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司其命的三大文学奖
毕希纳奖是最重量级的德语文学奖，翻开历届毕希纳奖得主的名单，一连串声名卓著的文学大师赫然在目，如保罗•策兰、英格褒•巴赫曼、亨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埃尔弗蕾德•耶利内克等。在七百多个德语文学奖当中，毕希纳奖显然是殿堂级别的，正如它的颁奖宗旨所言，它是颁发给那些“用德语写作，成就突出，作品优秀，在德语当代文化生活中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其权威性可见一斑。
但是近几年来，毕希纳奖的评奖结果似乎也在向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无厘头”靠拢，越来越叫人难以预料。然而仔细推敲，却又无可非议。从2008年的约瑟夫•文克勒，到2009年的瓦尔特•卡帕赫，再到2010年的莱因哈德•吉格尔，这几位作家虽然处在德语文学的边缘，但他们都属于值得尊敬的老一代作家，其成就不容小觑，而2011年F.C.德里乌斯获奖，似也有向坚守德语文学传统的文坛老将致敬之态。但在2012年，这种态势有了变化。这一年的毕奖得主费莉齐塔丝•胡波(Felicitas Hoppe)是一位六零后女作家，从年龄到性别，似乎都在传递着这种“变化”。而从胡波作品的接受度来看，她不似前几届毕奖得主那样小众，而是一位颇有读者缘的作家，她的语言雅致与幽默并举，又清晰简洁，可读性强，看似浅显的冒险与骑士故事在述说着爱、自我认知这样的严肃命题，是老少咸宜的阅读体验。2012年春天出版的新作自传体小说《胡波》（Hoppe）更是大受赞誉，几乎没有负面评价。胡波于1960年出生于德国小城哈默尔恩，格林童话《彩衣吹笛人》的发生地，她兴趣广泛，喜爱旅行，广有见闻，从学生时代起便开始“游学”，游历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还有过一次乘船的环球旅行。在文学体裁上她比较偏爱短篇，自1996年正式以写作为业之后，迄今出版的长篇小说只四部，短篇集、中篇、故事集、游记等倒有十部之多。而她喜爱的文学手法居然是童话，她曾说“童话是最高级的也是最简单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因而在她的作品里充满了想象、幻想和荒诞的色彩，曾有评论家说她是德国最有想象力的荒诞作家。她的新作《胡波》引发的评议和一些争论几乎全都围绕着虚构与现实的关系，这并不是作家本人的真实自传，却像是一部梦想自传，书中写到了在加拿大度过的梦想成为世界级冰球运动员的童年时代，在澳大利亚学习作曲的少年时代，逃离现实奔向美国的经历，以及海上旅行等等，最后回到一直守候着她的家人身边，回到了哈默尔恩。同时，胡波也在新作中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涉及的一些问题发声，强调自己的作品虽然荒诞却反映现实。富有想象力的描写，对语言游戏的运用自如，被评论者称如同《魔笛》中的捕鼠人一样迷住了读者，在美妙的阅读乐趣当中，已经没有必要去区分真与幻了。然而在看似脱离现实的荒诞描写中，却丝丝入扣甚至更加深入精准地反映了现实世界。
德国图书奖的历史并不长，迄今只颁发了9届，它是由德国书业联合会设立的一项专为奖掖长篇小说的奖项，选取前一年十月至当年九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每家出版社限推荐两本，由五人组成的评委会从中选出二十本左右的大名单，再评出短名单（六部），最后选出获奖作品，奖金为二万五千欧元，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颁发。由奖金的丰厚、评选过程的审慎、主办及合办机构的重量级来看，德国图书奖都足以跻身于德语文学奖项的前列。它填补了德语文学长篇小说评奖的空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已隐然有着与法国龚古尔奖、英国曼布克奖并驾齐驱之势，极大推进了德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推广。但是，它同时也引起了过于市场化、迎合读者趣味、文学之外的因素影响评选结果等等非议。它针对的是大众读者群体，宏大主题叙事、以家庭故事为背景的作品往往获奖机会较多，这也是它为一众批评家诟病的理由。不过纵观历届德国图书奖，倒确有些“英雄不问出处”的意味，成名作家败给初涉文坛的年轻人甚至“业余”作家的事例并非鲜见。2013年的德国图书奖，倒确实归属一位文坛宿将，只不过是一位相当小众的宿将。乌苏拉•克莱歇尔（Ursula Krechel，1947—）年过六旬，她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迄今已出版十三部诗集，此外也创作过剧本、散文，但涉足长篇小说为时却并不长，获奖作品《地方法院》（Landgericht）是她的第二部小说。评奖委员会给出的颁奖理由是：“乌苏拉•克莱歇尔在她的小说《地方法院》中讲述了流亡归来的法官李夏德•柯尼策的生活经历。他满怀着对法律和法治国家的信仰，然而在战后德国困难重重的社会环境中，当他重建个人尊严的战斗以失败告终的时候，他的信仰轰然倒塌。小说的语言在叙事、纪实、随笔、分析之间振荡，时而诗意，时而简洁，精细勾画出联邦德国初期建筑、生活形态直到家庭心理矛盾的社会图景，是一部感人的、政治态度犀利、优雅而又冷静、现代感十足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犹太人，在二战中迫于纳粹的威胁而逃到国外，克莱歇尔在授奖仪式上说，她把她的作品看作她“个人对牺牲者的补偿”。 这部小说的成功，尤其是斩获德国书奖，为已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走了很久的克莱歇尔赢得大量粉丝，让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度，德国图书奖的“文学明星效应”可见一斑。小说同样是较宏大的叙事，但其中可见作家的创作敏感，在二战之后，背负战争罪责同时自身也遍体鳞伤的德国的重建，在战后史上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德国重新崛起，经济复苏，在国际上也有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但是，凭借着作家的敏感，克莱歇尔想要开掘的一片疆域，是这成功之中的“不成功”，是国家在收获成功的过程中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经受的苦难、不幸、失败。她曾在访谈中说，”想象一下，仅有百分之五的难民，在战后回到了德国。他们害怕纳粹的残留，担心不能融入，或者他们已经在其他的国家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而那些回来的难民，如她笔下的李夏德•柯尼策，处处遭遇怀疑，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不能重建，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而这些，都是他在他心目中唯一的故国，唯一的家园所遭遇的。在创作态度上，克莱歇尔信守着不过份想象，不过份虚构的原则，史实与虚构相互依托，而史实是主体。早在1980年，克莱歇尔就开始关注在二战中逃往上海的一万八千难民的命运。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走访了许多流亡者及其后代，创作出了小说《上海离哪里遥远》。同样的态度体现在《地方法院》的创作上：“总是有一个真实的内核在那里，”她控制自己的想象力，虚构只用于填补空白以及情绪抒发、心理状写。
英格博格-巴赫曼奖是德语文学奖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它是为纪念天赋英才的奥地利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而设立的，每年7月在巴赫曼的家乡克拉根福市举行，整个活动的名称是“克拉根福德语文学节”，迄今已举办了37届。除巴赫曼奖这个奖金为25000欧元的主奖之外，还有凯拉格奖、第三卫视奖、恩斯特-维尔纳奖等。评奖以文学竞赛的形式进行，主旨很明确，让青年作家们在文坛上得以崭露头角。由七名评委推送的十四名青年作家在为期三天的活动期间，朗诵自己以德语创作且尚未发表的作品（短篇小说或是散文、长篇选章），最后决出各个奖项的获得者。活动由奥地利广电集团出资赞助，电视和网络都会直播活动进程，每年这个时候，大量文学爱好者涌向克拉根福，在现场或是街头广场、酒吧里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比赛，使得这里真正上演一场文学爱好者的狂欢节。
2012年获得巴赫曼奖的是1962年出生的俄裔女作家奥尔加•玛蒂诺娃（Olga Martynowa ）。她于1991年移居德国，用俄语和德语创作，在德语大报如《时代报》《法兰克福汇报》《新苏黎世报》上发表文章，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鹦鹉也幸存》曾进入当年德国图书奖的大名单。这次让她赢得巴赫曼奖的作品是她的长篇选章《我会说：嗨！》(Ich werde sagen: „Hi!“)在现今的德语创作中，移民作家群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近年来移民作家的传统创作主题如融入移居社会的过程中的困难与苦痛、精神家园的缺失、移民家庭中的代际矛盾等等，已悄然向着渐少移民色彩、更具普适性的主题方向转变。在玛蒂诺娃的这篇《我会说：嗨！》中，在德国某小镇上，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因生活方式而产生的矛盾，只是在勾画主人公肖像的过程中背景的点染。作品主要描写的是处于青春萌动期的文学少年莫里茨的观察与思索，莫里茨骑着自行车在小镇上游荡，而读者也跟随着他的游走，看到让他心仪、想对之说声“嗨！”的平凡少女，随之想象几世纪前的古镇文艺爱好者收集埃及木乃伊的狂热，思考亚当和夏娃之间有没有爱情……因而《时代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到了玛蒂诺娜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勾画青春萌动的少年的肖像”，评委保尔•扬德尔说“一定要从亚当开始解释文学是什么吗？不一定，但是可以“。关于文笔，评委们则称赞玛蒂诺娃”轻快、通透“、”无拘无束的幽默感“。
在纸质媒介与电子媒介集体狂轰滥炸人们感官的今天，在文学遭遇了电视与网络的时候，它们之间是一场遭遇战，还是一次友好的握手，巴赫曼奖暨克拉根福德语文学节给出的不见得是终结答案，却是一个很好的可供探究的范例。大屏幕实时转播着作者的朗读（30分钟），评委们在摄像机的包围下侃侃而谈（30分钟），而每一个普通的读者都可以到网站下载pdf文本，可以在留言里写下自己对作品的见解，原本私人化、私密感的行为（写、读、评）走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无论如何，每年在克拉根福上演的这场文学大戏也是传媒大戏，很好地展示了几种媒介的相互转换与结合。然而唱主角的始终是人类创造和热爱的文学，如一位评委所言，“天堂花园的小门，天堂的后门，文学就在那里。”
异彩纷呈的长篇小说
近年来，德语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纯文学作品能够为出版社带来收益，作家也就可以此谋生，使得作家这一“行当”在七零后、八零后文学爱好者的眼中成为一项正式的职业，也就更无后顾之忧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然而这些职业作家必然要面对的是新的媒介和传播手段对于传统阅读的冲击，面对的是越来越开放、竞争越来越严酷的市场，使得他们感到有必要与公众更加融合，与读者的关系更加融洽。而阅读趣味的急速转换，使得一些青年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过不了几年就会鲜少读者，于是并不想以写作作为终身的职业。究竟外部环境的改变会给德语文学带来哪些方面及何种程度的变化还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来考察，但是看一看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感觉从主题到风格都有着深度与宽度的拓展。除上面已提到的《胡波》与《地方法院》之外，再大略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奇幻惊悚的《靛蓝》（Indigo）
奥地利青年作家、有神童之誉的克莱门斯•J.塞茨（Clemens J.Setz, 1982—）在2012年推出了长篇小说《靛蓝》，大受好评。曝露、挖掘现代文明中的暗黑，似是塞茨偏爱的主题，搭配上他一贯的奇思妙想，收获彩声无数。《靛蓝》是一种发生在未来的小儿疾病，患有靛蓝症的儿童本身是健康的，但是与他们近距离接触的人却会出现头晕、腹泄、呕吐等症状，时间长了还会有偏头痛、抑郁症等。首先为“靛蓝症”所苦的就是这些孩子的家人，于是他们只好将靛蓝儿童送往一间特殊的寄宿学校，孩子们在那里受教育且被隔离。但是某日这间学校的一位数学老师（作者给他起了与自己相同的名字）发现有些孩子失踪了，顿起疑窦，于是踏上了长达十五年的调查之路。这些孩子去了哪里？是否遭受了非人待遇甚至被杀害？在调查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一环套一环的迷局，靛蓝儿童的命运也许结束在实验室里，也许在国际人贩子手中，直至最后这些迷局也未完全解开。靛蓝儿童天赋过人，会成为对未来“有价值”的人才，但他们却是没有感情的，对于周围人的感受无动于衷，而且与他们稍稍接近就会受到伤害。“靛蓝儿童”这一虚拟的形象向身处现代社会中的读者步步紧逼地走来，不由得不去思考现代文明中存在着哪些使人异化的“魔性”？
引起争议的《帝国》（Imperium）
富家子、国际教育背景、世界各地的游走——这是瑞士青年作家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Christian Kracht）的生活标签。说到他的文学标签，人们想起的是他的长篇处女作《纤维之国》，新波普文学的开山之作。但是克拉赫特并没有沿着高富帅的路子走下去，2012年的《帝国》是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奥古斯丁•恩格尔哈特为原型，描写了他在20世纪之初在德国殖民地新几内亚的一段经历。恩格尔哈特为逃避西方文明而来到了新几内亚，买下了一座可可种植园。他本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而可可豆更有着“上帝之果”的美誉，被认为是最纯净的果实。他在这里推行自己的“可可豆哲学”，让人们只吃可可豆维生，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救世主般的人物，企图创建一个新的宗教，甚至建立一个新的王国。然而他的理想终于破灭，一个素食者竟堕落为食人族，一个健康的苦行者最后身染重症，病骨支离。小说出版后，《明镜》周刊发表评论，对克拉赫特大加挞伐，直斥《帝国》反映的是“种族主义世界观”，克拉赫特是“右翼思想的看门人”，克拉赫特迫于压力不得不取消了在德国的新作朗读会。《明镜》评论一出，不少作家、评论家以及克拉赫特的出版人纷纷为之辩白，认为《帝国》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个想要逃世、希望实现自己“理想国”的人的蜕变过程，小说体现的是人物的思想而非作者的思想，且奇特怪诞的救世思想与忽视人性的理念原本就只有一线之隔。《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认为《帝国》是克拉赫特最好的小说，纳入了大量欧洲传统文学传统文化如田园、避世、冒险、幻想的元素，作家乌韦•蒂姆说自己也曾研究过恩格尔哈特这个人物，很是称赏克拉赫特为创作这个人物做的大量严谨的调查研究。
超现实的《鲁宾逊的蓝屋》（Robinsons blaues Haus）
同样是进入德国图书奖短名单的作品。作者是85岁高龄的恩斯特•奥古斯丁（Ernst Augustin）。奥古斯丁一直被视为德国超现实主义幻想文学的代表，《鲁宾逊的蓝屋》的主人公，“我”，一个现代鲁宾逊，在德国的家乡小镇，在伦敦，纽约，南太平洋的小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星期五”。小说开宗明义，叙述的是“我”在童年时代与父亲的一段对话，父亲告诉他，他会发现自己处于六十亿人当中的一个孤岛上，他是多么孤独，所有的人都在讲着违心的话而且要将他逐出孤岛。而对死亡的忧惧，也是在生命力鲜活旺盛的童年时代就出现了。主人公把分别处在家乡和伦敦的两间斗室装饰得一模一样，在自己构建的堡垒中抵御着外部世界，在许多个空间里构建自我。奥古斯丁在1962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头》，迄今共作有13部小说，而他一直是一位医生，曾在阿富汗主持一所美国医院四年之久。博士期间研究的是精神分裂症，他的作品中曾说“精神分裂是对生存的恐惧或者是对无法生存的恐惧”，在《鲁宾逊的蓝屋》中，他再次纳入了自己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思考，将超现实的元素赋予了现实的可视性。评论盛赞老作家的“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和感性而精准的语言。更令人起敬的是，创作这部作品的奥古斯丁不但年纪高大，且在三年前便已失明，右臂也已瘫痪。
虚虚实实的《沙》（Sand）
罹患脑瘤的青年作家沃尔夫冈•海恩多夫（Wolfgang Herrndorf, 1965—）的《沙》出版于2011年11月，但这部作品在2012年的德语文坛中不可不提。它为作者斩获了莱比锡书业奖，且进入了德国图书奖短名单，与他2010年的《契克》一样成为畅销作品。《沙》的故事发生在1972年的北非，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发生之时。在撒哈拉沙漠某神秘地带，一个嬉皮士聚居的地方，四人被杀，一只钱箱失踪。糊里糊涂的警官，神志不清的核间谍，金发美国女郎，失忆者……齐聚于海恩多夫的《沙》中。而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含糊，它的不确定性，读《沙》，如同身陷流沙之中，脚下没有一片坚实的土地。无论是故事的基本框架，还是主题、人物、风格都是朦胧的，以文体而言最接近的是间谍小说。海恩多夫居于柏林，自从查出患有不治之症之后，他推掉所有采访，获奖也都是请朋友代劳去领奖，日常生活非常简单，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他的创作上。
典雅优美的《第十三章》（Das dreizehnte Kapitel）
老作家马丁•瓦尔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频频有新作问世，《第十三章》是一部书信体爱情小说，主人公是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中年作家施鲁普，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研究神学的女学者玛娅，对之一见钟情，便与之通起信来，开始了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评论家们盛赞瓦尔泽一向精致、有深度、动人的语言，小说洋溢着一股老派的典雅气息。
家常忧郁的《离心力》(Fliehkräfte)
这部小说也进入了德国图书奖的小名单，是作者施台凡•托莫（Stephan Thome 1972—）的第二部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2009年，引起很大关注，著名评论家福尔格•哈格称赞托莫是“对话艺术的大师”，作品是“成熟的处女作”。不过《离心力》得到的不是全盘的赞誉，一些负面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是一部典型的家庭小说，主人公是年近六十岁的哲学教授海因巴赫，他一生顺风顺水，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按照他的计划稳步前进，但是在接近晚年时却全线蚁溃，妻子迁至另外的城市，他们成了周末夫妻，女儿与他们相当疏远，学校里大搞改革，使得海因巴赫对工作也感到索然无味。有评论说虽然小说也吸纳了一些网络社交、教育改革等时新内容，但没有脱离家庭小说、市民小说的窠臼。
全景多向的《每个白天是夜晚》（Aller Tage Abend）
作者是身兼戏剧导演与作家的詹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 1967—）。说它全景，因为它的视阈对准的是整个20世纪；说它多向，是因为作者给同一个主人公的命运安排了多种可能性。小说分成五部，每部都独立成篇又有机结合。在第一部里，1902年的某边界小城，主人公在出生八个月后夭折；而在第二部里，她已是17岁的少女，生活在一战刚刚结束的维也纳；在故事的最后，主人公是一个在东德很有名气的作家，死在疗养院里，然而即便是她的终极命运，也同样可以有不同的归宿。小说对战争、纳粹暴政、犹太人的命运、逃亡、东德社会环境等都有展现。
初试心理惊悚的《零时》（Nullzeit）
作者是27岁时以《兀鹰与天使》一炮而红的女作家尤莉•泽（Juli Zeh）。小说初看是个三角恋爱故事与凶杀故事的框架，女演员约拉与无名作家莱奥是一对重口味偏爱性虐的情侣，故事发展的时间长度约为两星期，地点在大西洋某小岛。约拉为扮演下一个角色的需要而来到岛上一家潜水学校学习。潜水教练司万原是一名法官，因厌倦无休止的证词与判决而逃离德国，在岛上经营潜水学校已十四年。故事以司万的叙述视角为主，但也插入约拉的日记来叙述，说法的不一使得真相扑朔迷离。谎言，欺骗，权力对抗——有着法学教育背景的女作家初试心理惊悚小说，评论家们有说她延续了一贯的戏剧风，她的每部小说都像是一部舞台剧，语言利落冷静，叙述节奏快速，但也有评论说她的心理惊悚在深度上还很不够。
短篇小说•散文•文学史•青少年文学
著名德国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的遗作《奥古斯特》（August）出版。奥古斯特是沃尔夫与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童年典范》中的人物，一个战争孤儿。而在这篇短短38页的《奥古斯特》中，他已经是一个到了退休年龄的汽车司机。他回顾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时代和苦难中得到的温暖。
奥地利著名作家彼得•汉德克在70岁生日之际推出散文《试论寂静之地》（Versuch über den stillen Ort），延续了他二十多年前的“试论”系列，将日常琐事推至中心，并从平庸中解脱出来。同时出版的还有他与出版家、曾执掌苏尔坎普出版社几十年的齐格弗里德•翁塞尔德的通信集。
评论家赫尔穆特•波伊蒂格的文学史著作《四七社：德国文学书写历史》（Gruppe 47. Al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Geschichte schrieb）。这个成立于联邦德国建国初期的作家社团虽在半个世纪前就不复存在，但是它对于德国战后文学、文化环境乃至公众政治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日。波伊蒂格的这部著作全面回顾了四七社的历史，通过对很多首次面世的文献资料与访谈的分析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概念，深入分析了今日文学的媒体化和商业化在四七社时代便萌生的根源，文学、市场与媒体之间的平衡游戏。
苏珊•克莱勒（Susan Kreller, 1977—）的《看不见大象》（Elefanten sieht man nicht）获得2013年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中的青少年小说门类提名。这本书是她的处女作，13岁的小女孩玛莎在母亲去世后来到祖父母所在的村庄生活，发现她的朋友，一对姐弟被父母虐待、殴打。玛莎想帮助他们的愿望却遭到周围成年人的冷遇。
罗尔夫•拉波特(Rolf Lappert)的《草原布鲁斯》(Pampa Blues)。同样获得2013德国青少年文学奖提名的作品。这是瑞士作家拉波首次尝试少儿小说。主人公贝恩是一个16岁的少年，父亲去世，母亲是一个爵士歌手，长年在外工作，贝恩留在北德的一个小村庄里照顾祖父卡尔。在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里，成长中的贝恩渴望着逃离。与之相反的另一个人物马斯洛夫却痴迷于通过自己的“飞碟”计划让村庄成为旅游胜地的梦想。
争议•争端
一首诗引起的轩然大波
诺奖得主、大师级作家君特•格拉斯虽已耄耋之年，但创作力依然旺盛，头脑与视角依然敏锐，锋芒也并未稍减。格拉斯在2012年于《南德意志报》发表了诗作”必须要说的事”（Was gesagt werden muß），引起社会上巨大反响。诗作批评了以色列政府针对伊朗的扩张政策，因而受到“反犹主义”的指控，且被以色列政府禁止入境。然而格拉斯于当年9月出版的诗集《一天的飞翔》（Eintagsfliegen）（共87首诗）中又有一首诗“我们今日的英雄”（Ein Held unserer Tage）赞扬向媒体披露以色列核活动、被处以18年徒刑的“间谍”莫迪凯•瓦努努，称之为英雄和模范，再次引起以方不满。不过，格拉斯已将收入此诗集的“必须要说的事”做了修改，将“核大国以色列”改成了“核大国以色列现政府”。
苏尔坎普权力之争
在德国出版界，苏尔坎普是一个响当当的招牌，甚至对全世界的日耳曼学者而言，苏尔坎普也是一个既如雷贯耳也又备感亲切的名字。它深度影响了德国的文学与文化生活，是文学书界的一座灯塔。在1950年，苏尔坎普从费舍尔出版社分离出来之时，费舍尔旗下大部分作家都投向了彼得•苏尔坎普。而自1952年开始在苏尔坎普工作、后掌管出版社直至去世的齐格弗里德•翁塞尔德，更是以几十年不遗余力的工作打造了苏尔坎普出版王国。与之合作的马克斯•弗里施、台奥多尔•W.阿多诺、恩岑斯贝格等都是开创一代文学新风向的作者，而他国作家的德文译本在苏尔坎普出版的，重量级人物如贝克特、普鲁斯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也历历可见。但是翁塞尔德在年事已高之后，却一直没有找到令他满意的继承人，在他去世后，出版社由他的遗孀乌拉•贝克维茨掌管，她坚持只出版严肃文学作品，只能维持纸利润率。近年来，尽管有青年作家如乌韦•台尔坎普、尤迪特•施兰斯基等人的加盟，但是出版社的经济状况着实堪忧。对出版社的经营管理，乌拉与另一大股东汉斯•巴拉赫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巴拉赫要求更多的权力与权益，2010年，巴拉赫将贝克维茨告上法庭，指控她侵吞财产，且出版社没有满足他的分红要求。2012年12月，法庭判决苏尔坎普败诉，赔偿巴拉赫28万余欧元。而苏尔坎普旗下的作家，大部分都站在乌拉一边，老诗人恩岑斯贝格旗帜鲜明地说，假如巴拉赫接管出版社，他一分钟也不愿再留在苏尔坎普。彼得•汉德克也批评巴拉赫才是真正的捣乱分子，他从来不想在出版社里做建设性的工作而且以荒唐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2013年8月，柏林夏洛滕堡法院宣布苏尔坎普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完美的侍者》，瑞士，阿兰•克劳德•祖尔策著，陈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阳光下的日子》，德国，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著，韩瑞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十朵玫瑰》，瑞士，托马斯•霍利曼著，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盒式相机》，德国，君特•格拉斯著，蔡鸿君译，译林出版社
《默哀时刻》，德国，齐格弗里德•伦茨著，许昌菊 钟慧娟译，南海出版公司
《激流中的人》，德国，齐格弗里德•伦茨著，孙汇琪译，南海出版公司
……
等！
作者：杜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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