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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仅仅停留于思潮流派的一般性描述或总体性概观（譬如，一部又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导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来已是远远不够的了。可否选取一些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发展历程上留下鲜明印迹、产生深刻影响的大家，对这些大家之基本文本、主要学说、核心理念、独特理路，展开重点梳理与开采，展开个案式的考量与研究？ 时代在呼唤我们以跨文化的大视野去放眼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进程，来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思想旅行轨迹，来探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实践的现实需求。要反思的问题自然不少。要研究的课题自然要加以选择。最需要优先考量的是哪些呢？我以为，一些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发育进程中最具挑战性与原创性，同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最具影响力与能产性的大理论家，一些我们对其探索的问题与实绩、轴心与路径可谓“既熟悉又陌生”的大理论家，譬如，德国的泰奥多尔•阿多尔诺、苏联的米哈伊尔•里夫希茨、法国的皮埃尔•马舍雷、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其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话语实践之具体的理论建树，在我们不少人的心目中，尚且处于一种“若明若暗”的状态之中，如今理应当得到我们有深度的开采，得到我们聚焦式的勘察。 这四位理论家是名副其实地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泰奥多尔•阿多尔诺，1969年去世；米哈伊尔•里夫希茨，1983年去世；皮埃尔•马舍雷，尚且健在。特里•伊格尔顿，2001年“归隐林下”，往返于德里、都柏林和曼彻斯特之间，仍笔耕不辍。 这四位理论家是真正有跨文化辐射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们的著作与思想，早已漂洋过海，跨越国界，穿越不同的文化疆域，他们的理论学说的跨文化旅行已取得丰硕的收获。 这四位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作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杰出贡献。他们沉潜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复杂纠结与互涉互动的机理之考量，也执著于文学作品与文学文本的生成机制与解读策略之探究。他们构建出新人耳目的“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新说新论，也构建出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理论、文学文本理论、文学解读理论理论、文学功能理论。 这四位理论家都勇于同时代对话，以其独特的挑战性与超越性而著称。他们超越形式主义也超越庸俗社会学(“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简化主义”)，超越结构主义也超越后结构主义，超越卢卡契超也超越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推进到新的境界。 这四位理论家的一些具有挑战性、富有能产力的思想学说，经历几十年来的理论旅行，已深深地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话语实践，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之基本的思想资源，堪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机体葆有其创新活力的一个重要的造血库。 （一） 泰奥多尔•阿多尔诺：以“本真的”艺术文本抗击“异化的”文化工业的斗士 （德国 ） 阿多尔诺，泰奥多尔• 威森格朗德（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1903—1969） 国内对其哲学观、美学观、艺术观多有探讨。但对于阿多尔诺文学学著作的译介与研究尚有很大空间。譬如，泰奥多尔•阿多诺的四卷本《文学札记》 【Noten zur literature. Bd 1—4. B.; Frankfurt a. M.1958—1974】 ，尚待翻译。 俄罗斯学者Е.В.索科洛娃对于泰奥多尔•阿多尔诺的美学观有如下评点：泰奥多尔•阿多尔诺将艺术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总体性异化”的否定。艺术被区分为“本真的”（在他看来，即20世纪的先锋主义与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即注定要保障现有文化对大众意识的操控。以泰奥多尔•阿多尔诺之见，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压抑着人身上的潜意识，正是为了潜意识，本真的艺术展开与文明的较量。意识则作为潜意识因素之“意识形态的异化”而被等同于“理性”。这样一来，“本真的”艺术变为同人与世界之“理性化”进行斗争的工具，它在颠覆资本主义文明，因而被它所压制。不过，泰奥多尔•阿多尔诺认为在所谓的“异样事物”（das andere）中消除“本真的”艺术意识与“意识形态的”艺术意识之对立，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Е.В.索科洛娃认为，泰奥多尔•阿多诺在其生前未完成而于1970年在慕尼黑出版的《美学理论》（Asthetische Theorie）（1970） 一书里，“颇有深度地探讨了审美经验问题。泰奥多尔•阿多尔诺致力于阐明艺术之悖论式的本质：艺术唯有在有意识的自我毁灭过程之中才能肯定自身，在否定中，在怀疑中，在对新的东西之永恒的探寻之中，才能获得重生。在这部著作里，当代文学受到认真关注。贝克特、策兰被看成是‘奥斯维辛之后’文学的代表。泰奥多尔•阿多诺还撰有文章评论歌德的抒情诗、荷尔德林的创作。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泰奥多尔•阿多尔诺对现代文化之激进批判的理据。” 中国学者章国锋曾指出，“阿多尔诺一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著述十分丰富，涉猎的面相当广。在这些著作中，他对传统的美学观和文艺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采取了一种强烈的否定立场，因而在西方，他的美学体现被称之为‘否定的美学’。这种否定既针对文艺的定义和本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也涉及文艺的形式、表现手段、语言，甚至现有词汇的使用。” 中国学者王才勇有过这样的分析：在阿多尔诺看来，艺术是对抗20世纪由科学、技术设置、组织和管理所主宰的现代文明的唯一舞台。文学与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与现实是分离的，但正是这种分离是艺术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和力量。现代主义作品同它们暗示的现实距离特别大，但正是这些距离是现代主义作品获得了批判现实的力量。通俗的艺术形式被迫与造就了它们的经济体制相勾结相共谋，而“本真的”艺术作品却有力量去“否定”它们与之关联的现实。本真的艺术不仅能反映社会现实，还要通过那种揭示在现实中作为刺激剂而发生作用，产生出一种间接的知识：“艺术是现实世界否定的知识。” “艺术补偿性地拯救了人曾经真正地，并与具体存在不可分地感受到的东西，拯救了被理智逐出具体存在的东西。”“艺术就是对被挤掉之幸福之展示”。“艺术就是要追求那种尚不存在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精心制成或创造了社会中尚未存在的东西” 。 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梳理现实，防止新的思想和见解或者艺术品的自由选择轻而易举地被消费社会被“文化工业”所吸纳所“收编”。 拉曼• 塞尔登还注意到，在一篇讨论贝克特的《终局》的文章里，泰奥多尔•阿多尔诺思考贝克特使用形式揭示现代文化空虚的途径。这出戏呈现给我们的人物只具有个体的空空的躯壳和破碎的陈词滥调般的语言。话语荒诞的不连贯性、大大削减的人物刻画和没有任何情节都起到了疏离剧本所指的现实的作用，因而使我们获得了对现代生存状态的一种“否定的”认识。 艺术与现实在分离之中，在疏离之中发生关联。对于社会现实，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对于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而文化产品已被极度商业化，物欲横流人性异化的当下现实，“本真的”艺术不仅是在反映，更是在揭示，在批判，在否定，在对“总体性异化”存在予以“具体否定”。“本真的”文学文本仍然葆有其不可替代的认识功能，但它是以其独特的中介性、超脱性、精神化与“无概念性”而发挥其能动的消解、去蔽、祛魅机制，而与操控大众意识制造意识形态幻象的“文化工业”在较量，在博弈，进而实现“本真的”艺术之美学拯救的社会功能。 在对泰奥多尔•阿多尔诺的美学观、艺术观的基本要点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应进入阿多尔诺的“文学观”、“作品观”、“文本观”。联邦德国学者保罗•Ｋ•库尔茨（Paul K. Kurz） 当年曾指出，“阿多尔诺比其他所有研究文学艺术的社会学家更多地认识到了艺术作品的特点。” 。应当说，这是难能可贵的。那么，这位对艺术作品的特点有自觉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作品理论上的具体建树有哪些呢？譬如，泰奥多尔•阿多诺的“异样事物”这一概念与其“文学观”有何关联？如何从“异样事物“这一对于艺术在美学上的总体特征加以描述的范畴来入手，进入阿多尔诺对文学文本的创造机理与解读机制的阐述？泰奥多尔•阿多尔诺曾指出，“艺术作品是一种显现，因而，作品的意义就要比作品本身来得多，作品所显现的东西，即它的意义，就是作品物质存在中的非物质之物，也就是作品的精神。” 这里，所谓作品本身，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文本”？这样一来，作品大于文本。这一观点，令人联想到后来的伊瑟尔“接受美学”视界中的“文本观”与“作品观”，而这已经涉及到文学文本解读的独特机制；又譬如，泰奥多尔•阿多尔诺认为，“艺术作品是通过与世界形成反差的原则而与世界类似的，而且，艺术的精神正是通过这种原则展示了世界本身。”“艺术作品与记忆世界的沟通，即与艺术品幸运或痛苦地与其分开的世界的沟通，却是在非沟通中实现的，艺术作品正是在此非沟通中，才呈现为被分解了的事物。” 这里说的是艺术文本的一种创造机理----一种逆反性的创造。了解这一逆反性的创造机理，对于感受现代派艺术魅力至关重要。那么，泰奥多尔•阿多尔诺本人是如何具体地以现代主义文学实践----以现代派诗人与作家的文学文本为个案，来阐说这一文学创作机理的呢？ 泰奥多尔•阿多尔诺无疑是当代国外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界、文论界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大理论家。这不仅仅是缘于他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位宿将。1980年，德国学界曾出版《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研究文集》。1983年9月，在法兰克福大学曾举行阿多尔诺80诞辰纪念活动。上世纪80年代以降，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已被译为英文、法文、俄文等诸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印行。当代中国学者学界可谓闻名遐迩。1988年面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不仅收入泰奥多尔•阿多诺《美学理论》的摘译，还选收泰奥多尔•阿多诺的《论艺术社会学》一文的中译。当代中国学界对泰奥多尔•阿多尔诺的哲学、美学、艺术社会学著作已有一定的绍介，但对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与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如今，我们有理由以跨文化的大视野，去积极吸纳国际学界阿多尔诺文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去认真阅读泰奥多尔•阿多诺的《文学札记》原著，编出一部《泰奥多尔•阿多诺论文学读本》。 （二）米哈伊尔•里夫希茨：既反庸俗社会学又反自由主义之“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 （苏联）里夫希茨，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905—1983）（Лифшиц,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早的开采者之一：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文本之最早的整理者与马恩美学观、艺术观最早的研究者；20世纪二十年代末从事青年马克思手稿整理与注释；1933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与舍列尔（Ф.П.Шиллер）编选出史上最早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论文选《К.马克思与Ф.恩格斯论艺术》（1938一卷本，增订本）；1957二卷本；1967；1976；1983；）；1938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编选出《列宁论文化与艺术》（1976）；在当代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据1957年俄文版将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编《К.马克思与Ф.恩格斯论艺术》的中译本分4册出版 ；及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米哈伊尔•里夫希茨所编的这部文选1976年俄文修订版的中译（也是分四卷） 。当代中国学者编选的较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文选中，有些也是以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选本为蓝本的。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论选本的编选者，还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自1927年发表“论马克思的美学观”到1972年出版《卡尔•马克思：艺术与社会理想》，米•里夫希茨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园地执著地耕耘了半个世纪。 1933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用德文发表“卡尔•马克思与美学”(该文初刊于《国际文学》，莫斯科，1933/N02)。 1935年《艺术与哲学问题》中收入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专论“论马克思的艺术观”。 1938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英译本面世 （该书于1973年在伦敦再版)。 1960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卡尔•马克思与美学》德文版出版（该书于1967年在德累斯顿再版）。 1972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俄文版面世（该书于1979年在莫斯科再版）。1973年，米•里夫希茨以论马克思的美学观的系列著作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1983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一书也被译成中文。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堪称一位有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家。 可是，在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其主流意识形态并且一向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居的苏联，这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的命运远非一帆风顺。实际的情形是，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一生充满戏剧性遭遇。1929—1933年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曾从事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注释，十分熟悉马克思的文本；自1930年起，与乔治•卢卡契相识并成为终生挚友；三十年代初，在卢纳察尔斯基的支持下，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反对庸俗社会学的攻击，而展开马克思美学的研究；自1933起，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以《文学批评》杂志为阵地，展开两个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宗派主义，又反对战胜了庸俗社会学之后的自由主义；自1935年起，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为乔治•卢卡契辩护，提出“人类伟大的保守主义者”学说……1953年，米•里夫希茨便被指控犯有“世界主义”和欺骗党与政府之罪，1954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六十年代里，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文章“在美学的世界里”（1964）、“我何以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1966）曾引起学界热烈争鸣；1968年，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又被指控为“修正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引发争鸣的著作《在美学的世界里》，由于受到某些有威权的人物干扰，迟迟不能出版，直到这位学者1983年去世之后过了两年方才面世。 然而，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可是一位勤于独立思考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的思想家，一位敢于介入文学艺术人文话语实践而竭力发出自己声音的理论家。 在今日俄罗斯学界，米哈伊尔•里夫希茨有苏联时代“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誉称，他的著作已与巴赫金、洛瑟夫、洛特曼、阿思穆斯、利哈乔夫等人被列入“当代经典”。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代大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基本贡献究是什么？米•里夫希茨何以与卢卡契成为终生挚友？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经典观”、“现代主义观”、“后现代主义观”的主要内涵是什么？为什么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不能见容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他何以要在两个战线上作战，力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理论探索何以能与后现代主义在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有交锋交错之处：譬如，“碎片理论”、“间性理论”？ 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了解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这一本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部书收入的只是作者1927—1967 这四十年间围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美学思想与文艺观点所撰写序文与部分专论。考虑到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一生充满戏剧性遭遇，考虑到这位勤于独立思考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的思想家的学术个性，这位敢于介入文学艺术人文话语实践而竭力发出自己声音的理论家的思想个性，我们应进入对米哈伊尔•里夫希茨著作文本（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卷本 与近10年来俄罗斯学界新整理新出版的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理论遗产 ）的系统检阅，对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独立的学术立场、独特的学术建树加以多方位的清理与反思。我们应当围绕着这样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编选一部《米哈伊尔•里夫希茨论文学读本》。这些问题是： 1.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开采上的开拓性贡献 2.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与乔治•卢卡契 3．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的经典观 4．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与现代主义文学 5.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6.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 （三）皮埃尔•马舍雷：“文学生产”理论和“症候式”批评理论的创建者 （法国）马舍雷，皮埃尔（Macherey Pierre 1938---） 1966年，皮埃尔•马舍雷以《文学生产理论》【Pour une theorie de la production litteraire.P.,1966.332 p.】一书名世。该书1978年有英译本。 可是，至今尚无中译本。 上世纪80年代，皮埃尔•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几乎同时进入当代英国与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两部著名的大部头文选。在英国，拉曼• 塞尔登将皮埃尔•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中的一段文字，收入他所主编的文学批评理论文选《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的第四章《意识形态》。 在中国，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入自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一书英译本中选译出两章：《列宁-----托尔斯泰的批评家》、《文学分析----结构主义的坟墓》。 《文学分析----结构主义的坟墓》这篇译文，后来重刊于赵毅衡编选的《符号学文学论文集》，易名为《文学分析----结构的坟墓》 。 1978年，皮埃尔•马舍雷与艾吉安•巴利巴尔合作，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论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Sur la litterature comme form ideologiqie : Quelques hypotheses marxistes// Litterature. P., 1974.NO13. 29—48 p】一文。该文1981年被译为英文收入由罗伯特•扬（Robert Young）编选的一部后现代主义读本1992年又被收入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著名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Francis Mulhern)所编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002年我国学者自《论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一文的英译本将之译成中文，易名为《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 ，令中国学界自豪的是，当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这里，在阐述“唯物主义的反映范畴”时征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注意到，当代中国学界在很长时期里一只是自英文译本来接受皮埃尔•马舍雷这位法国文论家的著作。 这种自英译本来转译皮埃尔•马舍雷的著作的局面，只是到了最近才有所改观。2010年，我国学者已经据法文原著来翻译这位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著作》：这就是皮埃尔•马舍雷在上世纪90年代写成的专著《文学在思考什么？》【A quoi pense la litterature ? Exercices de philosophie litteraire.P.,1990】该书于1990在巴黎由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学者Н.Т.帕赫萨尼扬认为，“在《文学生产理论》这部成名作里，，皮埃尔•马舍雷开始建构将文本看成‘世界视像’的概念；他致力于既抛弃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不与意识形态相关联），又抛弃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简化主义，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的审美变体），而主张：文学‘远非是独立的’，但在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是‘自主自治的’。他运用‘世界视像’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反映’与消极的‘镜子式反映’之间划出界线；他驳斥将创作视为‘神秘的’的那种观念，而认为文本是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美学实践之异质多相的统一。依据阿尔都塞的理论，马舍雷将文学文本理解为对意识形态的原料与语言材料加以艺术（变形）转换的最终产品。文学文本同时创建出真实的效果与虚构的效果。 “在《文学在思考什么？》这部著作里，皮埃尔•马舍雷对文学采取哲学--意识形态的分析。以他之见，科学的批评应当仔细地避免评价性，同时又避免注释性，因为这两个过程都替换了文学批评的客体。取而代之，必须将文本看成是特定的物质实践----既位于意识形态内部同时又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物质实践。”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看出，皮埃尔•马舍雷对他称之为“幻觉”（主要指意识形态）与称之为“虚构”的两个范畴作了区分。幻觉这种人们普通的意识形态经验是作家赖以创作的材料，但是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把它改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赋予它形状和结构。正是通过赋予意识形态某种确定的形式，将它固定在某种虚构的范围内，艺术才能使自己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由此向我们显示那种意识形态的轮廓。马舍雷认为，在这样做的时候，艺术有助于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幻觉。” 英国学者拉曼• 塞尔登指出，皮埃尔•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是对艺术和意识形态做阿尔都塞式探讨的第一部著作。皮埃尔•马舍雷不是把文本看作一种“创造”或者“自足的艺术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生产”，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生产材料被加工并发生改变。这些材料不是“自由的工具”，可以有意识地用来创造一种可操控的、统一的艺术品。文本在加工预先给定的材料时不会顾及起主导作用的审美规范和作家的意图，它从未完全“意识到它自己在做什么”。 拉曼• 塞尔登认为，“这就解释了意识形态进入进入并扭曲一个意图成为有机统一的文本的方式。意识形态通常活在文本中，好像它完全是自然的，好像它那想象的、流利的话语给了现实一种完满而统一的解释。可是当它一旦被做入文本中，它所有的矛盾和裂隙就会暴露无遗。” 拉曼• 塞尔登还注意到，《论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是一篇“盛行一时”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皮埃尔•马舍雷激进地离开了法兰克福学派捍卫的、阿尔都塞依然津津乐道的传统文学观。他重新思考“文学的”文化，认为这是教育体系中一个关键的实践，旨在重造语言中的阶级统治。这就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了的、更具有完满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观…… 在我们看来，皮埃尔•马舍雷提出的文学文本是既位于意识形态内部同时又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生产活动之产品这一“文本观”，是富有启迪意义的；皮埃尔•马舍雷提出的文学批评是反注释性的、反评价性的积极的科学分析这一“批评观”是很有价值的。这位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文学文本的“生成机制”-----生产，与文学文本的解读策略-----“症候式阅读”上，都提出了富有原创性与挑战性的理论。皮埃尔•马舍雷指出： “作品不是自足的，而是必须由某种缺失相伴，否则就不可能存在。要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把某种缺失考虑在内”。 “缺失使作品存在，使作品具有不可替代性。镜子没有反映出来的东西所具有的表现力和镜中之物的表现力是同等的。没有反映或没有表现的种种缺失是批评的真正对象。” “艺术，至少是文学，把神话和幻象确立为看得见的客体，因为它自然要谴责不足为信的世界观。” “作品的功能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意识形态。” “文学通过使用意识形态来挑战意识形态。如果把意识形态看作表意活动的系统集合，那么作品把这些表意活动结合成符号，提出读解这些表意活动的一种方式。文学批评教我们解读这些符号。” 基于这样的文学观、作品观、文本观，皮埃尔•马舍雷提出，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要揭示文本的裂隙和沉默，阐说文本中“没有说出的”部分，研究文本背后的无意识压抑症候----这种文本解读策略，用阿尔都塞的术语来讲，就是“症候式”读解。 “能否有这样的批评？它不是评注，而是科学地分析，对作品的语言增加真实可靠的理解，同时还不否定它的存在。能否有一种积极的文学批评，而不只是阅读的艺术呢？这种积极的文学批评应当谈论写出一部作品的条件……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认识不是简单地解除或剥开其奥秘，而是一个新的认识的产物，阐明这部文学作品中未被说明的重要意义……”我们要检查作品中哪些没有说出的和不能说的，并且正是为了这些没有说出的东西，才写出这部作品。 遗憾的是，当代中国读者还只能读到皮埃尔•马舍雷的这些理论学说的片段，况且还是自其法文原著的英译本而转译出的片段！ 应该看到，皮埃尔•马舍雷的这些思想在文学理论界与文学批评界在英语世界已得到广泛传播，其“症候式”读解理论也由特里•伊格尔顿在英语文学学界作了大力推广。特里•伊格尔顿对皮埃尔•马舍雷这位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十分推崇，在《马舍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里，他称皮埃尔•马舍雷为“当代最敢于挑战并具有真正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里，特里•伊格尔肯定马舍雷在他的《文学生产理论》中，对文学意识形态之复杂关系阐述得“更为充分”。然而，在汉语文学学界，我们至今尚未见到皮埃尔•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的全译本。为了推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文学观，深化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之研究，深化文学文本的真实性与虚构性问题研究，深化文学文本生成机制与文学文本读解策略之探究，我们十分期待一部据法文原著译出的《文学生产理论》的中译本，十分期待一部《皮埃尔•马舍雷论文学读本》。 （四）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与意识形态之复杂关联的探索者 （英国） 伊格尔顿，特里（Eagleton, Terry 1943----） 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已达三十二年之久。1976年在美国面世的这位英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在1980年就有了中译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特里•伊格尔顿曾来华讲学。据马海良检索，1983年出版的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其中文译本竟多达6种之多，在本世纪最初十年里，这些译本又有再版 。1988年，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选》收入了自特里•伊格尔顿三部著作的译文，其一是其1976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的第二章《形式与内容》与第四章《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其二是1978年Verso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一书的第五章《马克思与美学价值》，其三是1983年的《文学理论导论》一书的《结论：政治批评》。 1991年，王锋振 等人所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入特里•伊格尔顿的《文本•意识形态•现实主义》一文的译文，该文原刊于爱德华• 赛义德1980年所编的文集《文学与社会》 。2000年，刘象愚 等人所译的1988年在伦敦面世后来多次印行的一部文论选《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收入特里•伊格尔顿的1976年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的一段文字 。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已经进入当代中国的多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选；自《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导论》，《美学意识形态》、《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文化的观念》至《文学理论之后》等等，“他的大部分著作都被追踪式地译成中文”，“中文学术作品中，对伊格尔顿观点言论的引用俯拾皆是；事实上，伊格尔顿著作中的许国核心范畴已经被中国学者广泛吸纳，成为他们运用自如的语汇了。例如，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方式，文化生产、审美文化、文化政治，等等 。 英国学者拉曼• 塞尔登认为，“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以阿尔都塞和马舍雷的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英国批评传统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评，也对英国小说的发展做了激进的重新评估……对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做了富有创造性的回应。” 拉曼• 塞尔登对特里•伊格尔顿的的批评观作出了这样的梳理：“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像阿尔都塞一样争辩说，批评必须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前历史’决裂，成为一种‘科学’。中心问题是界定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文本并不反映历史真实，而是作用于意识形态，从而产生对‘真实’的一种效果。文本在同真实的关系中可以显出是自由地（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明创造人物及其情境），但它在使用意识形态时却不是自由的。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并不是已经成型的各种教义，而是那些所有所有的（包括审美的俄、宗教的、司法的等等）再现系统，正是这些系统形成了个人关于生活过的经验的精神画卷。文本中产生的种种意义和观念是对操作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再操作。这就意味着文本是隔着一步操作现实的。伊格尔顿从最一般的先文本形式到文本本身的意识形态来审视意识形态的复杂结构，从而深化了这一理论。他拒绝接受阿尔都塞关于文学能够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的观点，认为它是对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复杂的再操作。然而，借鉴马舍雷的思想，文学结果并不只是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反映，而是一种特别的意识系统生产。正因为如此，批评所关注的就不只是文学形式的规律或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规律’。” 拉曼• 塞尔登注意到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发展变化在不同阶段性的复杂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伊格尔顿的影响造成了其著作的巨大变化。他开始从阿尔都塞的‘科学’态度转向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革命思想。……伊格尔顿相信，由德里达、保尔•德•曼等人提出的‘解构主义“理论可以用来消解一切确定的、固定的、绝对的知识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批评解构主义否定‘客观性’和物质‘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任务是由政治而不是哲学建立起来的：批评家必须解构已被接受的‘文学’观，并揭示它们在形成读者的主体性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批评家必须‘揭露非社会主义作品产生不好政治效果的修辞结构’，并‘解释那些可能‘反潮流’的作品’，从而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发挥作用。” 拉曼• 塞尔登看出，“使伊格尔顿的革命理论明显地具有现代精神的是他对拉康的弗洛伊德理论和德里达强大的解构主义哲学的策略的调遣和运用”。……“伊格尔顿能够定期公开地发表见解，批驳后现代主义枯燥乏味的一些论述……他的《后理论》（2003）继承了这种挑战的姿态、原创的精神和深沉的责任感。” 对他来说，“后现代主义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性等概念-----概而言之，所有的基要概念-----的厌倦意味着它已经丧失了深度与雄心……后现代文化理论远非对晚期资本文化理论远非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更是其同谋，附丽于----正因为是资本主义----其侵越性、杂交性与多元性之上。” 俄罗斯学者Т.Н. 克拉萨夫钦科指出，“伊格尔顿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闻名于世的。伊格尔顿认为，批评的目标【参见：《莎士比亚与社会》（Shakespeare and Society,1967），《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Ｍ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1976），《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84）等著作】就在于将作品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来加以最为充分的分析-----同时考量那些形式-文体特征，而批评的独创性就在于-----则在于对于历史加以革命性的理解，这种理解的种子源自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46）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不可避免的与包罗万象的，因为这一方法论之基本的范畴-----文学中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乃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第一性，一如“字模”纸型，它们决定着所有其他的观念。伊格尔顿信仰马克思主义，视之为包罗万象的、涵盖一切的方法，这一方法最终能促成个性的解放-----“从所有的压制形式中”解放出来。伊格尔顿认为，米哈伊尔•巴赫金是20世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伊格尔顿看出巴赫金的著作与L. 维特根什坦的哲学之间的关联（伊格尔顿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圣者与学者》（Saints and scholars，L.,N.Y. 1987,145p.），讲述维特根施坦与巴赫金的哥哥----住在英国的尼古拉•巴赫金的故事）。 Т.Н. 克拉萨夫钦科注意到，“伊格尔顿对20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作家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持批评态度的。伊格尔顿将他们看成是‘家庭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布道者，将他们的理论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经验主义、与自由人本主义的因素联系起来。伊格尔顿称R. 威廉姆斯为‘英国式的卢卡契’，这指的是威廉姆斯审美趣味上的传统主义，对古典作家的推崇。 “伊格尔顿未能在英国找到文学与艺术革新的源泉，便转向布莱希特及其朋友本雅明。他在本雅明的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者》（1934）看出独创性：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发展的辨证法运用于艺术，阐述作者【作为产品的生产者】之被雇佣性不仅体现于政治成见之直接表达，而且体现于对艺术形式上的运用特点，体现于将读者变成观众与共同创作者【《瓦尔特•本雅明，抑或走向革命的批评》（Water Benjiamin, or towanrds a Revolition Criticism,1981）；与此相关，伊格尔顿特别喜欢布莱希特作为新型戏剧的创建者，这种戏剧的基础----将现实作为那些有能力对现实加以改变的人们活动的结果来接受。对于伊格尔顿来说，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演出，作为创作模式的戏剧演出------是对本雅明的革命艺术理论的图解。伊格尔顿在布莱希特与本雅明那里找到一种对待作者的态度-----反浪漫主义的、下凡着陆的态度：视作者为生产者，类似于“社会需求的产品”之生产者。 “在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争论中，伊格尔顿偏向于布莱希特一边，指责卢卡契从历史上的那些文学形式之中炮制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偶像，而赞扬布莱希特扩大现实主义范围的努力，以期揭示社会的规律，揭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面具。处于伊格尔顿注意中心的，尤其在《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 ，1976），《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984），《意识形态与美学》 （The Ideology of Aesthetic ，1990），《意识形态：引论》（Ideology: An intruduction ，1993）这几部书里，乃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伊格尔顿接近L.阿尔都塞与P.马舍雷的观点：艺术被纳入意识形态系统，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而这就使我们得以去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作品----这是世界视像的一种形式，这一形式是由时代的“社会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思维方式（Mentalitat）”所决定的，主要的是要去理解作品与意识形态环境之间那些复杂的间接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环境不仅决定作品的题材，而且也决定作品的文体、节奏、形象-----形式。 “伊格尔顿将后现代主义生动地描述为1968年学生动乱之后的‘政治神经之强力的断裂’。以伊格尔顿之见，后现代主义之深刻的悲观主义（权力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真理不可认识，有可能的只是一些边缘性的政治活动）的源头，正是由那里而来；伊格尔顿将后现代主义评价为政治史的结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忧郁症的一种戏剧性的变体。后结构主义给自己确立的目标是去动摇、去破坏这种立基于大众消费并孕育出妥协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里，艺术家为市场而工作，艺术作品则首先是商品。艺术再也不‘反映’什么，这是因为仿佛不再有真理值得去反映了。现实主义被生活与艺术中的幻象主义而取代了。” Т.Н. 克拉萨夫钦科的结语是：“伊格尔顿以其甚为丰硕的著述（已著有20多部著作），加快了英国文学学的社会学化进程。在意识到自己的那些偏向“庸俗社会学”的前辈们的缺陷之际，伊格尔顿有时能成功地避免那些缺陷，而解读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个案’（T.C. 艾略特，W. B. 叶芝），但他本人也时常在‘庸俗社会学’、实证主义、解构主义的边界上保持平衡。” 我国学者马海良认为，总的来看，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是一种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范畴的“文化政治批评，其基本特征是：（１）坚持文学批评的文化大视野，认为文学是文化各层面交叉交织的过程，对文学作品的充分阐释必然将“文本外”的东西包括进来。（２）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因此“文化”不是一套超验的恒定的精神指标，也非后现代主义语言中可以任意漂浮的能指，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着的现实问题，是政治问题；文化范畴仍然是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消除问题的办法；文化政治批评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3）如果将文化视为精神性的或“情感结构”或意义象征系统或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它对文化的其他层面发生积极作用，是一种维持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表意“活动”，是一种执行或实现意志的“话语实践”。（４）“文化政治批评”的动机是改造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使人的所有潜能得到自由的发挥，这样的社会名曰社会主义社会。（5）因此，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文化政治批评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它在催生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6）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批评，由于明确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论的彻底开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话语形式和手段；这一立场似乎可以解释伊格尔顿理论的“班杂”和“多变”，他向包括资产阶级话语在内的一切表意系统吸收有益成份，也因此成就了他对包括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阻碍人类解放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猛烈批判。 马海良看出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著作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强烈的文化批判激情：伊格尔顿比任何文学理论家都注重文学文化的批评实践，所作的文学文本批评和解读异常丰富而且见识卓越，这一点使他可以成为西方文学研究者难得的文献资源；他始终坚守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始终坚持着对一切文化陋见和制度的批判态势，始终保持着一种悲悯激越的世俗的政治关怀，这一点使他始终不缺乏大批的同道者。 特里•伊格尔顿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与广泛的世界影响，堪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界的一个风云人物。特里•伊格尔顿本人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对象。还在上个世纪末，一部四百多页的《伊格尔顿读本》在英语世界就已经面世 。当代中国对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接受，已具有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特色。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性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当下的现实问题具有直接的参照与借鉴意义。然而，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譬如，《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批评的功能》（1984）、《意识形态：导论》（1991）、《后现代主义幻想》（1996）、《甜美的暴力：悲剧的观念》（2002）等等，尚未完整地译成中文并得到深入研究。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文学批评的功能、文学与意识形态之复杂的关联、文学的建构性、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文学生产、文本构成、文学话语与权力等重要问题上的深刻洞见，其思想价值是什么？伊格尔顿作为一位当代文学理论家之强烈的问题意识、实践意识与批评激情，其现实意义是什么的呢？这一切都有待我们下力气去勘探，去反思。为继续开采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有必要编选一部能体现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眼光的《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学读本》。 作者：周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