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爱娃一家三口在瑞典家中。  伊爱娃在自家楼梯上写作。(文汇报资料照片) 新年伊始，一家名为“ChinLit”的出版公司引起了瑞典出版界的关注。这家与“轻文学(ChicLit)”只有一个字母之差的出版公司，与“中国(China)”也只差一个字母，却一语双关地让读者联想到了这家出版公司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和它特有的出版风格。 “ChinLit”可以说是为中国文学而生。公司的创始人伊爱娃原是一位瑞典驻华文化参赞和童话作家，现在是以向瑞典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为使命的出版人。 为了这一使命，她不仅辞去了受人尊敬的外交官的职位，而且卖掉了她家在上海的住房，回到瑞典白手起家。 说来简直难以置信:如今，她常常不得不在家里窄窄的楼梯上工作，校对译稿。 而她的丈夫———一位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不仅舍弃了上海的房子，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职位”来支持她的事业。 “中国人这么多，中国有些作家的作品写得那么好，但是瑞典人能读到的中国文学的作品却那么少。”去年年底，在上海绍兴路上一家沪上出版人时常光顾的咖啡馆里，伊爱娃满怀遗憾地对记者说自己当年做这一选择的初衷。 她的普通话，比记者原来想象的还要好。这让记者相信，她对中国文学的欣赏已足以跨越“非母语”的障碍。 她毫无掩饰地说着她在中国感受到的一切，说到高兴的时候开怀大笑，典型的北欧人的爽快。 瑞典是北欧的童话王国。世界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作家来自瑞典，名叫塞尔玛•拉洛洛芙。您还记得她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吗? 一个人有没有从小听过童话、信过童话，长大后肯定多多少少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更何况伊爱娃是个童话作家。“献给我的女儿荔荔”的《与沙漠巨猫相遇》，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天天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 记者此刻讲述的，是一个“瑞典童话家与中国文学相遇”的故事，与童话一般古典、纯粹和美好。 “我不信，‘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 从小生长在瑞典南部一座小城市的伊爱娃，接触中文的机会并不多。 即使在报考大学前，伊爱娃一开始也没有想好选什么专业，只希望离家不要太远。“突然，就像是命中注定一样。我感到隆德大学东亚部中文系在向我召唤:能学习中文、能去亚洲是多有趣的事啊!”她回忆道。 隆德大学创办于十七世纪，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瑞典大学。伊爱娃在这里最早接触到了中文和中国的古典文学。她第一次读到了《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世人公认中文“难学”，她却从中领悟了中文的独特魅力。虽然当时隆德大学里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但上口语课的老师可是货真价实的中国老师，这仍然不能使她满足。一年之后，她认为，如果到东方，在一个中文环境中，她的中文水平一定会提高得更快。于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多了一个金发碧眼的瑞典女生。 在台湾师范大学念了两年后，她又在台湾和瑞典工作过数年。终于，一个全新的机会向她敞开了大门: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需要一位懂中文的新闻主管，负责的事务却不仅是新闻，还要涵盖总领馆的文化、教育等工作。这让她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海总领馆工作的11年里，她与上海不同阶层和行业的人士交往。双休日，伊爱娃或是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或是读不同作家的中国小说。“那时候，我经常在周末去参加上海人的一些聚会，他们大都是你们说的‘老克勒，。记得有位‘老克勒，已经95岁了，他是亲历过中国历史的人，有时会对我说老上海的故事，这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变化着迷。” 她还喜欢与上海年轻人聊天:“我想知道，他们将来会如何管理这个国家?” 上海不仅成为伊爱娃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的窗口，还成为她寻获爱情的福地。谢为群，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教师，走进了她的心里。 “当时，我任上海音乐学院外办主任，开展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当时在瑞典驻沪总领事馆工作的伊爱娃正好负责瑞典方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所以我们有了接触，进而有了合作。在爱娃的帮助和牵线下，邀请了瑞典弦乐四重奏到上海音乐学院做访问演出，与师生展开艺术交流。还聘请到瑞典著名爵士乐长号演奏家尼尔斯•兰德格林先生长期担任上音新开的爵士专业的特聘教授。”谢为群先生告诉记者。 “爱娃人很善良，待人非常真诚。这在已商业化的今天，几乎成了很稀缺的东西。这是最让我感动和动心的地方，是我觉得最不能伤害或污染的品质。我要守护她的这种品质。”他说，“爱娃不会掩饰，喜怒哀乐都要说出来。这实际上是给了我们相互交流的机会，交流的结果是相互更了解，感情基础也就更牢固。我能从生活细节和交流中感觉到她的真心和真情，而我视这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伊爱娃在上海总领馆的出色业绩，得到了瑞典外交部门的关注和赞赏。2010年，她被任命为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赴京走马上任。 然而，一件事改变了伊爱娃的“路线图”。有一次，她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德国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让她十分震惊。 “我当时想:中国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你都看全了吗?你怎么能说中国当代作家都是垃圾呢?即使他们中99%是垃圾，那还有1%不是垃圾吧?以中国当代作家群的数量之大，这1%也有不少人吧?你怎么能把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贬低呢?”伊爱娃对记者说，“这个人的说法促使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70后作家群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写得很好啊。但是，瑞典的读者却看不到。” “让更多的瑞典读者能看到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个念头一跳出来，就像《与沙漠巨猫相遇》的“巨无霸葡萄干”一样，给了伊爱娃巨大的力量。 伊爱娃找到瑞典出版商，希望他们能出版她推荐、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但结果却令她失望。“有的出版商对我说，我们的选题很丰富啊，我们已经出版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我问他，是谁的作品?他拿给我一看，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写的小说，写的也不是当代中国的生活。这能代表当代中国作家吗?” 中国作家的作品在瑞典出版的非常少。“瑞典的图书市场中最多的是美国作家的作品，稍后的是挪威、法国的作品等等，还有就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我曾希望借助莫言获诺奖的机会，在瑞典乘势推出更多的中国作家。但很可惜，因为诺奖每年都有，第二年出版商又去关注新的诺奖得主了。”伊爱娃笑着说，“现在瑞典图书市场总体趋势是引进图书减少，本土作家增加。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在瑞典图书市场所占的比例还不足千分之一。” 对所有的图书出版商而言，“盈利”是天经地义的。推出一个读者完全陌生的新作家，与推销一位市场追捧的、已经大名鼎鼎的作家的作品相比，无疑前者的风险要大得多。 “那这件事就我来做吧。”伊爱娃打定主意，“我自己成立出版公司，自己来翻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我知道，她在做一件有风险的事情” 伊爱娃的这个决定是惊人的。 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任期满后，她原本可以继续从事外交工作，但她选择了自己创办出版公司。这意味着她不仅失去了一份固定的外交官薪酬，还失去了瑞典官方提供寓所、雇请保姆的条件，以及支付女儿荔荔在国际学校接受教育所需费用的能力。 多家瑞典驻沪机构邀请她加盟，却均被婉辞。她全力以赴地办起了“ChinLit”出版公司。 此前，丈夫谢为群一直非常支持她的事业，甚至为她辞去了上音外办主任的职位，去当一名授课老师。“生女儿时，我还在上海总领馆工作。女儿生下来后，休完产假，白天我去上班，他就在家里带女儿;晚上，他带着女儿开车来接我下班，然后我再将他送到上音学院去上课，我才带女儿回家。”这段“夫妻接力带女儿”的辛苦和甜蜜，让伊爱娃感慨万千。 瑞典的“产假”制度与中国不同:婴儿诞生后，夫妻共有15个月的假期。其中:母亲和父亲都必须各休一个月照顾孩子，其余13个月的假期究竟由父母亲谁享受，由夫妻自行决定。因此，瑞典的这个假期不叫“产假”，而叫“亲子假”。但在一直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社会，谢为群“俯首甘为‘妻，子牛”的选择实属不易。 谢为群此举为上海男人争了光。伊爱娃告诉记者:“我妈妈对这个中国女婿非常满意。比如，她觉得我老公是一个对家庭负责任的人，使我们的婚姻性别平等。” 但这次伊爱娃的决定，却让她的上海好男人“忍无可忍”了:为了返回瑞典投资办“ChinLit”出版公司，她主张卖掉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套房子。这套住房虽非“豪宅”，当初也曾是“外销房”，品质与位置俱佳。 “你一定疯了!”谢为群吃惊地说。“你和我这个‘疯子，一起生活才比较有意思!”伊爱娃坚持道，“我不想到我80岁躺在床上的时候后悔:我这一生，原来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却没有做!” “他有段时间不理我，”伊爱娃回想起这段往事时说，“但他对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把上海的房子卖了跟我去瑞典。当然，有时候，我反省自己，觉得我真是个自私的人，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顾及老公的感受和想法。” 日前，谢为群与记者聊起这段经历时说，“我知道，她在做一件有危险的事情。我必须把这‘危险，告诉她。我知道她的选择，都源于她对中国文学的‘极端热爱，。” 即使是一套上海市中心的外销房，在他心中的天平上哪能与他的爱和家人相比。“我对家的理解是:家不是房屋，不是住所，不是某个地方。家是你的家庭，你的家人。虽然这个家有可能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处于流动状态，但它永远是你心灵的港湾和精神的归宿。我爱这个家。所以我愿意让她把房子卖了，跟着她到瑞典去。”已经在地球另一头的这位“上海好男人”，通过电子邮件告诉记者说。 其实，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他对妻子的信任和爱，也是出于谢为群自己的“家学渊源”和对文学的敬重。他的舅舅陈冠商先生，是世界名著《十字军骑士》的译者，还为此获得过波兰勋章。这让谢为群不仅从小喜欢文学，而且喜欢上了文学翻译。在上音执教时，他就曾编写过音乐英语类教材。他告诉记者:“从大学毕业至今，我几乎没有中断过外国文学的翻译。去年年底的一期《大家》杂志上，还刊发了我翻译的一篇瑞典短篇小说。” 这样一对跨国夫妻，按咱中国人传统的评价还真是“天作之合”。 记者曾刨根问底地追问伊爱娃:“您这么执着地热爱中国文学，几乎是‘倾家荡产，地来帮助中国文学走进瑞典图书市场，能说说中国文学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吗?” 伊爱娃的回答非常坦率:“这一点回答不了，可以说是一种缘分。我认为只能说哪位中国作家或者哪部作品打动了我，而不是某一个语言或地区的文学打动了我。说到这里，我也回答不了为什么阿乙的《先知》或任晓雯的《我是鱼》打动了我，可能‘打动，就像爱一样，你回答不了为什么你爱一个人，或你面对又美又伟大的大自然而欣喜万分的时候，感觉人很渺小，自己的麻烦问题更渺小一样;或要解释你为什么爱上你面前的让你心脏猛跳的人一样。你解释不出来，一旦要开口，你选择的词没有一个能够涵盖你的感觉。有点像某人或某事情‘弹拨我灵魂的琴弦，，使我笑、哭、思考等等。长话短说，某些文学打动人，不是因为语言或国家，而是你正好碰到一个能打动你心的人或书，只能谢天谢地。” “为书展，累得站着切菜都睡着了” 中国当代作家灿若群星，伊爱娃是如何从中筛选要翻译推荐给瑞典读者的中国文学作品呢? “中国作家写短篇和中篇小说比较厉害，正好也是一个能比较快的把不同中国作家介绍给瑞典读者的机会。”伊爱娃说。 “其实，我非常喜欢莫言的《檀香刑》，但是我要把它翻译成瑞典文几乎不可能。因为要帮助瑞典读者看懂《檀香刑》，我必须要加上一千多条注释。这对瑞典读者的阅读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会觉得自己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读学术论文。” 伊爱娃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思路是:从中短篇小说入手，能让瑞典读者尽快地欣赏到不同风格的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 为此，她经常参加北京和上海的文学活动，认识不同的年轻作家。“我有时很冲动，一看这本书的封面很有特色，就买了。” “伊爱娃做事非常规范，她和中国作家的合作，总是先把版权协议签好。她自己也许没有什么盈利，但中国作家的权益绝对是保障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版权产业促进处处长陈琳琳告诉记者。 70后作家阿乙对记者评价伊爱娃说，“她是那种即使牺牲了自身的利益也要去追求自己兴趣的人，这样的人必定是个不精于计算的人。所以，我说她是个非常好的人。一般人怎么可能舍弃外交官的职务呢?这对入驻国和派遣国都是非常体面的、高尚的职务，但为了我们中国作家，她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选择。” “伊爱娃致力于向瑞典读者推荐我们70后作家，是要冒很大的商业风险的。”毕业于复旦的年轻女作家任晓雯，是在一次文学活动上与伊爱娃相识的。她说，“我听说她把上海的房子都卖了，然后回瑞典租房子住，一家三口，还有一只狗、一只猫，就挤在一个35平米的小房子里。这在今天，一般人哪会做这种事?我真的很感谢她!伊爱娃完全是为了让世界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作家，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自己可以拿多少稿费或者版税。” 年轻的画家许玉安为伊爱娃瑞典文的《我是鱼》和《看的恐惧》画过封面，并出版过《老鼠嫁女》绘本。她告诉记者，她与伊爱娃的合作有段时间曾遭遇困难，主要是有关部门迟迟不做回应。“遇到困难时，我们都很焦虑，她会动足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件事让我觉得伊爱娃是个特别真诚的人。” “我觉得她还特别重视新书的配图者。国内有的出版社是只重视作家、不重视画家的。有时一本新书出来了，原创的作家和配图的画家之间可能都没有见过面、说过话。”许玉安说。 为了让她充分理解作品的意义、画好封面，伊爱娃总是会将书的中文原著带来，让她读完原著后再构思封面。“有一次，我打开她的一本中文版书，只见书上密密麻麻地用瑞典文标注着，可见她是非常专注和细致的人，让我肃然起敬。” 充满中国剪纸、皮影风格的《老鼠嫁女》，去年也被伊爱娃译成瑞典文后出版了。“伊爱娃怎么会看上这个中国民间故事的?”记者问许玉安。“也可能是‘老鼠爸爸把女儿嫁给了猫，这个不同寻常的开放性结尾吧。伊爱娃觉得，瑞典人也一定会喜欢这个不同于迪斯尼‘米老鼠，的故事。” 为了让瑞典读者读到最好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伊爱娃约请了她认为最适合翻译中国当代作品的瑞典译者:首先，他们的母语必须是瑞典语;其次，他们还应该在中国生活过，并且刚刚离开中国;最后，也许和第一条一样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热爱中国文学。 “每个人都从短篇开始翻译，我负责最后的校对，看他翻译得对不对。”伊爱娃告诉记者。 “要阅读、选作品、签合同、自己翻译或请人翻译。如果请人翻译要校对，还要请编辑最后过瑞典语作品的语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对resu1t(结果)要求比较高，不能有任何错别字。另外封面要设计，上市后要宣传。”伊爱娃回首匆匆而过的2015年。 2015年，伊爱娃的“ChinLit”出版成果喜人:《我是鱼》(任晓雯)、《开门》(娜彧)、《先知》(阿乙)、《天使的粮食》(苏童)、《看的恐惧》(韩松)、《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赵志明)、《花生米样的屁》(王晓明)、《老鼠嫁女》(鲁风文/许玉安画)等，先后问世。 去年年底，为了参与北欧最大的国际书展———2015年哥德堡国际书展，事无巨细都要操心的伊爱娃，竟然累得“站着切菜都睡着了”。 记者问她先生:“办出版社能在瑞典把房子买回来吗?” 谢为群笑着说:“不要说买房子了，就是工作用的复印机的钱还没赚回来呢。这次去哥德堡国际书展参展，酒店食宿、租展位、布展、广告印刷、资料印刷、所有短篇单册印刷、仓库租位存放印刷图书等全都用的是俺家‘过冬的钱，。出版公司现在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开始赚钱。” 但这位上海好男人总结说:“太太做这件事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她选择做了一件她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一点对一个人的短暂人生而言，很重要!” 新年伊始，伊爱娃已经有了她的计划:“今年我要考虑其他推广方式，这大概是2016年最重要的一个新任务吧。虽然慢，虽然累，还是会很开心地做，因为我真的想跟不会中文的读者分享我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作家的作品能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作家作品在一起，让瑞典的读者随时可以读到。瑞典的读者可以通过文学来感受和认识中国。我还期待着这样的日子，那就是瑞典的读者在等待我出的下一本新书。” 这是伊爱娃的新年祈愿。她为我们见证:其实，很多美好的童话，生活里“真的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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