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对《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召集这次研讨会表示感谢，两家报纸确实在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加强文艺批评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觉得，媒体正在党的领导下，营造健康的、活跃的文艺批评氛围，促进文艺的繁荣。我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工作者，感想有三： 第一，我非常赞成，搞好文艺批评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标准，即习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按照唯物史观，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美学的也必然是艺术的，艺术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文艺批评标准的混乱，必然导致文艺批评实践的混乱，搞成是非不明、褒贬不分了。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理论指南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中央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优秀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历史品格，后者是美学品格，同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评范畴里下判断，当成批评标准。那样会给人一种误解：好像有一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必须当成标准，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恰恰就是凶杀、打斗、床上戏之类的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这正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其实，推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作为标准去衡量各种门类的文艺作品，是不科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是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的，并无具象，没有观赏性；音乐作品是听众用耳朵来听的，也无观赏性；至于“五个一工程”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那就更不能用观赏性标准去衡量了。应当看到，电影界近30年来确有一种未能科学认识观赏性、清醒追求观赏性的盲目倾向。面对市场，提出观赏性需要重视是有依据的。但对于创作者说来，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便是要靠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所以，历届党代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历来都用“增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为标准，这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把受众提升到作品的历史品位与美学品位上来。而观赏性却没有指向性，它是因人而异(不同人有不同的观赏情趣)、因时而变(不同时代条件有不同的标准，“文革”中的毒草如今成了香花)、因地而迁(不同鉴赏环境下会有不同的鉴赏需求)。须知，要真正解决观赏性这个矛盾，必须按范畴学规定的，什么范畴的矛盾，只能在什么范畴里面解决，并且关注到相关范畴里面有内在联系的矛盾就可以了。马克思有句名言：再美的旋律，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我的导师钟惦棐先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再好的电影，对于不懂得欣赏电影基本法则的观众也是没有用的。他这个话讲的很深刻。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都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因此，我们首先要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才能解决好观赏性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努力净化鉴赏环境。现在的环境必须净化，电影市场院线，主要的黄金时段全部给赚钱的片子，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好的影片根本排不上。我们在评金鸡奖的时候，十几个放映厅除拿一个给我们看外，其他放的全是《小时代》《港囧》之类，怎么办？环境不净化，相反却把观赏性的问题推给创作者解决。结果，愈如此观众素养愈败坏，鉴赏环境愈糟糕，于是，创作者就去生产格调更低下的作品，创作与鉴赏之间的恶性循环便产生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第二，我们是批评工作者，我们要执行好标准，就要从根本上在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努力科学化。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特别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吃了苦头。应当说，在战争时期，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有其合理性。但前几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又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把过去的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变成了用利润方式和经济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学习辩证法，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把长期以来影响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自觉转化为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文艺批评就可以走向繁荣。我举一个例子，昨天《光明日报》为《芈月传》开会，郑晓龙曾以执导《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蜚声屏坛。应该说，这是位有思想艺术追求的有才华的导演，他塑造的不少艺术形象，都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争议。刘惠芳形象出来了，誉之者众，说代表了人民对善的深情呼唤，但是也有批评的，批评的就说这个形象把我们妇联搞了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都冲淡了，这很正常，有说好和不好的，这就有了争鸣，真理就愈辩愈明。当时《求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渴望热”后思录》，就分析了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这个问题，《芈月传》出来，争议很大，上海有文章说一味讲宫斗，缺失了现代性的反思。但全剧并未止于写宫斗，该剧顾问、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报》就这段历史写了文章，阐述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电视剧艺术家徘徊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进行审美创造，造成了文化现象：不仅是观众议论，史学家在理论，都在议论，这种电视文化现象，诱发了中华民族群体性的史学热。文艺批评在其间是大有用武之地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好多人过去不认识那个“芈”字，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43个太后执过政，她是第一个，叫秦宣太后，最后一个是慈禧太后。大家研究这段历史，学习历史，弄清历史，这个氛围很好，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历史修养和历史意识。这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百家争鸣。所以我说，关键在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 第三，要善于和谐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要营造一种和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和氛围环境。艺术养心，氛围养人。我上世纪80年代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作家与批评家》。我的导师钟惦棐和上海的谢晋为至交，谢晋每有新作，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都到京请教钟老。在振兴巷6号钟老家，他们两个老头于葡萄架下喝酒，他们都是酒仙，推心置腹，无话不言，但是到了文艺批评的研讨会上，他们却是不留情面，刺刀见红。比如，钟老在《谢晋电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评价，既肯定了谢晋紧跟时代执导《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优秀作品，也批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还执导过“打走资派”的阴谋电影《春苗》，而钟老故去后的历史更证明了他判断的预见性，因为谢晋晚年执导的《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女儿谷》等多少旨在赶时髦受西方深挖“人性深度”的影响，而缺少对中国现实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当时谢晋读后，深受启迪，思之良久，夜不能寐，他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你导师一句话够我想一辈子，受用终生呀！《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反右斗争中一位叫吴遥的地委副书记，为了把手下的漂亮女干部宋薇抢到手，居然把尔的丈夫罗刚打成右派，然后借“划清界限”逼宋离婚改嫁给自己。影片上映，影评界反映强烈。赞之者称“深刻得很”，揭示了“左”的历史渊源；但批者说“反动得很”，是诬蔑共产党的。钟老连夜给《人民日报》赶写了一篇影评《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指出：《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但人们不能因此否认生活中吴遥们的存在。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即便不出吴遥，也会出张遥、王遥的，历史是由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因素的合力铸成。而艺术反映历史往往要经过道德评判这一中介，艺术甚至离不开道德评判。他主张要辩证地把历史分析与道德分析综合起来。此文既出，两种极端之论都平息了。钟老与谢晋，堪称是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