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仲伦(1931—2014)，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会员。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著有专著《中国翻译史话》，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2007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去年岁末，当臧仲伦84岁高龄离世后，《文艺报》刊发了消息，使得他在文坛有更大范围的知晓。其实，臧仲伦早已著作等身，不过行事低调，不求闻达而已。 出自曹公门下 臧仲伦一向以入名校、拜名师的资历自豪，并且成为名翻译家也志在必得。这是当年的老同学们对他的共同印象。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苏联文学翻译先驱曹靖华和我国第一部大型俄文辞书《俄汉大辞典》的主编刘泽荣。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故资深编辑蒋路曾赞誉两位俄罗斯文学泰斗：“当今好几位优秀的俄苏文学翻译家，都出自刘、曹二公门下。”臧仲伦1952年考入北大俄文系，学习优秀，两次跳级，只用了两年就完成大学学业，旋即保送入研究生班，又得到苏联专家的培养，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他立志“要当系主任曹先生一样的文学翻译家”。 但转折突发。他刚毕业留校就遭遇了1957年的政治运动，从此不能涉事教学和翻译。臧仲伦是具坚强个性的人，当资料员时也不放弃在语言和文学上磨砺自己，况且那一切都要悄悄进行，避人耳目。 20年光阴过去，新时期的宽松环境中，臧仲伦得以显示才干。1978年起，他在教学工作之余，接二连三发表翻译作品，译文甚至引起作家巴金的注意。不几年工夫，臧仲伦已经小有名气。除了许多零散的短篇和译文，1979年已有了第一批译著。1983年3月，他应邀参加全国青年译者论坛并发表演说，还去拜会了巴老。 臧仲伦对译作的投入一向专心致志。接连出版的译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系列作品《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等长篇小说，以及一些中短篇，如《穷人》《白夜》《小英雄》《伪君子及其崇拜者》。此外，臧仲伦还译有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的小说。特别是与巴金合译了赫尔岑《往事与随想》，30余年的译作总字数已超过1250万，足担得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臧仲伦善于向名家学习，他心目中的榜样有两位：曹靖华和巴金。 曹靖华早年就读于北大俄文系，北伐战争时充当国民军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大革命失败后为逃脱国民党白色恐怖而避难苏联9年。他长期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向国内输送革命火种。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文学译坛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臧仲伦主要向曹老学习两个方面：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他常拿曹老的译作与俄文原著对照着读，感受实例，体会曹老所说：“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文艺的再创造”，“许多死译文都是抱着词典照抄，硬搬而不加思索的结果”，在翻译中注意吃透原著和巧于表达。他遵循曹老教导，“中外文并举”，熟读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认真修炼中俄两种文字。 在翻译理论上，臧仲伦留意曹老的经验谈。曹老在1962年的公开讲座《有关文学翻译的几个问题》，是臧仲伦讲“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的指定读物，他说，从理论到实践，曹先生都让他终身获益。 出版《曹靖华译著文集》(全十一卷)时，曹老已过世，考虑到定版必须校阅，臧仲伦欣然应命，校阅先生的代表作《铁流》，按照文集的校译规则：只校检错译和漏译，不改原译的译文和风格。此举既预防因时代久远难免遗留的错误，又保持了原译的历史风貌。 幸得巴老提携 臧仲伦同巴金老人结缘于1978年，起因是讨论一本书的翻译。他写信向巴老请教，也曾登门拜望，后又来往通信，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持续不断，计臧致巴21封，巴返致臧21封。臧仲伦喜爱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因它是作者的长篇回忆录，对19世纪的俄国作了历史实录，对历史名人都有深刻的描绘和分析，不啻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本想日后把它翻译出来，后来得知巴老已把书里的一部分(第五卷之一)《家庭的戏剧》翻译出版，便借书来读。“读时，做了笔记，记下了许多精彩的译例，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似是误译，有的似乎欠妥”。从此开始通信，初次发信，臧仲伦心存不安，没想到巴老很快回信说明有的是误译，有的是所据英译本的错译，并表示重译时“一定参考您的意思修改译文”(1978.3.19巴金致臧仲伦信)。臧仲伦说，他为巴老的谦逊感动，决心学“巴老的人品、文品”。 他受巴老委托校读巴老所译原著的第一、二卷，“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对照原文，逐字逐句地校读”。巴老阅过校稿后表示满意，“您的意见很好。我这十几天在校改《往事……》，您的意见我已看到第六章，百分之九十我都采纳了……您的意见对我有很大的帮助”。(1978.7.30巴金给臧仲伦的信) 其中书名的译法则出自臧仲伦。《往事与随想》(Былое и думы)这一书名，过去有人译为《往事与回忆》，巴老曾译为《往事与沉思》《往事与深思》《往事与思想》。臧仲伦经过反复斟酌，认为均欠妥，“似与原著作者的本意不甚契合”，便提出“似译成‘随想’、‘随感’、‘杂感’更妥当些”。巴老经过慎重考虑，接受更改，回信道：“书名决定改为《往事与随想》，感谢您的提醒。我一直不满意‘思考’、‘沉思’、‘深思’这类的译法，而且也不满意赫尔岑在书中的一些议论，却始终没有想到改变书名。用‘随想’二字，适当得多。明明是随时的感想”(1978.9.2巴金致臧仲伦信)。后来，巴老在《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代跋》中还说：“……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因为这些，我衷心谢他。”(按，他指臧仲伦)。为此书译名，臧仲伦在晚年满怀成就感：“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微薄的贡献。……巴老的译文是不朽的，这书名也是不朽的，我也随之分享到一点小小的不朽。”(臧仲伦《往事与随想》，中译本代跋。2006.11.28) 何止书名，臧仲伦作为虔诚的合译者，其名声将随巴老连同《往事与随想》整部译作传诸永远。全书150余万字，共八卷，巴老译一、二卷经臧校译，其余六卷系臧仲伦译。中译本于2009年3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于2009年6月23日为新书举行首发式，成为北大俄文系史上的大事。臧仲伦在发言中满怀激情地说，译完此书是“完成了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正如先师曹靖华曾经得到鲁迅的提携一样，臧仲伦也受到巴金的提携，这可谓翻译家人生的大幸事。 乐为名著校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工程。不少名著译者已故，或所据分别为英、德、法、日文版转译，出版社需要从俄文原著校译重印，常约请臧仲伦做校译，但为保持原译前辈的翻译权，又不能署名校者。即使如此，臧仲伦也欣然从命。他把此项工作当作向前辈学习长处、提高技能的机会，总是认真校译，推敲字句，精雕细琢，以有利于原译作形象的完整。他为之校译过的七位名家译作是早已流传的名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十余种，总字数在250万左右。这也算是作为“无名英雄”的一大成绩。 关于校译不署名，臧仲伦起初不是没有犹豫，但想到这么多世界文学名著能够经他所校的名家译本进入中国读者的眼界，为我国新文学发展和建设作贡献，意义重大，他也就释然。于此足见臧仲伦之精神境界，他接受采访时说要看大前景，这样不仅促进翻译事业发展，利于整体，个人也达到“译作等身”。 经过多年的坚持和努力，臧仲伦的文学译作也达到上乘质量，既准确把握原著内容、精神和风格，又体现汉语的深邃博大，很具审美价值。 臧仲伦以文学翻译成名，但不局限于翻译，而是放开眼界，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发展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着眼，认识翻译文学的意义，并且加以宣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臧仲伦在担任民革北大支部副主委以及被推选为民革北京市市委委员期间，虽然自身翻译任务繁忙，仍旧发挥自己所长，应邀(或组团)到各地讲学，在1998年4月，远赴台北参加“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并作学术报告。他反复讲到的，就是文学翻译对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培养文学翻译人才的途径和重要性。总之，把一生活动都与文学翻译结合，正是他的杰出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