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他的思绪在嘈杂的城市上空展开，并向日益被蚕食的农村延伸，它们跨越洲际疆域，投入逝去的时空，亦转向无限的未来… … 现代性是近几年学术界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我国学者关心这一问题，是因为它与我国的现代性前途密切相关，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主要是人性堕落问题、贫富不均问题、官员和社会腐败现象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问题。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早于我们。他们大约在30年前就发现现代性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包括吸纳东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些思想资源。西方学者中还有两种明显的态度，一是为现代性辩护，把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后发展国家自身，对人性堕落问题则避而不谈，一是主张回归原始那个没有现代性弊病的社会。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们的认识还很不统一，经常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和现代派等概念混用。自90年代起，人们的认识逐渐统一，认识到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其实是反现代性的。 笔者之所以关注现代性的研究，首先是因为我关心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期望通过对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研究，为祖国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一些教训，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思。其次，笔者一向以为，诗学与思想史犹如硬币的两面，它们中一些基本精神和内容在很多时候是并行发展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parallélisme。虽然笔者不是专治思想史的，但如果像朱熹说的那样，有诚敬精神，仍然可以提出一些见解来的。现代性关乎我们甚至全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一个“入世”思想较深的学者岂能置之度外，单纯做象牙塔以内的学问呢？笔者亦可借此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把自己多年在思想史领域的阅读总结一番，一方面围绕现代性这个具体课题，搞清其来龙去脉，总结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思想史和社会实践史，摸索出其成功或失败的根由，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个人的一些粗浅见解。单就文学理论而言，如果不涉猎思想史，特别是哲学思想，我们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很可能是浮浅的，有时甚至是不明确的。例如法国新小说派的理论家兼实践家阿兰·罗伯-葛里耶（Alain Robe-Grillet）多次论述时间以期革新小说中的时间，他的论述归根结蒂还是一个小说创作家的论述，因为他对西方思想史上一些大家先后对时间的论述并未进行过深入研究，一些研究论文在把小说家罗伯-葛里耶的时间观与若干哲学家的时间观进行比较时，由于对后者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所提论点有可能贻笑大方或误导读者。 笔者的研究共分五个部分。其写作顺序如下：第五部分“走向新现代性”除第13节“对‘后现代’问题的再思考”外，其余文字和第二部分第1节“思考的开端：笛卡尔哲学与中国心学”以及第二部分第二章“理与理性和理念辨异”最先完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笔者早就关注着现代性建设这个问题，即使未专门研究前，已经提出了一些见解。其二，说明笔者先前已有相当的积累。然后写作第二和第三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写作，笔者从法国当代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的《现代性批判》（Critique de la modernité, 1992）一书获得了一些思路，接受了他的一些思想，也拒绝了他的另一些思想。阿兰·图雷纳在社会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另有所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他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总结。于是本课题研究的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重新组织，梳理出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基本价值，名曰“现代性的辉煌”。第三部分亦通过经典作家的阅读，重新组织，梳理出现代性危机表现的主要方面，逻辑性地名曰“现代性的危机”。虽然主要依凭经典文献并参照中西方重要学者的分析，但读者仍能从中看出笔者的思想倾向，否则我也不会梳理出这样来龙去脉的线索来。这两部分的写作，第三部分的章节大多早于第二部分而完成，说明笔者对第三部分的体验更多一些。在这两部分写作的过程中，我愈来愈感到西方的前现代性文明对现代性的影响，即现代性危机与先前的文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于是我想到了几年前阅读过的法国当代政治思想史家菲利普·内莫（Philippe Nemo）《何谓西方？》（Qu’est-ce que l’Occident？Paris, PUF，2004）一书。当时阅读此书更多地是想准确把握西方的实质，但比较失望，因为内莫对西方文明持全盘肯定和完全颂扬的态度，我于是放弃了翻译此书的念头。现在通过细读此书，论述内莫保持缄默的思想内容，从这个方面分析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史或文明史根源，作为本课题研究的第一部分，分析和认识都来自我自己。笔者对内莫的思路和观点介绍得比较详细，在于让读者分辨，我的反驳意见或批评意见是否真有道理。另外，我把这一部分作为本课题研究的第一部分，而不是作为通常超脱正式内容或立于正式内容之上论述一些理论原则之类东西的绪论。该绪论扎扎实实构成笔者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第四部分曰“思想史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是从思想史的角度阅读文学理论，我们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新的理解。 第五部分“走向新现代性”是笔者对未来走向的回答，涉及不少重要内容。《感知现象学与感物说》一节涉及中国学术内容的，主要是挖掘了《易经》的感物思想。此前我国的易学学者和陈良运先生都关注《易经》“咸卦”的感应思想，笔者则挖掘了该卦的感物思想。笔者以为，感物是感应的前提和结晶，把感物思想由汉代成书的《礼记·乐记》和魏晋时期的《诗品序》和《文心雕龙》提前到《易经》，加上《易经》的核心思想“易”，由此明确了《易经》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作为中国不同于西方先验形而上学宇宙观传统的辩证唯物论传统的根基，中国自先秦起即张扬的天人一体的哲学根基即存在于此。本节同时对西方当代的感知现象学做了一些研究。《理与理性和理念辨异》原来也放在这一部分，主要从思想内涵上分析中西方这三个概念的不同。一元论与二元论一向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二元统一说》上下篇提出了一种哲学命题，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和人性和谐的哲学基础，这一思想是从《易经》中获得启发的。这两节还分析了中西方一系列思想运动的一元或二元属性。《关于文学艺术性质的新思考》把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和最终目的确定为“锻炼健康人性”，使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升了一大步。《朗松的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与当下性》意在倡导经典性，朗松的研究已经成为经典研究和经典教学的一种标志。《从对话原则引出的双重推论》从20世纪初出现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阐释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对话思想或对话现象的例子，做出这样的推论，一.对话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对话的真谛即泛对话，并提出了巴赫金通过什佩特而受胡塞尔影响的问题。《列维-斯特劳斯的全人类视野及对话和颠覆思想》实际上倡导一种全人类视野，建议中西方的思想家们在有关人类生存和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上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笔者在1998年第一部诗学译著的译者序里即强调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跨文化对话是当代哲学的重要命题》把这种对话上升为重要的哲学命题。《阿伦特的政治人类学：回到前哲学的政治》重新肯定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议人们从西方雅典城邦的制度中，也从中国尧舜禹时代学习民主政治、公平公正的理念和实践。《一切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论述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价值。《对共产主义的新理解》一方面试图通过文本的阅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的思想，扭转学术界过去对共产主义的两种错误理解，并根据马克思之后160年的社会实践提出一些新的理解。《读<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兼及几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对“后现代”问题的再思考》介绍了笔者对这个问题和相关问题的一系列认识，与学界共商。笔者总体上认为，全球国家都将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民，他们都要求公平正义，都为此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也是笔者学习的一个过程，使笔者弄懂了很多问题。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必然要借鉴众多专门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涉猎面很广。笔者对所借鉴之处都一一做了说明。笔者一边梳理自然也一边融入自己的思考，比较集中的阶段性思考在《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现代主义者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现代性瓦解的阶段》和《反现代性的当代文化诉求》等章节中体现得更多一些。如上所述，第五部分更集中一些。相信读者们阅读拙著时一定能感受到笔者的思想脉动。 本研究自然是有针对性的。我的针对性主要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现代性发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一些现象与西方类似，人们或可从我们对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总结中获得一些启示。由于笔者从来不曾在经济领域或社会领域从事过管理工作，也未围绕该课题进行过专门的针对性调查工作，所以不能很具体地奢谈与国内问题的对接点。我们更多地还是务虚。但是有一点我们心里是很明确的，即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否则会引发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开放性的结束语》是笔者全部研究之后总的思考。这里有对启蒙理性的学理和实践的理解，有对西方现代性发生危机的个人看法，并提出以“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去蔽的仁政和去蔽的理性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接，作为新现代性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意见。笔者还提出了“人之初，性本中”的思想和中庸可能是引导人类走出极端行为极端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结束语》最后列举了人类在人口、资源、战争、生产和发展方式以及科学技术之功能等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些将成为笔者以后一个研究课题“理想的人类”的重要话题。 我有中外文几套哲学史著作，但我引用最多的是中国学者，一是为了更多地把中国学者的观点推向世界，也便于国内读者查阅。2010年10月，我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外国文论与诗学研讨会简要介绍了《现代性危机的文明史根源》前两小节笔者的不同意见，复旦大学外语学院褚孝泉教授对我说，你的发言很有气势，可以写到100万字。我还是选择了校友栾栋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意见，把拙著写得简约些。如上所述，把另一些话题留给以后的另一个课题。 对于目前倍受大家关注的现代性研究，笔者的思考无疑还是粗浅的，诚恳欢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亦盼望有这方面研究的大作问世。 开放性的结束语 从我们的粗略回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现代性包括理性、自然法、个人主义、进步论和工具理性等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在人类的发展中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们自身也都蕴涵着导致现代性失败的因素。简言之，启蒙理性的观念自身包含着导致现代性失败的元素。 例如理性概念。尽管第二部分第一章第1节对理性做了许多正面的界定，但其实质，从人的行为和思维角度讲，可以理解为以人的逻辑规律为准则；从人以外的自然世界和社会行为角度讲，则可以理解为以演绎逻辑为准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理性。这即是说，理性其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ambiguïté）的朦胧概念，人类行为和思维范畴的理性可以向着人性的善的和恶的两个逻辑方向发展，这即是说，西方人也可以为自己的恶的行为寻找理性方面的论据，如剥削他人，如掠夺他人财富，如经济扩张和军事扩张，如过度榨取自然资源等一切后来实际上司空见惯的行为。笛卡尔从“我思”建立起来的理性是主观理性。然而西方人建立理性社会的观念和尝试导致了一系列危机。首先因为用物质自我理性管理自行其道代替人类主动治理的思想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现代主义者理想的用理性选择来治理的透明社会实际上充满着权力运作和冲突；而现代化愈来愈显示其非内生化、愈来愈由国家愿望和革命行为所操控的实质。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如果说工业社会的诞生标志着前者的胜利，那么19世纪的民族国家则是民族现代化的武装到牙齿的骑士。这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产生了鸿沟，这种鸿沟导致了理性现代社会梦想的破灭。 又比如自然法概念。以“顺应逻辑顺其自然”为准则的自然法从根本上是顺应人性的发展逻辑的。这就是说，它与上述理性概念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模糊概念。自然法完全可以为恶的行为立法和正名。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9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本来是商业侵略加军事侵略，是对东方国家财富赤裸裸的掠夺。但由于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复式记账法，于是很多西方学者便把十字军东征视为一场理性运动。20世纪被压迫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运动以前，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行为一直被它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例如霍布斯的思维逻辑：人生在世首先要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灭他者。 又如个人主义。争取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正确的，但西方启蒙理性的危机与个人主义的强势发展和过分发展有很大关系，而西方现代性所张扬的个人主义的渊源是多重的。最早的源泉大概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学术习惯对人们思维模式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学术问题时几乎都是从具体的个性问题谈起。第二个重要来源大概应该是笛卡尔的影响。笛卡尔在与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和古希腊柏拉图传统的先验形而上学决裂时，过于张扬了个人的重要性，这种张扬既有当时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但也为后来埋下了隐患。第三个来源，按照韦伯的说法，应该是加尔文新教改革在民间的广泛影响。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影响大概是又一重要的思想根源。从《绪论》到现在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至少还有如下这些途径都是西方现代性之个人主义的重要源泉：古罗马的私法，洛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个人主义的众多源泉为后来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行为正名，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完全挤压普遍意志、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的社会行为程度，就是不难想象的了。 又如工具理性概念。工具理性是从客观理性演绎而出的。自然界的客观理性蕴育出19世纪西方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工具理性亦即科学和技术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进军大自然、操控大自然，服务于各种利益，包括军事利益。于是在19和20两个世纪里，捍卫人权与工具理性两个原则的分离愈演愈烈，工具理性建构的技术世界越强大，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对人权的呼吁便愈益使人们失去对工具理性的信任。被进步观念引导着前行的人类反问自己是否失去了灵魂，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是否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现代性的特点是，由理性所发现之规律支配的自然界与主体世界的分离愈来愈严重。关于善的任何超验定义都已消失，让位于每个人的自由权和责任权。西方的现代观就愈来愈排斥主体性。这种现代观的主要思想是通过科技理性的胜利，或通过社会理性的胜利，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愿望，把社会行动者等同于他的产品，因此它首先肯定了主体性的死亡。从16世纪直到今天的西方主流思想被物质主义所统治。我们这里所说的主体性是指人或人类对自己社会定位的正确的清醒的认识及其正确的世界观。导致这种主体性死亡的另一原因就是拜金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与主体性本应该是统一的，具有主体性世界观和人为观以及人性观的人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自由，真正意识到自由之正面价值的人也才能领会什么是主体性责任。我们在前边的回顾和分析中看到，过多的渠道张扬不准确的个人主义，从而导致主体性的死亡。 启蒙运动经历了从基督教的主体思想向人的主体思想的过渡。笛卡尔甚至开启了“我思故我在”的主观理性时代。19世纪充塞着多种主体思想，然而，笔者以为，西方现代性的不成功和危机恰恰在于缺乏一个正确的能够洞察并指示世界正确发展方向的主体思想。这些思想自然应该来自思想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充分讨论、准确把握和真知灼见。所谓自由权和责任权以及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正确主体性的缺失等，这些基本价值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方现代性的危机。 我们并不否定个人的自由和民主，恰恰相反，认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保障个人自由和发扬民主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认为，全人类主义、爱国主义与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应该是统一的关系。以前我们在这些方面往往有误区和禁区。谈全人类主义似乎就是否定爱国主义。谈个人自由和民主，似乎就是张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其实，如上所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方面，在保障全人类的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恐怖主义等关乎全人类生存及其安全等共性问题上，我们应该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违背这些共同利益的行为，单纯从本国利益出发而不惜损害全人类利益的行为，不是爱国主义，它们或者是大国沙文主义，或者是狭隘民族主义。那些为了本民族利益不惜向临近民族宣战的行为，以邻为壑的行为，根本不是爱国主义，只能加剧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全人类的和平和安全。当个人利益与国家或民族的正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公民自然应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反过来，国家应当积极保护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弘扬公民的民主权利，重视民生，这样两者之间才能发展出互相促进的良性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如邻里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光要和平共处，还要互相帮助。这样才能赢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和友谊，才有可能成就全世界的和谐局面。中国对中印关系的处理就是一个范例。中国和印度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我们要在共同发展中取得造福于两国人民和造福于世界人民的效果。 对现代性发展的回顾和分析还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资本主义阶段并非人类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从文明的积淀情况看，它更多地是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西方文明强加给全人类的。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至今仍抵制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事实即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清明上河图”时期也有作坊，也有市场，而且市场上的交易很兴旺，但交易的目的是互通有无，而不是赚钱。资本主义开辟了一个追求利润追求剩余价值的发展模式，从此改变了人类淳朴的一面。 对现代性发展的回顾和分析还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具体思想，即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千万要让农民保留一点土地。英国资本主义发端时的圈地运动开了一个坏头，由此产生了农民丧失全部土地、被迫进城、后来才有可能出现赤贫无产阶级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现象之一。也是西方现代性必然走上现在这种模式以及西方现代性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现代性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学术界现在最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是社会和谐和世界和谐。三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一体”（朱熹更主张用“天人一体”的说法，以为“天人合一”仍然是二）的世界观和仁政的世界观兼政治思想将对新现代性的建设发挥至关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中，“天人一体”与仁自宋代理学起趋于成熟，成为统一的思想，它们是互相包含的，即“天人一体”中包含着仁，而仁说也包含着“天人一体”。两者都既是宇宙观，也是政治思想、人性观和伦理观。为了更明确起见，我们把“天人一体”视为宇宙观，而把仁视为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世界观是一种先进的世界观。西方文明中似乎没有这种世界观。西方传统的主流世界观几乎都是先验形而上学的。但是我们承认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的生态意识比我们强，它们在环保方面比我们早走了几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人与自然的和谐直接关乎人类的生存问题。最近菲律宾考古学家发掘出6.7万年前的人骨，[1]还有以前的类似发掘，加上现在知道但无法解释的人类远古文明残留的十余处特别现象，增加了现有文明以前可能存在过其他人类文明之推测的可能性，说明以前的人类文明也可能像玛雅文明那样灭绝过。这种情势更加说明，“天人合一”、“天人一体”是一种正确的宇宙观，也是指导新现代性建设的一种正确的哲学基础。 尽管我们批判工具理性，但我们也需承认，彩色超生波、CT、彩电、电冰箱和电脑的普及，说明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福祉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政治思想方面，去蔽的仁政与去蔽的理性互相补充并互相制约将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批判不仁的资本主义、主张建立理想社会的思想与仁是统一的。从这个角度讲，从重新认识古今思想的角度讲，仁政与理性的互补和互相制约似可看作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具体内容之一，或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创新时吸纳古代思想资源之体现。以“天人一体”为宇宙观、仁政与理性相结合作为政治思想是正确主体性的体现。这样的宇宙观和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接，既可以指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可以达致社会和谐和世界和谐。“天人合一”与仁政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常常被歪曲或异化，所谓“假仁假义”即是这种现象的概括。社会和谐的根本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避免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而世界和谐的关键则是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政策。 笔者在本研究的绪论部分和《理与理性和理念辨异》一节分别介绍过“天人合一”和“仁”的基本思想。这里极有必要再概述仁政的主要理念，以保证我们对“仁”的准确把握。中国的儒学研究对“仁”有大量的论述。陈荣捷先生在《仁的概念之开展与欧美之诠释》一文中详细总结了“仁”的概念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学者们之间的一些差异，主要突出了七方面的内容： 孔子认为，仁乃诸德之全，不只是诸德之一。 以爱言仁，孔子倡之，不特儒家和之，即墨家、道家、法家亦和之。然墨家之爱为兼爱，儒家之爱有差等。孟子总结为“仁者爱人”。 秦灭之后，墨学虽沉，然佛教入华，大倡其普济众生、一视同仁之论。至唐代而大盛。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老，则入于佛。一代大儒韩愈乃起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大呼曰“博爱之谓仁”。论者或谓博爱即墨家之兼爱与佛家之慈善普度。其实博爱一词首见于《国语·周语下》注。《孝经》亦用之。复见于徐幹《中论·智行》。 仁即性即理与理一分殊。孟子、韩子之所以仁义并举，正在表示仁之普达于人类之全体，而同时又有特殊人伦个别情境之实施。汉后大概以仁为性，爱为情。韩愈《原性》亦以仁为性，以爱为情。至宋儒谓性即理。于是仁、性、理三者统一。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宋代张载在《西铭》中为仁建立了最宏阔牢靠的哲学基础。《中庸》为仁建立的哲学基础是“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显然，张载的视野是一大发展。此说为后世学者所继承。 仁与生生。生生之理在中国哲学中渊源甚远。《易经·系词下》（战国时期的《易传》）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程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外书》三） 至于仁何以能生，则朱熹的仁说给予答案。朱熹谓“仁者，爱之理，心之德”（《论语集注》一）。这是一个深刻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不能简单地从字面去理解，将其理解为道德概念。[2] 这七个方面合起来，说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说是一个很成熟的思想体系。 先前的《易》学研究多挖掘“咸”卦（“咸”即“感”）感应的一面。笔者在2004年前后的诗学研究中偏重于挖掘“咸”一词“感物”的一面。于是在2007年的文章中把“感物”和“易”合起来概括为《易经》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出自“感物”，而“仁政”思想里包含了道家从《易经》里继承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笔者在本研究中提出以“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去蔽的仁政和去蔽的理性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接，作为新现代性建设的指导思想，就第一层关系而言，实际上还是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因为理性的最终根基还是先验形而上学。不过我们可以宽容其先验形而上学的一面，而取其实用的一面。如果看到仁政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对接的一面，则以“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去蔽的仁政与去蔽的理性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作为新现代性建设的指导思想，又体现了中西结合和古今结合的思路。 中国学术界曾有学者提出以孔子的思想引领21世界的未来，笔者在本研究的两处提出了不同意见。笔者以为孔子的专制思想和等级制思想是很落后的。我们不应把仁政完全等同于孔子的思想。身处乱世的孔子提出上述两种思想乃不得已而为之，且这两种思想有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强化并异化的可能。孔子本人著名的“有教无类”思想和“己欲立而立人”、人我兼全的思想即体现了相当的平等思想和民主思想。又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向被诟病，视为孔子的愚民政策。《论语》对此语并无解释。宋以前的学人都沿用何晏的解释。何晏注云：“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至宋代程颐乃持异说。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圣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圣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程颐《经说》所云“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亦是此意。朱熹的解释又进了一步。《论语集注》注此句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朱子复于《论语或问》详释之曰“理之所当然者”，所谓“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圣人之为礼乐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者，则莫不原于天命之性，虽学者有未易得闻者，而况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盖不能使知之，非不使之知也。[3]程朱的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很可能恢复了孔子那句话的本义。 孟子在《尽心下》十四篇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发挥了儒家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梁惠王下》篇七有如下记载：王曰：“君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如此强有力地主张人民对国家的重要性。孟子的《滕文公上》篇三和《万章上》篇五等都表述了类似的思想。而《告子上》七、《滕文公上》一和《离娄下》二八、和三二等篇都阐述了孟子的平等思想。 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的齐物论则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述了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笔者以为，宋儒张载、程颢等理学家提出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宇宙观与政治思想合而为一的思想对仁政作了发挥和总结，完善了中国古代的民主和平等思想。至明代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表述得最为充分。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明明德者，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所谓亲民，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谓。以至不特亲吾之父兄以及天下人之父兄而为一体，而且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这是理学家天人合一和仁政的正传。这个思想包含一元论的宇宙观、亲民和平等的政治思想以及生态平衡和谐的思想。基于上述思路，笔者提出以“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去蔽的仁政与去蔽的理性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作为新现代性建设指导思想的一部分。 新现代性建设要特别关注民生。我们从下面的挑战中可以看出，现在人类的生存条件其实很脆弱。第三要关注德育建设，即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西方的现代性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现代性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大进步，但经济的发展往往以精神的滑坡或堕落为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几辈人才能得以恢复。关注民生和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仁政应有的内容。 精神的滑坡或堕落是人性范畴的现象。中西方都存在“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两种观点。但笔者认为，更科学的说法应该是“人之初，性本中”。“人之初，性本中”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对人性形成的根本性的影响。而后天的环境影响并不否定内因是决定因素的基本观念。 人类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2010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中国新闻栏目报告了这样一条消息：某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经过研究后预测，2050年，由于土地资源的匮乏，人类将食用人造肉，届时人造肉的产量预计可供全球90亿人口的需要。[4]笔者以为，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消息。其可怕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到2050年，人类将不得不主要食用人造肉。这预示着人将完全脱离自然世界的形态，而进入一种完全人为的世界，通过人为制造为自己解决一切吃喝拉撒的基本问题，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的基本生活和生命形态将发生变化，这种情景是很恐怖的。二是世界人口40年后有可能增长到近90亿的天文数字。如今60多亿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人类在应对频频发生的生态问题时已经捉襟见肘。就2010年春夏之交以来地球的释放情况来看，人类已经面临着极大的应对困难和对未来生存的挑战。先是冰岛的火山喷发，烟尘吹遍欧洲若干个邻国，影响全球数千架次飞机的正常飞行，数万名乘客因此而被困途中。中国青海玉树发生7级以上的强地震。甘肃舟曲、云南怒江领域等地突发特大洪水和泥石流，四川发生泥石流达70余处。巴基斯坦发生80年以来的最大洪灾，600余万人无家可归，占全国居民人数的九分之一；近日巴基斯坦南部数省也发生暴雨造成的洪灾。俄罗斯因气候连续干热而引发火灾，过火面积高达数百万公顷，拉美的玻璃维亚的火灾面积也超过了150万公顷，完全超过了该国的应对能力，等等。如今60多亿人口，人们的出行已经十分困难，上下班堵车和人流拥挤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普通老百姓对房价居高不下怨气甚大，再增加30亿人口，他们住在哪儿？笔者以为，人类不仅不能让人口如此增长，反之，还应该凭着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在数百年内，完全依靠自觉自愿的节育意识和行为，把世界人口总量降下来，降至地球可以承受且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人类总体生存质量的程度，例如50亿以下。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应该讨论全球的节育问题。联合国应该推动各国的节育工作。在本世纪人类面临生存瓶颈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中国应采纳中性的人口政策，即继续坚持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国策，注意保持劳动人口的活力，并为未来严重老龄社会预留充裕的社会保障资金。从人口总量继续上升的局势看，保持劳动人口活力将不会有什么问题。而20至30年后，中国将出现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的形态，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那时候将会有极大的社会压力。根据中国社会人员素质和官员素质的实际情况，当前又要特别注意官商合谋，借老龄社会设施的建设为名，侵吞国有资产和毁坏土地资源。 人类还面临着资源短缺甚至有些资源枯竭的问题。石油资源是现代性发展中最重要的能源资源，但是过去三百多年人类用尽了地球数百万年积累的石油资源。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的石油资源还可以用25年，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还可以使用80年。科学界找到的几种替代能源似乎还不能完全代替石油的地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质是，在稳妥的基础上，以比较适中可行的速度发展；低于这个速度，可能会引发供给不足和就业困难等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高于这个速度则会产生寅吃卯粮损害子孙后代利益的事情。比较合适的速度可以拉动世界经济，而过高的发展速度则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并且以邻为壑，影响世界和谐；这个速度自身也是不可靠的。从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经验看，我们稳定在9%的增长律似乎比较合适。 近日某超级大国刚刚公布了下年度将继续大量投放货币迫使其货币贬值的财政金融计划，听后颇令人生气。这是一个缺乏诚信、不负责任、不敢承诺的决定和国度。当它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约请全世界国家为其解困，20国会议就开了好几次。它刚刚缓过气来，就以邻为壑，让大家继续为其埋单。过去20多年里，欧洲的很多出轨行为实际上都是受它诱惑的。它真的缺乏一个大国对世界的负责精神。 人类的战争史从二千多年前的氏族之争部落之争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国与国之间的核威胁和高科技战争。资本主义恶性竞争使20世纪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深刻地教育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人士。但局部战争仍然不断发生。近几十年来，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断上升。一方面资源枯竭，一方面又不惜血本地投入战争或应对战争。这说明，两千多年来，人类在战争的认识和制约方面，没有大的进步。《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战争论》作为把玩或用于其他领域的智慧，尚可继续欣赏；若作为战争教科书，似可休矣。人类要真诚地下决心，从自相残杀中走出来。不但要裁减战略武器，还要裁减常规武器。要把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点，确保人类的和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呼唤具有睿智的政治家，以妥协和让步求得两个民族的永久和平。现在这种以暴制暴的对策只能导致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愈来愈升级，陷入永无宁日的局面。 笔者以为，最终引导人类走出极端思想如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如以暴制暴的极端行为、如人性的滑坡和堕落的，可能还要依靠中庸思想。中庸一方面意味着准确达致真实和真理，一方面意味着中和平和的非极端态度。就其前者而言，中庸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性观是相通的；就其后者而言，中庸与人类和平世界和平个人平和的思想相一致。为了达致中庸，人类也要进行一定的斗争，但这种斗争思想绝不能成为极端行为和战争行为的论据，否则即是对中庸的取消，亦即对真实和真理的取消，对和平的取消。 笔者赞成叶舒宪先生的意见，即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模式总结出来的，里边的不少定理和观点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鼓励人们的投机心理，在导致人的精神滑坡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予以批判。笔者在本研究第五部分第5节《关于文学艺术性质的新思考》里列举了几项。这里自然无法深入。关于人类面临的种种挑战和相应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取向分析，我们将在“理想的人类”课题里展开。 还有一个关系需要说明。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5]邓小平将其发挥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但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不否定学术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即不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作用的双重性。关键在于人类要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科学发展的思想是一致的。对于科学能否应对并解决人类因人口暴长、资源枯竭而导致的生存危机，我们抱有相当乐观的希望，但现在还无法断言。我们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真诚地从自身做起，真诚地重视这些挑战，真诚地团结起来，力争科学技术达到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和造福全人类的效果。这即是说，光有科学技术还不行，首先要有良好的愿望和正确的态度。 有学者以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依然是帝国主义时代。笔者则以为这个看法落后于实际。我们学习领袖人物主要是学习他们把握世界形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后提出这个论断时世界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1957年，当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以比喻的语言说，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时的世界已处于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不相上下的状态。1975年，当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论述。今天当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五大新兴经济实体崛起、美国和欧盟力量下降、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意识到发展自己经济的重要性时，我们以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依然有效，这个世界或者也可以称作多元共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发展国与国之间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避免世界战争的一种智慧选择。 最后，笔者极力向大家推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霍克海默是一个冷眼审视现代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深刻和敏锐可能超过了巴赫金。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史忠义 [1] 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5日第1版。 [2] 详解请参阅本著作第五部分第3节“关于一二元统一说（续）”。 [3] 见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第43页。 [4] 笔者现在已经有了文字证据：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潘文石认为，未来不到100年的时间内，人类正在穿越生存瓶颈。潘文石给出的几个具体数字是：1900年的世界人口是12亿，1999年发展到62亿；按现在的增长率，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44亿；如果生育率下降到2.1或更低些，2050年的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89亿。见《文摘报》2010年12月16日第6版。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4卷，第197-198页。参阅第二部分第三章第1节《19世纪的历史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