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生也晚，无缘亲睹两位先生的容颜，亲聆先生们的振聋发聩之论。然则作为本学科奠立的中心人物，高山仰止之情，却无时或去。王瑶先生卒于1989年，冯至先生稍后离世，是在1993年。可论年纪，冯至却长于王瑶九岁。虽然大致可归为同代中人，毕竟有年齿之序，需要略加区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两位先生的交往故事未太能找到。但就我想来，1952-1964年间，同在北大，王瑶（1914-1989）与冯至（1905-1993）未必没有过见面的机会。果然，在1992年冯至复陆耀东的信中提到：“我近来情绪不佳，只因前年王瑶、杨周翰（英国文学）相继去世，今年唐*、蔡仪（美学）又与世长辞，我颇有‘旧朋云散尽，我亦等轻尘’之感。”（陆耀东《心中的丰碑——痛悼冯至先生》，载多人：《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第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可见，二位先生是有故交之谊的，这且待以后考证。 之所以怀念二位先生，当然还是其学术渊源直接涉及到后生的成长。须寻来时路，不敢不对前贤之筚路蓝缕心存敬畏。当年蔡元培留德归来，出长北大，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气魄开创一代风气，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与大学的制度渊源所在，不可不察。二先生之源流，都不妨归结到此处。或谓冯至出于北大德文系，还可说与蔡校长有师生之缘；而王瑶就学清华，是1930年代的事，既未能躬逢五四时代之盛，学统亦有别。可是，且不说王瑶日后归于北大，即便就早年论不但其师承来自北大，而且清华的学统，虽然与其留美预备学校的传统大有关联，其实同样受到北大的影响，也就是蔡元培改革之后的新北大——确立成中国现代学统之源的新北大。这其中一个人物必须提及，就是朱自清，朱氏是1917-1920年间求学于北大哲学系，在北大求学四年。 可朱氏日后却并未专治哲学，而是转入了中文这个专业，并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彼时的中文系，叫做国文系。王瑶先生接受的学术训练，乃是古代文学的。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是至今留名于学术史上的。可日后因政治因素的作用，王瑶却转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新兴学科，并以其《中国新文学史稿》而一举奠定下开山祖的地位。或者说，王瑶先生是生逢其时，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而构筑出中国现代文学一学科的筚路蓝缕之事功。 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建立，仍应算是冯至先生这代人的事。虽然当年蔡元培改革北大时，就有非常明确的建设德国文学系的思路，但查诸后来的发展实际情形，远未实现当初宏图大略。所以杨丙辰这代人虽可以被称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第一代人物（北大德文系首任主任），但却远未谈到完成学科构建的使命。这个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冯至先生这代人身上。冯至的师承渊源，严格来说，不是杨丙辰，而是欧尔克。而他在留德期间，本想追随宫多尔夫，结果最后勉强找了个布克教授做论文，就目前为止能找到的材料来看，看不出冯至对布克有任何学统方面的自觉继承和接受。所以我们会看到，个体的学术渊源和文化资本，虽然有制约，但自身的学术风貌和品格的形成，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非能一言以蔽之。 冯至出于北大德文系（1920年代），王瑶出于清华中文系（1930年代）。虽然曾同在西南联大，然彼时一为老师，一为研究生，身份还是有所不同。抗战复员后，王瑶留在清华中文系执教，冯至则归于北大西语系。1952年的院系合并，使二先生有再度同校之缘，不过此时的王瑶，已经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以其即将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而名标学林；冯至则成为北大西语系领袖群伦的领袖人物，担任西语系主任。不过，我看重的，还是两位先生对各自学科的意义。正如王瑶一生治学的颠峰不在《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此书引用频率与学术史地位很高，而是在《中古文学史论》；冯至的学术成就同样不在《德国文学简史》（上册），而更多在其博士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是诺瓦里斯作品中的文体原则》与《歌德论述》。对诺瓦里斯的研究，基本是在德国学术传统中生成，在其导师布克教授看来，是有其原创性贡献的；而对歌德的阐释，则对冯至后半生来说，意义极为重大，它不仅对冯至本人有着“安身立命”的重要支撑意味，同时也开辟了中国歌德研究的学术范式。不过，后者很可能是“无心插柳”的效果。但这里要讨论的是作为文学史家的两位先生，就不妨从刚刚读完的两部著作谈起，《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德国文学简史》。 我总在想，研究处理的对象不同，可能成就的高低也真地不太一样。对于刚刚过去的新文学来说，毕竟是开天辟地，而且是本国对象，只要能保持相对严谨的史家意识，就不难做出成绩乃至有所创获。当然需要应付的，该是其时较为严苛的政治背景，这点从王书中颇多长篇引述毛泽东论述即可见一斑。对于冯至来说，其撰作德国文学史类著作，同样受制于这样的背景。与北大学长张威廉不一样，诗人本性的冯至，虽然以德语文学为专业，但并无建构文学史的雄心壮志。这点从他留德五年，归来任教的长期生涯中可以得到印证。到了1958年，年过知命的他来撰作德国文学史，原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早在1940年代后期的冯至，就已经非常自觉地向左转，无论是其1950年代的诸多政治活动，还是本应立足学术价值中立的席勒诠释，都已沾染上过于浓烈的“意识形态”烙印。尽管如此，《德国文学简史》的写作，仍远超乎其基本立意，正如冯至在《序》中所交代的背景那样：“这部《德国文学简史》是在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一部分师生组成的‘德国文学史研究小组’在学校党委领导的科学研究的大跃进运动中在短期间内集体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序》（1959年5月），《冯至全集》第7卷第14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以冯至的学术修养，不可能没有想到过撰作《德国文学史》的问题，但从北大毕业到留德归来，他没考虑过；从西南联大到共和国建立，他没着手过。只是到了这“大跃进”的时代，才开始主持其事，显然是奉命作文，而且要“立竿见影”。 就冯至先生日后的判断来看，他是很不以此书为然的，将其与批判艾青一样，引为人生败笔。其实，“否定之否定”，或许可以看作冯至一生之“诗眼”。张辉教授新著《冯至——未完成的自我》对此点挖掘颇深，始终在追索这位学者型诗人的不断否定自我之精神历程。作者从分析冯至的若干自传与传记入手，以较为全方位的视角鸟瞰诗人“在否定里生活”的生命故事，应该说与以往的冯至研究相比是独辟蹊径的。当左倾之时，否定自己过去的学院写作；当建国之际，又将自己比作“砖石”与“木屑”；当文革之后，更是颇悔前作（如建国时的诗歌写作、《德国文学简史》等）……梁启超也善于否定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但这种否定还是很不一样的。梁启超更多是求思想上的更上层楼，而冯至则恐怕更多因了政治因素而不得不与现实妥协。这种生存方式或许可以理解，但却不能赞同。虽然，两者都不乏在时代背景下的真诚。 真正的文学史家，既非冯、王二位这样做“应命文章”，亦不当如张威廉当初那样“率尔操瓢”，而应有鲁迅的风骨，“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那部《中国小说史略》，至今看来，仍是后人难以超越的经典标志。甚至，这两位的术业有专攻，竟然都不如一位身跨两业的同行——刘大杰。无论是《德国文学概论》，还是《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位留日归来的文学史家，都“崔灏题诗在上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在其著作的时间段为1930-1940年代。寂寞沉潜，其实是一个学者最最重要的品格。但若真地能自觉坚守这样的学术伦理，并非仅仅是想象的那样简单，钱锺书先生的典范意义，正是在外表平静淡泊下坚拒功利的诱惑与干扰（其中的付出，决非想象中那般简单），这份伟大的意义，可能需要在后世学术史家的敏锐目光与理论提升中不断显现出来。 柯文（Cohen）曾这样对自己的师长兼权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等人发难，在他看来：“史家之间相互受益却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机械地继承一堆知识，然后加上另外一些知识把他传给他人。我们同时还会提出问题，进行鉴定。并把支持前辈著作的理论框架东摇西晃一番，而且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自己也完全知道有朝一日别人也会对我们著作的理论框架狠狠地摇一番。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史家做出最后的判断。”（[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第5页，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山的王瑶与作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奠立者的冯至来说，他们的弟子基本占据了本学科的重要地位，所谓“薪尽火传”，此言不虚。举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第二代中皎皎者相当部分属于王瑶弟子，如孙玉石、钱理群、赵园、温儒敏、陈平原等都是。而中国德语文学第二代学者中，基本上也都是冯至的学生，如范大灿、张玉书、叶廷芳、杨武能、余匡复、高中甫等。但如以柯文上述判断衡量之，则彼此间的异同则不难看出。 对王瑶先生那部书稿的直接继承与超越，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著）。而“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更是近乎彻底挑战导师。钱理群、陈平原与黄子平的联袂文章，当年在中国学界掀起了莫大波澜，并奠定了此后相当长时期的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这些东西，恐非王瑶先生能望其项背了。王瑶先生当时似乎并不以这种新概念为然，但却也决不摆出师长的尊严加以干扰甚至阻挠。 而相对那部《德国文学简史》，奇怪的是，我似乎尚未能发现一部在文学史观和见地上超过了冯至先生的著作。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泛滥成灾的“文学史”现象相比，德国文学史的著作相对较少，这一方面说明后者的“势单力薄”，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在后来者的“挑战意识”不足上。就目前能看到的，主要是余匡复的《德国文学史》与高中甫、宁瑛的《20世纪德国文学史》（据说，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即将问世，这是国内迄今为止的最大规模撰作，让我深有期待）。大体说来，在资料的扩充、涉猎的范围上，后来者确实超过前人，但论史观的建构与思辨的深度上，则仍让人有“崔灏题诗在上头”之感。冯至先生的德国文学史观，我仍以为是相当之好的。看看他的藏书就可以知道，基本上是相当全面的。或许“由宏到专”，是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的重要标志。如冯先生这样的通人（首先是德国文学范围内）再难见到，而一个个专家型学者浮出水面。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出于水而寒于水”，但在师生关系之间，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并不容易。怎么带学生，或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王瑶先生去后，作为弟子的孙玉石、钱理群等都曾撰文专门论述他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与思路，是有着很自觉的学术史承传意识的。因为不仅是在本学科内的点燃火种，也还要培育弟子，为学术之薪火相传而戮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大之程千帆，北大之王瑶，皆堪称高明。冯至先生去后，作为弟子的范大灿等也颇自觉地总结其学术成绩与遗产，但系统性的研究以及理论意义上的提升似仍可“更上层楼”。至少，就我对《冯至全集》与其德文藏书的时时翻阅而言（包括偶尔见到夹杂其中的先生手记，很认真），确实时能见到其慧眼卓识的高明与启迪。像冯先生这样一辈子浸淫在德国文学的滋养之中，而又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者，其通人式的学术遗产真地值得大加开掘。有时候，正是那些未能成型的思想、见地与眼光，才更能闪耀出一个大学者潜在的可能与光辉。 当我再次翻读这两部著作，方才更深切地明白学术史可能产生的意义。作为学者，王瑶先生的研究早已不复应对这个时代，但他在学术发展进程中的接力意义，却是任怎样也抹杀不了。而作为学者的冯至先生，居然让后来人仍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超越，这固然是他的高明之处，而我们作为后学，难道不应为此“寝食难安”？我不是说具体的研究领域（在卡夫卡、海涅等作家研究中都有各自的专家），但在对德国文学的整体修养和把握上，我们真地缺乏兼治包容的大家。说穿了，或许又是另一种文学史情结，但既选择了以文学为业，我们就至少以文学史家的标准和高度来要求自己。无论是冯至先生还是王瑶先生，都是作为未完成的文学史家而去的。冯至先生犹然，虽然那多人合作、匆匆急就的《德国文学简史》，或许在他眼中根本无法代表其学术水准，但毕竟其上册内容是他大半生研治德国文学的集大成（虽然或许仓促而凌乱），是他留给我们关于德国文学史研究的思想之吉光片羽，作为学术史的重要文本，它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当然，作为未完成的文学史家，冯至先生首先还有个“未完成的自我”，那代人坎坷艰难的生命历程（背后当然是更广阔的政治社会背景制约），其实与自身的学术路径与创获密切相关，这是在后来者的学术史研究中应当引起足够关注的。已矣，开辟者的足迹已然成为历史陈迹，后来者的步伐究竟该怎样迈出？或许，在我们生命的终结之刻，希望不要再有“未完成”的遗憾，那么，就必须珍惜与踏实脚下的每一步、每一刻。 张辉：《冯至——未完成的自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32开 179页定价：12.80元 多人：《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叶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