with what he used to take as pivotal of life. The darkness of night in Chekhov’s novels can be understood as symbolizing the uncertaninty of life, both for the individula and for human kind. Key word: Chekhov dark night exploration bewilderment “黑夜”是契诃夫作品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隐喻，用来形容人在生命中某一个特定时段经历的精神迷茫和恐惧，以及在俄国革命前夜期盼真正白天的美好希望。可以说，契诃夫笔下人物在“黑夜”中的探索与但丁在中世纪的沉沉黑夜中投下文艺复兴的第一缕曙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黑暗和探索，在契诃夫作品情节推演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丁在《神曲》的开篇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 [1]（3）同样，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在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上也经常遭遇黑夜，在黑夜中独自面对灵魂的黑暗，反思生活的混乱，经历精神的觉醒。契诃夫的主人公们虽然形形色色，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都属于“平常人”的序列，是一些“渺小的人”，在俄罗斯辽阔空间的挤压下“没有力量确定方位”。因此，人在世界中辨别方向，发现原来容纳“世界图景”的“秩序”[2]（86）多么虚假，竭力用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来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这就成了契诃夫不安定的主人公们的共同梦想。同时，契诃夫人物的“发现”与前辈作家们笔下主人公的“精神重生”、“灵魂复活”不同，契诃夫主人公的幻灭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新人的诞生，也不允诺“光明结局”的到来：主人公们在经历灵魂震动后，或者得到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但作者并不担保这种新思想的救赎意义；或者返回到原先的状态，继续自己虚伪的生活道路；更多的情况是主人公认识到“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理”，面对无限的时空和复杂的世界陷入黑暗的混乱之中，既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稳固的“精神寄托”（《贝琴涅格人》，1897），也不能为别人指点生活的“总体思想”（《没意思的故事》，1889）。 1． 契诃夫的主人公虽然有着确定的外部属性，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但内心世界极为广阔，不能归入任何现成的类型范畴，也无法完成在思想和现实中的明确定位。契诃夫在写给格利果罗维奇的信中提示了俄国的历史和自然条件对俄国人这一心理气质的决定作用： 一方面是身体虚弱，神经质，春情发动期提早，热烈地渴求生活和真理，热望像草原那样广大的活动，心神不宁地分析种种事情，知识的贫乏跟思想的奔放同时并存；另一方面是辽阔的草原、严酷的气候、灰色而严峻的人民以及他们沉重冷酷的历史，暴力统治，官僚横行，贫穷，愚昧，京城的潮湿等。俄罗斯生活把俄罗斯人砸得粉碎，如同有一千普特重的石头砸下来一样。在西欧，人们灭亡是因为那边又挤又闷，活不下去；可是在我们这儿人们却是因为地方太广阔而活不下去。……这儿太广阔，弄得小人物没有力量确定方位了。……[3]（63） 1884年，年轻的契诃夫刚刚大学毕业，真正步入了社会，对生活有了充满发现的新认识 。1884年夏契诃夫在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兹维尼哥罗德医院独立行医，在那里他不但治疗病人，而且外出解剖，为法院作医学鉴定，这使他接触社会的范围更加广阔。毕业后的一年，契诃夫创作了短篇小说《失业》（1885）。小说叙述了一个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受到过舅舅“讲究实际”的忠告，明白为了找到工作不得不到“冰凉发臭的污泥里去打滚”（4，144） ，可在实际求职过程中各处人员收受贿赂时表现的鲜廉寡耻还是让他难以忍受，因为他没有料到，“这种肮脏的买卖竟会这么堂皇、公开、毫无顾忌地进行”（4，145），现实的肮脏龌龊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上了严酷的一课，改变了对人世的整体看法。 青年人走进社会，受到某一个突发事件的推动（常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猛然发现隐藏的真相竟会如此黑暗，以前形成的确定的观念体系竟是如此虚幻，于是他睁开了眼睛，真切地体验到生活的残酷，这一主题在卡塔耶夫称为“发现型短篇小说”（1885-1888年间）[4]（1-21）的系列作品（《窝囊》，1883；《钢琴乐师》，1885；《初出茅庐》，1886；《风波》，1886；《恶梦》，1886；《熟识的男人》，1886；《沃洛嘉》，1887；《邮件》，1887；《精神错乱》，1888）中一再重复，成为契诃夫向严肃领域深入的重要环节。 可是，契诃夫早期作品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虽然作家详尽确实地描写了现实的真相，同时却暴露出这些真相的不合常理、违背自然的荒谬性。90年代末去萨哈林岛之前，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说：“我的目的是一箭双雕——真实地描写生活，顺便证明这生活怎样反常。怎样才算正常，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不正直的行为是什么，可是正直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3]（135）在契诃夫的艺术实验室里，无论是温情脉脉的天真想法，还是冷若冰霜的社会规范，一律要经受严格的检验，最终将常人看来是正常、确定、明显的事实外壳下隐藏着的暴力、卑劣和谎言揭露出来，证明这样的现实不公正，不合逻辑，比亚雷用“正常的反常”，“可怕的不可怕”，“现实的不现实”这三对矛盾修饰语来定义契诃夫笔下描绘的生活常规荒谬到了何等程度[5]（151-152）。 在1883年的幽默短篇小说中，契诃夫集中描写了道德败坏，贪污成风的社会现状（《自白》，《唯一的方法》，《贪污犯》），饱食终日的阔太太自诩讲究原则，痛骂贪污的坏蛋，声称绝不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在得知丈夫是更大的贪污犯，而自己的奢侈花费便依赖这种恬不知耻的敛财时，她果然走了，……去了另一个房间（《她走了》） 。契诃夫的早期杰作《风波》也触及到了“出走”主题，年轻的姑娘玛宪卡•巴甫烈茨卡雅刚刚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在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寄人篱下、靠阔人家的面包生活的辛酸。和《钢琴乐师》中的鲁勃列夫一样，玛宪卡遭到了主人家的侮辱，认识到这种反常的生活秩序是多么愚蠢野蛮，但她没有屈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虚伪庸俗的环境。和契诃夫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新娘》（1903）的女主人公一样，作家并没有允诺年轻姑娘的这一举动必然会走向光明的未来，而是意味着新的生活风暴和不可预知的漂泊生涯在等待着她。屠尔科夫说：“《风波》勾勒了一个人的命运正处在决定性时刻的轮廓。在这种时刻，好像是在铁轨的急转弯处一样，可以看到整个列车。”[6]（52）生活的列车处在急转弯的关口，可是铁轨还在继续向前伸展，不知去往何方，这成了契诃夫主人公的不确定的生命探索轨迹的象征。 2． 1888年对于契诃夫来说意义重大，作家本人也把这一年看作自己创作生涯的分界线，从此开始了新的阶段，外在标志是他结束了为“小型”杂志定期撰稿，带着精心打造的作品进军“大型”杂志的页面；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形成了真正成熟的艺术创作理念，对艺术家的使命有了明确的认识。同年的5月30日写给苏沃陵的信中，契诃夫坚决捍卫了艺术家站在独特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权利，认为“不该由小说家来解决像上帝、悲观主义等问题。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怎样的人，在怎样的情形下，怎样说到或者想到上帝或者悲观主义”。这段话的起因是批评界对于这一时期契诃夫写作的小说《灯光》表示不满，尤其是小说最后的结论“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特别引起众怒，就连契诃夫的好友谢格洛夫也认为小说不应该做如此声明，建议作者修改结尾，在上面那封信中契诃夫引证苏格拉底和伏尔泰，阐述了不同意谢格洛夫的理由：“写文章的人，特别是艺术家，现在总该承认：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弄得明白，就跟以前苏格拉底这样承认过，伏尔泰也这样承认过一样。〈……〉如果群众所相信的艺术家敢于声明他虽然看见了种种事情，却什么也不明白，那么单是这个声明就是思想领域里的巨大认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3]（78） 俄国科学院出版的契诃夫30卷全集的书信集第2卷评注者Н•И•基多维奇考证，契诃夫在此引述的是伏尔泰的回忆录《伏尔泰先生本人编撰的生活传记备忘录》中的这几句话：“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对自身一无所知〈……〉物质的基原和其它东西一样都不为我们所知，我们——是盲目的人，摸索着行走和推理。”[7](492)П. Н. 多尔仁科夫据此推断，《林妖》（1889）中也可能转引了伏尔泰的这一论述：“你们大家都在黑暗的森林中徘徊和摸索着生活。”[8]（194）另外，契诃夫同时代的医学家和物理学家，如著名医学家Кл•贝尔纳，物理学家Д•里尤伊斯都曾使用过“在黑暗中寻求真理的人”这一形象[9]。 在《灯光》中，叙事者在一片黑暗中闯入了正在修建的铁道线上，契诃夫这次直接让铁路上的工地具有了人生中转站的功能：叙事者从市集回来，到一个地主家去做客，可是在夜色中迷了路，辨不清方向，偶然来到了铁路工地上；工程师阿纳尼耶夫为了养活自己的妻子儿女，忙忙碌碌地工作不休，这段铁路修好后还要赶往下一个工地；大学生冯•希千堡男爵怀着青年人常有的虚无主义思想，并不在乎自己身在何处，原先住在彼得堡，现在为了修铁路坐在工地的小屋里，秋天要回到彼得堡，然后春天还要返回这个工地；小说结束时，叙事者辞别两位主人公，虽然昨夜谈过了许多话，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只留下了“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的喟然长叹。 小说中描绘的沉沉黑夜构成了映衬人物内心感悟的奇特背景。这是八月的一个夜晚，叙事者迷失了道路，走到了修建中的铁道线上，到处是修完了一半的路堤、沙堆、小屋、深坑、手推车，大地被挖掘得面目全非，隐约显现的人影和电线杆似乎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电线在我们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哼着单调的歌曲。”（7，278）——一片混乱景象，四周显得无比荒凉、阴森，让人联想到了开天辟地前的混沌 时代。根据神话传说，宇宙自混沌生发，万物从混沌赋形。在已然中年、衣食无忧的工程师看来，这里曾经是荒芜的草原，现在是混乱的工地，可是人们的劳动为这里带来了生活和文明；再过一二百年，将会有人在此造工厂，造学校，造医院，这样的壮举不啻于从混沌中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 主人公们爬上铁道路堤，俯瞰大地，漆黑的夜色笼罩一切，唯有铁路沿线的灯光在模糊地闪烁，排成一线，渐远渐密，也越发模糊，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那些灯光一动不动。它们跟夜晚的寂静、电线的悲歌，似乎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仿佛在路堤底下埋藏着一种重大的秘密，只有灯光、夜晚、电线才知道。”（7，278）这在工程师眼里是人工劳动的美妙，可是他年轻的同事，大学生冯•希千堡却并不赞同。这条没有尽头的灯光让他想起了几千年前《旧约》里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从前那些民族曾经生活过、打过仗，可是如今早已踪影不见，以此类推，再过上两千年，现在所造的铁路也将灰飞烟灭，不留一点痕迹。于是不论劳动也好，文明也好，皆为虚幻之物，转瞬即逝。 为了与大学生争论，阿纳尼耶夫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发生的故事。那时他也刚大学毕业，路过自己出生的家乡，同样也迷恋上了悲观主义思想，认为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一切都是骗局和幻觉，无所谓正确或有罪。悲观主义通常会让人追求享乐，冷酷无情。于是阿纳尼耶夫卑鄙地勾引自己中学女同学基索琪卡，一时未能得手，只得连夜返回自己的旅馆。 这又是一个极黑暗的夜晚，阿纳尼耶夫独自坐在海边，既看不见海洋，也看不见天空，感觉到黑暗而不定形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一人，于是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一人身上，这是一种俄国人特有的“骄傲而险恶的心境”。在浓重的夜色中，他似乎体验到了坟墓里的黑暗，愈发蔑视人生，也愈发以为自己的思想无比深刻，超凡脱俗。正是在这一个黑夜，生活的苦闷把一个正派而有教养的女人逼到了他的身边，当他们走过墓园，他记起墓园大门上所刻的一行字：“时候要到，……”他也清楚地知道，身边这个女人受了侮辱，十分不幸，但不管是谁早晚都要躺进墓地，不如及时行乐。正像工程师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他的脑子里“最高尚的思想和最卑下的兽性俗念竟那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7，306）。在悲观主义思想控制下，阿纳尼耶夫卑鄙地欺骗了基索琪卡。 阿纳尼耶夫道德上的觉醒同样发生在火车上。经过两个不眠之夜，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犯下了无异于谋杀的罪，原先那套漂亮的哲学只是掩盖了他知识和道德的缺陷，真正拯救他的不是思想，不是信念，而是小时候听过的奶妈的神话和劝善的格言，是基索琪卡痛苦的面容和伤心的眼泪。于是他返回小城，跪倒基索琪卡面前，真诚地忏悔，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获得了今天还在指导着他的“正常思想”。 3． 从混沌中诞生世界，在混乱中修建铁路，铁路是人类文明的成果，铁路沿线的灯光在黑暗中闪亮，但无法驱散远方的黑暗，铁路就消失在沉沉黑暗中，不知伸向何方。灯光引发了大学生关于圣经中记载的古老民族的联想，同时工程师却觉得，人的思想也像这灯光，分散凌乱，在昏暗中伸展，没有照亮黑夜，到了老年就不知所踪。我们看到，黑暗中的铁路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成为了一个神秘的意象，象征着穿越千年的人类历史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既然“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那么人类几千年来岂不也是在黑暗中摸索，战战兢兢为自己铺设通往未来的道路，纵然留下点点思想火花，却终究照不亮夜的黑暗。灯光所照之处越远，未知的世界越是广阔，在黑暗中摸索，常常迷失方向，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命运。如此看来，西方学者在法国出版的白银时代文学史中把契诃夫看作“俄罗斯作家中最不符合历史主义精神的一位”[10]（55），这一论断显得不太准确。 И•В•格拉切娃认为，“夜的主题和黑暗对人的影响”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的作用下是契诃夫的“重要的思想形成主旨之一”[11]（15）。的确如此，从《灯光》开始，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方向这一主题不断出现在契诃夫笔下，例如： 在《精神错乱》中，大学生瓦西里耶夫怀着天真的幻想夜游妓院，看到了比想象中更为丑恶的画面，深夜里他苦苦思索拯救妓女的方法，结果没有一个方法合用，自己却陷入了精神错乱，对一切失去了信心，“要是这时候有谁在他眼前做出一件天大的好事或者可恶的暴行，他会觉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讨厌”（7，393）。 在《决斗》（1891）中，拉耶甫斯基先是遭遇妻子的背叛，后又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决斗的前夜痛悟前非，忏悔自己往日的罪过，懂得了怜悯和宽恕；冯•柯连与拉耶甫斯基告别的那个夜晚风雨大作，两个往日的仇敌在“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理”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可是当冯•柯连的小船在不安定的、乌黑的海洋上绕过巨浪，艰难前行时，拉耶甫斯基若有所思，想到了人也是如此寻求真理，进两步，退一步，也许他们终于会找到真正的真理。 在《大学生》（1894）中，神学院大学生伊凡•韦里科波尔斯基在寒冷的夜晚心灰意冷，觉得从留里克时代起，贫穷、饥饿、愚昧、荒凉就一直统治着俄罗斯，从未有过丝毫改变。他向母女两代寡妇讲述了一千九百年前使徒彼得也是在如此寒冷的夜晚三次背弃基督的故事，同样的寒夜，同样的篝火，同样的失声痛哭，这一切让大学生灵魂中涌起了欢乐，体会到历史链条的共振，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漫漫长夜，冷冷霞光并未改变，大学生的乐观主义显得如此天真。 在《文学教师》（1894）中，刚刚结婚的年轻教师尼基丁在一个下雨的午夜猛地想到自己个人幸福的渺小，日常生活满足的虚幻，忽然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想要到广大的世界中去闯荡，去奔走呼号，一种新的、不安定的、自觉的生活在心中酝酿。 《三年》（1895）的第十三章中拉普捷夫在大学时的同学亚尔采夫原本很像《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祖米兴，相信自然科学，承认生活法则，断言文化为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在黑夜的莫斯科近郊树林中，他在恍惚中看到了历史上波洛韦茨人抢劫、火烧莫斯科的可怕场景，领悟到文明虽在前进，可是古老而饱经劫难的俄罗斯民族还会遭受很多的痛苦和患难 。 《姚尼奇》（1898）中的医师斯达尔采夫，在还没有变成姚尼奇的青春岁月，满怀幸福的期待在黑夜的墓园苦苦守候幻想中的恋人，同样看到了墓园大门上的字：“时候要到……”。在这个静谧温顺的世界里，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墓都使人感觉到包藏着奥秘，预示着另一种美妙永恒的生活。直到教堂的钟色响起，他才想到这不是安宁和恬静，只不过是虚无产生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从这一夜开始，斯达尔采夫开始了向姚尼奇蜕变的第一步，在纯洁的爱情中加上了关于“丰厚的嫁妆”的考虑。 《出诊》（1898）中年轻的住院医师在在黑夜里感到，虽然工厂有现代化的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但愚昧和粗暴和水上建筑、石器时代没什么两样，作为医生，他为时代做出了诊断——是魔鬼的力量在支配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原始时期到今天一直如此。 在《公差》（1899）中，年轻的侦讯官雷仁两年前刚刚大学毕业，“与其说像个文官，不如说像个大学生”（10，324），因公差耽搁在一个偏远小村内，夜听风雪之声，领悟到底层的人民承担了生活中最沉重的苦难和哀痛，自己以往把这穷乡僻壤的生活当作偶然、生活的片断，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契诃夫笔下的年轻人，为了探索人生的真谛，陷入了沉沉黑夜之中，不断迷失方向，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一点和托尔斯泰笔下主人公“复活”式的精神觉醒有着天壤之别。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中，主人公临死前的意识钻进了一个漆黑的洞穴，只因一念向善，生起怜悯之心和对他人的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一生都是蝇营狗苟，却忘记了人最宝贵的生命，于是幡然悔改，终于见到了一片光明[13]（114-115）。而契诃夫却让自己的主人公们在黑暗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天真幼稚，有的荒谬不经，有的真诚恳切，更多的是碰上了新的问题，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境况。 可是，在契诃夫的艺术世界中，对夜的黑暗，也就是对生活问题的不确定答案感到恐惧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契诃夫的手稿中，留有他未完成的剧本中所罗门的一段独白，表达了这个著名的智者在面对生命之夜，无法探知存在奥秘时体验到的恐惧： 唉，生活是多么黑暗啊！就连我在儿童时代所害怕的夜间的黑暗，也比不上现在这种使人弄不懂的生活那样黑暗得使我害怕。〈……〉我生活在黑暗当中，绝望和恐惧使我战栗；我看到和听到的每件事情，都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为什么这是早晨？为什么太阳要从寺院背后升起，并把棕榈树染成金色？女人为什么这样美丽？那鸟儿要急急忙忙地飞到哪里去？那鸟儿和它的子女以及它们匆匆飞去的地方，如果也要像我一样要化作尘土的话，那么，那样的飞翔可是为什么？唉，我要是没有生下来，要是上帝没有给我生上眼睛和思想，像一块石头那样，那才好哩。我想使自己的身体在夜幕降临时疲劳下来，昨日，我像个普通的脚夫般地在寺院里搬了一整天的石头，然而现在已经到了夜间，我还是不能入眠。……[14]（3） 4． 契诃夫在1889年完成的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遭逢到自己个人生活中的“麻雀夜”（“有些可怕的夜晚，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民间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碰到过这样一个‘麻雀夜’——8，61）。在这个可怕的夜晚，老教授的女儿丽扎和养女卡嘉因为找不到生活指导而痛苦万分，她们分别向老教授请求帮助，然而老教授自己也体验到将死的恐惧，眼睁睁地瞧着身边的人在他面前沉沦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反思，发觉“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有关科学、戏剧、文学、学生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总体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8，69）而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总体思想”，他过去为科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契诃夫同时代的批评家们一向把1888-1889年契诃夫作品中探讨人生意义的作品同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提并论，企图说服读者：契诃夫的这部小说具有模仿性质，是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题变奏（参见：8，470-471——题解）。可是契诃夫小说的非宗教性与托尔斯泰提出的宗教救世方案（信仰——是托尔斯泰的“总体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自己也说，他“关心骨髓的发展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8，17）。 在1886年的短篇小说《难处的人》（第一版）中写道：“某些人的生活里常有不幸，例如亲人的死亡、自己受审、身患重病。这类事情猛然间，几乎彻底改变了人的性格、习惯，乃至世界观。”比亚雷援引这段话后断言，这句话里包含着“整个艺术纲领，契诃夫在此后许多年里贯彻了这一纲领”[5]（276）。的确，我们在《哀伤》（1885），《灾祸》（1887），《林妖》，《决斗》，《洛希尔的提琴》（1894），《凶杀》（1895）等作品中都看到了这一动机的反复。该研究者接着论证，推动《没意思的故事》的叙事者进行讲述的动机就是“最普通和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病名叫衰老”[5]（278），在病症的死亡威胁下，老教授最终明白，他的生活缺乏“总体思想”，而如果没有这种统领一切的思想，人的生活就是有缺陷的，任何一桩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信念的崩溃和彻底的绝望，由此推断，契诃夫这篇小说带有自抒胸臆的味道。 这样，比亚雷的阐释就接近于米海洛夫斯基早在1890年就做出的论断，后者认为契诃夫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对总体思想的“向往”，要知道米海洛夫斯基作为19世纪末先进思想的教父一再要求契诃夫“形成他自己的总体思想”，或者至少成为“向往总体思想而且痛苦地感到缺了它就不行的诗人”（参见：8，470——题解）。这一论断在今天也甚为流行，为了证明这一点，许多研究者引用契诃夫1888年11月28日写给苏沃陵的信：“我的短篇小说〈……〉用大家早已熟悉的一种情况结束，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东西。”[3]（112）可是，契诃夫大概注定是不会用“大家早已熟悉的一种情况”进行艺术说教的，信中所说的小说并不是《没意思的故事》，而是一篇永远没有完成的作品。与此相反，契诃夫针对人们把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寻求“总体思想”的苦恼算在作者帐上表示出十分强烈的抗议：“如果我献给您的是教授的思想，那么您得相信我，不要在那里面找契诃夫的思想。”契诃夫强调的是，小说中表达的任何见解（“总体思想”的必要性）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它们的表现方式，它们的根源” [3]（150），也就是作家通过小说文本的叙事情境所传达的艺术内涵。 М. М. 斯米尔诺夫指出，推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讲述的动机“不是寻找真理，而是不愿意赞同讲故事人所过的生活——被毫无希望毁坏的作品。不可能再修复这个作品了……”[15]（224）。我们仔细研读作品发现，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过去的生活是美妙丰富的：他的工作勤劳而有才能，为人谦逊正直，宽容和善，热爱自己的学生，掌握了讲课的灵感和奥秘，懂得创造性劳动的欢乐。更重要的是，教授始终全心全意地崇尚科学，即使他的生命所剩无多，到了应该关心一下坟墓里的黑暗问题的时候，他却与年轻时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身。”（8，17）他对科学的热情程度，比之他鄙视的“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的书呆子解剖员也毫不逊色。由此可见，在他过去的光辉灿烂的学术生涯里，对科学的信仰一直就是支持他取得各种成就的“总体思想”。 只是到了老年，疾病发出的死亡威胁迫在眉睫，又患上了失眠症，他这才“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8，6）。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为这场疾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原有的宽容豁达，产生了“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恶毒思想，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生活，用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卑劣蒙哄自己，对身边人的痛苦和迷茫漠然置之，最终用缺乏“总体思想”来解释这一过程。 斯米尔诺夫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说，关于缺乏“总体思想”的想法“对于经历危机的主人分来说恰恰只是疾病的症状，不多也不少” [15]（219），然而这就把艺术家契诃夫的诗意描述单纯归结到了医生的病例诊断上了。事实上，《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的痛苦是真挚感人的，在生命的晚期所作的道德重估充满了真诚的勇气，作者对他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全部的问题不在于“总体思想”，不在于契诃夫发表的“在剧院、文学方面的惊人看法”多么惊世骇俗，而只是在于主人公陷入的那个“绝境”[3]（150）。 在苏联时代关于《没意思的故事》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考证契诃夫所说的“总体思想”具体指的是哪些社会思潮，他们认为契诃夫有关“总体思想”的论述与80年代末著名的政论家们——Н. В. 谢尔古诺夫，Е. А. 安德烈耶维奇，А. В.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产生了“共鸣”，而这一共鸣就是契诃夫先进思想的标志。这种做法无异于从阐释者的主观立场出发把艺术作品当作了社会学研究的等价物，必然是牵强附会之举[16]（268）。 在此我们认为，《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苦苦求索的“总体思想”不是任何确定的社会思潮、艺术见解、政治主张，须知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即使在卡嘉面前无言以对的时候也不屑于“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8，58）。而“献身伟大的艺术”这类老生常谈更是引起了卡嘉的反感。看来要解开这个“总体思想”之谜，还得从老教授为何跟奴隶一样“发牢骚，出怨言” [3]（151）的“绝境”入手。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在生命的晚期陷入了什么样的绝境呢？主人公在回忆往日的美好岁月时也没有用笼统的套话来批评当前的现状，他列举出的都是些细微的“琐事”，如大学校舍的破败，剧院没有干净的水，学生们抽烟、喝酒等等，这些琐事虽然微不足道，可却让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失去了“皇帝的权利”，被“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恶毒思想控制，痛骂当前的一切。 我们同意爱伦堡在自己的长文《熟读深思契诃夫》中的说法，认为老教授和契诃夫“所痛苦的是没有生存的真正和谐、美好和人性”[17]（124）。的确，契诃夫小说中所说的“总体思想”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它不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救赎，不是各种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而是把所有这些烦扰人心，破坏生活和谐的琐事一一纠正过来，因为“琐事”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是“那么的多，它们构成了整个生活，如同沙子堆成山一样！”（7，270-271）在此可以套用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的著名公式：契诃夫不需要任何“必需的东西”，但他不能“缺乏多余的东西”[18]（18）。 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真理，但永远也找不到完整的真理，只能是在茫茫黑暗中不断迷路，唯一所能做到的只是发现自己原先当作指路明灯的“总体思想”是多么荒谬，现实是多么的复杂。随着发现的不断深入，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不同可能性无限增加，而得出的结论也越来越不确定。契诃夫使用“黑夜”这一隐喻，把人类千百年来对真理的追求比作黑夜中的摸索，其间虽有思想的火花划破夜空，但终究无法驱除黑暗，从而陷入了对黑夜的恐惧和绝望之中。但这种探索本身却证明了人类克服愚昧无知的勇气，也是未来美好理想实现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意]但丁：神曲[M]，王维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2]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4] Катаев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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