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瓦格纳  弗兰克·威策尔  燕妮·埃彭贝克  拉尔夫·洛特曼  雷纳德·葛茨  左：《1969夏天一个患有躁郁症的少年创立了红军旅》右：《去，曾去，去了》  《集雨桶变奏曲》《死于春天》 提笔写2015年德国文坛的回顾文章，心中滋味似乎与往年不同。过去的一年，地处欧洲大陆腹地的德国被一种来自周围的不安情绪包围着。举国上下，人们关注的事情似乎可以用2016年BBC开年大戏的标题来概括：战争与和平。在这样的氛围中，谈文学是否有些奢侈？可是不管怎样，生活还在继续，文学亦然。 莱比锡书展奖：诗歌打破小说专享 2015年春，莱比锡国际书展上，在“纯美文学”组别中，诗人扬·瓦格纳从5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破天荒赢得书展大奖——自2005年“莱比锡书展奖”设立以来，该奖从来都由小说家“专享”。 瓦格纳获奖诗集《集雨桶变奏曲》共收录了57首诗歌，以对大自然精细准确的表现征服了评委：“形式精湛，同时又游刃有余地将柳絮、无花果、羊肚、滨藜、盲螈和水獭纳入诗的镜头，逐渐拉进，作联想式叠化，直至读者的视界延展，感受到直入事物本质的一刹那”。 瓦格纳现年43岁，15年前其处女作诗集《试钻》甫一出版，就令诗界为之赞叹。此后他每隔两三年都有作品问世，每每获得好评。时至今日，他已被公认为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然而，诗人是无法靠诗歌养活自己的，作为自由作家的瓦格纳还有另外的身份：翻译家和出版人。文学批评家费斯曼在颁奖词中说，她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让读者和批评家更多地关注诗歌这一日益被低估和忽视的文学形式。在当代社会中，抒情诗理应更受重视，因为它可以使人宁静和专注。瓦格纳本人也将此番获奖的意义比作“射入当今德语诗界的一束强光”。然而，对于评委的这一“出奇”决定，多数批评家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其余入围该组别的候选作品均为小说，抒情诗和叙事类作品又如何具有可比性呢？ 德国图书奖：更青睐历史话题 在秋季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照例颁发一年一度的“德国图书奖”。一部创作耗时15年、书名超长的历史小说《1969夏天一个患有躁郁症的少年创立了红军旅》获得了该奖。得奖时，作家弗兰克·威策尔正值知天命之年。 这部作品获奖也颇出人意料。此前，批评家看好另一部由知名作家燕妮·埃彭贝克创作的小说《去，曾去，去了》，讲述来自非洲的难民历经磨难后在柏林等待被接纳的故事。对于《去，曾去，去了》的落选，批评家安德里亚斯·普拉特豪斯愤愤不平，他撰文指出，这部作品“虽然是热门，却最终与德国图书奖失之交臂，这应当归罪于评委会的胆怯，他们不敢将这一争论不休的主题带进文学生活的中心”。难民问题是2015年德国公众生活中的核心话题，假使《去，曾去，去了》能够获奖，必定会引发更多民众对难民问题的深入思考。不过，在2016年初的柏林电影节上，这个缺憾得到了不同形式的补偿：最高奖金熊奖授予一部反映非洲难民的记录电影、意大利导演吉安弗兰科·罗西拍摄的《海上火焰》。 与《去，曾去，去了》直面当前热点话题不同，《1969夏天一个患有躁郁症的少年创立了红军旅》触碰了联邦德国历史上至今仍隐隐作痛的伤口。 小说中的叙事者讲述给读者的故事由一系列他编造的故事构成。这个少年自称是红军旅(战后联邦德国最著名的左翼极端组织)标记的原创者，他将红军旅中的几个核心人物比作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人物，而这些所谓的记忆多半来自于幻想，在不同片段里，他又把自己想象成这些真实人物。随着感知和幻想相互交织的“回忆”，读者进入矛盾重重的六七十年代，面对那些被政府和公众视作“敌人”的人物。然而他们究竟是恐怖分子还是烈士？叙事者没法给出明确答案。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的叙事者发现了宗教狂和革命者之间的共同点：他们似乎都在向人间散播救赎的福音，视自己为殉道者，随时愿意献身。 在这部由99章构成的小说里，叙事者抛出一个又一个真真假假的故事，自己都分不清哪些发生在梦境里，哪些属于回忆。读者在漫长的故事之旅中穿越历史，亲历一个个重要历史瞬间：绑架并杀害资本家、银行家，袭击检察长和外交官，炸毁警察局，捣毁邪恶媒体的办公大楼……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叙事者终于精神崩溃，在抑郁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庇护之所。他代表这样一类人：敏感而执著；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最终还是无法理解；拒绝接受现存的社会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和以暴抗暴，最终走向毁灭。 评委们认为，这部作品堪称“超绝的小说建构”，语言风格多变，叙事跳跃，看似毫无章法，仿佛是由内心独白、动作场面刻画、谈话记录、哲学思考等各种文体构成的综合体。在这部“兼具妄想和机智”的作品里，“大胆的虚构和全景式的历史描写杂糅在一起”，其风格可称为“思辨现实主义”，是一部“天才式的语言艺术杰作”。以这样的辞藻来评价一部当代小说显得非同寻常，毕竟作者弗兰克·威策尔并非名家，之前的3部小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小说获奖也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这块 “大砖头”很唬人，许多跟风点赞的评论家也许自己也没读懂。不少人怀疑，这恐怕又是一本批评家叫好、读者不买账的作品。即便真是好书，读者要迎难而上、啃完这部长达830页的异类作品也绝非易事。从各类排行榜看，广大读者似乎还是知难而退了。当然，严肃类文学作品不能以销量来评判其价值，这部小说是否真的是划时代的杰作，只能留待时间来考验了。 《死于春天》：开启后格拉斯时代 “德国图书奖”一直是年度最佳小说的代名词，德国主流文学批评家却认为，2015年的最佳小说是作家拉尔夫·洛特曼的新作《死于春天》。作品讲述1945年2月距二战结束不久，两个17岁的男孩被强征入伍。瓦尔特当上司机，给党卫军运送补给；一向反战的弗里德里希(昵称“菲特”)则被派上前线。菲特后来当了逃兵，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行刑时，他发现站在对面的就是最好的朋友瓦尔特。作者曾说：“每场战争都无异于同室操戈”。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士兵们陷入了一种混合着恐惧和疯狂的状态之中，等待他们的不过是迟早要来的毁灭而已。多年之后，瓦尔特经常病榻之上呻吟：“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该死的！我要是能找到一个大家能够藏身之处该多好……” 《死于春天》的框架并非完全虚构。作家尝试借助这样一个故事重构父亲的战争经历。据作家回忆，童年时他曾问过父亲战争中的经历，却得不到答案。在他看来，父亲那一代人在懵懂的年纪便被卷入战争，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他们自认为是受害者，却被当成凶手，要接受审判。因此，面对孩子的提问，他们不知道如何作答。 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等作家就是洛特曼父亲一辈的人，他们从自身经历出发写出了一批反思战争的作品，对德国战后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正是这一代人忍辱负重，参与创造了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开启了德国重新崛起之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洛特曼父亲一样，用沉默答复自己的孩子。然而他们对自身战争经历的缄默却更加激起了儿孙辈的追问，既然无法从亲历者那里找到直接答案，只好另求答案。洛特曼这一代战后出生成长的年轻人，像拼图一样试图还原德国黑暗时代的历史。在探寻过程中，他们被逐渐揭开的真相所震惊，不满于笼罩在战后德国的保守复辟气氛，许多人加入了“院外反对派”阵营。也正是他们的反思、反叛和抗争(其中不乏“弑父”之举)推动了政治转向，促使德国社会走向民主和公正。 德国战后文学对于战争的反思已经够多，有读者甚至已经厌倦了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近些年来，读海因里希·伯尔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似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趋势。然而另一方面，新一代作家依然在不断创作反思集权政治和战争的作品。前些年《朗读者》的热销说明当代读者并不排斥这类作品。但作家和读者的视角和口味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太能接受那些站在“启蒙”高度、直接揭露鞭挞战争的作品了，新一代更关心集权统治和战争中的“人性”因素和个体体验。评论家伊娜·哈德维希认为，《死于春天》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以最强音“开启了后格拉斯时代”。 洛特曼的一贯写作风格被称为“诗意现实主义”。然而在《死于春天》中，他似乎刻意回避惯用的婉转笔法，无论是描写还是语言都十分直接，将战争的恐怖硬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细微之处的把握非常精准，无怪乎评论家桑德拉·凯格尔称其为“同代作家中最为细腻敏感的叙事者”。洛特曼善于制造冲突，整部作品具有电影叙事的特征，情节跌宕，日后被搬上大屏幕的可能性极大。事实上，这部小说的市场表现也很好，迄今已有十多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版权。 毕希纳奖：文坛“坏孩子”终获奖 德国春秋两季书展上颁发的奖项是授予单篇作品的，而一年中，德语文坛最值得关注的奖项莫过于毕希纳奖。2015年，61岁的雷纳德·葛茨得知自己获得该奖时，淡淡说了句“有些迟了，但还是挺高兴的”——要知道，葛茨并非大器晚成的作家。 尚在大学攻读医学博士期间(此前他已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葛茨就在德国最有影响的《南德意志报》上分三期连载了《一个医科学生的日记》，轰动一时。之后葛茨继续从事散文、评论创作。他桀骜不驯，口无遮拦，经常与重量级的评论家打笔仗，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界的一颗新星。而真正使葛茨在公众中赢得更广泛知名度的是他的一次出格“表演”。1983年的巴赫曼文学节上，葛茨在朗读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掏出藏在身上的剃须刀片划破了额头，当场血流满面，四座皆惊。他对此的解释是，想用此举来抗议文学界普遍存在的平庸之风。而当时，他念的句子正是：“我要用最简单真实的语言来记录这个世界”，其中蕴含的理念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这一惊世骇俗的自残举动也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坏孩子”形象，今天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虽然此举在保守派看来近乎胡闹，然而当年就已经一言九鼎的文学批评家赖希·拉尼茨基却对葛茨的参赛作品大加赞赏，称之为“了不起的文学作品”。 同年秋，葛茨的第一部小说《疯狂》问世。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具有一定的自传成分。因为距离前次“表演”不过几个月，可说“血迹未干”，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该书具有先锋色彩，叙事节奏、全篇布局都具有后现代特征。《疯狂》的一炮而红坚定了葛茨对创作的信心。 在之后30年的创作中，葛茨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基调，写作的题材包括朋克一族、电子音乐运动、媒体世界，成为德语波普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与创作题材不仅仅是旁观者和对象的关系，葛茨经常出没于各地电子音乐迷们聚集的酒吧，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实践着“生活艺术化”，读者在阅读其作品时仿佛置身现场。葛茨也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作家，激发其灵感的最核心理论是当代德国社会学大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葛茨对新鲜事物总怀有强烈兴趣，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博客(当年人们称之为“网络日志”)就在他的键盘敲击声中诞生，包括他当天的种种感想和思考以及对文化事件的评论。这些日志集结在一个颇具自嘲意味的名字之下：《给所有人看的垃圾》，只维持了一年。一年后，同名图书出版。除此之外，葛茨还从事戏剧创作，并数度被评为“年度最佳剧作家”。 经历了长时间的碎片化写作之后，2012年问世的《约翰·霍尔特罗普》标志着葛茨重新回归小说创作。小说同名主人公是一家传媒企业的董事长，他自以为是，爱虚张声势，讲究排场，对所经营公司没多大兴趣。善于自我包装让他赢得股东的信任从而一步登天，华而不实的本性则注定了他会跌入谷底。小说的副标题Abriss der Gesellschaft语含双关，既可以理解为“社会/公司之轮廓”，又可以解读为“拆散这个社会/公司”。作品揭露了21世纪初德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堪称黑色寓言，许多人物很容易让读者想起现实中的某位政客、大亨或明星，例如主人公很明显是在影射前贝塔斯曼传媒集团的总裁米德尔霍夫。批评家普遍不喜欢该作品，认为它像个大杂烩，叙事过于跳跃，欠缺对角色的心理描写。对于批评，葛茨认为读者应当参与建构作品，用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和感受去体会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状态。 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先锋姿态的作家，无论是读者还是批评家都无法做出统一的评判，而一致的评判也恰是作家本人所反对的。毕希纳奖的评委将葛茨称为“记录当代生活和文化的编年史家，是一位参与其中、勤于思考并做出道德评判的观察者”，我想，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允评价吧。 2015年的德国文坛，作家照样写作，出版社依旧出书，读者也埋头阅读，就连君特·格拉斯的去世也没有太让人意外。笔者也只能从中选出几个人、几本书，尝鼎一脔，与诸君分享滋味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