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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人说，天津古籍出版社经营欠佳，濒临严冬局面。正当风雪交加之际，天津市出版局慧眼识人，毅然起用与我是老朋友的刘文君女史，让她担任社长、书记、总编辑，集大权于一身。果收起死回生之奇效。而今此社日上蒸蒸，在古籍社中令人刮目相看，使我惊叹不已。可见，事在人为。我久已想送她一副联语，文为： 刘氏掌权成武帝，作家知己有文君。 据我远观，她的选题规划很好，首先着眼学术性，其次为可读性与收藏性，再次则是取人之不取与不知，而不以市场的一时成败定方针。也就是说，以学术为本，不以利润为先。这是一条阳关大道。只要走正了，却是不愁名利双收的呢！ 《〈名师讲义〉丛书》就是她的杀手锏之一。构建这一套书，想必动了不少脑筋。敦请季希逋（羡林）先生作“总序”，绝对高招！到处找稿源，南舾北驾，既劳心，复劳力，也够忙活一大阵子的。至于讲求优美装帧、大方版式，已使这一套书摇身一变而成一种既可阅读又可珍藏的稀见品种。犹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套四十种“中国文化史丛书”，那是很有些抗战时期抢救文化的意蕴的，出版商是爱国的，商务印书馆经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大火的损失，对日寇恨透了。抗战中出版这种书，为义不为利。可是，来稿五花八门，文言、白话的全有；长短不一，长的必须编成两册，短的薄得只能勉强装订成一小本。质量当然不一致，一销售就看出来了，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初版，在五十年代初成为奇货可居之物，即其明证也。持以与《〈名师讲义〉丛书》相比较，有同有异。笔者不敢有所轩轾，但从出版角度看，似乎都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留待研究比较出版史的专家仔细评量可也。 刘社长直接统率的办公室主任赵娜女史，绝非池中之物。她对社里的事，可谓全身心地投入，多方设法。即以先师游先生这套《中国文学史讲义》而言，她是费尽心思啦！她自己化名“吴鼐”,在《古籍新书报》第42期（2006年2月28日出版）头版刊登专稿《一代宗师薪火传———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给予此书高度评价。然后驰函下走，曰：“要写大师的学生回忆当年授课的文章，要求文笔生动，有细节（即大师讲课的剪影），可读性强，既谈老师又评讲义。字数两千。”这可罢了我了！查先师的这批讲义撰写于1929—1932年之间，当时听课的学生散在四方，现年多在九十五岁以上，且多已作古。上哪儿找去？为此询问了许多人，都说难办。 退而求其次，虽然缺少那时的讲义，可是还有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呢？我能想到的也都在八十五岁以上，大部分逝世了，剩下的也老态龙钟，经鼓动奉劝也都说动不了笔啦！复员后的沙滩老北大的呢？据业师吴小如先生说，1947年秋末，游先生方自江西老家赶回，匆匆上文学史课，中间游行罢课多次，1948年初夏匆匆结束，其间重点跳跃式选讲重要内容，刚讲到南北朝即结束。此课笔记，经“文革”而无存。吴先生说，让赵娜找白化文想辙去！ 我能想出什么辙来！想想解放初的沙滩北大。据1949年以第二志愿（第一志愿为中文系）入北大哲学系的萧豹岑学长在1950年我入系时（当时萧哥方转入中文系二年级）对我说，1949年，游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据老学生传授说，当时北大考试采用百分制，游先生看卷子异常严格，差一点就扣一分，不及格的要补考。所以，萧哥和中文系一年级的优等生柴鹏飞暗中较劲，猛抄死背笔记。考试前，萧哥蹲在民主广场一侧，备酒一壶，背诵笔记至得意时，便抿上一口，大有以《汉书》下酒之意焉。最后，两人均得100分。我想，这可能是先师最后一两次使用自编一年制通史型讲义授课。可惜讲义无存。萧哥久逝，笔记料已不存。柴鹏飞于1952年合校前调去学习东欧语文，听说后来在驻外使馆工作，不知他的笔记尚存否？ 院系调整后，在北大燕园，中文系本科中国文学史分四段讲授。游先生主讲先秦两汉这一段，使用自编讲稿。当然，这就与通史型有别了。我有幸于1952年秋至1953年夏听课一年，是为游先生首次开此种课。同学中笔记较勤者颇多，不知经过“文革”，是否尚有存留。我和山荆所记，本来就略存大意，现已不存。后来，游先生主编教育部部颁《中国文学史》教科书，那是成于众手的。我听课的综合印象是，游先生是一位待学生十分和蔼但仪表威严的老师。怹老人家那时不过五十二三岁，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位蔼然仁者与老者。怹穿毛式四兜中山装，冬棉夏单，均采灰色基调，略分深浅而已。领口永远扣着，可见是定制的，非常合身。 我虽腆颜自称是游先生的学生，可是当学生的时候自觉尚未具备“及门”的资格。先生与我熟悉起来，乃是1975—1978年间的事。彼时，游先生住在燕东园34号，我住在成府书铺胡同甲二号，居止接近。沈玉成和金开诚分别从下放地点回来，他们都是先生的老助教，就带我去晋谒。老师看我尚能尊师，又能倾听师训，颇为高兴。“文革”末期，老师找不着几个陪着聊点学术而又不去瞎汇报的，偏巧我是个“杂学”，能顺着老师的思路，似懂非懂地搭上几句。我又不在中文系，与他们不搭钩。老师有点喜欢我了。有时还让我到北大图书馆去借书。山荆是北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管理员，我收近水楼台之便。老师最讲规矩，每次借书，都让我拿着怹的借书证。我说不必，用山荆和我这两个老学生的证就行。怹说，要按规章制度办，你说我是你的老师，老师就要处处给学生做样子。这话对我触动极大，后来我面对自己的学生，就时时想到要做出样子来。 不久，发生了两件又令我触动极大的“小事”。“文革”后不久，我还有带学生下乡的任务。一次，老师有一阵子没见我来晋谒，竟然由二师姊（即为此书写“后记”的游宝谅女史）陪着，手持“鸠杖”，走到书铺胡同舍下来。偏偏山荆和我都外出了，家属说明情况。待我归来，一听大惊，赶紧趋谒。老师也没说什么。过几天，老师忽然说：“你还没有动过我的筷子呢！”意思是要传我和山荆到游府吃饭。我又大惊，忙去问沈玉成，他当时是个在北京没家的人，常在老师府上蹭饭的。据他说，老师从来只招待关系亲密的“入室”弟子。每次请客，必有一只炖鸡上桌。他会来作陪的。我想，这是老师看出那时我家太穷了，想给我们打打牙祭。可我基本吃素，吃饭时又有许多毛病（如至今不会正确使用筷子）不敢当老师的盛宴，因此，谦谢不遑，没敢赴宴。自经此二事后，感觉师生关系近了几层。后来，我还给老师办过几次叫出租汽车去中医研究院接耿鉴庭老大夫来游府出诊的事。老师总认为耽误我的工夫，时露歉意。殊不知我已经数十年没坐过小汽车，坐着坐着飘飘然呢。老师早患胸胁之疾，1978年6月22日夜，突生“气胸”，送北医三院急救。据说，急诊室住院医师经验不足，未能紧急施行外科处理即引流胸膜腔排气解压，而是留待上午主任医师上班决定。及至23日凌晨，先生即已不治。距生于1899年4月17日，先生享年八十岁。 化文不肖，未能传先生学术于万一。面对先师遗稿，游夏何敢赞一辞！建议读者必须阅读此书“后记”，知父莫若女，下走读后的感觉是：要言不烦，尽得要领，乃是阅读此书的一把钥匙。然而，我总得说几句吧。我想说的是以下两点。 一点是，解放前虽然出版了不少中国文学史的通史型与断代史型著作，可是，翻开陈玉堂同志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版）往下数，至今还戳得住的，当数专史。如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均称巨擘，堪称所属学科的研究起点站，后学还得由这里从头学起。通史呢？鼎鼎大名的有郑振铎先生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可是，材料多，观点是那一时期的。解放前出版的著作，大多犯此种毛病。解放后，几部“国定本”性质的大著作一出，很能显示我们泱泱大国的学术水平。羯鼓声高，一时难以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于此可见，写一部通史真的很不容易。好在解放前在这个领域内禁忌不大，个人写通史，可以放手按自己的见解写，容易写出特色来。如我读大学之初的1949年，为考转学，对照细读朱维之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林静希（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此书发行量不大，北方难得），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前述郑振铎先生的大部头。体味他们不断在表述中提出的各自的许多观点，真有逢源之乐。後来，国定本和“苏式”教学大纲出笼，虽然几十年中有新的本子出现，但有如广播体操换过几套，只是排列组合的变异。我自愧国定本出现后就没有再看看解放前的各种专史。听游宝谅师姊说，游先生这部讲义出版前，曾请曹道衡大学长审读过，他当然也是头一次阅读，感觉非常惊讶与敬佩，说，现在学术界一些争论的问题，在游先生的讲义里早已讲明白了。我听后想，这也许就是出版这批名师讲义的初衷。但是，这需要有一定水平的人踏下心来，用多种材料对照，仔细阅读。初学者用此种方法去阅读，亦不失为一种提高之道也。 游先生这两部讲义只到“南北朝”为止。我怀疑，先生可能从未把讲义写到唐代以后。因为，解放前在大学里讲中国文学史，大概哪位老师也没有讲完过。也是据吴小如老师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听朱佩弦（自清）先生讲此课，朱先生是最认真的，也只到“元曲”。戏曲小说非游先生所长，就是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前面的那样精彩。我们正不必为此而感到遗憾也。解放后的“苏式”大纲及集体作业，却是一以贯之，从先秦一直写到当代，包罗万象，亦自有其优点也。 下走奉命作文，继“吴鼐”而更加无奈。既惭不能摹写先师音容笑貌，又不能对老师的遗著有何补苴发扬。而且，这篇文章本不该由我来作的，现在竟然让下走承乏，这是怎么回事呢！环顾左右，不无“孤城落日”之感焉！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