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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萨巫颂》是伊朗现当代著名作家西敏·达内希瓦（Simin Dāneshvar）的代表作，整部小说可以概括为：一幅波斯帝国自尊自傲也奢华没落的剪影，一曲伊斯兰教什叶派慷慨赴难之牺牲精神的悲歌，一次伊斯兰教苏非派彷徨迷惘的寻道历程。小说将伊朗独特的民族性抒写得淋漓尽致，在伊朗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西敏·达内希瓦尔1921年出生于伊朗南部诗歌之乡——设拉子，波斯文学博士，是伊朗现代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āl-e-Ahmad 1923—1969）的妻子，二人是伊朗现代文坛著名的文学伉俪，在伊朗现代文坛上具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西敏·达内希瓦尔是伊朗最早从事小说创作的女性，且成果卓著，被尊为“伊朗小说王后”。1948年，西敏·达内希瓦尔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名《熄灭的火焰》，引起较大反响。1961年，西敏·达内希瓦尔第二本小说集《天堂般的城市》出版，赢得广泛赞誉，其中短篇小说《天堂般的城市》是伊朗现代小说的经典篇章。在该小说中，作家以细腻的笔触、简洁流畅的语言描写了黑人女仆梅赫朗基兹凄婉的一生，整个故事可谓希望与绝望的交响曲。真正奠定西敏·达内希瓦尔在伊朗文坛崇高地位的是其196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萨巫颂》，该小说被誉为伊朗现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至1998年再版了14次，之后又多次再版。小说以1941年盟军为开辟一条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通道而出兵占领伊朗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一位逆来顺受的普通伊朗女性扎丽的觉醒过程，以扎丽的丈夫优素福宁折不弯的精神和行动为衬托，反映了伊朗因盟军的占领而引发的民族冲突和社会矛盾。小说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与伊朗的民族尊严之间的对立冲突纠结糅合在一起，显示出作者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力度，反映出作者内心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救国救民之路的主动探索。这种关注与探索，纠结着深深的彷徨与迷惘，成为西敏·达内希瓦尔作品的主旋律。这大概也是西敏·达内希瓦尔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能够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的重要原因之一。1980年，西敏·达内希瓦尔出版了小说集《我该向谁问好》，其中彷徨迷惘的主旋律已非常显然。1993年，著名的“彷徨三部曲”第一部《彷徨之岛》问世，引起巨大反响。2001年，“彷徨三部曲”第二部《彷徨的赶驼人》出版。之后，西敏·达内希瓦尔正以耄耋高龄埋头于“彷徨三部曲”第三部《彷徨之山》的创作。但是，今年（2012年）3月8日西敏·达内希瓦尔因年高体弱，不幸病逝。不知《彷徨之山》是否完成，何时能出版。以西敏·达内希瓦尔的功力，我们完全相信“彷徨三部曲”将成为伊朗当代文学中史诗性的作品。 伊朗在历史上一直是雄踞西亚的文明古国和强国，19世纪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为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20世纪的伊朗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寻路”意识成为伊朗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的伊朗经历了四次重大政治选择，知识分子阶层都曾积极参与其中：1905—1911年发生的立宪运动是伊朗现代史的开端，知识分子阶层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视为一条拯救之路，但立宪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41—1953年，伊朗发生了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希望用社会主义来拯救伊朗，但几经挫折之后又失败了；1953年之后，伊朗走的是一条全面西化之路，经济飞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付出的代价是传统文化失落、社会道德沦丧，这让伊朗知识分子阶层无不痛心疾首，他们认识到伊朗传统的宗教文化对拯救自己国家民族的重要性，逐渐回归伊斯兰传统精神；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知识分子阶层成为革命领导力量宗教阶层的同盟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西敏·达内希瓦尔的《萨巫颂》与“彷徨三部曲”即是旨在对伊朗知识分子阶层从1941年以来的三次寻路历程进行反思。《萨巫颂》是“寻路”的序曲，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男人主人公优素福认为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们“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经验的可能性”。《彷徨之岛》以年轻女画家哈斯提与主张社会主义救国的革命者莫拉德和主张传统宗教文化救国的青年萨里姆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对伊朗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说以莫拉德带着对哈斯提和萨里姆的真诚祝福踏上继续革命之路而结束。《彷徨的赶驼人》讲的是莫拉德牺牲了，萨里姆也未能与哈斯提终成眷属，而是娶了另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女子，主张传统宗教文化救国的萨里姆处在新的彷徨迷惘中，这应了萨里姆在《彷徨之岛》结束时所言：“要走的路遥远又漫长，但不管有多少彷徨和迷惘，都必须走下去，因为重要的是理想。”其实，“寻路”意识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彷徨迷惘的状态。在西敏·达内希瓦尔看来，伊朗的知识分子一直处在彷徨迷惘中。但是，西敏·达内希瓦尔并未对任何一种道路选择本身进行是非曲直价值上的评判，而是着眼于彷徨迷惘的寻路历程中寻路者们的精神魅力，令读者可歌可泣，可叹可感，可思可想。无疑，这正是西敏·达内希瓦尔的深刻之处，也是其睿智之处。 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意识形态领域，与前一时期——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很多在革命前业已成名的作家，适应不了新的意识形态，或移居海外，或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创作激情消退，鲜有优秀作品问世。然而，西敏·达内希瓦尔却是一个例外。在创作的同时，西敏·达内希瓦尔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曾长期在德黑兰大学任教，是伊朗知识界德高望重的学者作家之一，被誉为“伊朗文坛长青树”。 二 《萨巫颂》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小说中故事的时代背景却是1941年盟军出兵占领伊朗时期，二者均是伊朗现代史上的特殊时代。 1925年，礼萨王登上国王宝座，建立巴列维王朝，开始了大力度的现代化改革，主要效仿对象是与伊朗同为雅利安人后裔的德国，伊朗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现代化。1935年，为推崇伊朗的雅利安人后裔的特性，礼萨王将国名“波斯”更改为“伊朗”。二战爆发后，伊朗虽然没有直接参战，没有加盟任何一方，但是礼萨王在二战中一直奉行亲德政策。1941年，同盟国出兵伊朗，礼萨王被赶下了王位，礼萨王的儿子在英美扶持下登基，称为巴列维国王。1941—1953年，伊朗成为苏联与英美在中东进行利益角逐的战场，亲苏的政治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伊朗人民党（共产党）成为当时伊朗的第一大政党。1953年，针对由英国掌控的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石油的垄断，伊朗爆发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旨在把亲英美的巴列维国王赶下台。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用重金收买伊朗军队，将石油国有化运动镇压了下去，同时残酷绞杀了伊朗人民党。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宣告失败。之后，巴列维国王全面奉行亲美英政策，开始白色工业革命，旨在实现伊朗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同时也是全面西化。 近现代以来，现代化与西方化成为一个纠结不清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东方国家。从理论上来说，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西方国家的先发现代性使他们占据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必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强加在这些游戏规则中。比如，曾经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就是把西方意识形态强加于经济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这是赤裸裸的硬性强加。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性的强加，比如附着在因现代化而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识。在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美国的文化强加最高峰的时期，对此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妹妹在《伊朗公主回忆录》中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当西方把自己的现代经济模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向世界时，必然把附着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向世界。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殊非易事，进退之间，尺度很难把握。现实中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方化，在民众的普遍认识中，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一时间，伊朗大街小巷到处是着迷你裙坦胸露背装的性感女郎，清真寺旁边开起了灯红酒绿的夜总会，成为对宗教信仰的莫大讽刺。 巴列维国王实行的现代化，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并意欲一蹴而就。超速发展之下，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1972年伊朗的人均国民收入列世界第9位，伊朗经济的超速发展在当时被称作奇迹），但实际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解决。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信仰失落，传统消亡，道德沦丧，整个社会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倘若说传统文化的失落更多的是让伊朗文化人感到悲哀的话，那么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赖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广大民众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诅咒现代化的关键原因。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谴责西方化带来的信仰沙漠化。 西敏·达内希瓦尔的丈夫、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1923—1969年）的思想转变，颇能代表伊朗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阿勒·阿赫玛德先是信仰社会主义，是伊朗人民党的高层领导人，后来虽然退出人民党，但在退党之后的若干年内思想上仍倾向左翼。在这时期，阿勒·阿赫玛德在思想上是鄙视和嘲讽宗教愚昧的，这在他的小说集《走亲访友》（1946年）、《我们的苦难》（1947年）、《三弦琴》（1949年）中有突出反映。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阿勒·阿赫玛德曾一度转向存在主义。从50年代后期起，阿勒·阿赫玛德转向对传统进行探索，重新认识到宗教的力量，在其最有影响的政论著作《西化瘟疫》（1962年）中，在深刻剖析伊朗文化发生异化的根源的同时，阿勒·阿赫玛德明确认识到宗教阶层能够在抵制和消除西化瘟疫中起重要作用。1964年，阿勒·阿赫玛德拜访了宗教领袖霍梅尼，1966年又结识了著名的宗教学家夏里亚提，并与夏里亚提成为好友。1966年出版的朝觐游记《戒关微尘》显示出阿勒·阿赫玛德已经完成了思想上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在政论著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1965年完成，1966年部分章节发表，1977年全书出版）中，阿勒·阿赫玛德更是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与宗教阶层结盟，反对巴列维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有力地促进了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伊朗的发展，并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阿勒·阿赫玛德是是伊朗知识分子阶层共同拥戴的领袖人物，具有非凡影响力。1969年9月8日，阿勒·阿赫玛德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人们猜测是被巴列维国王的情报机构“萨瓦克”特务所害。阿勒·阿赫玛德的突然去世增加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巴列维政府的敌对情绪。1977年，在伊斯兰革命的前夜，阿勒·阿赫玛德主张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与宗教阶层结盟的政论著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出版，对知识分子阶层在伊斯兰革命中站在宗教阶层一边起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最理性的阶层，伊朗知识分子阶层的“背叛”，意味着巴列维政府已经彻底失掉民心，焉有不亡之理。 正是在丈夫阿勒·阿赫玛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西敏·达内希瓦尔开始了小说《萨巫颂》的创作，并发表于其丈夫突然辞世前两个月。伉俪二人一直志同道合，琴瑟和谐，是伊朗知识界的楷模。《萨巫颂》堪称西敏·达内希瓦尔为其丈夫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思考而作出的杰出文学应和。一方面是小说故事的时代背景，1941年盟军进入伊朗，虽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但对于伊朗人民来说，却无异于遭遇外族入侵，国家主权被侵犯，因此在伊朗各地频繁发生武装或非武装抵抗盟军的行动，这在伊朗现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萨巫颂》也不例外，对盟军进入伊朗持嘲讽抨击态度。这无关乎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关乎伊朗民族的尊严。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坚决不与盟军合作，一身铮铮傲骨，被视为伊朗民族的脊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伊朗民族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是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它在国家全面西化、西方文化大举入侵、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的时代，多方位展示了伊朗独特的民族性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并以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卓尔不群、宁折不弯的精神将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彰显无遗，从而让人对伊朗国家民族应当何去何从产生深刻思考。因此，《萨巫颂》这部小说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伊朗民族的独特性之精髓所在，了解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面对西方的种种制裁与围剿，伊朗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无裨益。 三 伊朗独特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伊朗性，即雅利安性；二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性；三是伊斯兰教苏非性。这三个方面的内涵都在《萨巫颂》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首先是伊朗性，即雅利安性。在中东地区，只有伊朗是雅利安族，与属于闪族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在族源上迥异。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生活在第聂伯河与乌拉尔草原之间地带的古雅利安人开始向西迁移，一部分一直向西进入欧洲地区，成为日尔曼人的祖先，另一部分进入中亚地区，被称为“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共同体”。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印伊雅利安人共同体”开始分道扬镳，一部分进入恒河流域地区，史称印度雅利安人；另一部分进入伊朗高原地区，史称伊朗雅利安人。“伊朗”一词即由“雅利安”一词变形而来，意为“雅利安人的集居地”。 伊朗雅利安人在伊朗高原很快就创造出了繁荣灿烂的文明，在公元前11世纪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性的人创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我国也称“祆教”。公元前550年一代豪雄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29年）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公元前331年），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该王朝是伊朗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因居鲁士家族兴起于伊朗高原南部的法尔斯（即“波斯”一词的别样音译）地区，史书又称阿契美尼德王朝为波斯帝国。因此，“伊朗”与“波斯”这两词的原始含义，从时间来说，“伊朗”一词的出现远远早于“波斯”；从地理范畴来说，“伊朗”远远大于“波斯”，“波斯”（法尔斯）只是伊朗高原南部的一个地区；从种族来说，波斯人（法尔斯人）只是伊朗人的一个部族。正因为此，巴列维国王在1935年，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一世时期（公元前521—公元前485）达到极盛，相继征服了巴比伦、埃及、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中的一些岛屿，地跨欧、亚、非三洲，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帝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大帝国，大流士自称为“全部大陆的君主”。这时的伊朗文明高度发达：政治上，国家政权机构设置和管理运作十分成熟；文化艺术上，琐罗亚斯德教经书《阿维斯塔》汇集了雅利安人最古老的神话传说，是人类最早的诗歌总集之一，而被亚历山大烧毁的阿契美尼德王宫“波斯波利斯”的残垣断壁至今依然骄傲地炫耀着高超精湛的建筑和雕刻艺术；物质上，社会生活繁荣富足奢华，经济发达。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第三次远征希腊共聚集了海陆大军260多万人，战舰1200多艘，附属船只3000多只，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波斯帝国繁荣强大的程度。但是，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最后以波斯的失败和希腊的胜利而告终，迎来了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现今的人们津津乐道于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却很少知道比之更早的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并没有因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结束而淡然消失，在经历了相对比较平淡的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年）之后，萨珊王朝（224—651年）同样崛起于法尔斯地区，再现了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再次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史称“萨珊波斯帝国”。 《萨巫颂》故事的发生地正是在法尔斯地区，这里是曾经的波斯帝国的两度发源地，是伊朗民族雄踞于世的发祥地，也是伊朗民族精神的凝聚地。法尔斯地区南临波斯湾，1941年盟军正是从这里进入伊朗。因此，当时法尔斯地区成为盟军与伊朗民族抵抗力量发生冲突的主要地方。在当下，这个地区依然是国际局势的焦点。西敏·达内希瓦尔选中这样一个地区作为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固然与这里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密切相关，但更与这里特殊而深厚的伊朗文化积淀和底蕴密不可分。 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伊朗性，除了上述故事发生地的内涵之外，最直观的是书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名字，比如男女主人公的长子霍斯陆，是伊朗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数位杰出帝王的名字；侄子霍尔莫兹的名字，是琐罗亚斯德教神祗，是善界主神、尘世创造者，通往波斯湾的咽喉霍尔莫兹海峡即是以此为名；伊儿部落两兄弟鲁斯坦姆和苏赫拉布，是伊朗上古神话传说中著名的俩父子勇士的名字，“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在伊朗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该故事也是菲尔多西（940—1020年）创作的史诗《列王纪》中的经典篇章。 小说对伊朗性比较深层的展示是伊朗的庄园主贵族经济。男主人公优素福的家族即是一个大庄园主，拥有庞大的领地，领地内的村庄村民山川都是庄园主的私人财产。村民只是庄园主的佃户，要给庄园主缴纳贡赋。大庄园主可以左右一个地区的地方经济。小说故事的冲突即是大庄园主优素福坚决不与盟军合作，不把粮食卖给急需粮食给养的盟军。伊朗的这种庄园主式的经济模式源自数千年帝国所建立起来的封建经济，是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凝聚力的农耕经济。这与阿拉伯地区以部落游牧经济为主体的模式迥然有别。小说对伊朗贵族阶层日常生活的描写，也可以让人品味出曾经的波斯帝国的底蕴与余辉，他们优裕地生活，豪迈地宴饮、狩猎、视察自己的领地村庄，武断地处置领地内的村民，也没落地抽鸦片打发时光。其中，小说对宴请沐浴的细节描写，尤其值得人玩味。著名的土耳其浴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由波斯传入。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土耳其浴逐渐沦为一种具有“他者”色彩的“旅游点”。然而，这种高级的“宴请沐浴”在波斯本土在二战时期尚是上层贵族日常生活享乐之一。从小说的这些细节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波斯帝国的剪影。伊朗的这种封建庄园主贵族经济一直保持到上世纪60年代，在巴列维国王的白色工业革命浪潮中，被逐渐摧毁。 小说对伊朗性最为深刻的揭示是“萨巫颂”本身。“萨巫颂”一词由伊朗上古时期的民族英雄萨巫什的名字变形而来。萨巫什是伊朗国王卡乌斯之子，因年轻貌美，受到父王之妃苏达贝的百般挑逗，但萨巫什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苏达贝恼羞成怒，反告萨巫什调戏她。父王卡乌斯决定用伊朗古代跨火堆（一说是钻火圈）的巫术方式来作判决。萨巫什骑马越过熊熊燃烧的火堆（火圈），毫发未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尽管如此，父子仍旧失和。萨巫什离开伊朗，暂避临国图兰。图兰国王对伊朗王子萨巫什本十分敬重，一度厚待之，但终因听信谗言，杀害了萨巫什。由此，伊朗与图兰之间结下深仇大恨。“萨巫什的鲜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既是伊朗盛产的一种分泌血脂的龙血树的名字（这是以人及物），也被称为“血中郁金香”（伊朗传统细密画描绘萨巫什跃火时，常在一旁画一丛血中郁金香），更是伊朗民族国恨家仇的代名词，积淀于伊朗传统文化中。纪念或悼念萨巫什的活动即为“萨巫颂”，具有一定的巫术性质，曾十分盛行，是伊朗传统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小说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巴列维国王在现代化改革中，打压宗教势力，禁止在阿舒拉日上演悼念在卡尔巴拉遇难的伊玛目侯赛因的宗教剧，“萨巫颂”活动也连带被禁掉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萨巫颂”这个词本身所蕴涵的极为强烈的“被迫害”色彩，因为萨巫什作为伊朗民族英雄的代表，不是战死，而是被害而亡，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的命运与之如出一辙。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被迫害”逐渐成为伊朗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在盟军进入伊朗的背景下，西敏·达内希瓦尔以“萨巫颂”这样一个充满“被迫害”色彩、携带伊朗国恨家仇、极具伊朗民族性内涵的词语作为小说名字，并将其内涵作为贯穿小说的思想主旨，其深意不言而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伊朗在国际大政局中卓然不群与孤傲的由缘。 其次，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性。公元651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伊斯兰大军所征服，从此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的一员。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伊朗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刚刚脱离蒙昧时期的阿拉伯文明，阿拉伯帝国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深受伊朗文明的影响。乃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西提在其著作《阿拉伯通史》中说，阿拉伯帝国在各个方面完全波斯化，阿拉伯人自己的东西只有两样被保留下来：“一是作为国语的阿拉伯语，一是作为国教的伊斯兰教。”伊朗伊斯兰化后，其自身的文明文化继续高度发展，伊朗中世纪的文学和细密画艺术是世界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瑰宝。因此，伊朗人往往认为是伊朗创造了繁荣灿烂的伊斯兰文化，而不是阿拉伯。这虽然有大伊朗主义之嫌，但伊朗为伊斯兰文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千三百多年的伊斯兰化历史，已经使伊斯兰文化成为现今伊朗的血脉。《萨巫颂》对伊朗民族的这种伊斯兰性也有比较显然的展示，比如男主人公优素福的父亲即是法尔斯地区位高名重的伊斯兰经学权威，女主人公扎丽的母亲一再上书，坚持要求女儿就读的英式学校开设《古兰经》和《伊斯兰法典》课程，等等。 但是，伊朗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伊朗化。长期成熟的帝国封建制度使世袭与血统观念在伊朗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将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阿里视为穆罕默德合法的继承人，并以阿里的后代子孙为伊玛目（精神领袖），形成与正统伊斯兰教迥然有别的崇拜体系，即什叶派（意即“党派”，指阿里党人）。什叶派信仰中融入了伊朗自身一千多年的琐罗亚斯德文化传统。尽管在萨法维王朝（1502—1735年）建立之前，阿拉伯与突厥-蒙古系的统治者们皆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意即传统派或曰正统派），什叶派一直处于被打压、被迫害的地位，但什叶派的信仰在伊朗民间积沙成堆，并最终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建立起了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宗教体系。由此，伊朗在教派上与阿拉伯世界信奉的逊尼派对峙。 因此，伊朗不仅在民族构成上是中东地区的少数派，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是中东地区的少数派。什叶派尤其崇奉在卡尔巴拉遇难的伊玛目侯赛因。侯赛因是阿里与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所生的次子。680年，为从篡位者亚兹德手中夺回哈里发职位，侯赛因带领家人和六十余人的支持者在卡尔巴拉与亚兹德军队的数千名骑兵展开血战，直至战死，头颅被割下。侯赛因的遗体连同后来归还的头颅一起被埋葬在卡尔巴拉。由此，卡尔巴拉成为什叶派最重要的圣地，卡尔巴拉惨案的祭日（阿舒拉日）也成为什叶派最重要的悼念日。侯赛因在明知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信仰与正义而慷慨赴难的牺牲精神成为什叶派信仰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什叶派“受迫害者的地位”和“牺牲精神”，与“萨巫什的鲜血”所蕴涵的“被迫害”色彩密切融合，在伊朗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不断被强化，一旦遇到外界的强压，这种潜意识就呈现为强大的反弹力量。这在《萨巫颂》中有淋漓尽致的抒写，比较显然的呈现是优素福的母亲以在卡尔巴拉做圣邻为归宿，其姐姐法蒂玛也渴望如此，但最深刻体现于优素福的遇难与出殡仪式。 再次，是伊斯兰教苏非性。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部衍生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其理论核心是“人主合一”，即人通过一定方式的修行（或外在的苦行修道或内在的沉思冥想），滤净自身的心性，修炼成纯洁的“完人”，在对真主的狂热爱恋中，达至“寂灭”，进而实现“人主合一”的至境，并在合一中获得永存。苏非派虽然兴起于阿拉伯，但在波斯得到发扬光大。苏非派的修道形式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教团，教团的首领即长老，有“谢赫”、“巴巴”、“固特卜”等称谓。教团内，由长老传道，指导教徒修行。 一方面，苏非派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中有不少极端方式，因而被视为异端，不断遭遇打压甚至绞杀，历史上不乏苏非教团的长老被处决绞杀、整个教团被取缔的事例。另一方面，苏非派的神秘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与出世精神，契合了长期受异族统治、长期处于“被迫害”地位的伊朗民族的心理需求，因而在伊朗迅速发展。在11—16世纪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内，苏非思想成为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16世纪之后，因统治阶级的打压，苏非教团日益减少，但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却在长期的发展中积淀为伊朗传统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对伊朗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具有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影响。倘若说，什叶派慷慨赴难的牺牲精神铸就了伊朗民族的积极于世、宁折不弯的精神特质，那么苏非派形而上的出世哲学则使伊朗民族在牺牲精神的重负下能够旷达超然地舒展。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伊朗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犹如儒家与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与影响。 当苏非神秘主义在波斯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1世纪之后的波斯诗人或多或少地都具有苏非思想，并且很多苏非长老都是著名的大诗人。宗教学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把诗人的天赋与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密切融合，力求用自己的诗歌为广大信众传道授业解惑，用诗歌反映出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认识，为此创造出了具有极高宗教价值、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苏非神秘主义诗歌，使波斯诗歌的思想内容变得十分深广，成为世界古典文学中的瑰宝。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诗人是萨迪（1208—1292年）和哈菲兹（1327—1390年），二人都诞生在法尔斯省省会设拉子，该城市也因诞生了伊朗历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而被誉为“伊朗诗歌之乡”。萨迪以苏非游方僧的身份云游四方30年，看到了下层人民生活中太多的苦难和不幸，创作出了具有鲜明人道主义色彩和仁爱思想的作品《蔷薇园》和《果园》，及大量的抒情诗。萨迪结束云游生活回到故乡后，被尊称为“谢赫”。萨迪思想对伊朗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被视为伊朗人民精神生活的导师。哈菲兹被誉为伊朗民族的情歌圣手，其抒情诗具有亦宗教亦世俗的双重审美意趣，对伊朗民众的影响极为深刻，《哈菲兹抒情诗集》是在伊朗发行量最多的诗集，其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在伊朗民众的日常生活常用作占卜。《萨巫颂》的故事发生地正是设拉子这座有着“伊朗诗歌之乡”美誉的城市，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也是小说频频涉及的内容之一。 苏非派不论其具体的修行实践还是形而上的理论均以“寻道”——寻求与真主（真理）结合之道——为旨归。不论是波斯中世纪的文学作品，还是伊朗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寻道”意识都是萦绕不散的旋律。也可以说，正是长期积淀的“受迫害”、“被排斥”、“被打压”的潜意识，使得“寻道”成为伊朗民族的精神追求与出路。然而，“寻道”的历程不会一帆风顺，彷徨与迷惘是“寻道”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一种精神状态。如前所述，这种伴随着彷徨与迷惘的“寻道”意识在西敏·达内希瓦尔的作品中尤其显著，可谓其作品的主旋律。《萨巫颂》这部小说就可谓是作者的一次“寻道”之旅。小说中不仅多有苏非派专业术语出现，而且男女主人公相识之缘，正是优素福向少女扎丽询问去往一个苏非修道院的路如何走，这其中隐含了极为深刻的“寻道”象征寓意。那个修道院的长老“固特卜”的侄女是扎丽的同班同学兼好友。优素福的管家赛义德•穆罕默德是该修道院的达尔维希（即苏非修行者）。最后，优素福遇难之后，其哀悼诵经场所是在该苏非修道院，而非正统的清真寺，也就是说苏非修道院成为优素福执着“寻道”的灵魂的憩息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曾经雄踞一方的波斯帝国的优越感铸就了伊朗民族强烈的自尊自傲；另一方面，民族构成与宗教信仰上的“少数性”使“被迫害”、“被排斥”、“被打压”的潜意识深入伊朗民族的骨髓。二者相辅相成，从另一个层面构成了伊朗民族精神的双重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当下当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派兵进驻阿富汗邻国而被进驻国因国际大局势所趋而无可奈何地接受，而当年盟军因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而进驻伊朗，却遭遇伊朗民族的强烈抵抗。进一步，我们可以理解，在当前国际政局中的伊朗，为何与西方所代表的所谓“国际社会”格格不入。 因此，伊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拥有两套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是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传统，这是伊朗的根；二是伊斯兰教文化传统，这是伊朗的血脉。二者都曾有过繁荣发达的辉煌，这既是伊朗引以为骄傲的资本，也是伊朗这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退失据、陷入彷徨迷惘的缘由。现今的伊朗若弘扬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传统和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其伊斯兰文化的血脉就会被压抑。血脉不通，人会死国会亡。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就是一个例证。但若强调了其伊斯兰文化的荣光和传统，那么其雅利安人的属性和古波斯帝国的辉煌就被屏蔽，伊朗文明之根便在被屏蔽中迷失。乃至，现今的伊朗被无数人误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员，这是最令伊朗人头痛的误解。对伊朗独特的民族性的认识，可以用伊朗女律师席琳•伊巴迪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受奖演说来总结，她骄傲地说：“我是伊朗人，居鲁士大帝的后代。”同时又表白：“我是一位穆斯林。”完整完美地表达了伊朗民族具有双重身份的独特民族性。《萨巫颂》这部小说对伊朗民族的这种双重性从多个层面作了完整完美的抒写，因而成为伊朗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