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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解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文艺学中国化过程中，每一时代都体现了不同的理论倚重，甚至在个别历史阶段造成了误读。而曾永成的《回归实践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解读》（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是一部在当今和谐语境下，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深厚内蕴、拓展文艺学新视野的作品。 首先，此书将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人类学论述作为理论原点解读。以前的学者（如英国的莫里斯·布洛克、中国的鲁越等）把视点投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作品，而曾永成的这部书把视点投向了早期作品（如《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基于此，曾永成认为“早期作品的实践论人类学论述实际上是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这种新解读，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的整体形态，并且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社会实践革命化的思考和行动，都是以人类学作为理论起点，而最终形成实践论人类学。这种新解读有现实意义，现实的“构建和谐社会”有了哲学依据，即“构建和谐社会”本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人类学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 其次，此书将马克思实践论人类学做了更进一步的现实观照。《回归实践论人类学》是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导读》的姊妹篇。这两本论著贯穿了一个主线：那就是强调文学甚至人学的“自然性”！但是前一部书只是从学理上提出扩大文艺观照视角的可能性，主张要用广角镜审视我们的生存环境，并认为文学可以甚至应该对生态环境进行主题关怀。而《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则更进了一步，提出了“生态学化”观念和“以‘终极科学’优势促成文艺学的学理跃迁”、“在生态伦理学的启示下调整文艺价值观”等观点。这种进一步学理思考和新解读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就是在当下的和谐语境下，要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就必须倡导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生态精神，那就是尊重多样性，因为“只有尊重多样性，才能保证个性发展的广阔空间，才能在多样性的综合中生成更高的形态，并且保证人性生成过程中的生态平衡，使多样性的人性可能互补共生，甚至相反相成”。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思考，并不仅仅如他所说“是文艺学建设的当前课题”，而是这本书似乎超越了文艺学学科考察本身，正在确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文化研究显学和文明发展模式。 第三，这本书在文艺学视野当中提倡走向“类的融通”。曾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人类学具有“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在此书的第四章中，著者用开放性的思考，“用意境的眼光看恩格斯的散文《风景》”、“对意境观念的实践论人类学阐释”等的论述，打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性格”论和“典型”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意境论之间的隔膜。这种“类意识通观”在和谐语境下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我们提倡“和而不同”，但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同”不会有绝对意义上的“和”。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人类学阐释东西方文化，就可以从对峙（对抗）走向对话，从绝对隔离走向相对大同。曾先生在此书中提倡的“类意识通观”既防止了西方中心主义，又防止了“本土主义”。这种主张“代表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在和谐语境下就更有一种学理前瞻意义。 原载：《文艺报》2007年08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