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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发展脉络有着相当大的变化，受到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政治文化的约束。俄罗斯社会转型是急风暴雨式的变革；俄罗斯的变革依赖平地而起的寡头；俄罗斯向自由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充满艰难和曲折；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其特殊性；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 【关键词】俄罗斯 社会转型 民族文化制约 民族自我意识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个阵营破灭，冷战结束，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1世纪初的“9·11”事件又使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互相交织。这些事件使国际地缘政治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 然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却有许多不同，这恐怕缘于其受到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政治文化的约束。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也不例外。苏联解体及其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我们对俄罗斯的研究思维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实际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方向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叶利钦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普京及以后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俄罗斯发展脉络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一、俄罗斯社会转型是急风暴雨式的变革 俄罗斯人的性格和俄罗斯的文化对社会转型影响很大。俄罗斯人的性格是倾向于走极端或理想主义化。面对这么大的社会变革，改革者头脑发热，最早设计了“三百天计划”，三百天要达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后又制订了“五百天计划”。当时人们都以为全盘西化就像药物一样，服了就可以见效。只要改变制度，生活就会好起来，国力就会增强。这是俄罗斯一个普遍的、糊涂的思想倾向，实际上这种幻觉式的社会变革想法很快就像泡沫一样破灭，俄罗斯民众又转向了传统文化观。苏联解体时，几千万党员没有人上街反抗，军队也没有起来维护自己的政权。为什么？因为苏共在执政后期，治国方针和认识方面存在严重错误，造成了思想混乱。许多人认为，只要改变体制，资本主义可以一蹴而就，就可以实现童话中的理想国。这种极端想法不仅是接受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而且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苏共本身发生的根本变化也为这一社会后果推波助澜。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受到影响，变得更倾向于极端、激烈的和革命式变革而不计后果。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二、俄罗斯的变革依赖平地而起的寡头 俄罗斯的变革实质上不是变换旗帜就能解决的。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就要有一个阶级或阶层来执掌政权。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与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发展的水平是一致的。改变政权以后需要有一个阶级来支持，而不是原来的共产党。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叶利钦采取的办法是用行政的手段和国家的权力来尽快扶持并制造一个阶级。这种粗暴简单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叶利钦把苏联七十多年建设积累的财富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拱手相让。叶利钦政府使那些获得财富和资源的人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保护他们，政权保护他们，他们变成了资本家。当时，俄罗斯共产党力量还很强，新生的既得利益阶级就起了维护新政权、抵制俄罗斯共产党的作用。这是政权的私有化，不仅仅是资本和财富的私有化。叶利钦采取的第二种方式是平均分配所谓的股份。这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有趣现象。传统上，俄罗斯文化主张公平，民粹主义、乌托邦影响较为广泛。苏联解体后，实际上就存在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化。这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耕者有其田，工厂的资产，每人一张券，大家就把它平分了，管理层稍微多一点。但是这张券是一张废纸，如同俄国历史上土地改革中的土地份额一样，实际上不具有股票的意义，也没有股份的意义，只是理论上的一份空头支票。普通百姓没有认识到这张纸的意义，把它拿去换伏特加和蔬菜。苏联原来存在的特权阶层或利益阶层里一些有资本经营思维的人，包括苏联改革后期对市场概念有些认识的厂长和公司经理就来廉价收购，收购以后，资产就由分散转向集中。这两种途径都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这种通过政权直接制造阶级的方法，使得后来的总理、副总理都成为新阶级的代言人。它不是在市场上形成的阶级，是政权培育的阶级，因此它就要介入政权，共享政权。1996年前后，叶利钦执政下的国家连给大家发工资的钱都凑不起来，就只好向它培育起来的寡头借钱。这时寡头开始瓜分那些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和资源部门。瓜分到金融部门，即银行系统，就形成了金融寡头。油田也被分配到个人手里。当时甚至形成了本阶级内部重新划分资源的现象。这里所讲的资源不是最初的经济资源、市场资源，而是政权资源、政权里的份额，到1996年总统选举时叶利钦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后，他搞了一个打击寡头的运动，但收效并不大，直到普京时期这个问题才部分得到解决。但是，没有寡头的支持，没有这个阶级的形成，叶利钦政权很难维持。这是平地崛起的阶级，实际上这与俄罗斯选择的制度本身有关系。官僚与寡头一旦结合、政权与资本如果联手，就势必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三、俄罗斯向自由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充满艰难和曲折 俄罗斯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迅速急转，这个过程充满艰难和曲折。传统的俄罗斯文化崇尚平等、公平、聚合、民粹主义思想。社会主义70年的教育也是高举平等和均权的旗帜。在社会改革方面，无论是普京时期，还是现在，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因素都并未全部改变。比如在医疗领域，私立医院发展起来了，但大多数的医疗还是免费的，即使付费，也较低。叶利钦后期和普京前期进行社会改革时，提出公共事业改革和公共设施改革。涉及水、电、气领域的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因为社会主义时期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很低，要改革起来很难。例如，苏联时期居民家中都不安装气表，俄罗斯要对此进行改革就要生产和安装这些仪器，制定新价格，直到现在这方面的改革都没有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那些福利，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今依然存在。俄罗斯的地铁一直保持低价，开始涨价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对卫国战争英雄、老战士和退休老人的优惠政策包括乘车免费等一直保留着。后来，对这些从社会主义时期延续下来的优惠实行货币化，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第一，从货币化过程中拿到的钱不一定能弥补过去的福利，有些人对此不理解。第二，地方财政负担增加，实行货币化需要地方财政拨款，难以实行。所以这项改革不但受到老百姓的抵制，而且受到地方政权，甚至是财政部门等机构的抵制。在俄罗斯社会改革方面，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传统政治的影响非常清晰。 四、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其特殊性 俄罗斯文化观念的影响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进程是有约束的。市场经济的建立，绝不像依靠政权扶持一个阶级那么容易，也不能像依靠暴发户借助于政权转移财产那么简单。这种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直到现在，俄罗斯也没有完全建立一个结构合理、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机制。这就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其中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和传统文化问题。 俄罗斯发展道路越来越体现其本土性特征，也就是发展道路俄国化问题。从历史上讲，俄罗斯发展、强大的过程和西学是分不开的。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无论是文化、制度、观念，还是人才上的引进，对于一个帝国的强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细细分析，俄国的发展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开始时呈现“拿来主义”，由于思想根源很重，拿来后都有一个消化不良的过程，拿来的东西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发展问题，最后，还是将本土的文化、观念、体制与西学相融合，而不是用西学替代。应该说，这种现象从历史到现在没有改变，其中当然也包括苏联时期。它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列宁主义化和斯大林主义化的一个过程，后期戈尔巴乔夫摒弃马列主义，搞社会民主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西学，但到了俄国这块土地就要适应俄国的国情发生变化，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得到发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俄国化，就是列宁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斯大林对列宁的理论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和进行变化。最后，苏联社会主义成为另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但为什么变成了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人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斯大林模式，实际上笼统地可以称为苏联模式。 即使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实际上也有西学，戈尔巴乔夫要改造社会主义，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带有一些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想标新立异，他想以人道的社会主义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但是仍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实质上可以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苏联没有社会土壤，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必然的。其实俄罗斯在早期的时候有社会民主党，为什么这种社会民主党不能走上政权？为什么二月革命不能引导俄国走向二月革命所提倡的发展道路？原因就是西学到了俄罗斯以后，受俄罗斯文化和皇权思想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因水土不服始终不能淋漓尽致地在俄罗斯的土壤上发挥作用。有人说斯大林的体制是专制体制，这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文化毕竟是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它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它摆脱不了民族文化的约束。俄罗斯文化对皇权思想、对社会主义体制影响很大。以斯大林为名义的个人崇拜和以政治局为名义的集体的个人崇拜，都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表现。 到了叶利钦时期，又掀起一个西学的高潮，这是俄罗斯人亲身经历的西学高潮，完全西方化，觉得什么都是西方好，体制上有顾问团，改革设计方案都是生搬美国人的做法。外交也是“一边倒”，叶利钦有个“民主斗士”的头衔。但就是这个提倡西式民主的叶利钦仍在搞强权政治，仍是个强权总统。他扭曲了“三权分立”，设立了议会、总统、政府的框架，但是其运行的机制中仍是个人意志的表现，仍然体现其个人专制的思想，包括叶利钦建立的宪法，是在全盘西化的情况下简单出台的，总统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世界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一部宪法。在高举的民主旗帜下，所谓的民主宪法却规定那么大的没有任何制衡的个人权限，仍然是皇权思想的集中表现。 因此，从文化上讲，无论社会主义时期还是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对最高权力的盲目崇拜和依附一直没有实质的改变。 五、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 苏联解体以后，地缘政治观念没有发生变化。从沙俄到苏联一直到现在，俄罗斯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对地缘政治的认知基本没有变化。如果说变化，那也是微调。调整只是方式上的改变，比如苏联时期通过两个阵营，现在通过多边外交等方式，但是它的地缘政治观念确实没有根本变化，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没有发生变化。俄罗斯的民族自我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有吸纳西学的成分，但西学始终只是第二位的，其本体性还是民族的。苏联解体初期，西学依靠政权来传播与推进。到了普京时期，也是通过政权的力量对自由主义进行打压，通过政权的力量规范自由主义。普京所依赖的“统一俄罗斯党”就自称保守主义的政党。为什么打保守主义的旗帜？因为政权得到巩固后，不再需要西学来为它大张旗鼓，而是需要传统的力量来维护其权力，促进其发展。俄罗斯发展道路不是社会自然选择，而是政权的选择。同时俄罗斯社会激进性和保守性相互交替，共存互动。叶利钦时期，从理论上来讲，他是在不懂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搞市场经济，又是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没有先例。俄罗斯在这个时期遵循的理论，有殖民化倾向，没有自己的东西，但西方的东西又解决不了俄罗斯的复兴和发展问题。到了普京时期，回归传统，本土化发展的倾向非常明显。 普京当选总统伊始继承了叶利钦政权的两点做法：其一，社会制度上不能走回头路；其二，继承“三权分立”的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他在俄罗斯本土化的方向上走得很远，比如实行“可控制的民主”等。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国内因素决定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环境在外部遇到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全球化过程。俄罗斯需要对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进行定位。到现在俄罗斯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因为它对自身利益的认识是相当矛盾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怎么走，怎么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目标是确定的。这受对俄罗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认知的影响。应该指出，俄罗斯提出“可控制民主”是在什么国际背景下提出的，除上面提到的全球化因素之外，还有其他来自外部的对俄罗斯核心利益的冲击：一是欧盟东扩，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空间进行挤压；还有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发展的战略空间进行挤压。俄罗斯几乎处在北约的战略围困之中，在其南部也就是其战略软肋受到北约的直接威胁。为什么说几百年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观念没有变化？就是在它的观念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欧盟和北约东进对俄罗斯是致命的威胁。苏联时期东西方是对立的，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在根本利益方面也是对立的，只是对立的方式不一样。目前，在方式上，俄罗斯还是想以加入北约、加入欧洲这种方式来阻止“东扩”，但是欧洲人把俄罗斯文化视为欧洲文化的异己，俄罗斯本身也自称是独特的欧亚文化，俄罗斯想融入欧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欧洲和西方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却有疑虑。最近几年，俄罗斯公开宣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原苏联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确定为它的势力范围。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频繁策动“颜色革命”，这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美国人对俄罗斯的战略是，俄罗斯虽然改变了制度，但民主程度还不够。只有民主，对美国才是最大的安全系数。美国人认为，苏联解体后，一次革命解决不了问题，不足以使俄罗斯等国成为美式民主的典范。策动“颜色革命”就是要继续改变俄罗斯的国内社会制度。普京当然不能接受西方的干涉，就实行“可控制民主”，这是外部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老百姓为什么赞成他搞“可控制民主”？这是俄罗斯本土文化在起作用。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际上也脱离不开俄罗斯的民族自我意识和俄罗斯地缘政治观念。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长远考虑，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居，我们必须与其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叶利钦时期有些过度的理想主义，我们对战略伙伴关系也有些理想主义。普京时期，双方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认识都植根于现实主义。实践证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赢”的新型的关系。总体上讲，战略上的合作，根本利益的互相关切，对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等大方面的合作卓有成效。但双方的合作深入到具体的领域，特别是到了商业领域，分歧就会出现。在某些具体领域，双方不能完全追求共同利益，而是要遵循互利原则。共同利益是发展的基础，对不同利益要能正视，不能追求完全的利益一致。我们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所以，在很多方面的合作都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