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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一路走来，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许多规律值得探寻。但是，随着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西方对他者，尤其是对其经典的新一轮洗牌在近半个世纪达到峰值。其中牵涉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推崇的作家作品，同时也影响了近30年我国的文学史写作和经典界定、大众阅读。 从启蒙思想家说起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对近现代西方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启蒙思想家几可谓近现代法国作为大国崛起时国家意识的主要奠基者。关于伏尔泰，我们固然已经比较了解，但具体到伏氏的《中国孤儿》（1755）何以改变《赵氏孤儿》的价值取向，我们仍缺乏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一班启蒙思想家建构现代国家的强烈诉求。关于这一点，汤因比等诸多历史学家有过间接论述，认为18世纪以降，欧洲的知识精英普遍开始思考建立现代国家的途径或方法。法国的启蒙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等等，本质上都是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一次次自觉的思想运动。而伏尔泰从《赵氏孤儿》所拿去的恰恰是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孤儿》直接攫取了《赵氏孤儿》的主要情节，却改变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这一改变集中体现了伏氏的“拿去主义”思想。 与之稍有区别的是卢梭。卢梭固然同样重视中国文化，但他同时看到了它的某些不足，譬如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垄断。他认为这些并不适用于构建现代国家的文化启蒙。同样，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借“波斯人”一只眼看法国封建社会的凋败淫乱，堪称一绝。而狄德罗在《修女》中不仅对封建“神道”的鞭笞入木三分，并且呼应了卢梭基于社会契约的“真正的法律”。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肯定和褒奖狄德罗（《拉摩的侄儿》），则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到了其中的辩证法（从主人公的矛盾性格昭示法兰西社会的尖锐矛盾）。但总体说来，法国启蒙作家的基本艺术指向，都建立在构筑现代国家，说穿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怀想当中。 被忽略的巴尔扎克 随着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很快被现实所粉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将矛头指向了国家（具体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巴尔扎克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近一个时期，我国几乎已经没有人潜心研究巴尔扎克。曾几何时，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他却是现实主义的典范。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这时，资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事物的基本属性以及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历史趋势。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批评这位工人作家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是就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所言的。恩格斯同时指出，“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那便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所说的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人民群众”。较之法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确代表了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保证。 诚然，这里更须强调的是恩格斯对左拉的臧否。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这一评价甚至可以说是对左拉的否定。显然，这一评价的基础是典型论。而20世纪，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典型论乃至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所淹没。在这些主义当中，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受到青睐。我们暂且不必否定自然主义的历史功绩，也不必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某些亲缘关系多费周章，但有一点是需要说明并相对确定的，那便是现代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及至后现代无主流、无中心、无标准（我称之为“三无主义”）的来临。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被排斥的托尔斯泰 和巴尔扎克一样，列夫·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其中的原因，除了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恐怕还有我们的自我放逐和盲目与西方趋同。 且说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褒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特点。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国农民的矛盾。由此，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诚然，我要说的不仅仅是列宁和托尔斯泰，而是与之关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后者，20世纪上中叶至今，西方和俄苏已有许多讨论。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巴赫金的品评，诸如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走红自然要归功于形式主义和整个后现代时期学术界对国家意识或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强调。不过，即或有人因某种无知或逆反而忽视列宁，至少不会忘记弗洛伊德吧？后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固有他一贯的偏颇之处，却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真诚。弗洛伊德在匆匆褒奖了陀氏作品之后，就单刀直入、分析其人格问题了。他说：“由于作家选择的素材中残暴、凶杀、自私的人物比其他所有的人物都突出，这表明他内心深处是喜欢那种生活的，再说他自己的生活中也确有一些是这样的，如嗜赌，也许还奸污过一名幼女（坦白）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种极为强烈的破坏性本能，这本来很容易使他成为罪犯的，但在他的生活中这种破坏性本能却主要（没有向外，而是向内）针对自己本人，因而表现为受虐型和罪孽感。但是他身上总还残留着相当多的虐待狂的特征，这表现在易冲动，爱折磨人，毫不宽容——即使对他所爱的——并且表现在作为作者对待读者的态度上。”对此，我们姑妄听之。但是，我们不能不由此联想到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那一班经典作家，他们大多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即为大我、为俄国的命运废寝忘食。而陀氏却是个偏执的宗教狂。 文化消费主义之祸 我的问题是：启蒙作家暂且不论（因为他们主要不是文学家），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缘何逐渐淡出我国（如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视阈，而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陀氏，又缘何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几乎独占鳌头、成了西方和我国批评界的宠儿呢？人们固然假借巴赫金和种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名给出了许多理由，但我想强调的是，这或许与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淡化”、大众文化或消费主义兴起、“世界文学”或世界主义抬头等不无关系。 第一点无须赘述，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意识的“淡化”，尽管这个“淡化”是要加引号的（首先，实质也好，表象也罢，跨国公司四海为家极易模糊国家观念；其次，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也即美国化，而白宫主人们张口闭口的“美国利益”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这是钱币的两面）。 第二点，倒是可以多说几句。首先，从学理上说，西方知识界讨论“消费文化”或“大众文化”久矣。其次，当今美国式消费主义正是基于“大众文化”的一种创造，其所蕴含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不言自明。而好莱坞无疑是美国文化的最佳例证。早在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标志，就已成为美国高层的共识。其中的国家意识显而易见。 第三点指向两个完全不同的向度，一个是歌德在看到《玉娇李》等东方文学作品之后所率先呼唤的“世界文学”。尽管开始应者寥寥，但近来却大有泛滥之势。这多少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之后，文学是如何率先伸出全球化或世界主义触角的。遗憾的是资本的性质没有也不会改变。除了善意地相信其中的理想主义倾向或许多少蕴含着某种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征兆，当前学术界的所谓“世界文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阶级和国家理念的“世界的文学”言说可谓南辕北辙。简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是建立在对资本从地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批判性、否定性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它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形态）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如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 反过来说，柬埔寨有文学，老挝有文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所有国家皆有文学，尽管人们知之甚少。但这些国家的经典是否同样可以进入“世界文学经典”之列？《红楼梦》等中国文学经典又有多少是西方主流文坛认可的“世界经典”？或者，多少西方读者通读过《红楼梦》？我们自己还有多少孩子在读《红楼梦》？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理想主义、世界主义和后人道主义固然可爱，但并不都切合实际。 与此同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让位于”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穆时英、废名等。何也？这中间除了传统阶级意识、国家意识的“淡化”，经典边际的模糊、认知方式的变化，以及市场（资本）的作用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由。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总体上指向二元论的解构，最终为去中心的广场式狂欢提供了理论或学理基础。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之间选择后者。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在于时代，尤其是建立苏维埃的诉求为列宁重新审视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提供了新的维度。于是，国家的阶级利益发生了变化。当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即国家意志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时，国家意识也便包含并超越了阶级意识，成为更加宽泛的价值观了。因此，当代美国主流学界冷落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可以理解，而我们紧随其后、欲罢不能地无视和轻慢后者就令人不明就里了。同时，鲁郭茅、巴老曹或张徐周、林穆废的彼落此起或许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林林总总的下半身写作的风行、走俏当可说明这一点。这其中市场价值取代国家意识的例子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国家意志有阶级属性、有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今，国家和阶级尚未消亡，强调国家意识并未过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彰显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因此，国家意识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凸显并指向最大公约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