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作为第一部现代希伯来小说，亚伯拉罕·玛普的《锡安之恋》使用圣经希伯来语描写了圣经时代锡安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与浪漫爱情。从希伯来语的使用、人物与风景、流亡与回归三个维度对古代犹太民族家园进行了乌托邦想象。在犹太民族复兴的语境中，《锡安之恋》中的乌托邦想象实际上是把流散地犹太人的家园想象做了具体呈现，凸显了犹太启蒙运动对以锡安为象征的民族古典过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激发起流散地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向往和回归锡安的渴望。 关键词 乌托邦想象 《锡安之恋》 犹太启蒙运动 新家园 回归锡安 1853年，立陶宛犹太作家亚历山大·玛普(Abraham Mapu)发表了长篇小说《锡安之恋》（Ahava Tsiyoni）。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首次以圣经时代为背景，使用圣经希伯来语，描写了生活在圣经时代锡安的青年男女间的浪漫爱情，描绘了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古代锡安风光，塑造出摆脱僵死的欧洲隔都（Ghetto）[1]生活、勇于追求情感幸福的犹太新人形象，被学界视为现代希伯来小说的起点。 [2]小说标题中的“锡安”（Tsiyon）得名于耶路撒冷老城南部的锡安山，一般指耶路撒冷。玛普从来没有踏上过古代锡安的土地，也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他借助于《圣经》，尤其是《雅歌》，以及19世纪欧洲流行的游记与圣地地理研究，包括列维松《圣地研究》（1819）[3]中的描写，对锡安风光做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想象。乌托邦本是社会理论中的概念，指人类思想意识中的美好社会。以西方为定位的乌托邦叙事起源一般追溯到英国作家托马斯·穆尔创作的同名政论式叙事《乌托邦》，穆尔想象的大西洋小岛上的民生和社会建制与当时英国的历史政治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现实世界里所不能实践的憧憬或是梦想，在乌托邦里有了实践的可能。[4] 玛普《锡安之恋》中的乌托邦想象关涉的并非理想化的国度，而是远古时期犹太民族家园，抑或说是虚构的古代犹太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可从语言、人物与风景、流亡与回归三个维度归纳为：一是主人公使用犹太民族古老的语言——圣经希伯来语进行交流；二是主人公在风光旖旎、具有田园牧歌色彩的锡安自由地生活与恋爱，最后正义战胜邪恶，其爱情梦想成真；三是主人公和作品中因各种原因流亡异地的犹太人回归锡安故乡。若把这种乌托邦想象放到19世纪犹太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其意义则不同寻常：它不但把数代流散地犹太人的家园想象做了具体化呈现，表明了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时期把锡安视为犹太古典过去象征的价值取向，而且激发起流散地犹太人对遥远的巴勒斯坦的向往，甚至唤起其回归锡安的渴望。 * 本论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希伯来叙事与民族认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4BWW024。 一、《锡安之恋》与犹太启蒙运动 《锡安之恋》的问世与欧洲犹太启蒙运动，尤其是启蒙思想家（Maskilim）倡导的书面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密不可分。犹太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后期发轫于德国，目的在于让生活在隔都的犹太学生在研习宗教文化之际，接受世俗文化与科学教育，以建立适应现代文明需要的犹太世俗文化。[5]早期犹太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独立的现代语言，而是把圣经希伯来语加以重新建构，这种建构被称作“希布斯” （“Shibbus”）， 即把圣经词汇、短语、惯用法乃至韵文拼凑在一起，或把圣经语言和拉比语言混合使用。[6] 这是因为，犹太人在公元前135年便失去巴勒斯坦的古老家园，[7]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流亡状态，于是逐渐采用居住国家的语言。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语也逐渐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口头交际功能，只用于祈祷和宗教仪式，或学者之间的书信往来。由于圣经时代是犹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因而在众多犹太人的心目中，圣经希伯来语尤为神圣与纯化，能够体现古代犹太民族的辉煌，可以在现代犹太人与其先祖曾经居住的土地之间建立关联，[8]在这种背景下，以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为代表的德国犹太启蒙主义者选用圣经希伯来语作为教育工具，并倡导使用圣经希伯来语创造新型的载道文学，[9]即现代希伯来文学。 早期的新文学类型主要是诗歌、杂文和戏剧。[10]古代希伯来语词汇中原本没有小说这一术语，只有在犹太启蒙运动时期，学者们才借用了法文和德文中的“Roman”一词来形容法国作家大仲马、欧仁苏等人创作的长篇小说。19世纪中叶，欧洲小说创作已经如日中天，出现了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一代杰出的小说家；但在希伯来文学传统中，小说在1850年代《锡安之恋》发表之前尚未成为合法的文学样式，保守主义者质疑小说的哲学真实性，并对小说所表现的性爱主题非常恐惧。犹太启蒙思想家与诗人卢扎托（David Luzzatto）反对小说创作，认为小说从本质上并非真实的产物。而玛普等激进人士则主张小说乃是探讨社会、心理现实与性爱的第一文学载体，需要得到艺术化的呈现。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年之久，最后以激进派胜利而告终。[11] 牛津大学学者大卫·佩塔森把玛普视为第一位用希伯来语构思小说理念的人。[12]玛普是立陶宛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启蒙主义者，他出生在考纳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之家，虽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自幼受到很好的传统犹太教育。后接触到《诗篇》的希伯来语与拉丁语对照读本，开始学习拉丁语，加深了对古代社会的理解，[13]逐渐开始致力于古代希伯来语和以色列历史的研习。[14]玛普早年有机会接触到现代希伯来文学和犹太启蒙思想。当时，无法在赢得公民权的俄国犹太启蒙主义者以维护传统信仰为己任。他们使用希伯来语，并非像德国犹太人那样要将希伯来语作为融入欧洲的工具，而是要把希伯来语作为表达思想的媒介，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语来强化民族情感。[15]玛普受此影响，把用希伯来语表达思想当成了一项使命。[16]至于玛普创作《锡安之恋》的动因，首先应来自阅读《圣经》。希伯来语《圣经》中精致的词语和崇高的风格，尤其是《诗篇》和“历史书”中所描绘的遥远过去，在其脑海里栩栩如生，使其萌生了创作一部反映圣经时代生活的小说的想法。[17]其次，阅读欧洲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促使他熟悉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18]再次，玛普主张希伯来文学需要小说，以便吸引更多的读者，并且对读者产生影响。[19] 玛普从19世纪30年代起便开始创作《锡安之恋》，20世纪50年代这部作品才得以在维尔纳斯面世。小说不仅大量地使用了圣经语言，而且以当时的历史学、地理学著作为基础，对圣经时代的锡安进行想象与描述。小说同时还借鉴了圣经叙事传统，比如《先知书》、《雅歌》和《约伯记》中对自然风光的描写；《雅歌》中的浪漫爱情描写；《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中所使用的简单但有力度的叙事模式等。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凸显出犹太启蒙思想家对以锡安为象征的民族古典过去的兴趣：在锡安，犹太人不像在东欧那样只充当小贩和经纪人，没有根基，没有防御能力，生活在恐惧中；而是做自由的牧羊人和农民，生活在充满生机的自然之中。换句话说，在犹太启蒙时代，锡安这块真实的土地升华为真正的乌托邦。[20] 二、新人形象与新家园场景 《锡安之恋》的主人公是两对耶路撒冷青年：阿默农和塔玛，以及阿默农的妹妹蒲妮娜与塔玛的哥哥特门，前者为主。这些青年男女虽生活在圣经时代，但他们并非历史人物，也不是历史英雄。他们生在古代以色列，在古代以色列的土壤里成长起来，不同于流散地软弱苟且的犹太人，进而被许多希伯来文学批评家界定为“犹太新人”。[21]这些犹太新人，当然不同于后来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新”主要指的是摆脱了隔都封闭生活的束缚，投向自然怀抱，在那里追求真爱与幸福。 小说背景置于先知以赛亚时期的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时间贯穿南方犹太王国亚哈斯与希西家时期，其间穿插着腓力士人和亚述王西拿基立举兵进犯耶路撒冷这一历史事件。其标题“锡安之恋” 至少拥有双重含义。首先是把锡安当作事件发生的场所，指在古代亚哈斯国王执政时期发生在锡安的恋情。男主人公阿默农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名门望族，其父约拉姆能征惯战，乃亚哈斯军队首领，娶有哈吉特和拿阿玛两房太太，后者，即阿默农的生母备受约拉姆宠爱。女主人公塔玛与阿默农门当户对，其父耶狄迪亚是犹大王族后裔，财政部长；母亲提尔扎乃以法莲部落后裔、从撒玛利亚移居到耶城的贵族哈拿尼勒之女。身为好友的两位父亲在两个孩子尚未出世时便指腹为婚，为他们定下终身。但是，阿默农和塔玛的命运因历史变迁与人为设计发生逆转。由于国家遭到腓力士人进犯，阿默农的父亲约拉姆应征上了疆场，为腓力士人俘虏。仇人马坦指使约拉姆家的仆人烧毁哈吉特的住房，致使母子四人葬身火海，并诬陷阿默农生母娜阿玛是纵火者。拿阿玛被迫逃亡，在家里牧羊人的帮助下，投奔为丈夫掌管土地的神学家西西里，生下双胞胎阿默农和蒲妮娜。而纵火者却偷梁换柱，用亲生子来冒充约拉姆和哈吉特的幼子阿兹利卡姆。与此同时，塔玛在依旧富足的耶狄迪亚家族平安出生。 因家庭变故而导致的身份错置成为推进作品情节的重要手段。塔玛在父母呵护下长成美丽善良的千金小姐。而阿默农却在牧羊人家里长大，成为地道的牧童。他声音动听，容貌俊美，经常为大家演奏竖琴、唱歌，赢得了当地所有牧羊人的喜爱。塔玛虽然生活优越，但被囚禁在指腹为婚的牢笼中，无法实现爱情梦想。父亲为履行对好友的承诺，执意要她嫁给相貌丑陋、恶习成性的阿兹利卡姆，因为后者冒充了约拉姆家族的“唯一继承人”。 在文本中，实现男女精神自由的场所是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自然中。正是在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伯利恒郊外，阿默农与塔玛邂逅而遇： 春天把锡安所有的青年贵族、其漂亮的夫人和姐妹聚集到了伯利恒；光彩照人的塔玛来到阿维沙伊（阿默农养父）的家。小憩片刻，她和丫环去那地看牧人住帐。当她经过时，牧人惊奇地说：“瞧！最美的锡安女子！”闻听此言的阿默农说，“唉，傻小子，你们怎敢盯着这样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子！照管你的羊群，不要奢望这样一位高不可攀的女子。”尽管这样说，阿默农依然目不转睛看着美丽的塔玛，其他牧人早就干活去了。 阳光为牧人住所投下温暖。溪水淙淙，树叶在微风中窸窣，鸟儿在枝头瞅瞅；绵羊在田野中咩咩，山间回荡着一片和谐之音，牧人不禁放声歌唱；田野里响起阵阵笛声和牧人的歌声。塔玛被所有乐音，尤其是阿默农的乐音吸引……[22] 从文字上看，“牧人住帐”的希伯来文原文“na’ot ro’im”的用法出自《雅歌》第一章第八节“mishkenot ro’im”；“锡安女子”“banot tsyon”则是《圣经》中反复使用的 “bat tsiyon”（锡安的女儿）或《雅歌》中“banot yeroshalayim”（耶路撒冷女子）的变体。这些文字具有一种象征性的张力，令读者对《雅歌》产生联想。《雅歌》采用情歌手法，用春回大地、瓜果飘香、男女浓情的比喻与象征，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欲爱（Eros）。[23]而作为犹太启蒙主义者，玛普把小说当作探索社会与心理现实的载体。在他看来，欲爱作为人类生活的生理与情感因素，应该予以理解，并加以艺术再现。从这个意义上，玛普的乌托邦想象不单纯是纯然的景物描写，而且蕴含着对人类本真的探求。 接下来的牧人把塔玛称作“最美的锡安女子”，塔玛尤为阿默农的乐音吸引，复沓的则是《雅歌》中对理想爱人的类似描写：“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荆棘里。”阿默农与塔玛的相恋，不单纯是 “佳偶”与“良人”的两情相悦，而且负载着犹太启蒙时代的审美理想。阿默农与塔玛尽管身着古代衣装，但与圣经时代的青年男女不同，他们拥有一种新情感。这种新情感表现为对自然风光的沉醉与对家园的热爱，这是犹太启蒙运动后充满现代色彩的犹太人才拥有的一种新情感。[24]阿默农不但容貌俊美，而且被赋予一种英雄主义特征，这种英雄豪气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他与塔玛之间的身份差异。小说沿用了“英雄救美”的主题范式，安排阿默农在塔玛险入狮口之际奋起相救，一箭射中狮子心脏，营救了塔玛的性命，阿默农因此赢得了一张接触上层社会的通行证，成了塔玛父亲庄园里的上宾，与塔玛坠入爱河。进一步说，阿默农之所以赢得塔玛的爱情，不在于拥有财富和显赫门庭；而是在于拥有美、力量、知识、善良与忠贞，表现出犹太启蒙时期一代新人的爱情观：爱情比财富更为重要，爱情比生命更为重要。阿默农渴求知识，珍视知识胜于珍视财富，在牧羊时便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读书；塔玛父亲为回报阿默农搭救了女儿，许诺可以满足他的所有要求，而他表示希望读书。用知识战胜愚昧，不仅是阿默农实现身份转换的途径，而且折射出启蒙时期欧洲犹太人试图摆脱愚昧、接受现代文明熏陶的愿望。 《锡安之恋》将男女相遇地点设立在风景优美的伯利恒郊外，展现出锡安之美，进而把作品题目所蕴含的第二层含义烘托出来，即把锡安这一地理场所视为爱的对象，激发起主人公乃至读者热爱锡安的情感。“锡安”这一意象在犹太文化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锡安既是神圣的场所，又是犹太历史与文明的发源地，更是流亡犹太人的精神依托。小说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赞颂锡安之美，称其为一切美好事物的家园，表达出对锡安的炽爱和离开锡安后的痛苦。一度身处异乡的阿默农不免慨叹：我宁愿在围困期间选择在锡安忍饥挨饿，也不愿生活在陌生的异国他乡。 《锡安之恋》中多次写到锡安的树木、花草、山石、日月与流水，这样的风景描写不仅是出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审美需要，为男女之爱提供场所；而且也烘托出民族-历史的元叙事语境。与阿默农和塔玛相遇在富有田园牧歌情调的伯利恒郊外这一场景相似，塔玛的哥哥特门在充满生机的卡麦尔花园初识正在那里采摘无花果的阿默农妹妹蒲妮娜。约拉姆在出征前夕邀请耶狄迪亚及其家人到坐落在橄榄山的美丽夏日宫殿度假，为两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订下终身。二十年后，历经磨难的阿默农与塔玛、特门与蒲妮娜在橄榄山完婚。而在位于耶路撒冷的耶狄迪亚家的凉亭，阿默农与塔玛的家人相会。 “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25] 伯利恒郊外、卡麦尔花园、橄榄山、凉亭四个“惬意场所”在形成小说本身的风景理念以及表现玛普的世界观方面尤为重要。[26]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希伯来文学评论家丹·米兰所说：自犹太启蒙运动以来，希伯来语作家旨在创造出生活在古老新家园(old-new Land)的新旧交替的人（old-new people），不断地想象他们所遴选的伴侣相逢在与典型的远古圣经风景融为一体的以色列地（水井、麦田、葡萄园、果园等等）。[27] 伯利恒乃古代希伯来合法王族的摇篮，一度身为牧羊人的大卫王就在那里长大。从这个意义上，玛普把阿默农和塔玛的爱情置于伯利恒郊外则蕴含着民族-历史的象征性深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场所，贫富之间不再有障碍，恋人们在自然法则面前人人平等。[28] 因身份错置而成为牧童的阿默农从伯利恒走向耶路撒冷，从部落走向社会，从乡间乌托邦走向城市乌托邦。这样的描写不仅意味着阿默农已经实现了个人身份的转换，而且也喻示出犹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犹太人的集体身份将面临从旧到新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玛普笔下的自然风景不单纯是文化想象，而且激起了主人公对风景实体的热爱。塔玛和阿默农在谈到橄榄山之美时不禁慨叹：“我多么热爱这个地方”。热爱橄榄山，或者说热爱锡安，并非圣经时期的概念。[29]《圣经》中推重的是上帝及其子民之间的互爱。而玛普则把现代民族构建中对土地的热爱转化为对圣经景观中自然成分的热爱，把人神之爱转化为人对以锡安为依托的古代家园的热爱。 三、《锡安之恋》与回归锡安 《锡安之恋》发表后的最初四年，共印刷1200余册。由于当时犹太启蒙思想家人数不多，发行渠道主要靠书贩沿街贩卖或在市场出售，许多犹太人又很贫困，因此这个数字堪称不小的成就。后来，这部作品被翻译成法、俄、德、英、阿拉伯、犹太阿拉伯、犹太波斯等多种文字，甚至被当作第一部现代希伯来小说经典。[30]本质上看，《锡安之恋》主要书写的是男女之爱，并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回归故乡的理念。《锡安之恋》发表之初所引发的热议主要来自“传统的”犹太启蒙主义者，争论焦点主要置于小说所体现的思想价值是否合法，对主人公感官生活描写的负面影响等诸多问题上。[31]由于作者身为犹太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贫穷的立陶宛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把小说作为观念载体，表达某种特殊理想。[32]因此，在日后的传播过程中，读者对《锡安之恋》的观念意义的接受甚至大于审美意义。 如前文所述，玛普在《锡安之恋》中塑造了新型犹太人，这些人讲希伯来语，而复兴圣经希伯来语与回归锡安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理念中的两根支柱。[33]以色列学者施瓦茨指出，在《锡安之恋》之前的许多文本中，回归锡安的梦想主要与弥赛亚乌托邦有关。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或者以色列的上帝才能把梦想转为现实。而在《锡安之恋》中，回归锡安的梦想与人类思想、动机和兴趣有关，是人把乌托邦想象化作了现实。[34]长期以来，东欧犹太人因为生活在隔都，与自然隔绝；而《锡安之恋》中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交融激发了这些现代人与自然重建联系的愿望。[35]小说对圣经时代田园牧歌式的农业背景和风景描绘，强化了东欧犹太人对自身悲惨生活的认知与不满。取自《圣经》的优美隽永的诗歌和崇高典雅的语言唤起了犹太启蒙思想家在复兴民族运动中所需要的审美情感，使欧洲犹太人对祖述先贤的辉煌感到自豪。许多人把《锡安之恋》视为《圣经》的延伸，他们试图模仿主人公的生活方式，情侣之间甚至以阿默农和塔玛相称。年轻读者发现了另一个犹太世界，它与时下的衰败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堪称富有乌托邦想象的理想化图景。 与乌托邦想象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母题便是流亡与回归。流亡与回归乃诸多希伯来小说文本中反复重现的内容，在数千年犹太民族的历史演绎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诗篇》中“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哭了”的诗句，唤起了多少流亡犹太人的家园梦想。《锡安之恋》共写了三代人的流亡生涯：塔玛的外祖父哈纳尼勒从撒玛利亚流亡至尼尼微；阿默农的父亲约拉姆因战争失败而流亡至克里特；母亲娜阿玛因遭到坏人陷害被迫从耶路撒冷家中逃亡至海法附近的卡麦尔山；阿默农前往亚述、寻找沦为囚虏的塔玛祖父等情节，也带有流亡色彩。小说开头，描写了塔玛祖父在身陷囹圄之际，梦见外孙女塔玛的恋人会来营救自己，并继承其财产。这一梦想在后文中化作现实。阿默农离家远游，寻找塔玛的祖父的过程，既是在寻找并确定个人身份，也带有犹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默农带领塔玛祖父回归锡安不仅是为适应情节发展需要，而且表现出犹太民族回归故乡、恢复身份的集体期待。 玛普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喻示：象征流散地的撒马利亚逐步走向衰退，而象征故乡的锡安则愈加兴旺，沐浴在王权统治下的辉煌之中。他也不止一次地描写了代表流散地犹太人的以法莲支派正在衰落，而故乡犹大王国正在崛起。塔玛父母的婚姻基础则建立在对锡安的挚爱上。对从北方撒玛利亚回到耶路撒冷的塔玛母亲来说，锡安就像伊甸园，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则像天使；而塔玛父亲则为身为耶路撒冷人感到自豪。母亲回归锡安、嫁给父亲、过上幸福生活则象征着以法莲族的后裔回归故乡。母亲对以法莲后裔的鄙视与对锡安的思恋则体现出玛普及其同时代的犹太启蒙思想家对流散地犹太人精神的忧患，进而试图恢复古代荣光的愿望。这种从内心深处崇拜古代民族辉煌、眷恋民族发祥地的思想在作品中反复流露，可以达到施瓦茨所言唤起民族精神的目的。[36] 在词源学上，《锡安之恋》标题中的“锡安”（Tsiyoni，Zion）一词与19世纪末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希伯来语说法“Tziyonut”（Zionism）同源，后者倡导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故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读者在阅读《锡安之恋》时会产生回归锡安的联想。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深入，现代希伯来新文学逐渐成为犹太民族意识觉醒的支撑。20世纪初期的犹太复国主义阐释者大多阅读《锡安之恋》。 倡导复兴希伯来语，并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的俄裔犹太人本-耶胡达曾回忆起他在立陶宛的一个小镇秘密阅读《锡安之恋》的情形。因受到这种新文学的启蒙，他油然升起讲希伯来语的冲动，就像他所遇到的新世界中的阿默农和塔玛那样。他和朋友用“神圣的语言”聊天，谈论阿默农和塔玛的爱情以及阿兹里卡姆的恶作剧，谈论自己不幸的小世界里的种种琐事，也谈论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人生中的大事。最后决定离开欧洲，前往以色列地。[37]作品中所体现的圣典、民族与土地关系的理念，对日后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影响重大。本-古里安在回忆录中说，年轻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大伯的小屋》和玛普的《锡安之恋》。前者激起了他对农奴制的仇恨；后者则加剧了他对锡安的渴望。[38]而在20世纪初第一次犹太移民运动中移居耶路撒冷的许多犹太人都承认《锡安之恋》这本小书扣动着其心房，在其心中卷起了一阵情感波澜，于是他们打点衣装，前去以色列地。[39] 由此可见，《锡安之恋》这部作品在欧洲犹太启蒙运动的语境下诞生，使用圣经希伯来语，描写了发生在圣经时代锡安的浪漫爱情，塑造了带有现代启蒙意识的新人形象与新家园场景，并表现出流散地犹太人回归故乡的理念。《锡安之恋》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希伯来小说的起点，而它所呈现的乌托邦想象也具备唤起流散地犹太人的家园想象与回归锡安情感的意义。  注释： [1]隔都（Ghetto）， 指犹太人在欧洲居住的隔离区。 [2] 《锡安之恋》乃第一部现代希伯来小说之说已经在希伯来文学评论界达成共识。主要资料来源有：约瑟夫·克劳斯纳:《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陆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David Patterson, Abraham Mapu,The Creator of the Modern Hebrew Novel( London: East and West Library, 1964); Dan Miron, Bein Hazon le-Emet: Nitsanei ha-Roman ha-Ivri ve-ha-Yiddi be-Me’ah ha-Tsha-Esreh (Jerusalem: Bialik Institute, 1979). [3] Shlomo Levisohn, Mehkarey ‘erets (Studies of the Land), 1819. See Ilana Pardes, Agnon’s Moonstruck Lovers: The Song of Songs in Israeli Culture (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3), p. 35. （注释18，p.33; 注释29，p.35） [4] 参见王德威：《现代文学新论》，三联书店2014年版，280页。 [5] David Patterson, A Phoenix in Fetters: Studies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ebrew Fic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 Inc., 1990), p.4. [6] Lily Okalani Kahn, Studies in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ume 55: Verbal System in Late Enlightenment Hebrew(Leiden: Brill, 2009), p.11. [7] 公元135年犹太领袖巴尔·科赫巴领导的武装反抗罗马人的起义失败，犹太人开始背井离乡，踏上了近两千年的流亡之旅。 [8] 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又参见钟志清：《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116-126页。 [9] Raphael Kutscher ed., A History of the Hebrew Language (Jerusalem: The Magnes Press, 1982), pp.183-185. [10] 关于现代希伯来文学早期文体的论述，参见Moshe Pelli, In Search of Genre, (New York: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5), pp.33-82. 关于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起源，参见钟志清《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1-14页。 [11] Dan Miron, From Continuity to Contigu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64-65. （注释19，p.65; 注释30，pp.141-142; 注释31，p.64） [12] David Patterson. Abraham Mapu：The Creator of the Modern Hebrew Novel, pp.102-103. （注释13，p.16; 注释14，p.18; 注释21，p. xlvi；注释32，p.26; 注释35，p.4） [13] Ibid., p.16. [14] Ibid., p.18. [15] Leon Simon, “Abraham Mapu”, in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18, No. 3(1906), pp.411-412. [16] Leon Simon, “Abraham Mapu”, in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18, No. 3(1906),p.413. [17] 参见钟志清：《<锡安之恋>：现代希伯来小说的新起点》，载《文艺报》2013年7月19日。 [18] Ilana Pardes, Agnon’s Moonstruck Lovers: The Song of Songs in Israeli Culture, p. 33. [19] Dan Miron, From Continuity to Contiguity, p.65. [20] Abraham S. Halkin, Zion in Jewish Literature, ed.,( New York: Herzl Press, 1961), p.131. [21] David Patterson , Abraham Mapu: the Creator of the Modern Hebrew Novel ,p. xlvi. [22] Abraham Mapu, The Love of Zion, （New Milford:The Toby Press, 2006), pp.38-39. 笔者自译. [23] 李炽昌、游斌：《生命的言说与社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118-131页。 [24] Yigal Schwartz, The Zionist Paradox : Hebrew Literature and Israeli Identity,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4. （注释26，p.35; 注释27，p.34; 注释34，p.5; 注释39， p.14） [25]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冯樨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67页。 [26] Yigal Schwartz, The Zionist Paradox , p.35. [27] Yigal Schwartz, The Zionist Paradox, p.34. [28] Dan Miron, “The Shining Veneer-Abraham Mapu’s Elevated Art in The Love of Zion, ” in Bein Hazon le-Emet: Nitsanei ha-Roman ha-Ivri ve-ha-Yiddi be-Me’ah ha-Tsha-Esreh, (Jerusalem: Bialik Institute, 1979),pp.24-25. 在施瓦茨教授看来，伯利恒与卡麦尔只是发生恋情的场所，但笔者更倾向于伯利恒地点的选择蕴含着民族-历史的含义。 [29] Ilana Pardes, Agnon’s Moonstruck Lovers: The Song of Songs in Israeli Culture, p. 35. [30] Dan Miron, From Continuity to Contiguity, pp.141-142. [31] Dan Miron, From Continuity to Contiguity, p.64. [32] David Patterson, Abraham Mapu：The Creator of the Modern Hebrew Novel,p.26. [33] Hamutal Bar-Yosef, “De-Romanticized Zionism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in Modern Judaism, Vol. 16, No. 1 (Feb., 1996), pp. 67-79. [34] Yigal Schwartz, The Zionist Paradox , p.5. [35] David Patterson, Abraham Mapu：The Creator of the Modern Hebrew Novel, p.4。 [36] Yigal Schwartz, Ma she-Ro’im Mikan: Sugiyot ba-Historiografia shel ha-Sifrut ha-Ivrit ha-Hadasha,（《关于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诸多问题的看法》）(Kinneret, Zmora-Bitan: Dvir,2005), p.54. [37] Scott B.Saulson, Institutionalized Language Planning: Documents and Analysis of Revival of Hebrew,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1, p.27. [38] Anita Shapira, “The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in AJS Review, Vol.28, No. 1, 2004。 中文参见钟志清:《圣经与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3期。 [39] Yigal Schwartz, The Zionist Paradox , p.14. Utopian Imagination: The First Modern Hebrew Novel Love of Zion ZHONG Zhiqing Abstract As the first Modern Hebrew Novel, Abraham Mapu’s Love of Zion (1853) used biblical Hebrew to describe the lifestyle and romantic love in ancient Zion where the ancestors of Jewish people used to liv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Hebrew language, people and landscape, and exile and return; the text imagined a utopian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ancient Jews.In f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ival of Jewish people, this utopian imagination embodied the idea of imagined homeland of the Diaspora Jews, gave prominent to the interest of Haskala in Zion as a symbol of the classical past; evoked their longing for Palestine and their enthusiasm for returning to Zion. Key Words Utopian Imagination, Love of Zion, Haskala, New Man/Woman, New Homeland, Retuning to Zio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