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头小孩》瑞典文版 《忧郁者之歌》瑞典文版 尼尔斯·福林 一只放在围栏杆上的鸭头 这是我的肖像 我是谁？一个以寻常方式活着又死去的人： 一个梦想的孩子 梦着别人梦想的， 一片遗忘的脆壳 遗忘别人遗忘的， 一堆倒出的垃圾 倒出别人倒出的 失望之苦酒： 却扮着怪相，狂笑 吹嘘和喊叫：不，他妈的， 我没变脸 都说他的眼睛看来忧伤，他却说，那是因为自己笑得厉害。这个瘦削的，自嘲长了个鸭头的人，好比舞台上说唱的小丑。他生前出版了六本诗集，另有遗作一本，不算高产，却广为大众喜爱，他是瑞典被谱曲最多的诗人。 尼尔斯·福林(Nils Ferlin)，1898年12月生于卡斯塔德，1961年10月逝于乌普莎拉。曾获瑞典学院颁发的贝尔曼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他的父亲约翰· 福林本是《新韦姆兰报》编辑，编辑过韦姆兰省出生的文豪拉格洛夫和福楼丁的文字。1908年8月，约翰被聘为一家新办地方小报总编，欣然赴任，谁料和报纸所有人意见不合，很快失业。第二年，约翰重返卡斯塔德求助，10月被发现淹死在河里——多半是自杀。 在母亲的养育下，老师眼里的聪明学生尼尔斯· 福林于1914年中学毕业。他还没想好将来到底做什么，开始尝试不同的事：学过演艺，踢过足球，还写了不少施拉格(schlager) 音乐的歌词，这类音乐强调要有撞击人心的东西，又必须是能流行的。 因为家人移居首都，福林于1915年也来到了斯德哥尔摩，继而踏入克拉拉教堂周围的波西米亚文人圈，后来更成为其中的中心人物。克拉拉教堂紧邻中央火车站。那时，报纸靠火车运往各个城镇。克拉拉教堂一带从1871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发展成报业聚集地，吸引了撰稿人和插画家等。这里有众多不同价位的酒吧、餐馆和咖啡室，便于文人骚客在酒水中找到灵感。斯德哥尔摩的波西米亚人喝的是酒，住的是廉价旅店，甚至露宿街边的灌木丛下。 1920年代末，福林开始写诗。他从不写父亲，甚至也不描摹河水。人们常常看见福林在瓦萨街7号，欧洲大陆风格的Cafe Cosmopolite写诗。福林兴之所至也会即席朗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写得草率；相反，福林工于推敲，讲究找到最合适的韵律、节奏和音色。曾经，他把诗作发给报社，一夜过后，觉得诗里说什么都少了个逗号，赶紧致电。报社方面说：不可能添加了，都印好了。福林反问：怎么就不可能？ 一般认为，福林本是可以早些登上文坛的，他只是对自己过于苛刻。1930年4月，他的第一本诗集《忧郁者之歌》出版。单从书名文字的拼写看，可以直白地推出“死亡舞者之歌”的意思，所谓“死亡舞者”，实际是说，一个杀死快乐的人，一个充满愁绪的人。1933年《街头小孩》面世。或许是歌曲创作的经历，或许是其他，福林的诗与民谣有天然的连接，换句话说，以民谣为基调的福林的诗贴近心灵，易于吟咏。 1936年12月，母亲去世。福林最大的支柱和重要读者不存在了，这使他深受打击，陷入抑郁；其作品则被认为更添一道深沉。他得到出版社的奖金，赖以维系生活。1938年新诗集 《牛角框眼镜》出版，2200册在一周内销售一空。其中不少诗行传达了对母亲的深情和怀念。1944年，诗集《带着许多中国灯笼》问世。1945年，他和芬兰女子汉妮结婚，有了自己的新家，那一年他47岁。热恋时，汉妮就见证了诗人整理诗集的程序：待回复的信悉数回复，其他麻烦事也全部解决，这才开工。不再喝酒，代之以很多的咖啡。夜以继日。 瑞典作家莫贝里和福林同庚，更是亲密文友。有一回福林在一家非法酒馆给莫贝里朗诵了几首新作。几天后，莫贝里独自坐进那家酒馆，服务生朝他走来：“莫贝里先生，您是作家，您看，这是您遗忘的书稿吧？”莫贝里打开一看，认出正是福林几天前出示过的诗稿。福林以为是丢了，还没个复本。这部失而复得的诗稿就是后来的《牛角框眼镜》。 莫贝里欣赏福林的机智、真诚和活力。同时指出，福林所经历的并非无忧无虑的快乐，而是充满痛苦和烦忧；他是借强大的黑色幽默克服日常的灰暗和无聊。莫贝里曾告诉福林，有一首诗特别打动自己。福林则透露，这首诗写于教堂墓园的坡上，那是一个和煦的北国夏日。莫贝里记起那个教堂的坡上确有美丽的白桦。这首深深触动了莫贝里、更触动过很多人的诗句最终刻在福林的墓碑上： 甚至没一只灰色小鸟 于绿色的枝头吟唱 在那另外的一边 我估摸那里多半阴郁。 甚至没一只灰色小鸟 也从没一棵白桦挺立—— 但在夏天能给予的 最美的日子 发生了这事：我渴望去那里。 可能是父亲自杀的阴影，可能是母亲离世的哀伤，可能是抑郁症的侵扰，也可能只是由于生活的各种体验，总之，死亡是福林诗作的常见主题。他眼里的生和死不是截然分离的两部分。他站在生死的交界线上，对两面都抱有理解、不安和向往。认定此生之后的一切会阴郁、寂寥，甚至没一只灰鸟的歌唱；同时无法否认，自己对那以后的世界有强烈渴望，强到超越一个最美夏日的诱惑。在他看来，此生和“那一边”同等重要，他感知的不单是其中一个时空，他是挑扁担的汉子，扁担上一边挂着生，一边挂着死。 瑞典人喜爱福林，不只因为他的诗，因为他的有关“鸭头”的自嘲，也因为他的全部所建构的文化符号。福林有种奇特的平衡，在生和死，哭与笑，独处及混迹酒馆人群间的平衡。他讲述人生的脆弱、不完美和无意义，对不幸的人无比同情。他的诗是真实的、用调侃和讥刺哼出的苦闷小调。比如： 有人在上头跳舞—— 房子完全清醒，虽说时间是午夜。 我突然意识到那房顶， 我的房顶，是别人的地板。 难怪，在《牛角框眼镜》出版不久，就有人评价，在同时代人的诗歌中，还没有其他人能像福林这样，让斯特林堡在《一出梦的戏剧》的话“人真是可怜！”获得如此强烈的表达，在福林辛辣、撕裂又充满苦闷的诗歌里，辛辣和苦闷全都蒸馏成了魔法药水： 你丢了你的语词还有你的纸条， 你这生活的街头小孩。 于是你坐回店铺的台阶上 哭得那么自暴自弃。 都是些什么词—— 是长还是短， 好还是坏——那写在纸条上的？ 现在好好想想吧——在我们搡开你之前， 你这生活的街头小孩 不难想象，街头小孩丢了的纸条是帮人购物的清单。空手而回将被大人责骂。而在生活店门前的台阶上的，那绝望孩子的茫然，许多人多少会有体会。一些原本写好的什么，倏忽间消失，世事变得难以掌握，更不知如何接续。 福林也针砭时弊，他说： 牡蛎、中国燕窝及未出生的羊皮外套， 岁月如何向前发展， 自亚当和夏娃， 在我主上帝前隐藏自己的羞耻！ 牡蛎、中国燕窝及未出生的羊皮外套。 他还说： 你看，世界是被解释了的——在知识的光芒下 蒸发了我们所有的担心与苦痛。 现在，人的房屋相隔不远， 心与心的距离却很长。 福林一生的著述摆在书架上不足10厘米，远逊于“著作等身”。他常说：“一本诗集无需平整，就跟生活一样，有暗、有亮，不一而足。强的诗可支撑弱的。”他觉得自己的诗作并不都是一样好，有一些会流传得久些。福林没说到底哪几首更好。他说：“其实，人只该写一本书，人没那么多好说的。” 青年时代就开始的波希米亚生活让福林咖啡和烟酒不离口，身体垮了。虽说婚后得到妻子精心的呵护，但终究体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时常住院。1961年夏罹患脑溢血，10月去世。他选择葬在首都而不是故乡，愿意母亲来挨着他，将来，妻子也到他身旁。 克拉拉教堂脚下，瓦萨街边有座立像，福林正点燃一根香烟。我和立像有过一张合影。在《看得见的湖声》一书中，我写过这样的话：“一个斯德哥尔摩的平常的仲夏的白天。一位瘦削的老人照常站在闹市，嘴里叼着烟。他以这样的姿势立了许多年。铜像脚下总留着两三根烟头。在很是干净的瑞典，这烟头有些触目。铜像边有一只躺椅，路人在那儿坐着，观看其他的路人。”假如真有“穿越”，这地方或许就是已抵达彼岸的福林和此岸的交接点吧： 带着许多中国灯笼 我穿出这个世界。 它们灭了——没有声息，不被预见， 于是那美妙的一切终结。 我停下来——极度尴尬， ——一切都失了光泽！ 但如今我已走过那条道路， 从无处而来 将被吹往无处， 在许多悠长的岁月里 不会有中国灯笼 这很艰难——但过得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