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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文学史书写者普遍的沉默中，历经兰州大学师生四年的辛苦劳作，第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在西部问世了（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112万字，以下简称《通史》）。这是一部把理论命题真正落到实处的文学史，细密，厚实，深远，富有原创性。 顾名思义，《通史》的最大特色体现为它的通史意识。何谓通史意识？就是用历史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放在20世纪的整体视野中去观照，以求获取一种一以贯之的文学史秩序。通史意识渗透在整部文学史书写的方方面面。如同文学作品具有多义性一样，这种通史意识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双重性。第一，《通史》既是一部贯通的文学史，又是一部全面的文学史。流脉的清理，是《通史》着力的工作。纵览全书，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流脉，有思潮的，有流派的，有文体的，使纷乱的文学史事实显示出隐藏的秩序。如把现代短篇小说的源流上溯到清末的谴责小说，把问题小说的影响下移至乡土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把建国后的革命英雄传奇上溯到解放区的拟章回体新小说，把《讲话》的精神一直推移到新时期的“二为”方向。此外，《通史》对单个作家的描述体例做了大的改变，不是写其某个阶段，而是写其一生，从建国前一直写到建国后。也不是孤立地描写某个作家的一生，而是上溯他的师承，下探他的影响。尤为可贵的是，《通史》在努力贯通的同时，还兼及了文学史书写的全面性和公允性。最近，一部分青年学者撰文批评时下文学史中作家作品的缺席，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连作家作品这样基本的文学要素都被抽空了，文学史还像文学史吗？《通史》实现了作家作品的回归。既有作家创作道路的介绍，又有作品的精微分析，有的章节甚至还给读者带来赏析的愉悦。在一个喜欢酷评的时代，《通史》尽量持守一种公允的立场。如评价“痞子”作家王朔，既指出其游戏叙事的负面效应，又肯定其有助于我国文学冲破各种束缚走向多元化，显示了一种辩证思维。另外，《通史》还打破了通行文学史限定的大陆疆界，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疆界扩展到香港和台湾地区，辟专章介绍港台文学，辟专节介绍金庸、白先勇、洛夫等重要作家。第二，《通史》既是一部资料史，又是一部学术史。作为一部112万字的皇皇大著，《通史》在作家、作品、思潮、文体等方面提供了详尽的资料，有的还是第一手资料，填补了现当代文学史的若干空白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一部本真形态的文学史，逼近一个史料型的文学史原型。当然，资料也不是简单堆砌，都是经由学术眼光的过滤才进入文学史的，许多地方极有见地，成一家之言。如对“海派”概念的复杂性，给予了合乎实际的再阐释，纠正了现代文学史对“海派”一词的边界不明和误用。并通过对海派、上海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的梳理，指出当时的上海文学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流派总的名称应以“上海现代派”为宜。可谓洞若观火，有很高的学术含量。第三，《通史》既是一部展开的文学史，又是一部精警的文学史。由于有足够的容量做后盾，对其它文学史虚晃一枪的许多关节点，《通史》以务实的作风做了深挖和细挖。如留出大篇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发、十七年的小说，文革的地下文学和1990年代的文学做了详尽的描述，甚至还对黄翔和食指的诗歌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对文学史上关节点的展开，撩开了历史留下的迷雾，弥补了文学史的残缺。但展开并不意味着拖沓和冗长，与此同时，《通史》也展示了非凡的概括力和整合力。许多论断一语中的，极具穿透力。如它指出，先锋小说是对外国后现代小说的提前模仿，新写实小说是写实的骨骼现代主义的肌质，文革文学语言可用“庄重、典雅、仰视、溢美”八字概括，王小波作品揭示了特定时代下生命的顽强存在和这个时代生活的荒谬性。第四，《通史》既是一部整体观照的文学史，又是一部个性凸现的文学史。《通史》并没有忘记文学史上那些特行独立的作家，如把李金发、废名、王朔、王小波、高行健列为单节重点介绍。这些作家在文学史上显示的是另类的姿态，非议最多，常常是被史家遮蔽的对象。《通史》摒弃非文学因素，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显示了对文学本体和创作个性特殊的兴趣。对个性作家的重视，并非不顾文学史秩序。相反，往往隐匿着一种更为卓越的史家眼光。个性作家的出现，往往是文学史上的大事件，造成文学叙事的革命性转换，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学史意义。如为什么把李金发、废名单列一章？因为李金发是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始作俑者，而废名是诗化小说一脉的鼻祖，其影响波及沈从文、汪曾祺乃至当代作家阿城、何立伟。 《通史》精准地把握住现代性这一维度，可以说是把握住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而现代性诉求和民族灵魂的重铸是紧密关联的，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手段。《通史》纵向考察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梁启超的“改良群治”到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从沈从文的“民族品德的重造”到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文革文学的“纯洁性追求”到新时期文学的“人的觉醒”，无不是借助文学的方式在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20世纪中国文学表面上纷繁复杂变幻无穷，但在内部始终藏着这个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通史》虽然未敢贸然接受“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分期概念，但它的时间上限已延伸到晚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梢运阕鳌岸兰椭泄难贰笔樾吹囊徊糠帧！锻ㄊ贰吩谘跎系囊庖遄匀恢匾氖导犯褚残砀右俗⒛俊！?0世纪中国文学”倡导已经20余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陆陆续续出过一些新成果新方法，对学科建设颇有启示意义，但客观地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从内部打通的文学史几乎没有。光是把现当代文学的资料强行扭结到一起是没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找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命脉。《通史》在总结其它文学史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实现真正的打通，不管成效如何，这种勇于实践的品格是可贵的。 原载：《文艺报》2007年3月30日第三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