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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古代文论中的“心”范畴，涉及到文论中的创作主体论、心词(内容与形式)关系论、审美态度论、主客统一论。日本的“心”、“有心”、“无心”均来自汉语，在语义上接受了中国影响，但在中国，这些都是哲学概念而不是文论概念，在日本则主要是文论概念。日本文论中的“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心·词”、“歌心”、“有心·无心”等概念，都与中国有关，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比起中国文论中的“心”论，却具有较高的范畴化程度，“心”论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较中国的“心”论为高。 关 键 词：中国古典文论/日本古典文论/心/心·词/歌心/有心·无心 作者简介：王向远，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东方文学与日本文学、中日关系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一、中日之“心”的关联 古代日本的“心”一词是从中国输入的外来词。诚然，在“心”这个汉字传入之前，远古日本人就已经有了“こころ”(kokoro)一词，但若细致分析起来，“こころ”一词的词根似乎是“ここ”(koko)”，意即“此处”。“ろ”(ro)在远古日语中是一个结尾词，起调整语气并表达某种情感的作用。日本原有的“こころ”，只是“此处”的意思，本是一个方位代词，可推知当时的日本人是以“心”的部位指代身体所在。在汉字“心”传入后，日本人始以“こころ”来训读“心”。中国之“心”与日本“こころ”合而为一，同时，保留了汉字本有的音与义的“心”，与日本固有的“こころ”并存。这样，“心”就有了“しん”(shin)和“こころ”(kokoro)两种读法。前者是“音读”，模仿中国固有的发音；后者是日本人的训读。两者作为词素时，其构词功能有所不同，但作为单字，其意思基本相同。 在中国古人看来，“心”包含着两方面的基本意义，既是人体的心脏器官，又是思维器官与精神所寄。作为“心脏”之“心”，心是中心；作为思维器官之“心”，心有知、情、意的功能，是认识、感情、意志的代称，是精神与思考的所在。《说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以心配土，土为中央，表示人心不仅是身体五脏四肢的主宰，而且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中枢。《释名·释形体》云：“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心能通过思虑而认知事物最细微的部分。心之为“纤”，强调心的认识分析与辨别的功能。《说文系传通论》云：“心者，人之本也，身之中也，与人俱生，故于文，心象人心之正中也。”心在人体五脏四肢中居中央，为身之中、人之本。《淮南子·精神训》曰：“心者，形之主。”《鬼谷子·捭阖》云：“心者，神之主也。”《黄帝内经·素问》云：“心者，生之本。”这些均将“心”解释为人之主宰与根本。在后来的儒学与佛学中，“心”成为一个核心概念。随着儒学、佛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中国之“心”以及关于心的种种言说，特别是中国儒学中的心性之学、阳明心学、佛教禅宗中的“佛即心”的佛性论，也都传到了日本，必然会对日本古典文论的概念范畴的形成、理论体系的构建，产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影响。 日本人对“心”的认识，主要是在中国之“心”的影响下形成的。将“心”作为思维器官与精神中枢，主要是古代中国人特有的看法，而不是日本人固有的看法。日本现代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谈到日本武士为什么要切腹自杀的时候，提及古代各民族大都是将肚子，即腹部作为精神与情感的寄托之处。例如，古代闪米特族及犹太民族，乃至法国人、英国人，都将“肚子”作为精神与情感的中心。依新渡户稻造所言，这似乎是世界各民族共通的现象。“肚子”的范围所指似乎较“心”更为宽泛些，它包括了人的所有内脏器官，甚至也把“心”包括在内。古代中国人也赋予“肚子”这一部位以情感性，所以有了“牵肠挂肚”、“心知肚明”、“心腹之患”、“肝肠寸断”、“断肠”等词。但中国人将“肚子”作为情感情绪之寄托的时候，大都是指较为感官的、或消极的情绪，而将“心”视为更为高级的、更为纯粹的精神与观念的寄托。正是这一点影响到了日本人，使得日本人将“心”与“腹”加以区分。表现在日语中，“心”与“腹”虽然有时同义，但以“心”作词素的相关词语，侧重在纯精神性、观念性、审美性，而以“腹”作词素的词语主要侧重于肉体性、生理性及生理性的情绪。在日本古典文论中，“腹”字极少出现，而且完全没有成为关键词或重要概念，这与“心”这一概念在日本文论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了强烈对照。 与“心”相近的还有“脑”。在日本古典文论中，“脑”与“髓脑”合用，形成了一个名词概念，日本古代“歌学”书，多以“××髓脑”作为题名，故“髓脑”成为歌学书的一种体式。例如，藤原公任(996-1041)著有《新撰髓脑》，源俊赖(1055？～1129)著有《俊赖髓脑》等，还有佚名的《新撰和歌髓脑》等等。“髓脑”一词，似来自中国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首次论及“脑髓”在人体生理活动和精神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人始尘，无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经脉》)脑的位置在头颅骨内，而髓则在脊椎骨内，与脑连成一体。“脑为髓之海”(《灵枢经·海论》)。“诸髓者皆属于脑。”(《素问·五脏生成》)脑是髓的汇聚，而髓是脑的延伸。脑通过髓联系并制约身体脏腑四肢的活动。这就指出了髓脑在人体中的中枢作用。不过，《黄帝内经》虽然意识到头脑与人的精神活动密切相联，却未真正认识到它是人的思维器官。在《黄帝内经》看来，人的思维器官是“心”，脑在心的主宰支配之下活动，它只是配合眼睛审视事物黑白短长属性的“精明之府”。日本古代和歌论中的“髓脑”类著作，显然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髓脑”一词的。和歌“髓脑”就是指和歌的关键、要害之处，主要阐述和歌的法则、要义。和歌“髓脑”不同于和歌之“心”。“心”弥漫于和歌的整体中，是作品的精神内涵。而“髓脑”仅仅是要害与关键。“心”与“髓脑”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样的区分，与中国古代哲学、医学中关于“心”与“髓脑”的关系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二、“心”与“人心”，“心”与“词” 在日本古典文论中，“心”作为一个重要范畴，贯穿了整个日本古典文论史，无论是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还是能乐论，“心”都是一个重要范畴。 对“心”这个词最早反复运用的，是8世纪歌人藤原滨成(724-790)的《歌经标式》(772年)。该文直接用汉语写成，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歌学与文论著作，开篇即云：“原夫歌者所以感鬼神之幽情，慰天地之恋心者也。”又说：“夫和歌者，所以通达心灵，摇荡怀志者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歌。”其观点与表述明显受到了中国汉代《毛诗序》的影响，只是将《毛诗序》中的“诗”置换为“歌”，而对“心”的运用与理解，也不出《毛诗序》对“人心”的规定。 到了10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序》(一般认为是纪贯之所写，包括用汉语写成的“真名序”和用日语写成的“假名序”)，“心”由一个重要名词，而擢升为一个核心概念。所谓核心概念，就是说它已经具备了范畴的性质，成为立论布局的眼目。 《古今和歌集序》赋予“心”两种基本规定。第一，心是“人心”，文学作品产生于心，或者说，人心是作品的精神本原。《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云：“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倭歌，以人之心为种，由万语千言而成。”在这里，“心”就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一观念与上述的《歌经标式》相同，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诗论的影响。《礼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熹《诗集传序》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出。”唐孔颖达《诗大序正义》云：“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保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古今集序》关于“心”的看法，未出此论。 《古今和歌集序》对“心”的第二个规定：“心”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此相对的是“心”之外在表现的“词”。既然“人心”是作品的精神本原，作品是心的外在显现，将“心”加以显现的，则是“词”(辞)，亦即语言。在日本古典文论中，《古今和歌集序》最先提出了“心”与“词”这一对范畴，成为此后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基本范畴之一，“心”、“词”之辨也是此后日本古典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关于心与词的关系，《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在评价平安王朝初期的歌人在原业平(825-880)的时候说：“在原业平之歌，其心有余，其词不足，如枯萎之花，色艳全无，余香尚存。”在这里，“心”与“词”是一对矛盾范畴，用现代术语来理解，“心”是内容，“词”是形式；“心”是思想感情，“词”是语言表现。“其心有余，其词不足”，就是内容大于形式、精神溢出语言。 日本文论中的这一“心”与“词”之辨，与中国文论中的“言”与“意”之辨，其形态基本相同。 《庄子·天道》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讲的是言与意的关系。汉代杨雄《法言·问神》云：“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之文也，天地之心也。”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云：“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明代胡应麟《诗薮》云：“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和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层。何得以此为嫌！”这些讲的都是“心”与“词”的关系。但比起日本的“心”与“词”的单纯性，中国文论中的表述要复杂得多。其中，在许多情况下，“心”又表述为“意”。《说文解字》对“意”的解释是：“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可见，“意”从“心”来。“词”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又常常表述为“言”或“语”，而“心词”关系则又表述为“言意”、“语意”、“言心”、“意心”等不同的范畴。从比较语义学的角度看，日本的“心”与“词”之辨，是对中国的言意之辨的简化。在日本古典文献中，有“言”字，日本人训读为“こと”(koto)，相同读音者还有一个“事”字，可见在日语中“言”与“事”同源。“言”是“事”的反映，“事”是“言”的内容。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论语·子路》)，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言”与“事”的关系。日语中的“言”与“事”词义与此相吻合。不过，日本古典文论中的“词”，不是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的“辞”。孔子所说的“辞”是一般的语言表达，而不是文学性的表达。在这种前提下，“辞达而已矣”讲的是辞(词)只求达意，不必做过分华丽的修饰。而日本古典文论中的“词”读为“ことば(kotoba)”，又可标记为“言葉”，又有“詞花言叶”(しかことば)一词，可知在日本人看来，“词”是花，“言”是叶，“词”比“言”更具有美化装饰意味。换言之，“词”是指美化了的“言”或“语”，亦即文学语言。所以，当指称文学语言的时候，日本古典文论中很少使用“言”字或“语”字(“言”与“语”在古代日语中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指词语、言语)，而是通用“词”字。这样一来，“词”就不仅指文学语言，更指文学的修辞性与外在形式、整体风貌。在文学的外在形式、整体风貌这个意义上，又有文论家将“词”置换为“姿”。总之，在日本，“词”与“心”完全是一种文论概念，“心词”关系也形成了形式与内容、内在与外在的矛盾统一关系。而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不仅是一个文论问题，也是一个语言学、哲学问题，所以言意之辨的蕴含较为复杂。日本古代的“心词”之辨仅限于文论范畴，与中国的“言意”之辨相比，日本的“心词”之辨，其论题比中国单纯，表述比中国单纯，内涵也比中国单纯。 在“心”与“词”的关系上，中日两国古典文论都主张“心(意)”与“词”兼顾。日本著名作家、歌人鸭长明(1155-约1216)在《无名抄》(1211年)中提出：“‘姿’与‘心’相得益彰。”著名歌人、文论家藤原定家(1162-1241)在《每月抄》(1215年)一文中认为：所谓“心”就是“实”，“词”就是“花”。和歌如果无“心”，那就是无“实”；如果说要以“心”为先，也就等于说可以将“词”看成是次要的；同样，如果说要专注于“词”，那也就等于说无“心”亦可，都有失偏颇，应该将“心”与“词”看成是如鸟之双翼。所以他指出：“心与词兼顾，才是优秀的和歌。假如不能心词兼顾，那么与其缺少‘心’，毋宁稍逊于‘词’。”连歌大师与理论家二条良基(1320年-1388年)《十问最秘抄》(1383年)云：“偏于‘心’则‘词’受损，偏于‘词’则‘心’受损，此事应小心。以‘词花’为要，辞藻华丽而有吸引力，也很有意思；以‘心’为要，用词却牵强粗陋，则不可取。”讲的都是“心词兼顾”的问题。这与中国文论中的相关主张，如，梁代刘勰的“情信而辞巧”(《文心雕龙·征圣》、晋代李轨的“事辞相称”(《法言注》)、唐代柳宗元的“言畅而意美”(《杨评事文集后序》)、宋代王巩的“语新意妙”(《闻见近录》)、陈岩肖的“语佳而后意新”(《唐溪诗话(卷下)》)、陈师道的“语意皆工”(《后山诗话》)等等，同出一辙。 上引藤原定家在主张“心词兼顾”的同时，又说：心与词两者不能兼顾时，“与其缺少‘心’，毋宁稍逊于‘词’”。还说：“不能在歌之‘心’上有创新，只在用‘词’上费心思，若以为这样就可以做出好歌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弄巧成拙。”是主张以“心”为先，以“词”为辅。同样，二条良基在《连理秘抄》(1351年)中也提出：“应以‘心’为第一。”他认为连歌创作“应把‘心’放在第一位，抓住此根本，就可以咏出意趣盎然的歌句。只记得连歌会上的歌句，摭取古人的陈词滥调，不能独出匠心，翻来覆去，无甚趣味。”又说：“‘词’只是表面上的东西。要在‘心’的方面做到神似，才会使寻常的事物显出新意。”这些以“心”为主、以“词”为辅的主张，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以意为主，文辞次之”(宋代刘攽《中山诗话》)之类的主张，也是相通的。 日本古典文论由“以心为主”出发，进一步提出“心深”的概念。例如，藤原公任在《新撰髓脑》(约1041年)一书中云：“凡和歌，心深，姿清，赏心悦目者，可谓佳作……‘心’与‘姿’二者兼顾不易，不能兼顾时，应以心为要。假若心不能深，亦须有姿之美也。”在这里，藤原公任将“词”由语言扩大为一种形式风貌，称之为“姿”。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强调“以心为要”的同时，提出了“心深”的主张。此后，俳谐大师饭尾宗祗(1421-1502)在《长六文》中，从连歌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心深词美”论。他说：“若想作连歌，就要将古代心深词美的和歌熟稔于心，并能随口吟诵，自然就可得其要领。……和歌是动天地、感鬼神之道，不走正直之途，必定事与愿违。故古人云：‘语近人耳，义贯神明。’此话虽深奥，但无论何人，只要用心至深，必能领受神佛之意。”藤原公任和饭尾宗祗的“心深”的主张，与《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的“语近人耳，义贯神明”的意思完全相通。“义贯(贯字一本作通)神明”，就是讲意义要深。“心深”与此前中国唐宋文论中的“意(义)深”、“旨深”等提法，也是一脉相通的。例如，唐代刘知己提出：“辞浅而义深”(《史通·叙事》)，宋代王洙主张“意深而语简”(《王氏谈录》)，宋代陈岩肖主张“辞壮而旨深”(《唐溪诗话》)等等，都是相同的意思。不过，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深”字，是要求文学作品在“心”、“意”、“旨”方面要深刻，有深意，要凝练、含蓄、蕴藉。相比而言，日本古典文论中的“深”则主要不是深刻之意，只要求和歌之“心”的表达不要太直露、太直接、太明白，不可一语道尽，而是要讲究“余心”、“余情”，要有象征性，要含蓄、朦胧、暧昧、婉转、幽婉、幽远、幽深，用日本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来概括，就是要“幽玄”。 “心深”的要求，在藤原公任的《和歌九品》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藤原公任以“心”为核心概念与批评标准，将和歌分为“九品”，其中包括“上品”、“中品”、“下品”共三品。这三品再各分三等，共九品，并结合具体的和歌作品加以评析。藤原公任所推崇的最高的品级“上上品”，其特点就是“用词神妙，心有余也。”并举两首和歌为例。例歌一：“只缘新春来，/云雾蒸腾，/吉野山面目朦胧。”例歌二：“明石海湾朝雾中，/小岛若隐若现，/仿佛一叶扁舟。”两首和歌的共同特点就是“用词神妙”，写出了一种暧昧朦胧之美。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藤原公任的“心深”之“深”所指为何。在藤原公任看来，“上上品”的和歌应该是“用词神妙，心有余也”；“上中品”的和歌应是“用词优美，心有余也。”“上下品”的和歌应是“心虽不甚深，亦有可赏玩之处。”这三个品级都要求“心深”，而“中品”则对心之“深”没有要求，例如，“中上品”是“心词流丽，趣味盎然。”有“心”即可。“下中品”则是“对和歌之心并非完全无知。”而“下下品”则完全谈不上有“心”了，是“词不达意，兴味索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藤原公任的《和歌九品》以“心”与“词”一对范畴来给和歌品级的思路与做法，与中国五代宋初时期的诗人文彧(生卒年不详)的《文彧诗格》的思路与做法十分相似。文彧以“意”与“句”为一对范畴，将诗歌分为“句到意不到”，“意到句不到”、“意句俱到”和“意句俱不到”四种类型。其中，文或所谓的“意”相当于藤原公任的“心”，“句”则相当于藤原公任的“词”。 三、“歌心” 《古今和歌集序》还在“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歌心”的概念。歌心，日文亦作“歌の心”，是“歌”与“心”的合成词。《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中云： 和歌自古流传，而至平城(奈良朝的都城，在今奈良县——引者注)时方盛。奈良盛世，人深谙歌心。[1](11) 这里首次使用“歌心”这一概念。“心”的主体本是人，只有人才有“心”。《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却在“人心”之外，又赋予和歌以“心”，使和歌变客体为主体，自身也具备了“心”。“人心”产生了“歌心”，和歌又有了“心”，和歌一旦有“心”而为“歌心”，又相对独立于“人心”，因而“人心”需要理解“歌心”，“歌心”又须符合“人心”。虽然“歌心”产生于“人心”，但“人心”理解“歌心”，在《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中作者看来是十分困难的，因而云：“时至《万叶集》之时，深知古代和歌，深谙古代歌心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在此，“歌心”似乎是指和歌创作的审美规律，是和歌的审美特质。懂得“歌心”，就是掌握了和歌的审美规律，所以要深谙歌心，并不容易。 《古今和歌集·假名序》提出的“歌心”，日后成为日本歌学(和歌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贯穿于整个日本古典文论史，对后来的日本歌学与文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文论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充实。 例如，源俊赖在《俊赖髓脑》中，专设一章论述“歌心”。俊赖的“歌心”的含义与纪贯之有所不同，不是指和歌自身的审美特质与规律，而是更多地指歌人的构思、立意、内容或创作力。俊赖例举了一首和歌——“夜渡银河水，/不知银河是浅滩，/天已亮却未到对岸”之后，接着说：“这首和歌的‘歌心’，写银河的广阔……”云云，这里的“歌心”显然是指和歌的内容，并对其“歌心”详加分析。接下去又举一首和歌——“心上人如浅滩海草，/涨潮时隐没不见，/难得一见，太多想念。”在对内容加以分析诠释后感叹道：“这种歌心，实在太美了。”此外，俊赖还有“这首歌的歌心独运匠心”、“这首和歌的歌心是有来由的”之类的说法。都是指称和歌的立意、构思、内容或题材。 藤原俊成(1114-1204)《古来风体抄》(1197年)一书的序言，在“歌心”之外，提出了“姿心”这一概念。“姿”指“风姿”，是日本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有风格之意。藤原俊成说：“什么是和歌的‘姿心’，很难说明，但它与佛道相通，故可以借经文加以阐释。”但统观全书，他并没有加以解释，也没有“借经文加以阐释”。大体上，俊成的“姿心”与上述的“歌心”大同小异，但他的“姿心”比“歌心”更为具体，更强调和歌的“风格”(姿)的一面，而且提出了风格的时代性与普世性的问题。在评价《万叶集》时代的歌人柿本人麻吕的时候，俊成认为“人麻吕的和歌不仅与那个时代的‘姿心’相契合，而且随着时代变迁，他的歌无论是在上古、中古，还是今世、末世，都可以普遍为人所欣赏。”藤原俊成之子、著名歌人、和歌理论家藤原定家(1162-1241)的《近代秀歌》(1209年)在上述的“心”、“歌心”、“姿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综合，将词、心、姿三个相关概念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词’学古人，‘心’须求新，‘姿’求高远”的命题。 在“歌心”的基础上，后鸟羽天皇(1180-1239)在《后鸟羽院御口传》中，提出了“歌题之心”的概念。将“心”更加缩小为和歌的题材之“心”，即和歌的题材及其立意。例如，他认为和歌可以从物语中撷取“歌心”，即“歌题之心”，主张“歌题之心”应当“鲜明突出”。和歌与连歌理论家心敬(1406-1475)在《私语》一书中，将中国文论术语“赋比兴”来解释“歌心”，认为“赋”，就是“歌心在如实描述”，如“太阳冉冉升起，金光四射，染红一片云霞”。“比”，就是“歌心在比拟”，如：“神宫中，散落的红叶，回到了红尘中。”此句中，以“ちり”(散落)来比喻同音的“ちり”(尘埃)，是为“比之句”。“兴”，就是“歌心在联类比物”，如“五月雨啊，山峰上的松风，山涧的流水。”“雅”：就是“歌心在平常”，如“夏天的草啊，变成了，秋天的花。”因为此句中直言其物，用词自然本色雅正，是为雅句。“颂”，就是“歌心在祝愿”，如“山茶花开放，庭院中，一片芬芳。” “歌心”作为日本古典文论中的独特范畴，不见于中国古典文论。中国古典文论中有“诗心”一词，但使用极少。明代学者朱宣墡编写了《诗心珠会》八卷，使用了“诗心”一词，不过仅属个例，其他用例极为罕见，更没有成为一个文论概念。但日本的“歌心”这一范畴的形成，是否像中国的“诗学”之于日本的“歌学”、中国的“诗式”之于日本的“歌式”那样，其间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尚难断言。 四、“有心”与“无心” 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心”范畴，还衍生出了另外一对重要概念，那就是“有心”与“无心”。 “有心”、“无心”作为汉语词，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日本的《万叶集》、《古今集》及此后的各种和歌集，还有《源氏物语》等物语、《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散文、日记作品中，都使用过“有心”“无心”两个词，但仅仅是一般名词，尚未成为术语与概念。至藤原定家在《定家十体》(散佚)中，提出了“和歌十体”，其中有“有心体”。在《每月抄》一文中，藤原定家于“十体”中，特别推崇“有心体”。他指出： 和歌十体之中，没有比“有心体”更能代表和歌的本质了。“有心体”非常难以领会。只是下点功夫随便吟咏几首是不行的。只有十分用心，完全入境，才可能咏出这样的和歌来。因此，所谓优秀和歌，是无论吟咏什么，“心”都要“深”。但如为了咏出这样的歌而过分雕琢，那就是“矫揉造作”，矫揉造作的歌比那些歌“姿”不成型、又“无心”的和歌，看上去更不美。兹事体大，应该用心斟酌。……应当将“有心体”永远放在心上，才能咏出好的和歌来。 不过，有时确实咏不出“有心体”的歌，比如，在“朦气”①强、思路凌乱的时候，无论如何搜肠刮肚，也都咏不出“有心体”的歌。越想拼命吟咏得高人一筹，就越违拗本性，以致事与愿违。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先咏“景气”②之歌，只要“姿”、“词”尚佳，听上去悦耳，即便“歌心”不深也无妨。尤其是在即席吟咏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只要将这类歌咏上四五首或十数首，“朦气”自然消失，性机③得以端正，即可表现出本色。又如，如果以“恋爱”、“述怀”为题，就只能吟咏“有心体”，不用此体，决咏不出好的歌来。 同时，这个“有心体”又与其余九体密切相关，因为“幽玄体”中需要“有心”，“长高体”中亦需要“有心”，其余诸体，也是如此。任何歌体，假如“无心”，就是拙劣的歌无疑。我在十体之中所以特别列出“有心体”，是因为其余的歌体不以“有心”为其特点，不是广义上的“有心体”，故而我专门提出“有心体”的和歌加以强调。实际上，“有心”存在于各种歌体中。[2](427～428) 藤原定家已经将“有心”的意思表述得很清楚了。与“心深”密切相关，“有心”就是“心”或“歌心”在和歌创作中的弥漫化。“有心”作为和歌创作的必然要求，在所有“体”式的和歌中都应存在。用现代话语来表述，“有心”就是要求歌人要有一种审美的心胸，审美的态度，要进入一种创作的境界，就是要在和歌创作中将自己的真实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表现出来。因此，要创作出“有心体”的和歌，就不能有“朦气”，“思路凌乱”，心情浮躁，而是要全神贯注，“十分用心，完全入境”。因此，“有心”实际上就是高度用心、聚精会神的状态。藤原定家的“有心”的主张，作为和歌美学的基本理念，体现的是当时的宫廷贵族的心理追求、美学趣味与审美意识的自觉。那就是有意识地将和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的心灵修炼与精神追求，以使作者之心沉浸于自我营造的美的和歌世界中。 “有心”的反义词是“无心”。“无心”作为一种与“有心”相对的审美范畴，成为鎌仓时代兴盛起来的“连歌”的一种审美追求。连歌是从和歌演变而来的，比起和歌的个性、贵族性、内向性，连歌具有外向性、社交性、通俗性的特点，因而，在审美趣味上，连歌与和歌的不同，在于相对于和歌的“有心”，而提出了“无心”。镰仓时代初期，连歌被分为“有心连歌”与“无心连歌”，如饭尾宗祗(1421-1502)在《长六文》中也推崇“有心”的连歌，“有心连歌”尊重和歌的高雅趣味与宫廷贵族传统，但到了后来，由于僧侣和平民阶层大量参与连歌创作，连歌的审美理念逐渐脱离正统和歌的“有心”，而具有了独立性。日本人将连歌以及由连歌衍生出来的更加追求通俗、诙谐、滑稽趣味的俳谐、狂歌、川柳等，都与和歌的“有心”相对，称为“无心”。从事这样的“无心”连歌创作的人，被称为“无心众”。 如果说日本古典文论中的“有心”，是将“有心”这样一个汉语中的普通名词加以概念化、范畴化，那么，“无心”这个名词，在中国则本来就是一个哲学概念。日本人的“无心”的运用与提出，也多少受到了中国的哲学乃至宗教学的“无心”概念的影响。例如，庄子主张“无心”，“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天地》)。无心于物，漠然自处，哀乐不易其心，便是“无心”。“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知北游》)“心斋”的“虚静”、“游心于淡”就是“无心”。魏玄学家王弼在《周易注》中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以无为心者也。”西晋玄学家郭象继承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并加以改造，提出“无心应物”、“无心而随物化”的思想，他说：“无心于物，故不夺物宜；无物不宜，故莫知其极。”(《大宗师注》)“无心”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晋支愍度(生卒年不详)力倡“心无宗”，“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谓经中言空者，但予物上不起执心，故言其空。”(《肇论疏》)东晋佛教理论家僧肇作《不真空论》认为：“圣人无心，生灭焉起！然非无心，但是无心心耳。”(《肇论·般若无知论》)唐代禅宗牛头宗创始人法融《心铭》曰：“一心有滞，诸法不通，去来自迩，胡假推穷……欲得心净，无心用功。”“无心心”，即是以无心为心。“无心用工”，就是“无心”与“用工”的统一。可见，在中国哲学与宗教中，这种，“无心”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人生观，一种放达、达观、洒脱、无为、自由、自然、超越的生活态度。而在连歌中，专以表现那种放达洒脱、自由不羁、机智幽默、诙谐滑稽的风格的连歌，称之为“无心连歌”。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有一种与传统的“有心”和歌的规则严禁、态度严肃的风格相对立者，叫做“无心”，又称“狂歌”。这样的“无心”的和歌与连歌，与“有心体”相对，称为“无心体”。 古典戏剧“能乐”大师世阿弥(1363-1443)在其能乐论中，对“心”及“有心”“无心”的概念做了更为深刻辩证的阐述。他在《游乐习道风见》一文中，以“心”为艺术美的本源，提出“一切艺术的‘花’之‘种’，都在于心”的命题。在《花镜》一书里，世阿弥进一步论证了表演艺术中的“身心关系”蜜，提出了“心动十分，身动三分”，“以心制心”的观点，又进一步提出了“万般技艺系于‘一心’”的命题，他解释说： 有观众说：“看不出演技的地方才有看头。”这种“看不出演技”的地方，就是演员的秘藏在心底的功力。……如果让观众看出来了，那就是有意识的姿势动作，就不是“看不出演技”之处了。必须显得自然无为，以“无心”的境界，将用心的痕迹隐藏起来，将一个个的间隙，天衣无缝地弥合起来，这就是“万般技艺系于一心”，是内在的功力所显示出的艺术魅力。[3](128～129) 在世阿弥看来，“无心”并不是无所用心，而是将用心的痕迹隐藏起来，使人在“有心”处看似“无心”，这样的艺术才富有魅力。他还提出了“‘一心’操纵万‘能’”的命题，也表现了有心与无心的矛盾统一。他说：“能乐模拟各色人等，而操纵它的，就是演员的心。这个‘心’别人看不见，如果让人看见了，就如同操纵傀儡的绳子暴露了出来。必须将一切技艺系于一心，但又不露用心的痕迹。以‘一心’操纵万‘能’，若能如此，一切被表演的对象，就都有了生命。”由此，“有心”与“无心”这对矛盾的范畴便达成了统一。 总之，日本古代文论中的“心”论，涉及到文论中的创作主体论、审美态度论、心词(内容与形式)关系论、身心关系论、主客统一论，成为日本文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日本的“心”、“有心”、“无心”均来自汉语，在语义上受到中国影响，对这些词的理解与界定也和中国基本相同。但在中国，“心”、“有心”、“无心”主要是哲学概念，而不是文论概念，在日本则主要是文论概念，其次是“艺道论”(主要包括表演艺术论、剑法论等)概念。“心”概念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固然也常使用，但中国文论更多地使用“志”“意”等由“心”抽象出来的词汇。日本文论则坚持以“心”为本位，并将“心”由人之心加以外移，形成了“歌心”这样的独特概念，从而将“心”加以客观化。日本文论中的“有心”、“无心”作为词汇本身均来自汉语，但“有心”在中国尚是普通词汇，“无心”则是中国哲学与佛学中的重要概念，而在日本，“有心”“无心”却成为一对重要的文论范畴，由此而形成了日本古典文论有别于中国文论的一些特点。 但另一方面，日本古典文论对“心”及其相关衍生概念的界定、理解与使用，基本上止于直观、经验的层面，远没有达到中国哲学与佛学的“心”论的高度与深度。这一点，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情形也有所相似。中国古典文论对“心”谈得很久，谈得较多，但却一直流于常识、粗浅与老套，对哲学与佛学中的系统而深刻的“心”论，借鉴与吸收不多。反过来说，中国哲学与佛学中对“心”的深入探讨，对中国文论影响不大，因而中国之“心”的范畴化的程度不够高。这一局限性，对日本文论也必然有所影响。较之日本的儒学、禅宗心学中的“心”论，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心”论也不够深入。但日本文论中的“心”论及其衍生范畴“心·词”、“歌心”、“有心·无心”等概念，相比于中国文论中的“心”论而言，却具有较高的范畴化程度，“心”论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较中国的“心”论为高。 注释： ①朦气：指心绪不安全的莽撞之气。 ②景气：指外部祥和、美丽的景色。 ③性机：有“心情”、“心境”的意思。 参考文献： [1][日]《古今和歌集假名序》，《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古今和歌集》，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版。 [2][日]藤原定家：《每月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歌论集能乐论集》，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版。 [3][日]世阿弥：《花镜》，《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歌论集能乐论集》，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版。 来源：《东疆学刊》2011年3期 作者：王向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